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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毓老師

大隱(邵延楓,北京青年報)

轉載北京青年報
他和梁漱溟一樣堪稱大儒,讀書一百年、授課六十載,卻盡毀著述,長期成為我們心靈史上的失踪者。
2014年06月29日星期日北京青年報◎本報記者 邵延楓
2014年春夏之交,一本名為《一代大儒》的新書以與它的名字迥然的方式於大陸低調面世,在出版者組織的一次私人餐敘中,記者偶遇台灣著名易學專家劉君祖先生,從他那裡第一次聽到了「毓鋆」這個名字,於是,一次關於一個隱者的考古發掘式的文化溯往就此開始。
通過劉君祖先生的指引,記者幸運地尋訪到蔣勳、簡媜等毓門弟子,同時驚異地發現了自己不可容忍的孤陋:一位和梁漱溟一樣跨越世紀的思想巨擘,竟然長期成為我們心靈史上的失踪者,他的浮世傳奇,他的文化背影,他的人格魅力,雖朝花夕拾,依然絢爛豁人眼目。
毓鋆,係出清朝貴冑,師承羅振玉、康有為、王國維等國學宗師,十三歲熟背十三經,讀書一百年,授課六十載,103歲仍登壇開講,門下弟子萬餘人。
他最不喜閒居,看不上悠然南山的魏晉風度,更願意大隱隱於市,他在地下室創立的私塾書院,不論存續時間抑或門人數量均是近代以來少有的文化景觀——他就是愛新覺羅·毓鋆,按照他的自況,「我是活得最久的儒家人物。」
「一身象牙白中式衣著,長鬍鬚,戴黑框眼鏡,我的第一個念頭是——古人!」
作家簡媜這樣回憶著她第一次去書院見毓老的情形,「不尋常的安靜,忽然,清喉嚨的聲音從後邊兒傳來,一轉頭,好大的身影逼近眼前,一身象牙白中式衣著,長鬍鬚,戴黑框眼鏡,我的第一個念頭是——古人!頓時心生時空錯置之感,不知身在何代。」
書院開在城市裡的一處地下室,老師的大講桌鋪著黃皮塑膠布,桌後有一張太師椅,椅後有一方黑板,西側書一副對聯:以夏學奧質,尋拯世真文。
這裡能容納近百人,多時湧進過二百五十餘人,每人僅坐一小圓鐵板凳,「空氣不流通的課室悶熱難當,寫筆記時手腕粘著紙,前後左右的同學的汗味和著自己的,形成一陣陣餿浪,幾度讓我欲昏厥而倒下,總希望有人受不了這種環境的酷刑而翹課,好讓我寬坐些,沒想到每次人都一樣多,貌似打死不退……」按照簡媜的追憶,老師講課,沒有任何道具,只端坐椅上,全憑口說,「他聲如洪鐘,抑揚頓挫之間喚出一個文明古國,朝代更迭,興亡一瞬,盡在那時而高亢時而低迴的聲音裡。一部《論語》,經他詮釋、延伸、驗證,宛如中國讀書人的聖經,他有著神奇的力量,鎮住了滿室年輕毛躁的心,言談間,連我一個女孩子也慨然有了澄清天下之志,他就像一塊烙鐵,給了每個坐進書院的學子一個君子印記。」
著名藝術學者蔣勳也曾受業於毓老,他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的率性。一次過年的時候,大家來給老師拜年,有位師兄特意穿了長袍來,反被老師當面說了一頓,「年紀輕輕,穿什麼長袍,學我啊,我是在給祖宗守制。」
說來也耐人尋味,毓老最初的弟子竟是一群來自歐美精英學府的博士研究生,學成的他們幾乎涵蓋了整個西方漢學界。儘管這些洋弟子每個日後都身家顯赫,可畢業時老師的推薦函卻不事美言,給著名漢學家班大為的評語是「初解大義,略窺微言」,給後來的易學專家夏含夷的推薦言是「略窺大易之玄門」。
芝加哥大學教授夏含夷曾跟毓老研讀《老子》,他當時的經歷很像是現代版的《世說新語》裡的場景——
毓老問夏有沒有準備,夏回說準備了,老師就讓夏念《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師聽後大聲問:「什麼意思?」
「對不起老師,我不很清楚是什麼意思。」
「你不清楚?好,我告訴你,『道,可道,非常道』的意思是『道(大聲,後面停止了兩三秒)——可(聲音拉得很長)——道(又是大聲),非(又拉得很長)——常道!』懂了嗎?」
「對不起老師,還是不清楚。」
「還是不清楚?好,那我給你講白話文,意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說得特別快),懂了嗎?」
「對不起老師,還有一點不清楚。」
「還不清楚。好。我再給你說一遍。道可道的意思就是『道(大聲)可(強調第三聲調)道(強調第四聲調)』,『非常道』的意思是『非常(非常連在一起說)——道(又強調第四聲)』。懂了嗎?」
