公元2025年3月7日 夏曆乙巳二月初八
◉本期目錄
◼︎【編輯小語】取法乎上 | 編輯部✍︎ |
◼︎【奉元問學之一】孟子論文王之四:文王善養天下大老 | 潘朝陽 |
◼︎【奉元問學之二】《清代的歷史地位與新清史》參考書目 | 徐泓 |
◼︎【奉元問學之三】三國謀士之三:郭嘉、荀攸 | 尹建維 |
◼︎【奉元問學之四】中國文字之優異特質(下) | 熊琬 |
◼︎【公告事項之一】2025春季課程 | 秘書處 |
◼︎【公告事項之二】三月行事曆 | 秘書處 |
◼︎【公告事項之三】 〔奉元講座〕張競老師:如何解讀臺海軍事動態 | 秘書處 |
【編輯小語】取法乎上
文/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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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文章都跟設立一個遠大的理想,作為後人為之努力的指標有關。《孫子兵法》中說:
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敗。
唐太宗《帝範》記載:
取法於上,僅得為中。 取法於中,故為其下。
嚴羽《滄浪詩話》中說:
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
這些經典的智慧之語都在說明同一個道理,就是訂立一個目標與理想的重要。見賢思齊,向比自己優秀、傑出的榜樣學習,即便不能達到終極目標,但在努力的過程當中同時就提升了自我的境界與水準。
你知道「禪讓」政治在歷史上是否真實存在呢?請參閱:
〈孟子論文王之四:文王善養天下大老〉
你知道史學界針對「滿洲」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籍貫的爭論嗎?歡迎閱讀:
〈《清代的歷史地位與新清史》參考書目〉
你知道三國時代曹操麾下的頂級謀士郭嘉與荀攸跟有何過人之處嗎?請參見:
〈三國謀士之三:郭嘉、荀攸〉
你知道我們每天所寫的中國字同時具有六大特質嗎?這六大特質分別是什麼呢?請看:
〈中國文字之優異特質(下)〉
最後,編輯部亦誠摯地歡迎同門先進與各界同道友人,能夠共襄盛舉,提供個人無論是讀書、教學、工作、生活上的感懷,或是經典智慧應用的心得,在奉元電子報的園地中「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奉元問學之一】孟子論文王之四:文王善養天下大老
文/潘朝陽
一
孟子推尊的「仁君聖王」有兩層,一是堯舜,這是「依德」來集體推舉而「禪讓公天下」之「聖王政治」;一是文武,這是「依力」而「血緣世襲私天下」之「聖王政治」;此兩形態之政權的承繼方式有差,但其要求為政者必須是「聖王」,則不二。然而,在真正的「實證史」裏,也就是在真正的「考古史」中,所謂「堯舜禪讓」的政權遞換,只是其時在黃河流域之氏族聯盟的盟主變更而已,背後的本質其實一樣是「力」而非「德」;「堯舜公天下說」,實乃儒家託古而設想出來的政治之最高形式和內容的「理想型」。「堯舜依德禪讓公天下」的「理想型政治」,從來沒有實現;除了堯舜,孟子其次最推尊文武,則是立基於實證的政治現實,在真實的歷史中,文王建立而由武王完成的「剪商建周」,並由周公輔助規劃並且建立推展的「禮樂周文」之「封建政治制」,在此「親親尊尊」的「私天下政治」中之「仁君聖王」之形式和內容,就是孟子在實際歷史和政治結構中,最高的「仁政王道」典範。
孟子的「文武仁政觀」,是有其從遙古史脈絡而來的緣由,依傳統,習稱「三代」,那是依據夏商周皆屬黃河流域的華夏文明傳衍之體系而言,其有共同點,那就是《論語‧為政‧第二十三章》所記載的子張和孔子之對話,孔子表達的歷史傳統脈絡之承繼性,該章句如此: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在此章句,孔子所說的「禮」,依蔣伯潛所釋,包括一切典章、制度、政令、儀式以及社會上之習俗而言,其實就是「文明總體」。「因」是沿襲,「損」是減除,「益」是增加。蔣氏白話注釋整句說道:「孔子答以殷繼夏、周繼殷,大部份的禮是沿襲前代的;其所損所益,亦可考見。將來繼周而興者,其於周禮,亦必有所因襲損益,不難推想,雖百世亦可測知,何況十世呢?歷史是人類社會的演化,其間自有因果關係可尋,故察往可以知來。」[蔣伯潛:《廣解四書‧論語‧為政‧子張問十世可知章》]這就是孔子說出華夏三代史的文明傳統的有其因而又有其損益,甚至「三代傳統」亦對中國秦漢之後兩千年的歷史必有其因襲之道,否則中國就不會是中國。
但是周與夏商卻又有極明顯的典範性之差異,不然孔子就不會在肯定夏殷周的傳統沿襲之共同體之中而又點明了其有損有益;周與夏殷是有明顯的典範差異的,那就是夏商一千年,是非常神權政治的舊範型時代,而周則是人文精神之道德政治創新開展的新範型時代;前者是以大量活人殉祭、殉葬或是以之為建物基石之犧牲,將「人牲」塞入建築物的牆基、柱基之下或活埋於大門邊,夏商兩代仍然是以巫覡神權部落的恐怖統治為其主體。而後者卻完全更改了文明體質,周不是夏商那種從更古老久遠之前傳襲而來的巫覡神權部落的殺人嗜血以事鬼神的殘酷恐怖政治,周之始祖是后稷,是遙古黃河流域的農耕文明為主體的氏族部落,夏時失國而被迫遷移到今之晉陝之北鄙黃土地之邊陲,此氏族經過了天人生態的考驗磨練,由先王公劉而至太王而至季歷,代有賢君來領導族人,從絕對神權主義而轉升為具足憂患意識之敬德為中心的人文倫理道德主義,文王在西岐以此新興的人文道德主義建立了新周,吸納擴大了周族的血緣、文化和領土,而由武王東征河南,剪商誅紂,在政權上言,是周代殷而新一天下,而在性質上言,則是以人文道德仁愛型文明取代了夏商千年的絕對神權巫覡殉人之殘酷恐怖型文明。孔子認同「郁郁乎文哉的周文」,並且最尊敬周公,我們要從這一點來加以理解,這條脈絡是孔子之仁的意旨之所繫,而孟子之推尊肯定的文王,也是在此範疇和高度,才具有其活生生的精神。
二
孟子推尊文王,以其為仁政王道的典範,然而為政者是一個團體而非個人,所以,文武之政不是單獨、孤立的一個君王,而必須是一個政府,因此,優良仁政的推行者用古語來說,就是「聖君賢相良臣能吏」而組織建立的。此仁政之「聖君賢相型」政府,孟子所述多矣,此篇短文謹舉〈離婁‧第十三章〉而詮釋之。孟子曰: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孟子是戰國時代的大儒,伯夷、太公的史事,時當殷末周初,離開孟子,若依西周四百年而春秋兩百年到戰國中期一百多年來計,則起碼已有六七百多年,此兩大古賢之事蹟,一直傳承下來,而在沿襲脈絡中亦有其損益以及矇矓處。
先說伯夷。司馬遷將伯夷叔齊列為第一列傳,是尊重其讓國之德與和平主義的高節,史上說伯夷、仲馮、叔齊是殷末位於今河北唐山一帶的孤竹國的三位太子,孤竹君認為叔齊最賢,想將王位傳給他,但叔齊認為此有悖於嫡長子繼承之制,遂離開國家而他去,伯夷則又不欲違逆其父的心意,所以也離開國家他去,孤竹國王位乃由次子仲馮繼承。伯夷、叔齊聞西伯姬昌即後來之文王賢能,所以從殷而西去周投奔文王,後來武王興師伐紂,伯夷叔齊基於和平主義之主張以及諸侯不可攻伐天下共主的觀點,諫武王而不果,遂隱居首陽山且誓言不食周粟而只採蕨充饑,終究餓死。
孔子亦贊美肯定伯夷叔齊,子曰: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論語‧公冶長》]
朱子注釋說: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孟子‧公孫丑上》]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朱熹:《論語集注‧公冶長》]
依朱子,伯夷叔齊兄弟的德操是介正如石,其心清淨無穢,而且不仇恨人,惡人若能歸正,他們也會寬容而待之,所以世人對其無怨。由此可見,伯夷叔齊乃殷末周初之際的大君子,為孔子和孟子深予肯定。
孟子只言伯夷,其實也包含叔齊。他說伯夷(伯夷叔齊,後文簡曰伯夷)不恥為殷紂暴政之下為民,故隱於北海之濱。北海是在哪呢?史無確指。但必然是離開殷商中心地區而在東方或東北方的近海地區;殷商心臟是在今河南黃河以北,若以紂都朝歌而言,是位於今鄭縣之東北方向,黃河北岸地區,其西實近太行山西麓,而在其北或東北之鄰近地區,就是安陽殷墟。相對於此,北海可能就是今之河北近渤海之濱的附近區域。此處必是諸夏之外的土著區,可能就是長期與殷為敵的東夷活動生存領域。伯夷以其高貴之德風而為後世贊頌為大老,孟子直指伯夷在東方北海也輾轉聽聞西伯文王乃一仁王,其楷模是「善養老」,孟子以此彰明仁王之一個必要之仁政是「尊敬奉養國之大老、天下大老」,並非將國之老、天下之老待之為臣,而必是尊奉之為道之象徵和載體。
三
再說太公。誰是太公?他就是《封神演義》中家喻戶曉的姜子牙,亦即姜太公,也就是呂尚;姜是姓,呂是氏。史中的太公身世較伯夷更加撲朔離迷,依考古史,姜是羌族,而呂則是羌族中的一個氏族部落,周人在古公亶父亦即太王領導下,由豳南下而到西岐定居發展時,就與當地羌族相融合,太公呂尚乃是西岐羌人呂氏之裔,但孟子又何以說太公辟紂而遁隱於東海之濱?據考古史之說法,殷商殘暴,常以邊陲氏族之人作為祭祀鬼神、埋葬、建築時的「人牲」,而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的羌族,姜太公可能是從西岐而被強迫帶往今河南區域殷商中心地帶(安陽、朝歌)的一個準備充當犧牲的羌人,不知何因竟能逃逸,其逃亡方向是由黃河中游逃向下游,甚至遠至所謂「東海」;「東海」者,古史較多認為是今山東日照一帶,當地今日尚有太公島,但無論是否就是山東日照,基本上,太公避紂遠遁的地點,因孟子稱之「東海」,那就最有可能是已入於山東半島臨近黃海的地區,而這個區域是東夷之地。孟子說姜尚如同伯夷亦是「天下之大老」,其實,並非說文王初興之際,姜太公就是名重天下的大老,之所以稱頌其為「天下大老」,乃是因為姜太公由東徂西,遠從東夷地穿越殷商領域而萬里跋涉歸返西岐,回到關中平原自我推薦於文王之前,陳述了高明的兵法韜略,而文王大加肯定賞識,遂尊養之而為西周的「國老」,果然武王之伐紂,其大軍王師之擊破紂王滅了殷商而新一統了華夏,建立周朝,太公之功業偉焉。孟子追溯史事,依姜太公輔助文武而一統天下的大功業,所以說太公是「天下之大老」,於此史事中回顧了文王的慧眼識英雄的大智慧,故於章句裏高度肯定了文王的仁政王道。
四
孟子此章句顯示了重要的上古事實,其一是文王領導的周,已經是聲望和實力名聞於當時全天下的為政者和國家,且他之名望和實力的核心是仁政王道,換言之,文王是當時的唯一聖王,伯夷、太公皆是由於聖王已出新周已興,所以,這兩位大君子皆不辭萬里迢迢、艱辛困難而由東徂西入關中西岐去與文王合作;其二是伯夷、太公皆非周人,他們從東夷之地穿越殷商之地再入西周關中,證明殷末周初的上古,黃河流域的上中下游,已是多族融合而為華夏的中國;其三是孟子此章句乃是借用文王尊敬善養伯夷、太公的史實來彰著孔子以來儒家的基本政治觀,即為仁政王道,其結構和內涵是「聖君賢相」;而且「尊道敬老」是「聖君」之必要條件,「道尊於勢、藉君行仁」則是「賢相」之基本性格。後世歷朝的政局之良劣,需以文王和二老的例證以及孟子規範的「聖君賢相」之性質來加以檢視,有之就是良政,無則是劣政。證之今之臺灣政局,乃是極壞的「昏暴之君與奸惡之相」之劣政,須如武王誅紂剪商一樣,力予革去。
寫於 臺北‧天何言齋 2025.02.21
【奉元問學之二】《清代的歷史地位與新清史》參考書目
文/徐泓
筆者按:「新清史」論爭緣起於 1990 年代中期,羅友枝(Evelyn S. Rawski)對何炳棣《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的批評及何炳棣的反駁;其後,西方學者和華裔學者分別就研究立場、運用史料及論爭議題核心—「漢化」問題,開展論爭。2000 年以後,隨著論爭相關論著的陸續譯介,兩岸史學界也加入討論,論爭劇烈而白熱化,甚至出現互相指稱對方不是學術研究,而是政治認知話語權的論爭。
支持「新清史」的論著,從內亞為主體立場出發,認為大清不等於中國,滿蒙維藏獨立於中國之外。研究清史,要以滿州為中心,要注重運用滿蒙維藏文史料。清朝統治的成功,非因漢化。中華民族乃一不成功的「想像的共同體」,中國是一個「沒有真正融合成為一個民族的國家」。大清是帝國,其征服新疆就是帝國主義。中國的清史研究乃民族主義的產物。
反「新清史」論著,則認為大清就是中國,是一個五族共和多元民族的統一國家,滿洲只是籍貫。清朝統治的成功,在認同中華文化正統,採用中華傳統歷史文化。研究清史,要以中華民族為主体,針對具体事件,採用相關史料,包含漢滿蒙維藏文字史料。新清史繼承日本侵華時宣傳的「滿蒙非中國」論調,是分裂中國的陰謀的政治操作,不是學術研究。
為方便關注清代歷史地位和「新清史」的朋友,特編集相關研究論著目錄,供參詳。掛一漏萬之處必多,尚請補正。
-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https://ccumanchustudies.blogspot.com/search?updated-max=2021-08-15T06:38:00%2B08:00&max-results=11
- 台北故宮博物院清代檔案檢索系統 https://qingarchives.npm.edu.tw/index.php
- 清代檔案人名權威資料查詢https://digitalarchives.tw/site_detail.jsp?id=3238
- 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全文影像資料庫https://digitalarchives.tw/site_detail.jsp?id=3235
- 國際漢學研究數位資源•史料及檔案https://ccs.ncl.edu.tw/DR/tw/Resources?categoryid=44
- 刁書仁、劉曉東、田毅鵬:〈從「法明崇滿」到「五族共和」:清代多民族統一國家建構的思想軌跡[筆談]〉,《學習與探索》,2011年第2期,頁247-250。
- 丁萬錄:〈是民族隔離嗎?—清代民族政策管窺〉《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頁34-37。
- 支振鋒:〈為什麼重提清帝遜位詔書?〉《中華文史網》,2012-02-23。http://www.historychina.net/zz/362942.shtml
- 方維規:〈「中國」意識何以生成—勘測「新清史」的學術地層及其周邊構造〉《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6期,頁63-68。
- 王建:〈從拉鐵摩爾到「新清史」學派:西方中國史研究視角的轉換與「新範式」的漸立〉《商丘師範學院學報》, 36卷第 7期,頁73-75。
- 王田:《從內陸邊疆到民族地方:雜穀腦河流域的市場演化與族群互動》,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 王宇:〈路康樂著作《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和政治權力(1861—1928)〉評介兼論晚清滿漢關係史研究》,《民族史研究》,第 11 輯(2014),頁444-456。
- 王成勉:〈沒有交集的對話─論近年來學界對「滿族漢化」之爭議〉,收入汪榮祖、林冠群主編:《胡人漢化與漢人胡化》(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
- 王志通〈重識《滿與漢》:兼論與「新清史」研究的關係〉,《史學理論研究》,2018年第1期,頁45-55。
- 王欣:〈中國邊疆學構建面臨的幾點理論挑戰:以拉鐵摩爾、狄宇宙和濮德培為例〉,《思想戰線》,2014年第3期,頁1-6。
- 王柯:《民族與國家: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系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 王笛:〈路康樂著〈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歷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頁186-188。
- 王鍾翰:〈「國語騎射」與滿族的發展〉,《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2期,頁22-28。
- 王鍾翰:〈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1期。
- 王鍾翰:〈關於滿族形成中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1期,頁 129-136。
- 王鴻莉:〈安德森的「遺產」—以柯嬌燕、杜贊奇的中國著述為中心〉《滿學論叢》,第6輯(2016..06)。
- 甘德星:〈滿洲皇帝的漢化與大一統中國觀:乾隆五十三年御製臺灣滿漢文碑的「碑石性研究」〉,《中國邊政》,第221期(2020.06),頁85-132。
- 甘德星:語言與族群性-廣定遠錫伯/滿族認同的研究〉,收於《西域文史》第13輯(2019),頁319-334。
- 甘德星:〈孰是孰非:歐立德《乾隆帝》一書中滿文翻譯的對錯〉,《編譯論叢》12:1(2019.3),頁77-106。
- 甘德星:〈身體、語言、族群特質:愛新覺羅.瀛生的滿洲認同研究〉,《中國邊政》,第216期(2018/12),頁 57-124。
- 甘德星:〈康熙遺詔中所見大清皇帝的中國觀〉,汪榮祖主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109-114。
- 甘德星:〈滿洲漢化:臺灣乾隆御碑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編,《清代滿漢關係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603-612。
- 甘德星:〈「正統」之源:滿洲入關前後王權思想之發展與蒙藏轉輪王觀念之關係考辨〉,汪榮祖、林冠群主編,《民族認同與文化融合》,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頁119-174。
- 北斗維斟:〈從「元清非中國論」到「新清史」,西方史學界到底有何企圖?〉《個人圖書館》,2023年09月13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23/0913/08/37333099_1096280275.shtml
- 司徒琳(Lynn A.Struve):〈世界史及清初中國的內亞因素:美國學術界的一些觀點和問題〉,《滿學研究》第5輯,2000。
- 布琮任(Ronald C. Po):《海不揚波: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The Placid Ocean: Qing China and the Asian Seas)》,臺北:時報文化,2021。
- 平野聡:《大清帝国と中華の混迷(興亡の世界史)》,東京:講談社,2007。林琪禎譯:《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新北市:八旗文化,2018。
- 任玉雪:〈清代吉林將軍雙城地區的身份制度與旗界、民界(1815—1911 年)—兼論東北地區的封禁政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3年第3期。
- 向燕南:〈從政統和道統的認同看清統治者歷史文化認同的問題:對新清史論者的一個回應〉,《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46卷第5 期(2019),頁72-80。
- 向燕南:〈從政統和道統的認同看清統治者歷史文化認同的問題—對新清史論者的一個回應〉《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 5 期。
- 安北江:〈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對「新清史」再批判〉《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4-04-15
