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20年8月7日 夏曆庚子六月十八
◉本期目錄
【編輯小語】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文／編輯部
轉眼之間，夏季已經結束，節氣立秋，代表一年之中天地萬物最有活力的時節已過。夏季課程慢慢進入尾聲，奉元書院繼續推出秋季課程（友善連結：秋季課程簡介），期待舊雨新知，大家一起「以夏學奧質，尋拯世真文。」為維護講師與學員們的健康，課程現場將會維持基本的防疫措施（戴口罩、量額溫），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與配合！
本期文章，都是圍繞著回憶前人的模範事蹟，作為後人的榜樣與楷模展開。毓門的老學長，奉元書院現址格局的設計師，備受同門敬仰的王鎮華老師，不幸於上個月中旬 7 月 17 日仙逝。奉元同門紛紛為文表達哀悼與不捨，同時感念王老師生前所展現出來，心心念念為延續傳統文化命脈的風骨與精神。王老師雖已遠去，但是他所留下的弘道身影與哲人典範，將會永遠長存於我們心中。
你知道奉元書院現址講堂的設計理念與精神嗎？請參閱文章：
〈空間．言行．文化── 記奉元書院的設計與活用〉
你知道王鎮華老師晚年，即便身體不適，依然表現出堅持不懈、為道忘軀的精神嗎？歡迎閱讀：
〈三伏天的中華文化研習營〉
你知道臺大奉元社剛成立時就去參訪王鎮華老師的德簡書院嗎？詳情請見：
〈莫當主流，要做中流〉
你知道西漢初年名臣賈誼的〈過秦論〉，對今天的臺灣社會可以有什麼樣的借鏡與啟發嗎？請參閱：
〈讀賈誼〈過秦上〉心得〉
你知道《莊子》一書，是想教導我們做一個「真」的人而不是「裝」的人嗎？歡迎閱讀：
〈2020冬季班「社會學老莊」摘要（2/2）〉
你知道西漢初年的名相陳平是符合道家精神的政治人物嗎？請參閱：
〈夏季班「漢代名相陳平的處世哲學：觀自在」課程心得〉
你知道明清史學研究一直擺脫不掉「西方中心論」嗎？你知道中國有屬於自己的發展歷程嗎？請參閱：
〈夏季班「早期全球化衝擊下的明清中國」課程心得〉
最後，編輯部亦誠摯地歡迎同門先進與各界同道友人，能夠共襄盛舉，提供個人無論是讀書、教學、工作、生活上的感懷，或是經典智慧應用的心得，在奉元電子報的園地中「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奉元追思之一】空間．言行．文化── 記奉元書院的設計與活用
文／王鎮華
編按：奉元書院的老學長，同時也是奉元書院現址格局的設計師，王鎮華老師，於今年 7 月 17 日晚間七時許，在家中安詳辭世。為感念王老師對奉元書院的發心奉獻，本刊特別轉載王老師於五年多前記述奉元書院現址設計理念的文章，以表追思與紀念。本文原載於 2015 年 3 月《奉元書院 半年刊》（乙未年春）的六～八頁。
【奉元追思之二】三伏天的中華文化研習營
文／林明進
編按：奉元書院的老學長，同時也是奉元書院現址的設計者，王鎮華老師，於今年 7 月 17 日晚間七時許，在家中安詳辭世。奉元同門紛紛表達哀悼之情。本刊特別徵求林明進老師同意，轉載林老師 7 月 26 日回憶王鎮華老師的臉書貼文，以為紀念。
新教育中華文化硏習營，疫情之故，第四屆新敎育的北京盛事，今晚（7/26）易地在江西宜黃舉行開幕式。
錄了一段影音，我缺席了一年一度 15 天的四書經典課。
今年最大的遗憾，並不是這一次没去成，是前後一起在北京6年，講國學經典課的奉元書院王鎭華學長，於 0717 晚間 7 時，在新北市家中辭世。這個震撼至今，内心仍無法平息。
記得去年，北京第三屆新教育硏習活動是在 0729/0811 舉行。鎮華學長學嫂於 0726 即到北京，他受了小風寒。
硬挺的他，用餐時，他告訴我這三伏天，從機場飛機冷氣，走進燠熱的北京，頭昏有點不舒服，一直以為没有大礙。
他四天的大課在上午，我兩週的論語課在下午。上到第二天，鎮華學長身體已經吃不消，一向律己甚嚴，十分敬業的他，堅持不歇。第三天撑完三小時就累垮了。
第四天一早 07:00，主辦方緊急趕到飯店要我代上王老師的課。整整上完一天六小時的課，趕回飯店，在鎭華房間外被擋下來。「王老師身體十分虛弱，需要休息，不要打擾他老⋯⋯」這一躺這是十天，24 小時輪班照顧。终於在丁敎授和師母等人的照拂下，順利返臺醫治。
王學長療治漸漸復元，他是閒不住的人。我們電話間或往來，話匣子打開，談的都是夏學傳承和文化經典。他不談身體的事。⋯⋯ 0328 中風以後，經歷了漫長的復健，最後到漢唐中醫接受許詔昌院長的治療，他是我建中學生，病情迭有改善。⋯⋯不意 0711 王學長決定拒絕一切治療，延至 0717 辭世。
第四屆新敎育研習營，今晚熱鬧的移到江西宜黃開幕。明年第五屆可能在新疆舉辦，這是後話。心情複雜，特筆記之。
【奉元追思之三】莫當主流，要做中流
文／吳孟謙
編按：奉元書院的老學長，同時也是奉元書院現址的設計者，王鎮華老師，於今年（2020）7 月 17 日晚間七時許，在家中安詳辭世。奉元同門紛紛表達哀悼之情。本刊特別徵求吳孟謙學長同意，轉載 7 月 20 日回憶王鎮華老師的臉書貼文，以為紀念。
毓門大學長王鎮華老師辭世了。王老師自作主宰，生死自在；但從今往後，「以至德凝至道」的哲人清音，不復可聞，不能不為傳統文化一慟！