夏含夷和毓老就這樣一問一答反復了十幾分鐘,夏忽然有所領悟……這不是魏晉式的清談公案,而是最傳統的初級中式教讀法。所謂書讀百遍,其義自現,毓老認為讀典籍不可從註解入手,初學者如果言必稱朱注、程注者,難免讀成學奴。
毓老創建的私塾書院持續半個世紀,弟子萬餘人。近代以來馬一浮創辦的復性書院、梁漱溟創辦的勉仁書院深富影響,但都只是短暫存續,而毓老一門不論存續時間抑或弟子數量堪稱近代以來所僅見。毓老幾乎是在憑一己之力延續著數度沉浮的中國書院傳統。
「講玄學的都是混飯吃的騙子,從五四起,就有人拿中國文化換麵包吃。」
在學術秉承上旗幟鮮明,而於闡釋講解中毓老又兼蓄融通,他的學生、著名漢學家魏斐德曾回憶說,「老師的教學可能會激怒一群在研究所裡教導我們古典中文的學者。完全不理會漢學思想家在文獻上的發現和闡釋,老師全憑著自己對以往所受教育的記憶和理解來教授中國經典,然而我卻發現,當我們爭辯於某些細微的觀點時,他卻不僅能引用柏拉圖來反駁王弼的論點,也能很清楚地掌握某些特定章節的爭議和真實性,我認為在此時,他開始有意地展現出後孔聖時代的另一風貌。」
他說中國即中道之國,天下文化的境界就是中庸,中庸就是用中,所有宗教都有末世,只有中國思想沒有末世,中國文化生生不息,是永恆。
毓老講孔學,常常以經書入門,「以經解經,不是空想臆說」。他認為,中國歷代的註解,從秦始皇到清朝,都不敢把真經義講出來,所有教育都是愚民之言,幾千年來講學術都是奉旨行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舉能」「人人皆可為堯舜,有為者亦若是」,這是中國人最偉大的思想,歷代儒丐、奴儒在帝制時代都不敢明言。
「儒,專為『人』之所『需』,儒家都是為別人活的。」他特別反對不切實際之學,「中國思想都是實學,講玄學的都是混飯吃的騙子,從五四起,就有人拿中國文化換麵包吃,文化精神與文化使命都沒有了,貌似知曉很多,但只能自欺而不能欺人,這是中國學術敗壞的開始。」
毓老曾撰寫過多部著作,後來悉數焚毀,「中國學問是解決問題,不是寫一本書教後人研究,我為何不寫書?中國文化沒有古今、新舊,只有先後,看你能不能做到先時,古人的智慧,講就夠了,思想還有新舊之分?會用,都是新的,不會用,都是舊的,講學不是為了留一本書,而是我們能從書中得到新的智慧。有用之物卻無用,在於不思。讀書多少不重要,智慧多才有用,講道容易行道難,做事容易成事難!」
「古今之爭,到最後不是爭學問,而是爭學閥。我們不要成學派,要承學派。」他說孔子是述而不作,自己則是尋而不作,終身在尋拯世之真文。
毓老說過,「十三經註疏但存《公羊》可讀。」他講學60年,《春秋》成為書院必開的課程,但毓老所授的《春秋》為《公羊春秋》 ,在他看來,二十五史即盜統,「古書中有一部分盜統,亦有一部分道統。」
基於公羊大義,論及《孝經》中著名的「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一句時,毓老認為「忠於事君」一語為漢儒所加,「蓋皇帝皆惡其害己而去其籍,故奴儒將亂制摻入經義。」又講到《孟子·梁惠王下》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毓老極為認同孟子,「忠於國家民族,不忠於一人,如孟子聞誅一夫紂矣,如是方明宣聖思想。」
於民國人物中毓老獨推崇孫中山,原因是自堯舜講禪讓,可禹後德衰,遂出現家天下的亂制,唯有孫中山能撥亂反正、大公無私,堪稱堯舜以後第一人。
毓老不僅以經解經,更不排斥以佛教、基督教經典詮釋中國經典,比如談及「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他言道,「如果說沒有慾望,那就是偽君子,人皆有欲,『不惑』就是不惑於欲,如果說你不貪污,但並非無欲,你可能是好於『好名聲』的慾,如何不惑知天命?就是《金剛經》所謂『不著相而生其心』,『無所住而生其心』,這才是知天命。」講到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則援引《聖經》的話,「進天國的必得要像小孩」,之所以毓老如此博徵旁引,並非不諳章句訓詁,實在是源自他更重視經世致用,自然不斤斤計較於考據了。
「長壽的秘藥偏方,只是四個字——問心無愧。」
1927年,國學大師王國維自沉昆明湖,毓老聞訊,以為是遭歹人暗算,遂腰挎雙槍前往頤和園,確認先生自殺事實後深思道:「讀書著作與行事,和則智,分則愚。」
毓老常引用莊子的話,「嗜欲深,天機淺。」他說養生的首要是正心誠意。