- 成積春:《從噶禮—張伯行互參案看康熙的 「滿漢一體」論》,《歷史教學》(高校版), 2007年第11期,頁21-24。
- 朱金春:〈華夏性與邊疆性:多民族國家在清代的構建〉《華西邊疆評論》,第4輯(2017.06)。
- 朱金春:〈華夏性與邊疆性:多民族國家在清代的構建〉《華西邊疆評論》,第四輯(2017.04)。
- 朱政惠:《美國中國學發展史》(上海:中西出版社,2014)頁347-354,第八章〈中國學研究新契機.國防教育法和福特基金會〉。
- 朱滸:〈美國中國史研究的「西方中心論」幽靈〉《歷史評論》,2020年第1期。
- 江風:〈新清史之爭:超越政治,可能嗎?〉《中華讀書報》,2012年8月22日。
- 何培忠主編:《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48-58,〈冷戰時期的美國中國學和費正清時代〉。
- 余梓東:〈論特定時空關係組合內的中國邊疆政治〉,《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5期,頁39-46。
- 吳元豐:〈清代滿文檔案述略〉,《滿語研究》,1997年第1期,頁55-61。
- 吳四伍:〈「海上新清史」暗含概念陷阱——評布琮任《海不揚波: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歷史評論》,2023年第6期。
- 吳建、王衛平:〈從康、乾南巡看「滿族漢化」問題之爭〉《學習與探索》,2017年第9期,頁167-174。
- 吳恩榮、程熾玲:〈紹續明禮:清順治朝國家禮制的「漢化」轉向〉《江西社會科學》,2021年第9期。
- 吳磊、徐永志:〈開闢滿族史研究新視野:讀[美]路康樂著《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滿族研究》,2011年第1期,頁93-95。
- 宋玉波、彭衛民:《「諸夏不如夷狄」?—從〈燕行錄〉看李氏朝鮮的「華夷情結」》,《學術界》,2013年第3期。
- 杉山清彥:〈マンジュ國から大清帝國へ〉,岡田英弘主編:《清朝とは何か》,頁74-91。
- 杉山清彥:〈大清帝國の支配構造(マンジュ(満洲)王朝としての)〉,收入岡田英弘:《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
- 李大龍:《從「天下」到「中國」:多民族國家疆域理論解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李大龍:〈爲什麼說「新清史」是錯誤的?〉《中國民族》,第631期(2024.05)。
- 李友東:〈從「王朝」到「帝國」的轉移——西方學術范式中「歷史中國」的意涵變化〉《史學理論研究》,2020年第3期。
- 李立民:〈清代宗學、科舉與宗室知識精英的社會認同:兼論新清史「滿洲認同」的轉向問題〉,《北京社會科學》,2020 年第 9 期,頁104-113。
- 李克建:〈清朝多民族「一體論」及其政策實踐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12期。
- 李治亭:《清代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时代变革》,《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3期。
- 李治亭:〈「新清史」:「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中國社會科學報》,第728期,2015年4月20日。
- 李治亭:〈《嘉峪關外》是一部什麼樣的書?—評「新清史」幾個觀點〉,《清史鏡鑒》第十二輯(2020.09)。
- 李治亭:〈美國「新清史」虛無主義辨〉《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04月10日。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26980574
- 李治亭:〈清代滿漢民族認同與「互化」的歷史考察〉《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8卷第3期。
- 李昭勇:〈強調「滿洲之道」的「新清史」芻議〉,《滿族研究》,2014年第2期,頁27-34。
- 李細珠:〈清末預備立憲時期的平滿漢畛域思想與滿漢政策的新變化:以光緒三十三年之滿漢問題奏議為中心的探討〉,《民族研究》,2011第3期,頁35-50。
- 李愛勇:〈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又一次衝擊其反應?〉,《史學月刊》,2012年第4期,頁106-118。
- 李靜:〈「中國崛起」的歷史敘事與當代想像:以「新清史」的「帝國轉向」為中心〉,《文藝理論與批評》,2017第5期,頁45-60。
- 李聲能:〈滿族文化對盛京城規劃建設的影響—兼論盛京城在滿族和清代都城史上的地位〉,《滿族研究》2009年第3期。
- 李懷印:〈全球視野下清朝國家的形成及性質問題——以地緣戰略和財政構造為中心〉,《歷史研究》,2019第2期。
- 村上信明:〈「民族」の視點からみた大清帝國(清朝の帝國統治と蒙古・漢軍の旗人)〉,收入岡田英弘:《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
- 杜家驥:〈從取名看滿族入關後之習俗與文化〉,《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頁37-46。
- 杜家驥:〈從古代民族之私性、國家之公性談清代滿漢民族矛盾〉《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
- 杜靖:〈海外中國學「漢化」中國之論爭:空間中國的文化生成〉《學術研究》,2015年第11期,頁94-102。
- 汪立珍:〈美國著名滿學家、清史專家柯嬌燕教授談滿學與清史〉《滿族研究》,2010年第3期,頁97-100。
- 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們的漢人鄰居:一個清代城市中民族關係的個案〉,《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頁188-200。
- 汪榮祖、李磊、殷之光、展安、黃銳傑、田雷:〈「新清史」與中國歷史主體性〉《東方學刊》,2019年01期,頁100-112。
- 汪榮祖:〈「中國」概念何以成為問題:就「新清史」及相關問題與歐立德教授商榷〉《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6期,頁58-62。
- 汪榮祖:〈「新清史」謬誤明顯,不宜盲從〉,《澎湃新聞》,2016.11.02。
- 汪榮祖:〈以公心評新清史〉,汪榮祖主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中壢: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23-56。
- 汪榮祖:〈汪榮祖再答姚大力:學術批評可以等同於「打棒子」嗎?〉,《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15年6月21日。
- 汪榮祖:〈為新清史辯護須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5年5月17日。
- 汪榮祖:〈海外中國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問題〉《國際漢學》,2020年第2期。
- 汪榮祖:〈新時代的歷史話語權問題〉《國際漢學》,2018年第2期。
- 汪榮祖:〈歷史的主體性不能喪失:美國學者「新清史」的危害給中國史學研究的又一次警示〉《北京日報》2016年12月12日。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051926135220590
- 汪榮祖:《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台北:遠流出版,2014。
- 沈昕:〈淺析「國家認同」的多元一體性——關於《清朝的國家認同》的述評〉《文化創新比較研究》,2019年第3期,頁38-39。
- 沈培建:〈一部闡示清統治者漢化封建化的力作—《歷程制度 人—清朝皇權略探》讀後〉《故宮學刊》,第15輯(2015-12),頁440-443。
- 沈培建:〈評「新清史」的概念、論點與視角:以《滿洲之路》為例〉,《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頁31-40。
- 沈衛榮:〈「新清史」的志趣不在於與歷史相符合〉,《歷史評論》,2020年第3期,頁131-132。
- 沈衛榮:〈「新清史」與中西學術〉,《國際漢學》,2023年第1期,頁17-30。
- 沈衛榮:〈漢藏交融與民族認同〉《民族社會學研究通訊》,第62期(2010.3),頁2-12。
- 沈衛榮:〈漢藏佛教藝術與國家認同的建構〉《文化縱橫》,2018年第01期,頁92~99。
- 沈衛榮:《「大元史」和「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傳佛研究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 季永海:〈清代滿譯漢研究〉《民族翻譯》,2009第3期,頁41-49。
- 定宜莊、歐立德:〈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的影響與回應〉,《歷史學評論》,第一卷(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頁116-146。
- 定宜莊:〈清末民初的「滿洲」「旗族」和「滿族」〉,《清華大學學報》2016 年第 2 期,頁91-98。
- 定宜莊:〈由美國的「新清史」研究引發的感想〉,《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頁9-11。
- 定宜莊:〈美國學者近年來對滿族史與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簡述〉,收錄於支運亭主編,《八旗制度與滿族文化》(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2),頁51-56。
- 定宜莊:〈清末民初的「滿洲」「旗族」和「滿族」〉,《清華大學學報》,2016 年第 2 期。
- 定宜莊:《十六名旗人妇女口述》,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 岡田英弘、:《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
- 岡田英弘:〈世界史のなかの大清帝國〉,收入岡田英弘:《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
- 岡田英弘:〈滿洲獲得大元傳國璽—清朝正統性的根據〉,《蒙古學情報與資料》1991年第4期,頁56-59。
- 岡田英弘:《康煕帝の手紙》,東京:中央公論社〈中公新書〉,1979。廖怡錚譯:《皇帝的家書:康熙的私人情感與滿洲帝國的治理實相》,新北市:八旗文化,2021
- 岡田英弘:《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
- 岩井茂樹:〈漢人と中國にとっての清朝、マンジュ〉,收入岡田英弘:《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
- 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東京:講談社,1941。韓潤棠、張廷蘭、王維平譯:《異民族統治中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 林士鉉:〈乾隆時代的貢馬與滿洲政治文化〉,《故宮學術季刊》,24卷第2期(2006.12),頁52-56、頁96-97。
- 林士鉉:〈清朝前期的滿洲政治文化與蒙古〉,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 林鵠:《軍機處與清代皇權——與白彬菊教授商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學報》,2022年第6期。
- 祁美琴、馬曉丹:〈「漢與非漢」二元劃分的概念陷阱和邏輯悖論〉《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
- 祁美琴、陳駿:〈中國學者研究中的「內亞」概念及其問題反思〉《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https://www.sohu.com/a/369033284_726990
- 祁美琴、褚宏霞:〈清代嘉道時期新疆移民落籍方式初探〉,《西域研究》,2013年第2期。
- 祁美琴:〈從清代滿蒙文檔案看「非漢」群體的中國觀〉,《清史研究》,2017 年第 4 期,頁19-31。
- 邱源媛、胡鴻保:〈斷裂與交融—《清代北京旗人社會》讀後〉《北京社會科學》,2010 年第4 期。
- 邱源媛:〈從旗人到滿族:民間選擇與官方導向的二重奏〉,《暨南學報》,2017年第9期,頁113-122。
- 邱源媛:〈華南與內亞的對話—兼論明清區域社會史發展新動向〉《中國史研究動態》,2018 年第 5 期,頁44-50。
- 邵丹:〈故土與邊疆:滿洲民族與國家認同裡的東北〉《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 姚大力,孫靜:〈「滿洲」如何演變為民族:論清中葉前滿洲」認同的歷史變遷〉《社會科學》,2006年第7期,頁5-28。
- 姚大力:〈不再說「漢化」的舊故事:可以從「新清史」學習什麼〉,《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5年4月5日。
- 姚大力:〈西方中國研究的「邊疆範式」:一篇書目式述評〉《文匯報》,2007年5月7日。
- 姚大力:〈姚大力回應汪榮祖:略蕪取精,可為我用〉,《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15年5月31日。
- 姚大力:《拉鐵摩爾的「內亞視角」》,收入黃達遠、袁劍編:《拉鐵摩爾與邊疆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7),頁13-17。
- 姚大力:《追尋「我們」的根源:中國史上的族群及國家認同》,北京:三聯書店,2018。
- 姚念慈:《康乾盛世與帝王心術: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三聯書店,2015。
- 柯嬌燕:〈我對「新清史」研究的保留意見〉,《中華文史網》,2014-09-01。http://www.historychina.net/cjlm/409202.shtml
- 柯嬌燕:《孤軍:滿人一家三代與清帝國的終結》,陳兆肆譯,董建中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胡祥雨:《清代法律的常規化:族群與等級》,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 胡忠良:〈全國各地檔案館所藏清代檔案基本情況調查報告〉《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官網・清代社會史研究》。http://iqh.ruc.edu.cn/qdshsyj/sh_dawx/gcxx/b43862df055442b9b2cc6769fc0a22b5.ht
- 郎玉屏、劉毅:〈清代西南邊疆儒學教化思想形成與影響—兼及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貢獻〉《民族學刊》,2022年第1期。
- 倪玉平:〈社會經濟史視角下中國北部邊疆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 2023年第2期,頁48-49。
- 倪玉平:〈尋找清朝歷史發展的獨特脈絡—《滿洲認同「法典」與部族雙重建構》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017年第1期,頁84-88。
- 唐紅麗:〈「新清史」學派的著力點在於話語構建:訪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鍾焓〉《中國社會科學報》,第734期,2015年5月6日。
- 孫江:〈「新清史」的源與流〉《新史學》,2020年第2期,頁177-188。
- 孫江:〈中華民族的現代時刻—概念史視野下的《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的研究》〉《學海》,2019年第1期。
- 孫江:〈日本的「大元史」與「新清史」〉《澎湃新聞》,2020.03.18。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821239
- 孫靜:《「滿洲」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程》,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8。
- 孫保全、閻雨謖:〈「中國本部」:一個虛構的疆域概念〉,《歷史評論》,2022年第6期,頁67-71。
- 孫衛國:〈滿洲之道與滿族化的清史:讀歐立德教授的《滿洲之道:八旗制度與清代的民族認同》〉《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7卷(2006),頁1-11。
- 孫靜:《滿洲之道:八旗與晚期中華帝國的族群認同》,《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頁188-189。
- 宮脇淳子:〈大清帝國にいたる中國史概説〉收入岡田英弘:《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
- 徐泓:〈「新清史」論爭:從何炳棣、羅友枝論戰說起〉《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 1 期(2016.02),頁1-13。《新華文摘》,2016年第10期,頁57-62。《歷史學文摘》季刊,2016年第2期,頁32-34。
- 徐泓:〈《「新清史」論爭:從何炳棣、羅友枝論戰說起》校記〉《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 徐凱:《滿洲認同「法典」與部族雙重構建:十六世紀以來滿洲民族的歷史嬗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 徐毅:《綏服遠人—清帝國治理廣西的教化策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 徐潔:〈論清前期「中國」認同與實踐〉《吉林師範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
- 徐曉東:〈中國「新清史」研究〉《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34卷第6期(2013),頁37-38。
- 神田信夫:〈日本學者利用滿文史料進行的清史研究〉,《亞洲研究》,第53期(臺北,1988)。