王老師之為人至誠無息，總是捧出真心、面對當下。其為學亦真實為己、躬行體踐。數十年來效法毓師，在民間創辦德簡書院，從事私塾講學，帶領願意閱讀經典、切問近思的學生，從古籍中領略生命和生活的真諦，努力延續中國文化並發揚先哲的智慧。
2012 年秋，我在臺大創辦奉元社，第一個學期就規劃了德簡書院的參訪行程，帶著一群社員去聽王老師論道。王老師的「德與道」之學自成系統，初聞者或許一時難以掌握其整體脈絡，然而無論是誰，都能從其講學的舉手投足間，感受到他對生命學問的真誠無欺；見證到他的如是而學，如是而活。
參訪書院後，王老師特地寫了封長信給我，表達他對文化種子播灑在年輕生命的欣喜。又補充了昨夜談說間的未盡之意，中間有一段特別發人深省，他說：「如懸崖、如獨木橋，人心偶爾會有走到自盡處之真實感，然而，事實是還有天賦自然的一切在，懸崖獨木橋是放在大草原上的！『釋放別人，就是釋放自己』，自己在大草原上跑跑，再來想怎麼對待別人，或許也就學會寬恕人為的種種。在大草原上，『醒元之大始－在中道裡面－元氣盈天地－好好珍惜活』，生命的交響曲每天依舊發生、演出。」（2012-11-21）
2012~2015 年，我與王老師聯繫較頻繁，除了啟請講學，也在奉元理事會中共事。服役期間，王老師更多次來電分享為學體悟。婚後本曾想與另一半同往書院拜會，關心老師近況，並請益修齊之道，如今是不能如願了。道情藹藹，皆成追憶。
記得王老師曾說：「保持永遠可愛的方法有三：一、讀書、學習、成長。二、獨立像一棵大樹。三、飛起來像一片雲。」王老師平生學而不厭、中立而不倚，正是前兩點的實踐。而今其精魂應也已翱翔雲端，俯視紅塵了吧！
莫當主流，要當就當中流砥柱。
這是王老師的振聾發聵，也是他的夫子自道。謹誌其言，紀念一代哲人之精神，並傳諸同道共勉。
【奉元問學之一】讀賈誼〈過秦上〉心得
文／潘朝陽
賈誼是西漢初期一位重要的儒家，他是董仲舒之前的最重要的政治和人文思想家。他的觀念和主張可以緩和漢初延襲的暴秦之依據法家而行的殘酷深刻之政治和社會風氣，另一方面，又可以以儒家剛健之德來提振其時漢室緣飾造作的消極疏陋之黃老之風。惜乎不受漢帝重用，又受權貴之排斥而外放，鬱鬱不得志，青年不幸而逝。真正能夠把儒家思想影響漢帝而塑造了經學漢朝的儒者是距他不遠的董仲舒。不過，賈誼仍然留下了他的文章，其中蘊具有他的儒家思想和智慧，深值後世吸收運用而對政治和人文之調適上遂，有積極的助益。
漢承秦立國，從高祖至文帝，一方面承秦暴戾之氣，一方面又欠禮樂之文，且又有劉姓諸侯之分封割據，政體分裂之勢強過一統之局。賈誼觀察入微，思及必有一番更化，否則漢朝豈能長治久安？遂有多篇文章問世，試圖為漢室所用，其中首篇即〈過秦論〉上中下三篇。
今先略述讀上篇心得。
〈過秦上〉，賈誼曰：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賈誼此文一開始就指出秦之能夠強大，乃是由於秦之君臣皆有征服列國而一統天下之雄圖。故為國者，必須有堅毅的意志；意志才是治國、強國的根本。於此吾人需明白，國家必須有國家意志，所謂國家意志，是指全國君臣和黎民同體一致的生存和發展之意志，此意志必得有一思想或意識形態核心，乃至於一個文化歷史之發展而凝練所形成的共同性，即「傳統」甚或「道統」。
根據此點來觀察近三十年的中華民國，從李登輝取得國柄之後，就開始重用媚日的皇民化臺灣人特權階層和團體，甚有計畫地去除中華民國體內屬於中華文化的國家和民族之文化意志。李氏及其之後的臺獨政權運用去中國化的臺獨教育，累積近三十年一代青年人之被洗刷心靈的工程，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早已是失魂遺魄的喪亡國體之虛無之國，此剝除中華民國之文化意志的過程和目的，就是臺獨的消滅中華民國而建臺灣國的分裂與出賣之勾當，但它除去中華文化，卻無法建立自己的文化，故臺灣沈沒於虛無、漂泊的狀態，至今已顯出政局、社會的總體崩潰之兆。
秦之倏爾敗滅以及漢之立國久遠，關鍵就在於前者徒有乾枯之刑法，卻無高明敦篤之文化，而後者則依六經而有文化雄渾生命力之故。以古鑒今，現在國家之情形亦同，大陸重返國學並肯定弘揚之，依經典治國，故國愈來愈富且強，臺灣卻拼命掃除中國經典，徒恃謊言和詭詐而試圖掌握國鼎，焉能不敗？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鬥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地。
商鞅西入秦而受孝公倚重，實施變法新政，在關中秦地，建立君臣人民一體遵行之法律，甚至王室貴冑亦必須服從國法，全國庶民則勤於耕織實務，而工商業歸於秦王管控，因此而全國團凝，國力充沛，遂建設國防軍備，並展開外交分化六國，乃能以一而與六國相爭且不敗，更能取魏之河西大片土地。此處顯示，於國際關係詭譎多事的時代，國家唯有上下皆遵法律，勤於經濟建設，支持國防軍備，發揮外交長策，內方可護國，外才可進取。
撰述至此，賈誼對於秦之孝公用商鞅變法而得其功效之此點，是肯定而稱頌的，我們看到，治國強國，必是有賢君、良臣、猛將以及客觀法律依據之而行政，再者，亦須有素樸勤奮守法的國民來支持配合國策，如此，國家未有不強大者，否則則未有不敗亡者。