他特別重視飲食,「最難的就是口慾,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他自己過的是「原始人」的生活,「沒蟲子的青菜不吃,洋玩意兒不吃,沒燒開的水不喝。」他每天都要散步,在巷弄間走上兩個小時,前一個小時必定用腳尖走路。四書五經都背在腦子裡了,散步時再一一默誦。
毓老九十八歲時,一日身體不適,但仍開門授課,上台來開頭便說:「看破世情驚破膽,萬般不與政事同。政治現實,好像一陣風,但是你有風可以刮動別人嗎?你們必得要守人格、愛台灣。中國人的思想是天下思想,半點迷信沒有,平平整整是自我平天下之道,現在講中國學問的全無學術生命!」忽又停住慷慨語調,問:「你們看我今天精不精神?上個禮拜上吐下瀉,到今天才開始吃硬饅頭,就來給你們上課。」忽又語調變高,正聲道:「你們必得要鍛煉自己、必得要成材、為這塊土地謀點幸福,才不愧為文人,什麼是文人?古曰文人,今曰政治家,經天緯地謂之文!」然後又鬆緩語氣說:「你們看我這麼精神,像生病嗎?我每天晚上還得跑跑台灣問題。」接著,毓老便氣足勢壯地講起《易經》了,氣定神閒,一派澄明。
曾有弟子問他長壽的秘藥偏方,他回答說:「只是四個字——問心無愧。」毓老身份證上的正式姓名,是他當年恩人的名字。孔子說,「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本立而道生。」區區一行字,毓老卻用一生勉力踐行。
他曾對人說過,此生對不起母親和妻子。
抗戰勝利後,審理滿洲國戰犯,清朝皇族中只有毓老不是漢奸,而國共內戰,國民黨節節敗退,蔣介石開始運走黃金、國寶及人才,毓老也被點名。但毓老母親不願赴台,毓老只好讓夫人陪伴母親,未料一離便是家人永別。
毓老生平不著文字,現在唯一可以找到的他留下的幾百文字都是寫給母親的。母親信佛,故去後,自言是儒家人物的毓老為孝親而禮佛,發願十年內手繪千幅觀音菩薩像。
已是七十高齡的毓老,三天就要完成一幅觀音大士像的繪製,他說:「我畫畫是修頤和園的畫工教的,只要夜裡睡不著覺,就起來畫觀音。」就這樣,在母親百壽時,八十歲的毓老繪得千幅觀音像,把功德迴向雙親。
毓老的妻子是蒙古格格,自幼兩人訂婚。毓老赴台時正值壯年,可他月印千水,為妻獨守後半生。他說,妻子是蒙古族女孩,性格剛烈不會再嫁的,所以他也不會再娶。
在課堂上,他破例談到過男女之愛,「下班回家,想到另一半,會不由自主笑出來,這就是恩愛夫妻。」不少弟子都聽老師不止一遍地背誦過一段駢文,那是兩岸往來後妻子寫來的一封信:「倚門閭而望穿雲樹,履林海而恨滿關山;兩地相思一言難盡,花蔭竹影滿地離愁;獨對孤燈,一天別恨。月夜,雨夜,無事夜;飯時,眠時,黃昏時;此六時滋味不可言傳。」1990年,留日弟子來信,起語便是「驚聞師母仙逝……」,毓老傾時淚流滿面。晚年的他盡焚所書紙稿,倖存的三張夾在書裡的紙頭,赫然是寫給亡妻的四首詩。
老人生前特別囑託,往生時要給他穿上一件保存多年的藍布袍。
抗日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暗地裡身為抗日分子的毓老被日本特務發覺追捕,亡命途中躲入一處民宅,主人二話不說和他互換了衣袍,還把身份證也給了毓老,幫他躲過一劫。毓老一生都帶著那件藍布袍。
在毓老的公祭禮上,馬英九發來褒揚令,參加追悼儀式的弟子們第一次聽到一個陌生的名字:劉柱林,這是毓老來台六十四年間,身份證上登記的正式名姓,而「劉柱林」,正是他當年恩人的名字。
「毓老」是誰
民間講學六十多年、被譽為經學宗師的傳奇人物愛新覺羅毓鋆,1906年生,2011年於台灣辭世。
被尊稱為「毓老」的他,一生的故事曲折傳奇。他出身清朝皇族,曾在滿洲國當官、被蔣中正軟禁,後半生在台講學。他的私塾「奉元書院」,學生數萬人計,從易學大師劉君祖,文壇的蔣勳、簡媜到政界如江丙坤、商界如溫世仁,以及海外的諸多漢學家等,都是他的學生。
他幼時曾在宮中受業於陳寶琛、王國維等名儒,後留學日本、德國。一九四七年到台灣後,先在台東原住民部落講課,不久任教於文化大學等校,後來在台北家中自辦私塾講學,直到將近百歲仍聲如洪鐘,教學不輟,在台灣中文學界無人不曉,被尊為台灣絕無僅有的中國文化傳人。
他在大陸有家庭,來台六十年都獨身未婚,與義子一家人同住。他去世後馬英九特別頒布褒揚令稱:「綜其生平,流風德澤,見淑世牖民之深衷;紹統延緒,成中華文化之薪傳,學海津梁,貽範永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