- 秦行國:〈科考的調整與士子的答題:從科舉的視角看海外 「新清史」學派的「非漢化論」〉《科舉學論叢》,2021第2輯,頁30-38。
- 納日碧力戈:〈文明、民族、國家:流動的邊界〉《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08月16日。
- 耿雪、袁華傑:〈清代是多民族統一國家重要構建期〉《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7月29日。
- 耿雪:〈清史研究應具整體視野〉《中國社會科學報》,第785期,2015年8月10日。
- 耿濤:〈《金朝「異代」文士民族認同之路》評介—兼議「漢化」命題〉《宋史研究論叢》,第22輯(2018.09)
- 袁劍:〈「新清史」為何被誤讀為「分裂史」〉《豆瓣》,2015年05月02日。https://www.douban.com/note/497193316/?_i=5827446tHsUPwb
- 袁劍:〈「新清史」與清代中國的「邊疆性」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10.19。
- 馬子木:〈這是什麼樣的「中國中心觀」?—《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讀後〉《歷史評論》,2020年第1期。
- 馬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臺北故宮博物院、臺北中央研究院所存清代檔案基本情況調查報告〉,《海交史•東亞文史研究動態網》https://www.haijiaoshi.com/archives/7900
- 高嵐:〈小議美國「新清史」學派族群視閾的內部差異:從對乾隆帝形象的不同塑造談起〉《中美人文學刊》,2017年第1期,頁35-49。
- 高全喜:《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 高默波:〈西方構建的中國:馬克林(Colin Mackerras)教授和他的中國〉《澳大利亞研究》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4(2020), 115-121.
- 國家認同》,頁16-34。
- 崔岩:〈從乾隆詩看清帝國的漢化〉《雲南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 頁149-153。
- 崔岩:〈從御制詩看乾隆帝的文化認同—兼論清帝國的漢化問題〉《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頁83-88。
- 常建華:〈敬天法祖、勤政愛民:清朝政治綱領的研究〉,《明清論叢》,第5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頁339-373。收入常建華《清代的國家與社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 常建華:〈大清:一個首崇滿洲的復合性中華皇朝〉《清史研究》,2021年第4期。
- 常建華:〈國家認同:清史研究的新視角〉《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頁1-17。
- 常建華:〈從「新清史」研究看《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的史料價值〉《歷史檔案》,2011年第1期,頁132-137。
- 康傑:《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和政治權力(1861—1928)》(書評),《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志》,2011年第1期,頁101-102。
- 張力均:〈清代八旗蒙古漢化初探〉,《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8卷第5期(2006),頁3-7。
- 張永春:〈新清史文化思潮初探〉《邊疆經濟與文化》,2017年第5期,頁36-38。
- 張光耀:〈清代邊疆族群的「國家認同」和「中國認同」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022年第2期。
- 張勉勵:〈再觀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介紹一篇西方研究清史問題的論文〉,《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頁113-117、124。
- 張振陽:〈「天命靡常」與「夷夏之防」—談清初支配正當性的建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01。
- 張笑川:〈美國「新清史」的集成之作:評羅威廉《中國的最後帝國:大清〉《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7卷(下)(2016),頁269-278。
- 張偉仁:《明清檔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臺北:聯經出版社,1986),A038-041。
- 張梅、歐立德:〈歐立德教授與「新清史」研究:訪哈佛大學副教務長歐立德〉《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頁149-153。
- 張婷:〈漫談美國新清史研究〉《滿學論叢》,第1輯(2020)。
- 張森、杜常順:〈清代中前期國家認同建構探析〉《民族論壇》,2016年第8期,頁45-48。
- 張磊、趙軍斌:〈人類學視野下的中國邊疆史—評《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與《危險的疆:遊牧帝國與中國》〉《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14年第3期,頁112-115。
- 張雙志:〈清朝皇帝的華夷觀〉,《歷史檔案》,2008年第3期,頁32-42。
- 張繼焦、郝雙玉:〈三論邊疆地區的中心化與邊緣化:與「新清史」的對話〉《廣西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頁1-8。
- 強光美:〈「新清史」曲解清代多語合璧政策〉《歷史評論》,2022 年第2期,頁102-103。
- 強光美:〈清朝「內亞性」的再商榷:以多民族語文合璧書寫為視點》,《清史研究》,2021年第 4 期,頁60-67。
- 曹新宇、黃興濤:〈歐洲稱中國為「帝國」的早期歷史考察〉《史學月刊》,2015年第5期,頁52-63。
- 望川石:〈「中華王朝」或是「內亞帝國」——我們應該怎樣看待清朝?〉《知乎專欄》,2023.08.07,https://zhuanlan.zhihu.com/p/645538081
- 梁茂信、梁春艷:〈美國學界關于族裔認同的研究與去白人文明說的爭論——兼議美國「新清史」研究中的族裔認同問題〉《世界歷史》,2024年第4期,頁9-15。
- 梁展:〈族群轉向與近代中國的國家認同〉《中華讀書報》,2013年01月23日 13 版)被《觀察者》網改為〈潛在的分裂意圖——美國「新清史」研究剖析〉。
- 章永樂:〈從「大清」到「中國」:辛亥革命中的國家主權連續性問題》《上海國資》,2011年第11期,頁101-103。
- 章永樂:〈探尋中華民族自覺興起之歷程:評黃興濤《重塑中華》〉《史學月刊》,2018年第10期。
- 章健:〈滿族漢化:對新清史族群視角的質疑〉《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0卷3期(2013),頁153-160。
- 細谷良夫:《清朝史研究の新たなる地平:フィールドと文書を追って》,東京:山川出版社, 2008。
- 莊吉發:〈清朝宗教政策的探討〉,收入王成勉主編,《明清文化新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頁31-35、頁80-82。
- 郭子林:〈背道而馳的美國「新清史」〉《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4月12日。
- 郭成康:〈也談滿族漢化〉《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頁24-35。
- 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國觀〉,《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頁1-18。
- 郭滿:〈關於「海上新清史」研究可性探討:《海不揚波: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讀評〉《國家航海洋》,第28期(2022),頁162-171。
- 陳支平、劉婷玉:〈2012年清史研究評述〉,《清史研究》, 2013年第4期(11月),頁130-143。
- 陳兆肆:〈「外塑抑或內生」:關於滿人族群認同的探討—柯嬌燕《孤軍》述評〉,原載於微信公眾號「historystudy」,2016年4月25日。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MzE5NTg0MA%3D%3D&mid=2685397926&idx=1&sn=265236bc93f873c773c09836be533f93&scene=2&srcid=0426i8TavnujvhkKTroOPsqX&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 陳波:〈「中國本部」概念的起源與建構:1550年代至1795年〉,《學術月刊》,2017年第4期,頁145-166。
- 陳波:〈何為「中國」:從西方對 China 的概念建構談起〉,《文化縱橫》,2018第3期,頁76-87。
- 陳昱彤:〈升平累洽:論清代西藏地方年班貢品的政治內涵〉《中國藏學》,2022年第2期。
- 陳捷先:〈《舊滿洲檔》述略〉《舊滿洲檔》(臺北:臺北故宮博物院,1969)。
- 陳捷先:〈The Sinificatino of Manchu Names,滿人名字的漢化:清朝宗室和貴族名字的研究〉,《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1期(1969),頁1-20。
- 陳捷先:〈清朝入關前後的滿漢融和政策:〉,《歷史月刊》,1995年11月號,頁59-65。
- 陳捷先:《不剃頭與兩國論》,臺北:遠流,2001。
- 陳寶良:〈跳出「漢化」與「胡化」之爭〉《北京日報》,2019年6月3日。
- 陶晉生:《宋遼金史論叢》(臺北:聯經出版社,2013),頁417-438,〈金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 陸韌:《現代西方學術視野中的中國西南邊疆史》,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7。
- 魚宏亮:〈氏族門閥政治與清代滿漢關系——以《滿洲認同「法典」與部族雙重構建》的學術貢獻為中心〉《人民論壇·學術前沿》《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年2月。http://www.rmlt.com.cn/2022/0303/641212.shtml
- 魚宏亮:《跨越地理環境之路—明清北方遊牧社會與農商社會》《文史哲》,2020年第3期。
- 魚宏亮:《髮式的政治史:清代剃髮易服政策新考》《清華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
- 魚宏亮:《康乾時代與中國早期全球化》《世界社會科學》,2023年第6期。
- 魚宏亮:《明清之際封建與郡縣之辨再探》《文史哲,》2018年第3期。
- 彭豐文:〈「胡族漢化亡國論」不能成立〉《歷史評論》,2022年第01期。
- 焦若水:〈社會網絡視野下的乾隆治疆方略—兼評「新清史」研究〉《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頁107-113。
- 程秀金:〈「新清史」清朝統治模式之述評:以清朝平定和管轄新疆為中心〉,《學術月刊》,2015 年第 6 期,頁144-158。
- 程麗紅:〈全球化學術視野下的清代新聞傳播史研究—美國新清史研究視角與方法論的啟示〉《2014年全球化學術共同體中的傳播研究教育國際會議暨青年學者論壇論文集》,2014.04.26。
- 童鑫、王小琴:〈中國史研究中「內亞」問題解釋的批判與修正〉《哈爾濱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 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北京市: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2003。
- 賀志敏:《再論漢化與中國—評述「新清史」》,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8。
- 馮佳:〈追尋中國歷史的「早期現代性」—對美國清史研究邏輯預設的梳理與反思〉《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2年第1期。
- 馮佳:〈滿化的財政界限與漢化的財政基礎:清開國的一個財政視角〉《地域文化研究》,2020年第4期。
- 黃泓熙、陳賢波:〈布琮任:《海不揚波: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海交史研究》,2022第 4期,
- 黃培著、董建中譯:〈滿族文化的轉向(1583—1795年)·導言》《清史研究》,2012 年第 3期,頁136-149。
- 黃達遠:〈在古道上發現歷史:拉鐵摩爾的新疆史觀述評〉《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頁75-82。
- 黃興濤:〈清朝滿人的‘中國認同’—對美國‘新清史’的一種回應〉,《清史研究》,2011第 1期,頁1-12。
- 黃興濤:〈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形成的歷史考察〉,《清朝的國家認同》,頁267-292。
- 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北京:三聯,2017。
- 愛新覺羅瀛生:〈談談滿族人的姓名〉,《滿族研究》,1985年第2期,頁55-60。
- 楊念群:《清朝「正統性」再認識———超越「漢化論」 「內亞論」的新視角》,《清史研究》,2020第4期。
- 楊念群:〈重估「大一統」歷史觀與清代政治史研究的突破〉《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
- 楊念群:〈「大一統」:詮釋「何謂中國」的一個新途徑〉《南方文物》,2016年第 1 期,頁 12-15。
- 楊念群:〈我看「大一統」歷史觀〉《讀書》,2009第04期。
- 楊念群:〈重建「中華民族」歷史敘述的譜系——《重塑中華》與中國概念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
- 楊念群:〈超越「漢化論」與「滿洲特性論」: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條道路?〉,收入劉鳳雲、董建中、劉文彭編:〈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 楊念群:〈詮釋「正統性」才是理解清朝歷史的關鍵〉,《讀書》,2015年12月號,頁52-59。
- 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 楊昂:〈清帝《遜位詔書》在中華民族統一上的法律意義〉《環球法律評論》,2011 年第 5 期,頁8-25。
- 楊珍:〈滿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光明日報》,2016年6月1日。
- 楊紅偉:〈乾隆帝身份認同建構的意識形態性〉《蘭州學刊》,2018年第2期。
- 楊桂萍、遊斌:〈歷史經驗的借鑒: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訪清史專家王鍾翰先生〉《宗教與民族》,2002年第1輯。
- 楊益茂:〈「新清史」若干觀點辨析〉《清史鏡鑒》第12輯(2020.09),頁258-266。
- 楊益茂:〈「新清史」難以立論〉《瀋陽故宮博物院院刊》,第16期,頁119-28。
- 楠木賢道、史可非:〈《兩國會盟錄》中所見志築忠雄與安部龍平對清朝北亞之理解——江戶時代知識分子的「新清史」〉《民族史研究》,第9輯(2010..05)
- 楠木賢道:〈江戶時代知識分子的清朝研究和當代日本的「清朝史研究」與美國「新清史」〉《「滿學:歷史與現狀」國際學術研討會摘要集》,2010.08.30。
- 葉高樹,〈滿洲君主塑造政權認同的論述〉,收入《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
- 葉高樹:〈「參漢酌金」:清朝統治中國成功原因的再思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6期(2006),頁 153-192。
- 葉高樹:〈「滿族漢化」研究上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0期(2010),頁195-218。
- 葉高樹,〈習染既深.風俗難移-清初旗人「漸染漢習」之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編輯:《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化(960-1800)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7 年,頁 247-275。
- 葉高樹:〈最近十年(1998-2008年)臺灣清史研究的動向〉《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0 期(2008.12),頁 137-193。
- 葛兆光:〈什麼時代中國要討論「何為中國」?——在雲南大學的演講記錄〉《思想戰線》(昆明),2017年第6期
-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貴州文史叢刊》,2012年第1期。
- 葛兆光:〈重建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清朝的國家認同》,頁245-266。
- 賈建飛:〈「新清史」芻議〉《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官網》。http://iqh.ruc.edu.cn/qdzzsyj/hwhx/cb0aa998c26d4bcaa3a7c8b031a83bd0.htm
- 賈建飛:〈美國的新清史研究:強調清朝多元文化與滿族人的民族認同〉《中國民族報》,2010年03月19日。
- 賈建飛:〈歐立德教授談清史研究〉,《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2009年2期,頁62-67。
- 鄒愛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存清代檔案基本情況調查報告〉,《微信公众号:古籍》,2022年6月10日。https://mp.weixin.qq.com/s/736Mlz2FUfpE29ZdzX0Ddg