然而，商鞅卻是法家，他反儒家的仁政主義，不認為禮具有恆常之義，因而只重嚴法重刑以管束秦人，卻不知道宜以禮樂仁義來陶養秦人心性，所以，秦國固然強大，但秦人卻變成耕戰的機器人，是耕戰的工具，由此異化而下墜為不是真正之人，成為集體性的螞蟻，而完全不再是具有獨立人格之具體存在的「主體人」。
孝公之後，歷惠文、武、昭襄諸王，均能承繼其先王志業，而國強軍盛，秦遂發展為霸道之國，以今日之說辭而言，就是軍事帝國主義，此其實為孔孟所不許。但在一個國際之間攻伐征戰不休的戰國亂世，秦之為軍國主義，顯現了「達爾文主義」的適者生存，劣者洶汰的法則。
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待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
賈誼提及齊孟嘗君、趙平原君、楚春申君、魏信陵君，乃四大國的賢能且有權力之公子，他們皆養天下士而嘗試聯盟合縱六國以抗西秦。合從之外交政策，很類似現代的國際聯合組織，如歐盟、東盟等，但由於較屬於單純的軍事同盟，所以更像以前的北約或華沙公約。
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遁（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屍百萬，流血漂樐，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伏，弱國入朝。
然而，如果缺乏共同一致的理念、思想、意志、心靈，國與國之間必存爾虞我詐的猜忌之念頭，利害計較不同，焉能誠心一志團結合作？此種情形，如同今日歐盟與美國的合縱關係，欲以此盟而對付俄羅斯，又如同美國的「五眼聯盟」，以及美國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島鏈之美日韓軍事聯盟，欲圖以此來謀弱、入侵中國，若依賈誼之論，必會失敗。同理，臺灣的臺獨反中之小朝廷，居然以為充當美國反中侵華的馬前卒或小走狗，就必能擊潰中國而獲得良機建立「臺灣國」，實則是完全不讀中國經典而心中只充塞草芥而愚蠢昏昧卻自取滅亡的夜郎自大的坎井之蛙國。
秦從法治之富強之國而漸次轉變，成為對外擴張侵略而追求統一天下的雄圖軍事帝國主義之大國。由於關東諸大小諸侯國之腐敗墮落，遂一一被強秦征服消滅，中國終於大統為一個帝國。
治國若有客觀法治，是很重要的，此如孝公之重用商鞅為秦立嚴明有信之法，國得以強。依法治國，是儒家德法並行以治國的兩輪之一。但孔孟都提過國之治理，不可無德而恃法，尤其是以嚴酷之刑律以暴虐臣民，則國無有可長存者，皆迅速滅亡，如驟雨飄風之不終朝，老子亦持相同觀點，主張自然自在回歸生機的無為而治的政治。但秦之用法，是從商君的重法而轉為韓非的重術，由此而秦政逐轉為幽深黑暗而冷酷的暴君御天下的恐怖統治。此種政治，同時亦是軍事強權帝國主義，如二戰的希特勒、日本的軍事帝國主義以及戰後的美國帝國主義。前兩者，殺人數千萬，但卻倏忽敗亡，其生滅甚速；今之美國已墮落為窮兵黷武的帝國主義，全球各地進行經濟、金融、政治、文化、思想以及軍事的侵略和控制，如同強秦之滅六國行徑，殘酷、狠愎和暴戾是一樣的。
秦傳至始皇，積數代秦王之圖強和外擴，所以已經成為當時全中國的唯一霸主大國，終於滅諸大小國，取代周室而一統天下，疆土南至今越南之中越以北，北則驅逐匈奴而連接長城以內蒙外蒙之間為界。軍事帝國主義的領土擴張，古今皆然，以現代美國帝國主義來說，亦是如此，它兩百多年以迄於今，侵略他土，而擁有加州、新墨西哥州、德州、夏威夷、菲律賓，以及名為託管卻為實控的波多黎各、關島、琉球等地，甚至亦派重兵常駐德國、日本、南韓，更將臺灣遙控為對付中國大陸的重要軍事戰略前沿。此種霸權大國，在其國內的政治，均有相同性。賈誼論及秦始皇壹六國之後，其作風如此：
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高，臨百尺之淵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此段賈誼指出以軍國主義的霸道而強勢統一天下的秦始皇，去除儒家六經典籍之教化，並且宰制、統一思想，又控制禁革言論和著述，且人民無有閱讀之自由。再則摧殘迫害全國俊傑英雄，鏟平天下所有城牆，不准民間私藏鐵器、兵具，將重兵佈置全國要地，以防造反。這種政治就是專制獨裁的政治。秦之施為，完全依靠其軍事殺戮力以及政治迫害力，以此對付國人以及外國人。但是忘記國家的長存和發達，是賴文化主體性之挺立和人心的愛戴和支持，離心離德之霸權或政權，未有能長時間存續之理也。
秦始皇以韓非法家的意識形態立國，絕對要根除儒家仁政王道以人民為主體的政治主張，所以，它是必反對並且是必滅除孔孟《六經》的文化精神和內容的，《六經》，就是華夏之所以為華夏的靈魂、核心。去除自身的人文主體和文化核心，殺死自己的靈魂，此是在中國大地上行夷狄之魔道，就是將中國「入夷狄而夷狄之」，必然自尋死路。再者，始皇亦禁絕百家諸子的言論思想，鉗制知識分子的自由靈活多元性，有如文革時代，全中國人只剩一本毛澤東小紅書以及高喊馬列咒語，這樣的民族心靈如何不會乾枯？國家如何不瀕臨潰亡？所以，掙脫文革之後，大陸將文革定位為十年大浩劫。今之臺獨亦是妄圖效法秦政的倒行逆施，拼命去除中國文化和經典之教育，刪去中國史，同時授以扭曲邪惡的臺獨史。臺灣年輕一代，已經被抽離了人文主體，已變為只以臺獨文宣為心靈糧草的芻狗，他們被灌入肚中的糧草是毒物，所以現在的臺獨型臺青，已是典型的行屍走肉。臺獨以為他們可以行使秦政於臺灣而求得臺灣國之萬年基業，無異白日夢幻。
莊子曾說過：「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大小有宜，猶有所循，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循，是恆物之大情也。」始皇暴秦就是以為可以「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以為把秦用山川地勢和強勢武備，就可固持萬代永世，哪有思考到有力者負之而走？如果秦政明白「藏天下於天下」的公天下之仁義政治，則秦朝怎會旋起旋滅？同理，今之臺獨以為可以藏臺灣於太平洋或寄臺灣給美帝，以為如此可以令「臺灣國」千秋萬世而永恆長存，如此無「以小事大」的智慧且經常出以狂悖之言來挑釁大陸，則必很快會有有力者負之而走。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俯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
此即指出暴政施暴於民，則黎民百姓，皆必無法忍受而必奮起以其自然暴力反諸暴政之身而推翻消滅之。賈誼點示了人民的天賦革命之權，不必是湯武聖王才能革命。孫中山領導的推翻清朝而建民主共和國是「國民革命」，毛澤東領導的推翻國民黨而建人民共和國是「人民革命」，其義一也。史事明白告誡後人，任何國體、政權，若不能仁民恤民，視人民為土芥，則人民一定用木棍就可將此暴虐惡政消滅掉。今之臺獨政權好行欺民劣政且好勾結外夷以反中，惜其根本不讀經史子集典籍，大難臨頭，卻曚昧不悟也。
賈誼在〈過秦上〉有一結論：
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國若要長治久安，天下要致升平太平，賈誼在兩千年之前援引孔孟仁義論，告訴帝王必得施行仁義之政。仁義之政無他焉，須愛民莫欺民而已。施仁心於民而為仁政，古今皆同。
臺北・天何言齋，2020.07.13
【奉元問學之二】2020冬季班「社會學老莊」摘要（２／２）
講述／白培霖
整理／蔡正道
編按：毓老師曾說：「不讀孔子不知中國文化之博大，不讀老子不知中國文化之精深。」白培霖老師，於去年（2019）夏季與今年（2020）冬季在奉元學會開講『社會學老莊』課程，發揮 毓老師治學的實用精神，分享老莊思想的智慧，以及將這套學問運用在工作及生活當中的體會，頗受學員歡迎，座無虛席。許多學員反映，課程結束後依然意猶未盡。因此，編輯部特別邀請蔡正道學長幫忙整理課堂重點，羅列摘要，以饗同好。本篇為今年冬季班第一講（2020-01-18）的摘要，總共二講。白老師將於夏季班繼續開講「社會學老莊」（友善連結：課程簡介、冬季班精彩剪輯），歡迎大家來聽課喔！
- 整部《莊子》的目的，就是要過開心的日子，開心不是到外面等別人給我開心，每天開心一點點，我就開心起來了。莊子在這一篇跟我們說，開心的其中一個重要方法，就是讓我們不要被束縛。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 宋國人是前朝貴族，整個春秋戰國時期很常拿宋人開玩笑，諸如「守株待兔」、「揠苗助長」等的主角都是宋人，宋人比較有文化但守舊。為什麼宋人會覺得自己的帽子能賣到越國？因為他覺得別人的想法與自己是一樣的。我們日常生活中，常常以為自己的想法就是每一個人的想法，所以我們要常練習從對方角度來考慮事情。有些人遇到這種情況，容易產生「對方太笨，都不懂」，或是「這世界對我不好」、「整個宇宙是不公平」的想法。我早年在美國創業，某次遇到很大的挫折，回去便對 partner說「這世界真是太不公平了！」對方回「誰跟你說這世界是公平的了？」這一句話讓我從今往後再也不抱怨。世界本來就不公平，為何我要出去要求它公平？美國對很多國家控訴反傾銷，包括我們，但全世界石油被壟斷在 OPEC 手上，鑽石被壟斷在 De Beers，美國卻不發一語。所以不管是在國際上、社會上、商場上，我們一天到晚講公平，這是弱者想強調的，但世界不是這樣的運作法。公平不是那麼重要，公平與否，一個在自己的心態，一個在自己的能力。
- 所有我們覺得不公平的事，只有一個共通點，「都有我」，所以不是世界與他人的問題，一定是”something wrong with me”，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哲學，但我自己的經驗是，當我能改善自己的心態，願意對人家好時，突然間全世界的人都對我很好，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 大部分痛苦都是自己給自己找的，因為我的期待是這麼高，而事實是這樣，使我一天到晚有不符合實際的期待，這就產生了痛苦。此外，我們要尊重現實，不要一天到晚想要改變現實。