- 蒼銘、劉星雨:〈從《皇清職貢圖》看「新清史」的清朝非中國論」〉《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9年第6期,頁137-145。
- 趙世瑜:〈從移民傳說到地域認同:明清國家的形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 趙志強,〈清太祖時期女真與漢人之關係〉,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 政治史研究室編,《清代滿漢關係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20-31。
- 趙剛,〈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盛清多民族帝國的大一統化與重構-以《皇朝文獻通考.輿地考、四裔考、象緯考》的幾個問題〉,載楊念群編,《新史學(第五卷):清史研究的新境》,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3-45。
- 趙剛、沈衛榮、歐立德:〈「新清史」對於漢化的反駁遠遠不夠〉《澎湃新聞》,2016年10月26日
- 趙剛:〈「新清史」可以無視史學規範嗎?:評柯嬌燕對清代皇帝中國觀的新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0月13日。
- 趙剛:〈重思精英的意義:讀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學海》,2019年第1期。
- 趙晨嶺:〈臺灣「國史館」與《新清史》〉《清史參考》,2012年第3期。
- 趙軼峰:〈重新思考明清鼎革:兼談「十七世紀危機」、「大分流」、「新清史」〉《古代文明》,第15卷第1期(2021),頁110-125。
- 趙麗:〈「滿洲中心觀」的幻覺及其破滅—評羅友枝《最後的皇族——清代宮廷社會史》〉《清史鏡鑒》,第14輯(2024.11)。
- 管東貴:〈滿族的入關與漢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3 本
- 第 3 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1.12),頁 445-488。
- 管東貴:〈滿族入關前的文化發展對他們後來漢化的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0 本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8.10),頁 255-279。
- 劉小萌、歐立德:〈從「新清史」到滿學範式〉《二十一世紀評論》雙月刊,2016年10月號,總第157期,頁4-26。。
- 劉小萌:〈《滿洲之路》:美國學者索解滿族歷史之謎的新著〉,《歷史檔案》,2002年第3期,頁1-6。
- 劉小萌:〈王鍾翰先生的學術成就〉,《清史研究通訊》,1990第3期,頁50-53。
- 劉小萌:〈海内外满汉关係史研究概述〉《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检讨:问题与前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頁126-166。
-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中的民人〉《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暨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 劉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頁1-6。
- 劉小萌:〈關於「新清史「的幾點看法〉,《近代中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 http://jds.cass.cn/Item/8536.aspx(2010.09.21)。
-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 劉小萌:《滿族的社會與生活》,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 劉小萌:《滿族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 劉文明:〈「大清帝國」概念流變的考察〉《歷史研究》,2022年第3期。
- 劉文明:〈「帝國」概念在西方和中國:歷史淵源和當代爭鳴〉《全球史評論.》,2018年第2期。
- 劉文明:〈全球史方法與清史研究:對「新清史」中「帝國」話語的再思考〉《世界歷史.》,2024年第4期。
- 劉文鵬、黃灝:〈「新清史」學者「反漢化論」的偏謬〉《歷史評論》,2023 年第 2 期,頁62-66。https://top81.ws/show.php?f=3&t=86784&m=312315
- 劉文鵬:〈也談清史研究中的內陸亞洲因素〉,《清史鏡鑒》,第12辑(2020.09)。
- 劉文鵬:〈內陸亞洲視野下的「新清史」研究〉,《歷史研究》,2016第4期;《社會科學文摘》,2016第11期,頁95-97。
- 劉文鵬:〈回到國家建構:對清代歷史研究中帝國主義路徑的再分析〉,《史學理論研究》,2017年第2期,頁96-105。
- 劉文鵬:〈論全球史觀下的「滿洲殖民主義」〉,《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
- 劉文鵬:〈正確認識「新清史」與「內陸亞洲」〉,《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05月13日。
- 劉文鵬:〈清朝的滿族特色:對近期清代政治史研究動態的思考〉《清史研究》,2009年第4期,頁132-138。
- 劉文鵬:〈羅友枝「構建」了什麼樣的歷史敘事?—從《再觀清朝》中譯本被刪減一節說起〉《清史鏡鑒》,第14輯(2024.11)。
- 劉佳瑄:〈衝擊與碰撞:中國學者對「新清史」的回應與反思〉,《鎮江高專學報》,第 35卷第4期(2022.10),頁85-89。
- 劉姍姍:〈「新清史」流派的形成及其主要觀點〉《清史鏡鑒》,第14輯(2024.11);《中華文史網》,2020-11-30。http://www.qinghistory.cn/qsck/431146.shtml
- 劉姍姍:〈清末新疆建省意義深遠—兼評「新清史」部分觀點〉《清史鏡鑒》,第14輯(2024.11)。
- 劉姍姍:〈「新清史」對「漢化」的又一說—柯嬌燕《孤軍》讀後〉《清史鏡鑒》,第12輯(2020.09)。
- 劉姍姍:〈歪曲新疆歷史別有所圖〉《歷史評論》,2020年第3期。
- 劉東、范金民:〈劉東、范金民對談《馬背上的朝廷》:皇帝南巡與清朝統治〉《澎湃新聞》,2019年10月28日。
- 劉鳳雲:《陪都盛京:滿洲入主中原後對「根本之地」的政治與文化選擇》,《清史研究》,2018第 2期。
- 劉鳳雲:〈「新清史」「內陸亞洲」研究視角述論與辨正〉《清史鏡鑒》,第12輯(2020.09)。
- 劉鳳雲:〈「新清史」研究:不同凡響的學術爭鳴〉《中華文史網》,2010年11月1日。 http://www.historychina.net/zz/362307.shtml
- 劉鳳雲:〈從有關「明清鼎革」的話語,看清人的民族與國家認同〉《滿學論叢》,第4輯(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4)。
- 劉鳳雲:〈奠都盛京:清朝入關前文化體系的構建〉,《清史研究》,2016年第3期,頁1-24。
- 劉曉東:〈「華夷一家與新「大一統」〉,《學習與探索》,2011年第2期,頁250-252。
- 劉燕婷:〈解構中國的神話-為何人人都談新清史?〉《風傳媒》,2019-03-03。https://www.storm.mg/article/992266
- 歐立德、張梅:〈歐立德教授與「新清史」研究—訪哈佛大學副教務長歐立德教授〉《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
- 歐立德:〈“A Reflec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New Qing History(歷史學與政治話語:關於新清史的反省與回應)” 演講紀要〉,《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2016.05.25 https://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469
- 歐立德:〈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讀書》,2014年第1期。
- 歐立德:〈當我們談「帝國」時,我們談些什麼——話語、方法與概念考古〉《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6期,頁49-57。
- 歐立德:〈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博物院學術季刊》,第24卷2期(臺北,2006年),頁1-15。亦收入劉鳳雲、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377-393。
- 歐立德:〈歐立德談新清史與滿族認同〉《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3年6月2日。
- 歐立德:〈關於‘新清史’的幾個問題〉,《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頁3-15。
- 歐立德著,華立譯:〈清代滿洲人的民族主體意識與滿洲人的中國統治〉《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頁86-93。
- 歐麥高:〈新清史與安多區域史研究〉《江漢論壇》,2017年第3期。
- 滕紹箴:〈試論滿漢文化認同的幾個問題〉,《承德民族師專學報》,1994年第3期,頁 1-16。
- 潘浩、潘洪鋼:〈「海上新清史」:值得重視的學術動態〉《學術評論》,2023年第1期,頁 77-81。
- 潘志群:〈「夷狄之有君」:清初統治正當性問題與康熙帝《日講四書解義》的經典詮釋改造〉,收入黃寬重主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三)》(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8),頁253-265。
- 潘志群:〈清初的統治正當性問題〉(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73-188。
- 蔡偉傑:〈爭議之外,「新清史」有何新進展〉《澎湃新聞》,2017年7月5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87104
- 蔡偉傑:〈新清史視角下的乾隆皇帝——評歐立德著《乾隆帝》〉《東方早報》,2014-06-22。
- 蔡偉傑:《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蒙古時代以降的內亞與中國》,新北市:八旗文化,2020。
- 蔡偉傑:《論清朝前期的滿洲文化復興運動》,臺北: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
- 衛周安著,董建中譯:〈新清史〉,《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官網》http://iqh.ruc.edu.cn/qdzzsyj/hwhx/10632b96abaf423b83d86c4da4d1813a.htm
- 鄧麗萍、鄧純旭:〈《清朝前史》述評——兼論出版「走出去」占領學術領域話語權〉《滿族研究》,2021年第1期,頁 66-71。
- 蕭武:〈「站在草原望北京」:征服王朝的草原本位與漢化〉《東方學刊》,2019年第2期,頁122-134。
- 賴惠敏,〈從杭州滿城看清代的滿漢關係〉,《兩岸發展史研究‧明清史專號》,第5期(2008),頁 37-89。
- 遲雲飛:〈清末最後十年的平滿漢畛域問題〉,《近代史研究》,2001第5期,頁 21-44。
- 勵軒:〈事實、敘事和話語權:對「大元史」和「新清史」的回應〉《讀書》,2019年10月號,頁75-81。
- 勵軒:〈事實、敘事和話語權—對「大元史」和「新清史」的回應〉《讀書》,2019年第10期。
- 戴迎華:〈冠姓、更名、改籍與民初旗民身份變化〉,《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0卷5期(2008),頁 51-55。
- 謝健(Jonathan Schlesinger):〈新清史與中國環境史前沿〉《江漢論壇》,2014年第5期,頁42-46。
- 鍾焓,《清朝史的基本特徵再探究:以對北美「新清史」觀點的反思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8。(書評)汪榮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1期(2021,03),頁157-164。
- 鍾焓:〈北族王朝沒有中國意識嗎:以非漢文史料為中心的考察〉《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8年第2期;《民族問題研究》,2018年第9期。
- 鍾焓:〈論清朝君主稱謂的排序及其反映的君權意識:兼與「共時性君權」理論商榷〉,《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
- 鍾焓:〈學術與政治的交集:簡析「新清史」學者的意識形態傾向〉(上、下),《中國民族報》,2016年1月15、22日。
- 鍾焓:〈1635年皇太極獲取「制誥之寶」的政治意義試析——以傳國玉璽與成吉思汗哈斯寶的性質比較為中心〉,《清史研究》,2021年第1期。
- 鍾焓:〈一位阿勒泰學家論內亞史:《鄧尼斯·塞諾(Denis Sinor)內亞研究文選》評述〉,《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4輯,2011。
- 鍾焓:〈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是多語種史料考辯互證的實證學術還是意識形態化的應時之學?(上)〉,《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7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12.),頁 156-213。(排印時注釋有若干錯誤和遺漏,更正本見於 http://www.lsjyshi.cn/pdf/xqs.pdf ,下載於2015.10.05。)
- 鍾焓:〈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學術誤區〉,《中國民族報》,2016 年1月8日。
- 鍾焓:〈政治對學術的挾持:北美「新清史」等研究中的「拉鐵摩爾基因」試探〉《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學報》,2024年第2期。
- 鍾焓:〈柯嬌燕著作存在諸多史實錯誤〉《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05月14日。
- 鍾焓:〈重寫「中央歐亞」為中心的「世界史」—對日本內亞史學界新近動向的剖析〉,《文史哲》2019 年第 6 期。
- 鍾焓:〈探究歷史奧妙的車道最好由考據的路口駛入:柯嬌燕構建的相關歷史命題評議〉《中國邊疆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頁154-208。
- 鍾焓:〈傅禮初(Joseph F. Fletcher)在西方內亞史研究中的位置及影響〉《中國邊疆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頁211-250。
- 鍾焓:〈評「新清史」的七個謬論〉《歷史評論》,2022 年第5期,頁58-63。
- 鍾焓:〈簡析明帝國的內亞性:以與清朝的類比為中心〉,《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年第5期。
- 鍾焓:《重釋內亞史:以研究方法論的檢視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 韓東育:〈清朝對「非漢世界」的「大中華」表達:從《大義覺迷錄》到《清帝遜位詔書》〉《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6期;《民族社會學研究通訊》,第215期(2016.09),頁1-14。https://site.douban.com/125457/widget/notes/4971340/note/595584727/ 。
- 韓鐵:《福特基金會與美國的中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 羅宏、孫昭亮:〈清代藏文文獻中「漢藏滿蒙」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書寫與啟示〉《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 1 期。
- 羅宏:〈從「■■■」(漢)一詞看清代藏文文獻中的「滿」、「漢」觀念〉《藏學學刊》2018年1期。
- 羅威廉:〈全球史空間中的清帝國〉《理論參考》,2017年第8期。
- 羅新、鄭詩亮:《狄宇宙(Nicola Di Cosmo)談內亞史研究》,《東方早報》,2015年4月12日。
- 關凱:〈滿族民族性:帝國時代的政治化結構與後帝國時代的去政治化結構〉,《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8期,頁179-188。
- 蘇航:〈「漢族中心」還是「漢族核心」: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新探:兼評新清史的內亞王朝史觀〉《西南民族大學學報》(文社會科學版),2019第9期,頁14-22。
- 騰紹箴:〈論寧夏八旗駐防解體與民族文化融合〉,《寧夏社會科學》,1997年第1期,頁85-88。
- 讀後〉《故宮學刊》,第15輯(2015-12),頁440-443。
- 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編,《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化(960-1800)論文集》(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7),頁 247-275。
- Angela Zito, Of Body and Brush: Grand Sacrifice as Text/Performance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 Barabantseva, Elena (白蓮娜).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and Nationalism: De-centering China(London: Routledge, 2010).
- Chang ,Michael G. (張勉治) A Court on Horseback: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董建中譯:《馬背上的朝廷:巡幸與清朝統治的建構 (1680-178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
- Crossley, Pamela Kyle (柯嬌燕).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半透之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歷史與族性認同》,台北:八旗文化,2024。
- Crossley, Pamela Kyle (柯嬌燕). “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 Late Imperial China 1990:1.
- Crossley, Pamela Kyle. “China’s Century-Long Identity Crisis:The Party tries to hide the 1911 revolution’s real legacy: a society open both at home and with others abroad.”《中國百年認同危機:執政黨試圖掩蓋1911年革命的真正遺產:一個對內和對外都開放的社會》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970203633104576620392640141836, 2011.10.09.,下載於 2017 年 1 月 4 日。
- Crossley, Pamela Kyle. “New Qing history and globe warming.”《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5 年 5 月 17 日。
- Crossley, Pamela Kyle. “Was There Ever a 論戰 between Ho Ping-ti and Evelyn Rawski?– No, there wasn’t. But manufacturing one i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mythology of ‘New Qing History’.” http://www.dartmouth.edu/~crossley/comment.shtml,2016年2月20日。《豆瓣》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83965152/。惠男:〈明清史研究資訊》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g0OTgxNA==&mid=403540289&idx=1&sn=583464cc0e10abfa46a15257e091c15c&scene=23&srcid=0229wwdFYWPR1OKWJqI9a9Wr#rd )
- Crossley, Pamela Kyle. “Manzhou yuanliu kao《滿洲源流考》 and the Formalization of the Manchu Heritag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4( 1987) ,761-790.
- Crossley, Pamela Kyle. “The Qianlong Retrospect on the Chinese-Martial(hanjun漢軍) Banners.” Late Imperial China Vol.10, No.1( 1989).
- Crossley, Pamela Kyle. “The Qing Empire: Three Governments in One State and the Stability of Manchu Rule” In. The Oxford World History of Empire. Edited by: Peter Fibiger Bang, C.A. Bayly, Walter Scheid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21.
- Crossley, Pamela Kyle.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陳兆肆譯,董建中校:《孤軍:滿人一家三代與清帝國的終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Crossley, Pamela Kyle. The Manchus :The Peoples of As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
- Crossley, Pamela Kyle. “Review on James A.Millward, Ruth W.Dunnell, Mark C.Elliott and Philippe Forēt(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69:1, (2006), 169-171.
- Dirlik, Arif. “Reversals, Ironies, Hegemonies: Notes o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22:3 (Jul., 1996) : 243-284.
-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tt, Philippe Foret, James A Millward.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Routledge,2004.
- Elliot, Mark (歐立德). “Putting Things in Context.”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BLOG), May 18, 2015, http://fairbank.fas.harvard.edu/blog/putting-things-context.
- Elliott, Mark C. (歐立德).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滿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華帝國晚期的族群認同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書評)孫靜:《歷史研究》2005年第02期。
- Elliott, Mark C. (歐立德).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London: Pearson-Longman, 2009. 青石译,《乾隆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新北市:八旗文化,2015。
- Elliott, Mark C. “National Minds and Imperial Frontiers: Inner Asia and China in the New Century.” In William Kirby, 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60: A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Elliott, Mark C.(マーク・エリオット):〈清代満洲人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イ(Identity)と中国統治〉《清朝とは何か》收入岡田英弘:《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頁108–123。
- Elliott, Mark C. “The Manchus as Ethnographic Subject in the Qing.” In Joseph Esherick, Madelein Zelin, and Wen-hsin Yeh, eds., Empire, Nation, and Beyond: Chinese History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Times.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6.
- Elliott, Mark C. “Review of Pei Huang’s Reorienting the Manchu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54:4(2011):584-588. 蔡偉傑:〈評黃培著〈滿人的再定位〉〉,《史原》,25臺北,2013.09),頁319-330。
- Esherick, Joseph (周錫瑞).“Empire, Nation, and Beyond: Chinese History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Times.”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61 (June 30, 2006).
- Evelyn S. Rawski (羅友枝).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周衛平譯:〈清代宮廷社會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 Fairbank , John K. (費正清) and Denis Twichett (杜希德). “General Editors’ Prefac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 220 (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v-vii.
- Fitzgerald, John. “The Nationless State: The Search for a 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ese Nationalism, edited by Jonathan Ung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 Fletcher,Joseph F. (傅禮初). “Integrative History: 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500-1800.”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9(1985), 37-57.
- Gladney, Dru C.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
- Guy, R. Kent. “Who Were the Manchus? A Review Essa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1 (Feb.2002) ,151-164.
- Hay, Jonathan S. Shitao: 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中文版:《石濤:清初中國的繪畫與現代性》(臺灣石頭出版社2008)
- Hay, Philippe Forêt. 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中文版:《圖解承德:清代的景觀營建》(復旦大學出版社2022)
- Ho, Ping-ti (何炳棣).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no.2(Feb., 1967).陳秋坤譯:〈清代在中國史上的地位〉,《史繹》,第5期(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89),頁60-67 。又陳一中:〈陳秋坤教授在〈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後寫的附記》,http://okplaymayday.pixnet.net/blog/post/41816017 ,2015.08.30下載。
- Ho, Ping-ti.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s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Feb.1998):123-155. 張勉勵譯:〈捍衛漢化:駁斥伊芙琳.羅斯基的〈再觀清代〉(上)(下)〉,《清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頁 113-120;2000年第 3 期,頁 101-110。
- Ho, Ping-ti. “Salient Aspects of China’s Heritage,” in China in Crisis, ed. Ping-ti Ho & Tang Tsou(鄒讜)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Vol.1,Book 1, 1-92.
- Hostetler, Laura.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Kam,Tak-Sing. 2017, “The Term Mongγol Revisited.”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60: 1-2(2017) , 183-206.
- Kam,Tak-Sing. “Review of Pamela Crossley, The Manchus (Oxford: Blackwell, 1999).” i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Centre of Asian Stud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37:1 (1999), 9-92.
- Kam,Tak-Sing. “The dGe-lugs-pa Breakthrough: The Uluk Darxan Nangsu Lama’s Mission to the Manchu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4:2(2000), 161-176.
- Kam,Tak-Sing. “The Sino-Manchu Inscription of 1630 in Honour of the Uluk Darxan Nangsu Lam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 4 (1999) : 217–40.
- Lattimore,Owen.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67.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 Mackerras, Colin. 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Mackerras, Colin.Western images of China.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Mann, Susa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中文版:《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 Millward, James A. (米華健),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t, & Philippe Forêt.eds. The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新清帝國史:清朝在承德所建立的內亞帝國》(London: Routledge, 2004).
- Millward, James A.,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tt and Philippe Forêt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Routledge, 2004.
- Millward, James A. (米華健).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賈建飛譯:《嘉裕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北京:國家清史委員會內部刊印本,2006。《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 Millward, James. “Review Essay: Mark Elliott,The Manchu Wa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2:2(Dec.2002),468-79.
- Mosca,Matthew W. (馬世嘉).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羅盛吉譯:《破譯邊疆,破譯帝國—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
- Perdue, Peter C.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台北:衛城,2021。
- Perdue, Peter C. “Comparing Empires: Manchu Colonialism.”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98:2.
- Po, Ronald C(布琮任). 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Rawski, Evelyn S.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 (Nov.1996) : 841.張婷譯,李瑞豐校:〈再觀清代——論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收入劉鳳雲、 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頁1-18。譯者云:「由於語境差異,刪去『清史和中國的民族主義』一節」。刪去部分,互聯網上最近流傳兩種補譯版本:一為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生王婷譯、甘德星教授校定的版本 http://ccumanchustudies.blogspot.tw/2014/11/blog-post_13.html (2014.11.13);一為山東大學筆名「乾隆皇帝專屬微博」的研究生補譯的版本(http://www.weibo.com/p/1005051969647674/home?is_search=0&visible=0&is_tag=0&profile_ftype=1&page=2#feedtop (2015.07.31)。
- Rawski, Evelyn S.,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中文版:《清代宮廷社會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書評) Wu,,Silas(吳秀良)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3 (Jun.2000), 903-904.
- Rhoads, Edward J.M. 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中文版:《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 (1861-192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 Schlesinger, Jonathan(謝健).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關康譯:《帝國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邊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 Selden, Mark. “Introduction,” “Asia, Asian Studies,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A Symposium,”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 No. 1(January–March 1997).
- Shao Dan (邵丹).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 Manchus, Manchoukuo, and Manchuria, 1907–1985(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 Shao, Dan (邵丹). “Chinese by Definition: Jus Sanguinis, Nationality Law, and State Successio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Winter, 2009).
- Struve, Lynn A.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no.23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4.
- Sub Rosa:〈2015年網媒發表有關「新清史」的論爭匯總分析〉《豆瓣》,https://www.douban.com/note/503815144/?_i=5829818tHsUPwb
-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Townsend, Jame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7(1992):97-130.
- Waley-Cohen, Joanna (衛周安).“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88 (Winter, 2004) : 193-206. 董建中譯:〈新清史〉,《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頁109-116。
- Weinstein , Jodi L. Empire and Identity in Guizhou: Local Resistance to Qing Expans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3.
- Wiener, Jon. Historians in Trouble: Plagiarism, Fraud, and Politics in the Ivory Towe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4.
- Zhao, Gang (趙剛).“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China 32 :1 (January 2006): 3-30.
- Zheng, Xiaowei (鄭小威).“Sinicization vs. Manchuness: The Success of Manchu Rule.”(2003) https://ucsdmodernchinesehistory.wordpress.com/2010/05/01/1039/ accessed August 18, 2015.
【奉元問學之三】三國謀士之三:郭嘉、荀攸
文/尹建維
編按:本文作者尹建維老師為奉元門下弟子,奉元學會創始期會員,長年旅居海外宣講並弘揚夏學。尹老師曾分別於 2018(演講介紹、直播)、2019(演講介紹、直播)年應臺大奉元社邀請進行「智仁勇」專題的系列演講,於去年(2024)年底應邀於學會完成該專題的最後一講(演講介紹、直播),頗受好評!本文為尹老師評論三國時期重要謀士系列文章的第三篇(歡迎參見上一期:三國謀士之二:荀彧、上上期:三國謀士之一:賈詡),文中基於史實進行深刻地思考與剖析,頗有啟發性!本刊特別徵得尹老師同意轉載,以饗讀者!