- 即使破鏡重圓，仍然很難不有裂痕，所以有再好的刀傷藥，不如不拉口。譬如丈夫外遇後悔悟，盡力彌補前過，給妻子買各種名牌，帶她出去旅遊，卻仍被妻子使臉色。因為這位太太卻覺得，「分明是對方的錯，為什麼要我來原諒他？」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兩個人都沒有從對方的角度來想這個事情。先生沒有感覺到，是他傷害了妻子，他真正該做的不是拿物質來補償太太，而應該用一輩子無比的愛心與耐心來補償自己的錯誤，不要再想說「我已經做了什麼什麼」，要想「自己已經狠狠地傷了太太的心」；同樣的，這位妻子也不要去想「是他犯錯！他要一輩子補償我！」這就是不停地用對方犯的錯傷害自己。如果人有一個宗教信仰，是比較容易走出這種困境的。
- 為什麼我們沒法從別人角度看事情？因為人與人之間溝通其實是非常困難。有一次看到一個案例，一對夫婦去找婚姻顧問，兩人也是吵得快離婚了，婚姻顧問發現兩人都是「各說各話」，這位顧問讓兩人都停止說話，然後對這位妻子說「妳知不知道，妳先生覺得妳是他這輩子最重要的人？」這位妻子聽到後嚇了一跳，她先生說：「是真的。」可是他不太會表達這件事。然後顧問對這位先生說：「你知不知道，你妻子非常仰慕你。」先生說「我從來沒有這種感覺，她只是一天到晚嘮叨我的小毛病。」這位妻子說：「我天生就是嘮叨的人嘛！」我們人，尤其年紀愈來愈大，很多事情礙著自己的面子不願意講出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如何能突破這個困難點，可以把想要講的話講出來，能把真的話講出來的人生，不是很好嗎？整個莊子教導我們的就是去做一個真的人，而不是裝的人，所有我們覺得恐怖的事，都是自己心裡想出來的。
- 溝通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們要有「同情心」，「同別人的情」，而不是「同情別人」，不要覺得「這人好可憐」，而是「與對方一起感受」。很多時候人需要的是有一個人能與他有「同樣的感受」，而不是需要我們的憐憫同情。可是我們常常誤以為「同情別人就是做一件好事」。以前有同事來找我抱怨老闆時，我會跟對方說「對，他上次也是怎麼怎麼對我」，這是犯了一件很大的錯誤，亦即把對方的不愉快拉到自己身上，現在我學會了，當有類似情形發生時，我會說「他講了什麼呢？」「他怎麼可以這樣講呢？」我的焦點永遠放在對方身上，這樣才能抒發他的不愉快。平常與他人溝通時，要把注意力放到對方身上，不要放到自己身上。如果能把注意力放在別人身上，以別人為主，這樣對他人才真正有幫助。
- 最容易犯「沒有替對方想」這個錯誤的，是父母對子女，每一個父母替小孩安排這麼多，都覺得是「為他好」，但是否要問問孩子，這是否是他真正想要的？我人生發生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幼稚園大班被留級一年，因為原本早讀一年，因此我與同年齡的孩子就變同一級了，日子過得很開心。現在很多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跳一級、兩級，小孩子提早一年出社會，對他的好處到底是什麼？在他漫長人生中，這一年真的有差這麼多嗎？他必須在周圍身高體重都比他大，智力也比他至少多半年發展的環境下，這是幫小孩還是害小孩？讓孩子在一個能夠發展自己信心的環境不是比較好嗎？所以不要想把小孩捏成我們想要的樣子，讓小孩自己變成他想成為的那個樣子。
- 覺得自己做得很好的東西，市場一定會要，這就是此處說的宋人，因此我們要能了解別人的想法。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
- 大部分的人喜大不喜小，但是大有大的好處，小有小的好處。我曾服務的台塑集團，其優勢在於可以做巨大的試驗，所以它所參加的產業都是巨大的投資，用資本支出來擋住其他對手。小可以比較靈活、反應快。但是你如果有一個這麼大的葫蘆，拿來裝水，本身就不太適合。假如你是巨大的葫蘆，遇到惠施這個老闆，那你的下場就是「無用而掊之」。這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因為找錯老闆而被砍掉，因此我常跟大學生講，畢業後找公司、產業是很重要，但最重要是要找那對的老闆。什麼是對的老闆？是不會嫉妒你的人，是一個會用你的人。
- 不管是高科技還是傳產，很多人並沒有跟上時代。很多新的方法、工具，他們沒有用到，所以對於人的要求還是留在舊的時代，譬如我們這一代要求的品質是專心，做一件事情要專一才能把事情做好。現在新的時代不是這樣子，而是同一時間能做好幾件事情，能夠掌握到事情的方向，比會做一個單一技能，來得重要的多。很多我們以前覺得的基本原則，現在也改變了。譬如以前覺得學生就應該聽老師的話，但現在已經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譬如現在很多教育從業者覺得，如果教師教學引發不起學生的興趣，那問題不在學生而在老師那邊，所以管理這必須花資源來培養師資。可以說，幾乎每一個產業幾乎都要有客戶導向的想法。
- 我一直覺得臺灣的國安問題，一個是少子化，一個是年輕人不願意吃苦。
- 你如果是大葫蘆，要找到賞識的人，不然就會被掊掉。韓信就是個例子，最早在項梁、項羽那不受重用，到了劉邦帳下還差一點被殺掉，當時犯了錯要被斬首的有 14 人，殺了 13 人還剩他 1 人時，他把頭抬起說「漢王不想要天下嗎？為何要殺壯士？」幸好他命中有貴人，夏侯嬰在旁邊聽到了，就暫時刀下留人，後來被推薦給劉邦，但劉卻不用他，所以韓信後來跑掉了，是蕭何與夏侯嬰月下追信。當時有人跟劉邦說，「相國跑了」，劉邦非常生氣，在他最困難時竟然跑了。結果蕭何追回韓信後，劉邦很高興，對蕭何說，「我麾下跑掉這麼多人，都不去追，為何單追韓信？」蕭何說，「將來欲取天下，非此人不可。」劉邦便要拜其為將，蕭何說「不行，要拜他為大將！要升堂拜將！」這裡面蕭何功勞最大，劉邦也厲害，敢用這個人。所以人貴自知，要知道自己的長處與短處，找到能發揮的地方。
- 我們對於自己的短處比較清楚，對於自己的長處比較不清楚。因為常常會聽到周圍人講我們如何如何，所以對於自己的短處知道得比較詳細，但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不要去彌補短處，短處彌補好了，自己就變成普通人了。我們要去發揮長處，找一個環境，讓那個短處不會影響到發展。長處是什麼？不是自己比較厲害的事情，而是做起來很開心的事情。做甚麼事情很厲害，可能是我們比較熟的事、經常做的事情，可是如果做這事情沒有熱情，這就不是我的長處。我們應該去做一個每天讓自己開開心心的事情。
-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朋友，我們可以問周圍的人自己的長處短處，現在很多的性向測驗也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自己。
- 整個社會都教導我們彌補自己的短處，可是把短處彌補了，我的人生會快樂嗎？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 惠施的言下之意是，「莊子你講的內容，就像這大瓠一樣，巨大無比卻毫無用處！」因此下面是莊子的回應，大意是說，同樣是在冬天的水中能使手不龜裂的秘方，前面使用它的人只拿來洗衣服，後面使用的人則得了封地，東西沒有不同，只是使用的方法不同，結果就不同。同理，今天夫子你有這樣大一個葫蘆，為何不浮於江河湖海之上，反要擔心它無法做水瓢呢？你的心就像「蓬」一樣。
- 《荀子・勸學篇》中有一句話，「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蓬這種草在直的麻樹中長大，就跟麻樹一樣，長得直直的。所以平常教育孩子，重點不是一天到晚去管他，而是周圍環境好，小孩子自然就會好，周圍環境不好，天天苦口婆心也沒有用。品德如此，學語文亦然。同樣的，「登高而招，臂非加長，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這也是毓門非常重要的概念，要「趁勢」！平常做很多事情需要「造勢」，什麼事情都靠自己努力打拼，很辛苦的，所以造勢、趁勢很重要，這要靠我們的智慧。
- 「不龜手」，很多事物的價值在於怎麼用它，能用得好，就能發揮效用。當年拜爾藥廠丟了很多做藥的廢物在門外，沒有人要，但藥廠發現許多經過的人都用手沾了粉末吃，經過了解才發現，這些人因為周末喝酒，周一上班時覺得頭疼，這個粉末有止疼效果，於是阿斯匹靈就這樣誕生了。
- 拜爾的阿斯匹靈賣到現在還在賣。我們有沒有那個本領，洞悉事物與眾不同的價值？這一點就很厲害。現在所謂的創新，就是能用不同的眼光、方法來看事情，進而有不同的運用。今天世上需要解決的問題，其實不大需要人類了，人工智慧與大數據，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很厲害，可是問問題的能力，電腦差人類還一大截，問問題的能力與創新都和「不同的想法」有關，能夠看到眼前這個，聯想到別的問題，這是非常重要的能力。最好的創新來源是大自然，譬如我們到郊外時，回來衣服上有時會黏上一些草，為什麼能夠黏上來？因為它每個種子旁邊都有兩根刺，刺上面有倒鉤，有研究者在顯微鏡下看到這結構後，就利用這個方法發明了魔鬼氈。尿布吸水功能的靈感–吸水很快、量很大又不會外漏，也是從沙漠中的植物而來。大自然經過數億年的演化，裡面有非常多擲得人類學習的地方。因此我們不需要「勝天」，中國人的想法一直是與天「合一」的，人類要向大自然學習。
- 為什麼莊子能想到其他用途，惠施想不到？因為惠施與我們多數人一樣，碰到什麼事情只會想「以前用什麼方法？」譬如買了不讓手洗衣服龜裂的藥，大多數人只會拿來洗衣服，厲害一點，洗別的東西，不會想到別處的用途。因為我們人很懶，通常的想法都是罐頭式的思想，很少願意再去想不一樣的做法，常常在找到一個答案後就「停下來了」，這樣就限制了自己的發展。所以小孩子才是最厲害的，會一直問「為什麼？」大人反而不敢問為什麼，這就讓我們的創新停止了。當我們不再問「為什麼」時，就是創新停止的時候。