談論人物,免不了比較。比較人物也是有道理的,高低優劣,互相烘托才更能看出特殊之處。但是,高明人物,各有所長,很多時候真的很難論高下。譬如說,荀彧、荀攸、郭嘉、程昱、賈詡,各有所長,不容易分高下。若是他們互相對壘,因時、因地、因團隊的不同,也難說誰會輸、誰會贏。譬如說,曹操帶上荀攸,遇上不很善戰的張繡跟他背後的賈詡,誰會贏?歷史上的結果是曹操退兵,這當然是荀攸輸了。但是,是曹操不聽荀攸的勸誡攻打了張繡,更過分的是霸佔了張繡的嬸嬸。這是荀攸的過失嗎?曹操退兵,賈詡勸張繡別追。張繡不聽,果然打敗仗。看到敗軍回來,賈詡反而說可以再去追擊。再追擊就得勝而歸。賈詡再厲害,不聽,也沒轍。於是,謀士的優勝劣敗,只能是個人觀點,用歷史事跡證明個人論點而已。我說賈詡是謀略之最,是因為他有計、有謀、有略、能計在不用、自己本人也能知所進退的論點。但若只論計謀,郭嘉、荀攸、甚至程昱,也都是一流高手。
郭嘉與荀攸是隨軍軍師,戰場的隨時變化,軍師也就隨時判斷。這近似戰術的變化,與戰略的制定不同。郭嘉分析曹操與袁紹之間的「十勝十敗」之論,也是「略」,要曹操退兵,移開曹操對袁譚、袁尚兄弟的「主要矛盾」,讓他們之間的權力之爭的「次要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等他們兄弟兩敗俱傷之後,再回兵收拾,這就是毛澤東《矛盾論》應用的最佳範例,是《孫子兵法》「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的高層應用,是「計在不用」的「上兵伐謀」最好的案例。郭嘉也是有計、有謀,也有略。可惜死得太早,未見其自身進退的故事,我雖說賈詡是最高明謀士,但也確實難於取捨,只能說這是「非戰之罪」。
還是忍不住要說,以《矛盾論》來看諸葛亮的五出祁山,其實是很不智的。諸葛亮連年對曹魏用兵,太勉強了,諸葛亮連年伐魏的「主要矛盾」只能讓曹魏越來越強。固然,諸葛亮可能是為了報答劉備知遇之恩而「鞠躬盡瘁」,也可能是因為諸葛亮「時不我與」的壓力,但不知時勢,不能利用敵方的「內部矛盾」,這就是諸葛亮的盲點與被動。
在《三國謀士之一:賈詡》一文中,也說到郭嘉料定孫策必遭刺客暗襲而死確實不可思議。再次細看《郭嘉傳》:
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
是因為看出孫策「輕而無備」,孫策輕車簡行,不重身邊保護,容易出事。雖然郭嘉可能有他自己在各地的眼線。但是這種判斷依舊過人!還能「鐵口直斷」就會是最近的事,真不可思議。
不止如此,曹操在打敗袁紹之後,本想回頭打南方諸雄,是郭嘉堅定地認為袁譚、袁尚兄弟必須斬草除根。同時,烏桓一直跟袁紹集團聯繫很近,不收服烏桓,跟袁氏兄弟結合,會是大患。眾將擔心劉表會獲得劉備之助襲許昌,郭嘉料定不會:
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
這就不只是看人準確,而涉及大策略了。荀攸也完全看到了同樣這一點。所謂「智者所見略同!」有人認為曹操收服烏桓其實很險,因此認為有僥倖、運氣的成分。這就短淺了。要先定策略,在策略之下的執行,有勝有敗。怎可因為一場戰爭的勝敗得失論整個策略的得失?若是郭嘉建議的「速戰速決」並未奏效,換個方式,繼續作戰就是了。郭嘉的戰略,也正是諸葛亮在北伐之前,要先收服南中,以免有後顧之憂一樣的考量。諸葛亮不是打敗南蠻而已,還要收服他們才行。所以《三國演義》有「七擒孟獲」的故事。不可用戰術得失來論戰略。郭嘉有計、有謀、有略,能「計在不用」,可惜就是死得早了一點。
荀攸也是一個非常難以論斷高下的謀士。如同《孫子兵法》的道理,說起來原則簡單,但要會用、用得靈活則不容易。高明的原則一定簡單,簡單的原則反而好用。高明人用起來,也都相似。郭嘉判定孫策、以及後來的張繡、劉表不會襲其後。荀攸對剿滅袁氏兄弟以及烏桓,也是這麼判定的,所謂「智者所見略同。」千餘年之後的朱元璋也曾在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之間,攻陳則懼張襲其後,攻張則懼陳東擊之,正同樣是兩難的狀態。但是朱元璋堅定地打陳友諒,眾將不解,朱元璋說,因為張士誠心無大志,必不會躡其後。這就是「見識」,這是任何人打破僵局、突圍上升必須要有的智慧和勇氣。人生哪有「四平八穩」?全在進退之間。突破哪在「萬全之策」?見機全在一點、瞬間、堅定、銳進。這正是賈詡點播曹操:
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
這一段話值得一讀再讀。
荀攸也相似,他看到劉表與張繡互為犄角,建議曹操不要南討。曹操不聽,果然被賈詡、張繡打敗。荀攸在官渡之戰前作了非常多的戰術建議。可以這麼說,荀攸跟郭嘉在戰術、戰略方面的高明相似。但是,荀攸在年輕的時候,曾經刺殺董卓失敗被抓,在牢中神色自若。這就是有謀、且有勇了,更勝郭嘉一籌。後來曹操追念荀攸,說荀攸的智謀,那是當然,但是說:
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
說:
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
說:
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
說:
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
對曹丕說:
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
這就不尋常了。有智、有勇、還有德,這些,其餘諸謀士就不能比,郭嘉也被甩開兩階開外了。荀彧因為跟曹操不合,但是看曹操讚荀彧「進善,不進不休」、荀攸「去惡,不去不止」,這荀家叔侄真令人佩服、讚歎,潁川諸人讓人歎服、敬仰,漢末士人能如此高遠,可歎日後士人之不堪。荀家叔侄能讓我佩服就不得了了,能讓曹操佩服,可知其有多難、多高明!
郭嘉、荀攸二人在曹操身邊操盤了整個對付呂布、劉備、以及對付整個袁紹集團的戰爭。有各種奇計,聲東擊西、以少勝多、堅持不退、速戰速決等等。荀攸甚至建議在劉備投降之後,只能作個廣攬人才的廣告,不可放走劉備。可惜曹操沒注意到,「放虎歸山」,造成日後幾十年的痛苦爭奪戰。可以這麼說,沒有郭嘉和荀攸,這一場曹操掃蕩群雄之戰,會不會變成像日後劉備、諸葛亮的尷尬就很難說了。這是劉備、諸葛亮的不幸,這也許就是天意。時下許多宣傳所謂「鬼谷子的智慧」種種,根本就是低劣的詭詐、玩弄人性,根本不是什麼策略,根本就是沒讀什麼書,太過低劣,根本就上不了檯面。
世人都說曹操多智。我認為是《三國演義》過多的渲染。曹操當然不是無智,但他的智慧比不上那些謀士。其實,曹操真正的高明能力是「明而能斷」。作為領導人,就是要用眾人的智慧。要能在各種建議之下,判定高下,知道人物的忠奸,能夠作出決斷。人臣的素質在忠、謀、勇。人主的素質在明、斷、勇。
要我排序,以智而論,賈詡、荀彧、荀攸、郭嘉都有計、有謀、有略、都能計在不用,實屬伯仲之間,皆人間上選。有這些高明的素質,又能全身而退,賈詡最高。以貢獻而言,荀彧最大。以德行、修養而論,荀彧、荀攸叔侄最上。以天意而論,曹操天選。劉備、諸葛亮尋找、愛惜人才不可謂不盡力,以信義、厚道而言,劉、亮猶在曹上,人才聚曹、不聚劉、亮,非關人事,實屬天意。
龐統戰死在 35 歲,諸葛亮累死在 54 歲,荀彧氣死在 50 歲,暫且不論。荀攸活到 57 歲,不能算早夭,但也不長壽。郭嘉更是只活到 37 歲,法正也只活到 44 歲,都是英年早逝。但是,賈詡活到 76 歲,程昱更是活到 79 歲。殫心竭慮是很傷神的。「知者樂水」,因水百變。有智為他人謀,更需要有慧為己謀。還是知所進退的謀士,或者說,「知退」的謀士,才是最高明、最圓滿的謀士。
尹建維 20240617 洛杉磯
【奉元問學之四】中國文字之優異特質(下)
文/熊琬
編按:本文作者熊琬老師為政大中文系退休教授,果庭書院創辦人暨創會理事長。曾於奉元書院開講〖禮記〗、〖左傳〗、〖荀子〗、〖史記〗、〖聊齋誌異〗以及〖中國學術流變史〗等課程,頗受學員歡迎。本文為熊老師撰寫分析中國文字的六大特性,曾發表於《國文天地》(連載於第四十卷第二期至四期)。文中列舉許多詩詞趣聞以及文人逸事作為印證,詼諧逗趣,頗有可讀性。本刊特別徵得熊老師同意轉載,以饗讀者!因原文篇幅較長,將分成上下兩篇刊登,本文為下篇(閱讀上篇請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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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按:目前最火紅的新聞焦點在 ChatGPT 與 DeepSeek 之交火,何以 DeepSeek 能後來居上,或以抄襲加以貶抑,實乃不知:因其具有:「中國文字之優異特質」作背景故也。此文雖出,乃有文成而意猶未能盡者存焉。聊供玩味之餘,悟解於文字之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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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中國文字之特質
中國文字有六大特質:一、創發性、二、穩定性、三、科學性、四、靈動性、五、藝術性、六、適應性。茲一一分析如下:
一、創發性
—「六書」的原則,「義符」與「音符」均依附於「形符」從從上文所言,中文能不斷創造新字,一脈相傳,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中文是依據所謂的「六書」:象形、指事(以上為「文」—「依類像形,故謂之文」「物象之本也」)、會意、形聲、轉注、假借(以上為「字」—「形聲相益,故謂之字」「孳乳而寖多」)而成。象形、指事,本文字之原貌,故可稱之為文字之『體』也;至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字,屬引伸創造而出者,乃可稱為文字之『用』也。展轉增益,孳乳而寖多。「六書」乃淵源流長:從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隸書、楷書、草書,可謂一脈相承,俱有發展的脈絡與條理可尋。與西方文字,全係音符的變化,沒有形符與義符之彼此展轉變化,縱有如拉丁等,其或有語首、語尾等變化,未嘗有統一之慣例可尋。
若就一般文字之來源而言:如埃及、麼耶字,其初始未嘗不是象形(具象的文,像畫)與指事字(抽象的文)。但其後,因無法產生所謂「合體的字」,(如中國以形符與形符—會意,形符與聲符—形聲字,形符與義符—轉注字,以及假借字—假音不假義,引伸字—音義兼借)因此,所產生的「文(象形與指事)」都轉成「音符字」,而成所謂「拚音文字」,全世界的字幾乎都是如此。唯獨我華夏民族,創造成為「六書」的範例,可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日本、韓國,的文字都是模仿、依附於漢字下而產生。故云中文具有獨特的「創發性」文字。詳見前文,不贅。中國文字於「楷書」產生後即已定型,迄今兩千年,「六書」的原則,至斯告一段落,故鮮少有所變化矣。如今除偶有增加,如氫、氧之類,大多以創造「新詞」(詳後文),而不另加新字了。
二、穩定性
—今人可直探古人之智慧,沒有隔礙。非任何國家文字可比。
中國文字是由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所謂六書所成。總言之,六書不外乎形、音、義的結合。因以「形符」為主,而音與義皆附麗之。故縱使音變,義變,而「形」仍保持原貌未變。而其代表「形符」者,屬「文字學」;代表「音符」者,屬「聲韻學」;代表「義符」者,屬「訓詁學」,其來龍去脈皆可一一探索而得之。尤其中文演變至楷書,大致底定,不再繼續演化不已。今日讀誦之古籍,都以楷書形式出現,故如今而研讀數千年前之文字,即可一目瞭然,無須另加鑽研而得之。縱使有篆書、棣書,篆書等,亦可推源溯始而知之。總言之,「中文」較為穩定,不隨時代不斷的變動不拘矣。如是,我們即可以直接吸取二千年前古人的智慧:古籍中無論諸子百家以至儒、道、佛的思想,而古人哲學、文學、藝術等的智慧結晶,均無庸假手於專業人士,而無所隔閡矣。再者,中國歷代人口眾多,並能融合許多不同種族。(漢、滿、蒙、回、藏、苗、匈奴、羯、鮮卑、羌及氐等)其原因很多。有謂當歸功於秦始皇統一之功。其實,不可忽略者,當歸功於中國文字與文化,如:儒、道、佛文化以人性為出發點,有「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眾生皆有佛性」等之特點。其中,具有文字之隱定性,與思想之包容性與永恆性之特質因素在。—-簡言之,中華文化留傳下來文字與典籍之智慧,乃是不間古今,具有永恆的存在價值外。而文字之優點,亦當是不可或忽的因素之一。
反之,「衍音(音符字)」為主的文字(如英文),因為文字隨聲音變,所以聲音變了文字就跟著變。因此衍音的文字,很容易隨時代而變化,三、五百年前的英文,今日非專家不易讀。西方、東方(印度、埃及)文字,他如英文、法文、義文、俄文、西班牙文等,雖各有不同,但同出於衍音文字,則未有不同。日文在唐朝大化革新時,採用漢字,平假名、片假名,作為其音符字之來源,並直接沿用漢字搭配而成日文,而成一半形,一半聲的文字。基本還是取法於漢文而有今日之日文。韓文亦然。
總之,就世界各國或各民族今日的文字而言,從表面面,總不外乎,「衍形」(以形符為主)、「衍音」(以音符為主)二者而已。實則,所有的文字都是從「形符」開始的。只不過都後來不敷使用,才化形符一變而為音符,而成今日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文字。中國文字最為特殊,它始終是以「形符」為主,而附麗以音符與義符,這是中國文字最特殊、最具創意,且最有智慧的地方。
三、系統性
分類精密、系統清晰。可直探文字之意涵。
前文刻已言及,中文之分類清晰,即就字典而言,各各部首,分門別類,物以類聚而群分之。請參閱前壹章第三條,以至「六書」有關「形聲字」等之條分縷析,即可得其要旨了。茲再簡述於後,如:
自然界之物:日、月、雲、山、川、水、火、气、田、
植物界之物:竹、艸、木、麥、麻、
動物類:馬、牛、羊、馬、犬、豸、魚、虫、革、羽、虎、鹿、鼠、龍、龜、鳥、隹、
人體類:人、口、言、手、止、足、走、目、耳、身、肉、爪、立、而、見、行、首、齒、鼻、舌、黽、甘、比、心、彳(小步,左腳向前進曰彳)亍(右腳向前進曰亍)
礦物類:石(山石也,在厂之下)、玉、金(金中又有金、銀、銅、鐵、錫等)、土
日常用品類:皿、車、門、耒、穴、缶、衣、鼎、鬲、筆、聿、書、瓦、用、刀、巾、矢、戈、
凡中文字觀其字首或偏旁,大約可知其屬於那一類了。不僅是植物類、動物類、自然界,即使同屬動物類,又可細分為馬、牛、羊、馬、犬、豸、魚、虫、革、羽、虎、鹿、鼠、龍、龜、鳥、隹等類。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注》有五百四十個部首,就是歸納屬性最早的書籍。
四、靈動性
創造多元化的文學形式、內涵與哲學內蘊