- 另一個不會再深入去想原因是「習慣」。大腦是一個很會省能量的器官，碰到事情，「習慣用這方式可以解決」，就不會再進一步，而這便使我們受了限制。我們自己不知道，可是外面的人看得清楚，京東方董事長認為臺灣是「脖子上掛大餅卻將要餓死的人」，我們有很多很好的資源與優秀的人才，可是卻習慣於過去的成功，因此限制了我們的發展。總之，只要「習慣」做什麼，就扼殺了我們的創造力，我們實在應該踏出自己的舒適圈，去做一點新的東西。不嘗試去做「移民」，將來就變成「難民」。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捲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人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 狸狌為了要抓獵物，都懂得低身等候。今天很多人做事情，連野貓都比不上，不願意低身下來，什麼事情還沒做就敲鑼打鼓，上海人講「開口洋盤閉口相」，一開口講話，別人就知道你胸無點墨，什麼事情急著要講，就怕別人不知道，真的厲害的人在旁冷眼，等你鬧了一段時間，他一伸手就把東西拿走。毓老師說，「嘴巴不是租來的，不需要用到極致。」還是把嘴巴守好比較好。
- 為什麼狸狌在抓的時候，可以什麼都不怕？第一個，牠很有自信，第二環境很熟悉，三，覺得旁邊不怎麼危險。很多人做事情覺得「熟得不得了，就應該照我的方式」，可是環境是經常變化的，我們很可能一個小小的沒有注意，就犯了大的錯誤，這時我們很容易中了機關而死在其中。
- 毓老師從我們讀大學的時候就一直跟我們講「肉要埋在飯裡面吃」，一天到晚在外面招搖，會引來殺身之禍，很危險的。
- 當年談到戊戌變法，很多人都覺得光緒皇帝躁進，詔書一日數下，的確是欲速則不達，不過這也是受到康有為的影響，如果換一個比較穩紮穩打，可能便不是這樣的結果。除了躁進外，還有不識人的問題，不應該找袁世凱回來。但是毓老師提過，中國歷代亡國之君，多半都是賢君，很少是昏君。光緒皇帝其實是很想要救中國，但環境不對下的躁動，被康有為誤導。雖然現在沒有朝廷，但我們到一間公司也是，一間公司總有許多老臣，如果你一進去就想要大刀闊斧改革，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些老臣就像老媽媽一樣，含辛茹苦地把自己兒子帶大，結果兒子大了以後，娶進來一位新媳婦進來後，媽媽總是會覺得受到威脅，老臣就是這個媽媽。所以一個新人進到公司，這個老臣不是看你有多能幹，對老臣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我要不要幫這位新進來的人？」當年光緒皇帝犯的錯誤就是，所有老臣都得罪了，人人自危，到慈禧太后那邊去哭訴，再加上袁世凱。重點是，我們要懂得伏下去。
- 為什麼會死在機關上？因為只看到想要的那個利益，而沒有看到周圍的環境，當我們一心一意在追這個的時候，就掉到機關裡面去，很危險。魚在深淵為什麼會被釣出來？因為那個餌，我們能否看清楚這是餌還是食物？
- 釣魚最重要的是什麼？是這個地方要有魚。這聽起來很好笑，什麼人會在沒有魚的地方釣魚？《呂氏春秋．察今》就講「刻舟求劍」，我們經常做的事情是，在一個舒適的環境或熟悉的環境去找解決的辦法，而不是到真正困難的地方。因此要釣魚，一定要確定那裡是有魚的，否則再努力再聰明，也不會有結果。
- 有一位信密宗的朋友跟我講他的上師，有一段形容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他的上師是那種，你去跟他講事情，他聽了就聽到，然後一下就過去。這些事情對上師只是一個事實，然後對他不造成任何的影響。他說，「那些人都是小孩子的心態，老人的智慧。」這是我們要學的。好幾位喇嘛到他美國家裡的游泳池，互比誰可以站在水上？結果全部喇嘛都掉到泳池濕了，可是每個人都玩得很開心。現在很少人可以有這樣子開心的去玩。這些喇嘛比較像我心目中想像的消遙，因為他接受事實，人都會死，有些朋友是會背叛，兒女將來是會離開的，這些都是事實，我們不接受事實並不會改變事實，可是我接受事實，我的日子就會變得比較愉快。
- 我們很多事情，稍微要從遠一點回頭來想。我們小的時候有很多心愛的玩具，這些玩具被搶走時，我們會覺得「世界末日」了，一定要去搶回來。可是現在回頭來看，這些東西送我們都不要了。我們當前追的很多東西，名聞利養，是不是都是這些玩具啊？我們現在覺得這些東西「重要的不得了」，但三十、四十年後，是不是這麼重要？所以我現在決定要多出去旅行，多做些自己喜歡的事，因為我現在所有花的錢， 都是「我女兒的」，花掉的錢才是我的財產，沒花掉的都是「遺產」。如果去守著錢財，不就是那條「龍」嗎？何必去座那條龍呢？
- 同樣的，我們要能釋放自己，從「大鯤」變成「大鵬鳥」，當成了有影響力的人時，就不能再過一樣的日子了，要做不一樣的事情。譬如從前要當到行政院長，需要經過多少的歷練？那時做的事情就與現在不一樣。當我們坐不同的位置，就要做不同的事情。西漢丞相丙吉，有天出去看見有人在京城打群架，看也不看就走了。後來遇到房子失火燒一大片，他也不理。可是當出城後，看見一頭牛在路邊喘氣，馬上從轎子下來，然後問說，「這頭牛走了多久？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別人就說，「你做一個宰相，為什麼不關心人命關天的事情，為什麼不關心人，而重視牛？」丙吉說，「當居民打群架，有當時的警察局會管；當房子燒起來，有當時的消防隊會管。宰相不過問小事，但春日未熱，牛喘氣吐舌，恐季節失調，因此我必須要了解一下，到底是因為陰陽失調了呢？還是因為這個牛剛剛走一段很長的路。」這才是宰相應該做的事情。今天我們每一個人是不是都要求政府官員，該做警察局的事、該做消防局的事？我們實在應該要求官員做官員的事。