中文字由單音節而成,故其排列組合自可靈活調整,故能活潑異常。再加上中文自古思想即呈靈活之特質,故詞類變化之亦多。如《老子》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中,一與三之「道」與「名」字,俱屬「名詞」而已;後二之『道』與『名』,則屬「動詞」,用以形容前之「道」與「名」[1]。因思想與文字互相搭配的靈活度,故有非常豐富的句法變化,亦能創造多許多不同的文體。(詳後文)
西方文字,以英文為例。字與詞都有其規範,故各有其歸類,而加以限制。所謂詞類有不同,必須分清,不可混亂。如名詞、形容詞,動詞,副詞,介系詞等,劃分清楚。其文法有單數、複數之分。有第三人稱單數加s之規定。就時態(Times)而言,有過去式、現在式、未來式之分。有現在、過去、未來進行式。以至現在、過去、未來等完成式之分。甚且過去、現在、未來各各還有完成進行式之別。在句型上,尚有被動語態(Passive Voice)、假設語態(subjunctive mood)等。就現代人而言,規則清楚,條理分明,正是一種科學的表徵。也就是西方文化與語言的特質處,此正與中文與其文化不同之所在。自中文言,則會以之太拘於成例,殆難善加靈活而運用之。
就如自文中言:如說:「我在寫字」,就是現在式。「我正在寫字」,就是現在進行式。「我昨天此時正在寫字。」就是過去進行式。「昨天我在睡覺前,就已經將字寫完了。」就是過去完成式。「假設我早點寫字,我在睡前就已完成了。」屬假設語。如是類推,自可瞭然,何必拘於一定的形式呢?若從西方的角度看,這就叫做「科學」,但從中文來看,就「不夠文學」。或可稱英文較「寫實」(按部就班的思考模式),中文較「寫意」(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思考模式)。此乃雙方文化與思考的根本不同也。若就客觀判斷言之,就是中文有中文的特質,自成一套規矩與邏輯。此與中文的特質有關(如前述),也與中國思想的思維模式有關。(正如前舉老子之說辭)
中文之所以靈動,蓋以它的(一)、單音節字,(二)、辭句的組合,可以二字、三字、四字、五字等巧妙的排列組合,成為多音節字,以至於句子的長短可以伸縮自如,隨心所欲的加以創造。再加上(三)、詞性可靈活運用,不拘限於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等,因此運用起來自然靈動無比。(但不意味著可毫無拘束的任意而為,只是有較靈活的方式可善巧運用之):
就文字言,其靈活性強,始能創造多彩多姿的文學體裁與內涵。中文因屬單字單音節,由單字單音節即可成詞,又可組合成雙字成詞或句、三字、四字、五字、七字等而成句,因無固定一成不變的詞性的約束,(不必拘於所謂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實字、虛字、介詞等,所謂的「詞類變化」及過去式、現代式、完成式;主動語、被動語等所謂「句型」的變化)故其句式可發揮創意,千變萬化,靈動無比。無固定型式,要在善巧運用,自不必拘於一格,而能應變多端。(如軍隊一人可單兵作戰,可雙人配合作戰,又可三人、四人、五人等等,隨時調配以應需要)如:
綠肥紅瘦 [2]
綠、紅二字,本當係形容詞,此處皆作「名詞」用。紅瘦,表人如花之瘦損憔悴。綠肥,表綠油油,枝葉光澤茂盛。非復形容人之肥、瘦,借紅花之消瘦與綠葉之光澤,以喻春逝夏來意境,自覺新穎。又如:
紅了櫻桃,綠了芭蕉。[3]
此中的「紅」與「綠」,不是形容詞,而是「動詞」了。此謂春去夏又到之景色。用詞新穎,最能歆動人心。
紅衰綠減
紅,亦表花。綠,亦表葉。敘花;葉之凋零,以衰、減表之。語自清新而境別成一格。
偎紅倚翠 [4]
紅、翠,本屬形容詞。此處作「名詞」用,以鮮豔之顏色,指彼煙花中女子,穿著之醒目,令人著迷。柳永自寫沉溺於荒唐生活中之情景,但頗傳神。
其次,再就每句之字數言之: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較少)、七言等。而「詞」所謂「長短句」就更具彈性,長短不一,字數不拘(但也有其自成一套的格式)。其他,如「對聯」之變動不拘,可因各人天份之發揮,而靈活用之,莫可端倪。有如:頂針格,連環對、迴文對、寶塔對等。其中,或一個字、兩個字、三個字、四個字、五個字、六個字、七個字,等諸此類之變化之莫可端倪,中國文學之豐富、雄偉於此可見。
總之,此靈活變動的中文特色,乃由如單字可成辭,雙字、三字、四字、五言、六言、七言等等,俱可成辭。又無詞性之固定拘限,故可盡情發揮而無餘蘊。(但仍有平仄、押韻、虛實相對等規則可循,非可隨意為之)
端就「文體」(一般以散文為主)而言,文體多端,有分至數百種者。就古文言:據清・姚鼐《古文辭類纂》分為十三類: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志、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等十三類。(前九類屬散文;後四者屬韵文)。遠在齊梁時代:《昭明文選》大分六類:楚辭、賦、古文,駢文、古詩、樂府詩;細分文體有三十八類[5];《文心雕龍》分為三十三類(八十種)。足徵其豐富的內涵矣。
至有關「韵文」則有:有詩、詞、賦、曲(含戲曲)等(小說、戲劇未計);而詩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若就賦言:1.短賦先秦(荀子賦篇)2.古賦:漢代(多長篇巨製)3.俳賦:六朝(亦稱駢賦、小賦)4.律賦:唐代 5.散文賦(杜牧阿房宮賦,歐陽修秋聲賦,蘇東坡赤壁賦)其字體,通常為四、六句法。(尤其駢賦)。
其中,就詞而言:詞體除小令、中調、長調[6]外,其格調各有不同。詞號稱「長短句」,其字數參差不齊,數詞調不同所異。詞牌之數亦不計其數[7],蓋只有中文的靈動性乃有此特殊之文體狀况。
綜之,中國文學之分門別類,琳瑯滿目,應接不暇;可謂古今之一大奇觀。蓋非中國文字所具有之特質,絕不能衍生至如是之多彩多姿也。試再一一舉例如下:
(一)、平淺字句,用之能化腐朽為神奇
1.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8]」老與幼,都本是『形容詞』,而此兩句中,前一老與幼字,則是動詞;後之老與幼,則成名詞。其用字雖重復,但一經運用,則自己與他人之老與幼,推己及人之心,乃自體貼的恕道而出之。
2.「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9]」前「衣」為名詞,後一「衣」則為動詞。前一「食」亦為名詞;後一「食」亦為動詞。而漢王(劉邦)的體貼自然表達而出之,但用語簡淨有力。
3.「春風又綠江南岸[10]」中一「綠」字,本是形容詞,此處作動詞用。而較用「到[11]」字、「過」字勝。蓋以二字較俗,一般人尚可企及。至於「綠」字,但覺春回大地,宇宙間全為春所充溢,一片生意盎然。一字之異天地懸絕。
(二)、巧妙的增減字數的靈巧
1.「詩醫的故事」
昔有人懸一招牌,曰:「詩醫」。或有人經過其旁問說:「你這詩醫,所醫者何?」此人說:「我這詩醫者,主要有兩貼藥:一為補藥、一為瀉藥。」問者說:「何謂補藥。」其人曰:所謂補藥者,如「人生四大得意事」,其中四事如:
他鄉遇故知、
久旱逢甘雨、
洞房花燭夜、
金榜題名時。
如各增二字,意思就迥然不同了:
萬里他鄉遇故知、
十年久旱逢甘雨、
和尚洞房花燭夜、
監生[12]金榜題名時。
–以上是吃「補藥」。
至於「瀉藥」,如「清明詩」: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時節何必清明,故可去「清明」二字。「行人」本在路上,豈是水底游魂,故「路上」二字可省。「酒家何處有 ?」即是問話,何必用「借問」二字。「遙指杏花村」,何待於牧童?故「牧童」二字不必用。故可將其詩簡化為:
時節雨紛紛,
行人欲斷魂;
酒家何處有?
遙指杏花村。
—-則屬「瀉藥」。
又有好事者,甚且更簡化為:
雨紛紛,
欲斷魂;
何處有?
杏花村。
再又簡為:
紛紛,
斷魂。
何處?
花村。
更有嫌其囉唆者,更簡為每句一字為:
雨,
魂;
何?
村。
—則取其得意忘言可耳。
此人聽聞後說,鄙人也有一首詩,請問當用補藥?抑瀉藥?如下:
牆高貓跳喵,
籬窄狗鑽汪;
騎驢思舅氏,
臨渡念姨娘。
詩醫一聽後謂:「此詩既不必補藥,亦毋需瀉藥。宜當以『狗皮膏藥』貼於嘴上,慎勿亂言也。亦即可說是:『無可救藥』。」–以上雖屬笑話一則,而中國文字中趣味,乃從其靈動性所使然也。
此外,有人將此『詩』逕改為『詞』者,長短參差其句曰: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 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2.紀盷題乾隆扇《出塞詞》之戲言
某次,紀盷即興為乾隆皇題扇引王之渙《出塞詞》:
黃河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度玉門關。
因落掉一「間」字,乾隆皇故意找渣,說這係「欺君之罪」,即欲降罪說:「有說則可!無說則否!」借此以考驗紀盷,但紀盷不慌不忙,隨機應變說:「啓奏陛下!這是詞!而非詩!」乾隆說:「試道道看!」曰:
黃河遠上,
白雲一片,
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
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加減一字,則由詩,成詞,雖純屬笑話,但沒有如是靈動的語文特色,何能如是轉易如是?
(三)、前後文字巧妙靈活之運用之聯語
1.紀盷同官母親生日,同官大擺宴席,以示慶賀。時紀老亦在座,同官以其為對聯高手,即請其即席作對,以為母親壽。紀老即出上聯首句曰:
這個婆娘不是人。
此句一出,賓客譁然,咸謂紀老酒醉,口不擇言。且看紀老不慌不忙,隨即出下句曰:
九天仙女下凡塵。
此句一出賓客為之傾倒,蓋全將前句翻轉,仙女自然非人也。所謂打得死而救得活也。
紀老俟又出下聯上句曰:
生個兒子會作賊。
此句一出賓客又為之驚駭,不知紀老將如何收尾。等到紀老下句一出,賓客又為之傾服。其句曰:
偷得蟠桃送母親。
其母既是仙女,其子自亦不凡,乃仙童出世,以蟠桃為母親壽,誰曰不宜。切人、切事。
—以上屬「起死回生」之聯,以下再舉一「起死回生」之聯:
2.話說:某年春節前,王羲之以:
「春風、春雨、春色」對「新年、新歲、新景」之聯,貼在自家門口,因書法佳聯亦佳,不料夜間竟被人偷走。王羲之無奈,只好又寫了一副:
鶯啼北星
燕語南郊
未料次日夜間,又被人揭走。此已近除夕,靈機一動,急智生。即以:
福無雙至
禍不單行
再貼在門口。果然,此番沒人再敢揭走。至除夕,王羲之又添幾字成:
福無雙至今朝至
禍不單行昨夜行
加減幾字,便能頓時改觀,起死回生。
3.保儀大夫的「雙忠廟」聯語:
國士無雙,雙國士
忠臣不貳,貳忠臣
正以前後語之矛盾而成之妙詞。
話說:唐代安史之亂張巡、許遠以萬餘疲憊饑乏之卒,死守睢陽城,抗拒十餘萬眾糧足兵強之敵,前後經大小四百餘戰,不屈不撓,支持了十多個月,牽制了幾十萬大軍,屏障了江淮糧倉豐盛之區;為唐復興的基礎,其人嶔崎,厥功至偉。可說「鬼神泣壯烈」。張、許殉難後,河南人士感其忠烈,立「雙忠廟」,四時祭祀。以張巡為「保儀尊王」,許遠為「保儀大夫」。台灣之「雙忠廟」,係許遠出任睢陽太守前,曾率領河南光州固始的高、林、張三姓人士,移住泉州安溪,後泉州先民隨國姓爺鄭成功渡海來台,而木柵、景美區高姓人家敬奉尤虔。個人自幼從木柵長大,對鄉土之事,頗感親切,略能得知一二,故不免絮絮若是。
(四)、方塊字的巧妙運用
1.紀盷身為大學土,又為四庫全書總編纂,常喜微服私自往茶樓酒館飲酒自娛。某夜至某酒樓暢飲,自以為沒人識。奈酒樓掌櫃眼力好,一眼看出。即趨前招呼道:「紀大人光臨敝小店,本人深感榮幸之至,理應免費招待。但久聞紀大人,口辯捷給,尤為對聯一等高手。小的出一上聯,倘能作對,則此頓飯即由小的請客。」紀盷即請示上聯,老板出上聯曰:
一盞燈,四面寫,酒酒酒酒
唯時該酒店夜中懸有一燈,四面均有酒字,故以此作對。紀盷一面酌酒,一面思考,奇怪,平日文思泉湧,一應對聯,也無不出口成對。今兒個晚,似乎文思枯竭,久久不能有佳句,心中納悶。私忖免費吃酒事小,我紀某之面子之事大。如此折騰迄於二更,忽聞二更鼓聲響,於是觸機成對,曰:
二更鼓,兩處敲,噹噹噹噹
2.如魔術般方塊字的魔力:
張長弓,騎奇馬,單戈作戰。
嫁家女,孕(懷孕)乃(她的)子,生男曰甥。
上聯只是將「張」、「騎」、「戰」,下聯將「嫁」、「孕」、「甥」開合而成。
3.據說日外交官來訪,清政府以八王爺出面賜宴招待,席中廣陳琴瑟琵琶。日外交官多浸淫中國文化之熏陶,欲賣弄學問,並借以侮辱八王爺。故出聯難之:
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
蓋有八王,反言之則甚難堪矣。當時清廷八王爺,面有難色。維時康有為在座,毫無懼色,即席作對曰:
魑魅魍魎,四小鬼,鬼鬼居邊。
蓋指日本鬼子,直無異各各魑魅魍魎,只能靠邊站著。於是日外交官狼狽而回。此對聯中:上聯四字,共有八個王字。下聯四字,共有四個鬼字。此又成一例。
4.一老童生年逾七十,未中秀才,仍為童生。主考官年約三十歲許,憫其年長,不異其祖父輩之年齡。因出對子,令之屬對,許以對上,即予過關。因出上聯曰:
右彎是老,左彎是考;
考老童生,老童生趕考。
其聯切人又切事,誠屬妙聯。老童生略加思考隨即屬對曰:
一人為大,二人為天;
天大人情,大人情似天。
亦切人又切事,誠屬妙對,其妙無比矣。
5.某一才女至適婚年齡,但不輕許嫁,出對招親。來者多為所難,有一才子自負頗高,欣然而來。才女出對曰:
冰冷酒,一點、二點、三點
才子沈吟良久,竟無法作對。因返家擬對,直未能得佳句,竟因思慮過度,憂鬱積憤而卒。下葬未久,其墳頭長出一朵鮮花來,有人報知才女。才女即曰:「是否丁香花」其人即往察之,果然。才女乃答曰:「他『終』於對上了!」
丁香花,百頭、千頭、萬頭。
蓋丁之上,為「百」字之頭。香字為「千」字之頭,花字則為「萬」字之頭也。
吾因戲評之曰:「此可謂死對頭」蓋謂嘔心瀝血至「死」,『終』於「對」出此三「頭」來。不死則絕不能對上,才女豈非其「死對頭」也。
6.某人因偶犯禁令,繫於囹圄,縣令見其為士子,士子因請開釋,蓋以家小有三人,仰賴自己而得食也。縣令亦有意網開一面,但不使即予放行。於是約定出一聯,倘若對上,即予開釋。於是出句曰:
四口為圖,內口總需外口管。
蓋正點出士子今日之苦境,可謂切事。
此士子略一沈思,即出對曰:
五人撐傘,小人全仗大人遮。
我今一家四口,全仰仗縣大人之網開一面了。可謂切事、切人,對仗亦工穩合當前之狀況,頗稱縣令之意,立即予以開釋。
(五)、遊戲文字的妙句:
1.或有以一、二、三~七,以及do、re、mi、fa…
細睨山勢舞流溪(一、二、三、四、五、六、七)
獨覽梅花掃臘雪(do、re、mi、fa、so、la、si)
2.更有一、二、三、四~九、十,以至十、九、八~三、二、一之對仗之妙對。
一姐不如二姐嬌,
三寸金蓮四寸腰,
買得五六七盒粉,
扮成八九十分俏;
十九月夜八分光,
七娘紅妝嫁六郎,
點盡五四三高燭,
二人同心共一房。
3.話說:康熙皇帝出巡,路過一四方之橋,因以「四方橋」三字為題,作一聯曰,並借此以驗諸皇子,詞曰:
四方橋,橋四方,四方橋上有四方,四方四方四四方。
諸皇子一時,正想不出下當如何接著對了。乾隆是時,乃屬皇孫輩,頗有文才,竟然應對了下聯:
萬歲爺,爺萬歲,萬歲爺前呼萬歲,萬歲萬歲萬萬歲!
對仗工整之餘,又與皇帝身份對上了頭(這更像是和珅拍馬屁的對子),可樂壞了康熙,從此就對這個乾隆刮目相看了。
茲試即興借華嚴經「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佛(如來)佛道同的重重無盡的思想對之如下:
十方界,界十方,十方界外有十方,十方、十方、十十方;
如來佛,佛如來,如來佛中有如來,如來、如來、如如來。
於華嚴重重法界之廣袤,以及如來普化十方界眾生之心,如一無二,從此對聯中,自可以灼然洞明無遺矣。
(六)、寶塔詩:
從一字至七字,每層重覆而得下首詩。
酒
酒
酌來
飲取
君莫訴
時難久
偏樂少年
能娛老叟
對月不可無
看花必須有
于髡一醉一石
劉伶解酲五斗
臨行強戰三五場
酩酊更能相憶否
(七)、迴文詩
1.有人經大佛寺,近寺不遠,有因山洞清涼而有「天然居」之名。有人築店於上,供來往客人飲茶、歇腳。此人登內飲酒,見店外門聯,只有上聯曰:
客上天然居
但沒對下聯,因問店中主人。主人說此聯之下聯,尚未有人對出,因懸置迄今。此人隨即脫口而出曰:
居然天上客(不更一字,只倒置其句而唸之)
俟見大佛寺之聯曰:
人過大佛寺
寺佛大過人
因將此聯與上聯相合,則成新聯為:
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
人過大佛寺,寺佛大過人。
其他相關之迴文詩:
1.僧遊雲隱寺,寺隱雲遊僧。
2.郎中王若儼,儼若王中郎。
3.人中柳如是,是如柳中人。
4.齋成瑞聚永,永聚瑞成齋。
5.軍中吳觀樂,樂觀吳中軍。
如:迴文詩
2.蘇軾題織錦圖迴文
春晚落花餘碧草,
夜涼低月半梧桐。
人隨雁遠邊城暮,
雨映疏簾繡閣空。
迴轉前詩字句則成:
空閣繡簾疏映雨,
暮城邊遠雁隨人。
桐梧半月低涼夜,
草碧餘花落晚春。
3.「織錦迴文璇璣圖」相傳是前秦竇滔妻蘇惠所創作一種迴文詩圖。縱橫各廿九字,共成八百四十一個字。蓋其詩用五色絲織成,縱橫往復,皆成章句。圖中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的迴文詩。可以正讀、反讀、橫讀、斜讀、交錯讀,以至退一字、疊一字讀,固所不可。如此共可成三千七百五十二首(一說三千八百餘首)。可謂空前絕倫,教人嘆為觀止。—或謂:這只類似「文字遊戲」,但沒有中文的靈動特色,安得此類文字能產生。况其「文字」間,亦不乏深意。
(八)、其他
1.某裁縫店對聯
寒衣熨出春風暖
綵線添來瑞日長—橫批 壓線非穿柳
2.王安石趕考途經馬家鎮,馬員外出聯擇婿,出題:
走馬燈 燈走馬 燈熄馬停步
王安石一時對不出,及試考官出上聯為:
飛虎旗 旗飛虎 旗卷虎藏身
安石即以馬所出上聯對之。安石回馬家鎮又以考官之上聯,對馬員外聯,被員外賞識擇為快婿,而考試亦獲雋。
3.一佳人才女,自視甚高,故直未能出閣。蓋借出對子招親,來者俱鎩羽,故久未有敢應之者。後有一老者自命不凡往應之。時才女身著紅裝,自紅帳中走出。一見竟是一白髮矮醜老翁,立於白石階前,而心存鄙視。乃出上聯曰:
白石階前白髮老翁、矮冬冬、皮皺皺、臭烘烘;
呸!你去罷,今生休想。
但見老翁不假思索,即對下聯曰:
紅色帳下紅粉佳人、嬌滴滴、嫩呦呦、香噴噴;
喂!我來了,前世姻緣。
你說才女能不嫁嗎?
4.有某校校長在校園種有枇杷,因恐學子攀折而懸告示曰:
琶琵未熟,禁止攀摘。
學子不知琶琵本借自枇杷,故亦張一告示曰:
枇杷不是那琶琵,
為何先生錯認它;
若使琶琵會結果,
胡琴笛子要開花。
校長看畢,臨機一動,亦續作一告示曰:
琶琵就是那枇杷,
不是先生錯認它;
若使琶琵不結果,
緣何笛裏落梅花?
試思:五月仲夏天怎會突然有梅落之景?意取李白絕句:「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借此諧音,發出文學之趣味:從笛中轉出乾坤,具有無比創意。
案:玉笛者,玉飾之笛。梅花落,笛之曲調名。《梅花落曲》蓋借笛中而聯想及梅花之紛落也。因借冬日梅花飄落之美,以喻曲調之美,能同挹其清芬也。
原詩,從「聲」而轉換成「色」:在梅花繽紛滿目中惹起鄉愁。此詩從遷客(失意之人)騷人,西望家鄉;本有無限羈旅之情,再從笛裏吹來,詩中道出:思歸之情無限。而心情之刻畫,自然深切。李白號為「詩仙」豈徒然哉?
五、藝術性
中國的書法,當是世界唯一注重文字的藝術的文字。中國文字原本從圖畫而成,所謂「書畫同源」。所謂「依類相形」「物象之本」,如:
日、月、水、田、气(气)、茻 莫 、(暮。日暮時分,日在草中) 文、「錯畫也,象交文。」旦(旦):「象日之初昇也。」穴:以穴為室。又如人體:
口、目等。其後乃從「文字畫」演進而為「文字」。二者之不同在:「文字畫」乃有畫而無聲音,若加上聲符,則謂之「文字」。惟其循繪畫而來,故「書」與「畫」字形相似。自古書寫之文與畫都是由線條之粗細千變萬化而來,可證明書、畫本是同源。故古文字既可入畫,又具有實用價值。
舉凡字之型態,具有平衡性、對稱性、優美性、完整性等特點。或左右排列如:體、觀、理、論、礎、諷、刺、雅、頌、位、題、術、模、樸、糊、印、建等。或上下排列,如:基、學、皆、習、單、置、非、畫、書、藝、古。或外內,如:間、聞、問、圖、圓、園、內、幽、周、鳳凰、商等。或方正,如中、文、方、公、正、本、末、象、篆等。
中國文字在「實用性」外,它更具有「藝術性」,亦非其他文字所有者。尤其繁體字(正體字),大多文字上下、左右、內外、大小均衡合乎美學之原理。如:中國書法獨具一格,篆、隸、草、楷等各類型之不同,有大楷、中楷、小楷之別。況且,至於字體有篆、隸、草、行、楷等各體書法,各體書法又可分虞體(世南)、王體(羲之)、褚體(遂良)、歐體(陽詢)、柳體(公權)、顏體(正卿)等家字體。精通任何一家,俱足名家。且而同樣一個「壽」字,可以有百壽圖,不相疊複,又其一例也。吾中華文化之創意,此又一例也。
六、多元性、變化性與適應性
中文的變化性與多元性,已如前「四、靈動性」變化多端,蓋已予論述,不贅。故舉凡文字,必具多元性、變化性與適應性,否則,易被陶汰。中文適應性強,可因應時需,而加入新觀念、新思維,隨緣變化;而不必多加新字,大抵夠用。最明顯者,莫如佛典的傳入。如梁啓超在〈翻譯文學與佛典〉[13]中引用贊寧高僧傳卷三云:
童壽(羅什)譯《法華經》,可謂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語趣。
因此說道:
「天然語趣」四字,洵乃精評。自羅什諸經論出,然後我國之翻譯文字,完全成立,蓋有外來「語趣」輸入,則文學內容為之擴大,而其素質乃起一大變化也。⋯⋯不特為我思想界闢一新天地,即文學界之影響亦至鉅焉;文之不可以已如是也。
又說[14]:
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納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強,此定理也。我民族對於外來文化之容納性,惟佛學輸入時代最能發揮。故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變化,即文學界亦然。其顯績可得而言也。
其在後文於〈國語實質之擴大〉云:
或綴華語而別賦新義。如:真如、無明、法界、眾生、因緣、果報等;或存梵音而變熟語,如:涅槃、般若、瑜伽、禪那、剎那、由旬等。其見於《一切經音義》、《翻譯名義集》者,既各以千計。近日本人所編《佛學大辭典》,所收乃至三萬五千餘語。⋯⋯實漢晉迄唐八百年間諸師所創造,加入吾國語系統中而變為新成分者也。⋯⋯增加三萬五千語,即增加三萬平千個觀念也。由此觀之,則自譯業勃興後,我國語實質之擴大,其程度為何如者?
又提及「語法及文體之變化」曰[15]:
佛典⋯⋯文體與他書迥然殊異(一)、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也、者、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二)、既不用駢文家之綺詞儷句,亦不采古文家之繩墨格調。(三)、倒裝句法極多。(四)、提契句法極多。⋯⋯
凡此之類共有十條,不贅。後云:「自感一種調和之美,此種文體之確立,則羅什與其門下諸彥實尸其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中國文化之可大可久一大奇蹟,鮮少為人所注意及之。猗歟盛哉!即如:科學時代專有詞。如:鉀、鈣、鈉、氧(能養人故名)、氫(其氣輕故名)甲烷(含一C)、乙炔(含有二C)等。也都有其新義,試加細察之自知其妙。秦時字書,如三倉[16]才三千三百字。而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注》,則有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其中,有許多冷僻之字,平常絕少用),唐孫緬《唐韻》有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清《康熙》字典有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字。而據王協《古漢語通論》之統計,《四書》(學、庸、論、孟)總共四千四百六十六字。即以今日而論,常用者據統計,不過幾千字(少則三千、多則不過五千),不到一萬字左右,就足夠運用了。若其他文字,因不斷因新觀念,新思想,或吸收新文化等,就要不斷造新文字、新字母,甚至需要上百萬字乃始夠用。總之,文字是否優異?乃在是否可以文字能適應不同時代,不同思想,萬應不窮。不必不斷增加字數,即能適應與表顯多元不同的思想與義藴。如漢字吸收佛法,雖增加了幾萬種新概念下,並未增加字數。
結論
以上中國文字之特色:一、創發性、二、隱定性、三、科學性、四、靈動性、五藝術性、六、多元性、變化性與適應性。首條從「文字學」上論,次條從「文字之實用」上論,第三條從「文字之運用」而言。第四條從「文學之應用」上而論。第五條乃從「藝術之價值」上論。第六條多元性、變化性與適應性乃從「文字詞性」上論:不增字而增義的角度言之。也只有中國字才能發揮傳統文化之特點。試問世界上的任何一種文字有如中國文字這樣具有如是多元的富於變化嗎 ?
從上可知:中國文字歷經千古,在形式上,從大篆、小篆、隸書,楷書等,而楷書迄今兩千餘年,一脈相承,可說在形式上並未有變。非如西方從希臘、羅馬等衍主的文字,文字變化萬端。既非一脈相承,未至百年,音變形就隨之變,展轉變化 ,難以究詰。而我們運用中文,生於今世,即能直接上探千古聖賢之書,而擷取其智慧。此乃不可思議之一也。巧妙的形音義結合,匡古絕今,是古人藝術、智慧與創意的結晶。亦中國文字之特質所造成也。
(閱讀上篇請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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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翻譯如下:「道是可以講說解釋的(道者,說也;動詞),但非常人從外表所能說的一般的「道」;名(名相,專有名詞)是可以予以形容、表達的,(所謂:無以名之,此名亦係動詞)但非常人所說的那些名詞的外表。」
[2] 宋・李清照〈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3] 宋・蔣捷〈一剪梅〉:「一片春愁待酒澆。江上舟搖,樓上簾招。秋娘渡與泰娘橋,風又飄飄,雨又蕭蕭。何日歸家洗客袍?銀字笙調,心字香燒。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4] 宋・柳永〈鶴沖天〉:「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红倚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5] 《文選》,由南朝梁武帝太子蕭統編選,是中國現存最早一部詩文總集。蕭統諡「昭明」,故又被稱作《昭明文選》。此書共 60 卷,分為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表、上書、啟、彈事、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收錄極為豐富,選材嚴謹。
[6] 小令:五十八字以內;(又稱令)中調:五十九字至九十字。(又稱「引」「近」)。長調:九十一字以上。(又稱「慢」、「慢詞」)
[7] 據統計,詞牌數目,大約有八百七十多個。
[8] 《孟子・梁惠王上》。
[9] 《史記・淮陰侯列傳》武涉說韓信,信回答之語。其後,蒯通說韓信,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其中「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用法亦同。
[10] 宋・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此詩是在描寫詩人思念家鄉之情懷。
[11] 「綠」在定稿前曾改為到、過等字。最後始定為「綠」。
[12]「監生」本是國子監之大學生,但清自乾隆後所謂「監生」多由科考資格不足,乃由捐納而得。
[13] 梁啟超在〈翻譯文學與佛典〉頁 110,台北 佛教出版社 1978.5。
[14] 同前註 125-126。
[15] 同前註頁 128-129。
[16] 引用解釋 1.古字書名。漢初,合李斯《倉頡篇》、趙高《爰曆篇》和 胡母敬 《博學篇》為一書,稱「三倉」,亦統稱《倉頡篇》,凡三千三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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