- 「雲淡風輕逍遙遊，江山留與後人愁」，小孩子的事情不要這麼操心，將來他們過的日子與我們是不一樣的，我們現在安排他們這麼多，對他們是枷鎖。所以，逍遙的目的是什麼？我年輕時很喜歡易經，後來喜歡老子，老子是把很歷史上的經驗濃縮成短短五千個字，是精華版，充滿養分，可是如果我們直接吃，滿可惜的，倒不如汲取一滴「滴到水中發散一點」喝下去，比較好喝，這是為什麼我講老子，一章可以講很久。現在我想開始過快樂的人生，所以莊子對我而言，是真的幫忙我怎麼過快樂的人生。可是怎麼樣才可以快樂？我們觀察嬰兒，看到個轉的東西，就開心了，四五歲的小孩子可以跑著玩、追逐就很開心，小孩子自帶開心，反而是大人要做什麼事情才能讓小孩子不開心。可是我們現在呢？好像要「做些什麼」才能讓自己開心，是不是給自己加了太多束縛、枷鎖，戴了太多的面具？把這些東西拿掉，遇到什麼事情就開開心心地去接受。碰到什麼事情時的第一個起心動念，是我們可以控制的，等到那個念頭一有了苗頭，往下走之後，就很難控制了。所以當碰到什麼事情，起心動念時，自己不要做太多的「覺得應該如何」，接受事實，開開心心，不是很好嗎？莎士比亞說過，「世界上沒有什麼好與壞的事情，取決於我們怎麼看待它。」很多事情可以從正面來看。誠然因為演化的原因，我們每個人碰到事情，總容易從「最壞的狀況」開始想起，因為若真碰到最壞的狀況，我可以反應，可是這對人生是不好的，讓自己開心過日子是比較好。
- 很多人都做「新年新希望」，但這希望大概只持續三周就放棄了，這種希望是沒有用的。檢視一下自己的希望是什麼？不外乎「我希望變成跟什麼人一樣」或「我希望減重、每天運動」，每個人都希望做一個我知道會發生，可是又很可能會失敗的事情，這樣的人生滿痛苦的。是不是可以有些比較豐富的人生？譬如就希望「每天都比前一天快樂一點」或「比前一天多學到一點東西」，這樣慢慢積累下來，人生是真的可以變得比較快樂。美國有一個統計發現，薪水最高的人通常都是不停學習的人，我們就學習些新的東西，讓人生豐富一點，這樣每年我們都可以有些新的東西，做些沒做過的事，認識一些不認識的人，主動去認識別人、自我介紹，對方若不理睬我們，就跟我們沒去問是一模一樣的結果，可是去問對方，說不定就有機會開啟一段更有趣的人生經驗，多嘗試自己的邊界，不要自我設限，做一些以前沒做過的事情，這樣的人生，不是快樂很多嗎？如果只是今年要存二百萬，明年要存三百萬，這種目標的人生是「通貨膨脹」，自己給自己創造通貨膨脹，每一萬元的價值對我們是愈來愈低，我們要給自己人生創造這麼多通貨膨脹嗎？多找些有趣的事情做，每天自己清清楚楚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成功也好，失敗也罷，這樣不是快樂多了嗎？
【奉元問學之三】夏季班「漢代名相陳平的處世哲學：觀自在」課程心得
文／錢威良
編按：海峽兩岸研究史學人物唯一肯定陳平的只有嚴老師，同時老師自謙地說道：「我跟孔老夫子唯一相同的就是『述而不作』。」從來只有傳述沒有著作，因此，老師肯定陳平絕對有所本，接下來就請大家進入老師的課堂中，領會老師所說的要旨。此次特邀學員錢威良撰寫課程心得，以嚮讀者。嚴老師將於秋季班恢復講授「走入易經的世界」（友善連結：課程簡介），歡迎大家來聽課喔！
嚴老師利用「經史合參」，來印證：陳平是符合中國道家思想的人物。道家的「無為」是無所不為，事少而功多，績效良好。呼應課堂標題「中國第一個太平盛世的推手」，我們務必要看清楚來龍去脈。前者為「何以致此」，後者為「何以應對」。一件事情如以石入水，濺起波波漣漪，所做任何事必先想到下一步，甚至下下步，推演整個事件背後的結果，正如《禮記・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從西周東遷到高祖登基這五百年以來的戰亂方止，開啟後面的太平盛世——文景之治，但凡事講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沒有事情是無基礎而有結果的。而奠定文景之治的是為漢初的幾位賢相，道家的落實者：蕭和、曹參、陳平。雖然漢高祖誅殺功臣、呂后干政，然對漢朝名聲影響不大。何以見得？必得有本。《史記・呂太后本紀》曰：
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中國史家看重實際的執政者，依此體例，孝惠帝是附在呂后本紀下的，可以略知一二。但是太史公說：「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政令不出宮廷，因為陳平在後面干預。史記沒有一個字是贅字，它說：「天下晏然。」何以晏然？因為「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並且通篇史記的「太史公曰」，沒有一則是被後世所否定的。因此，老師在此下個註解：「中國在歷經五百年的戰亂之後，人民獲得足以修身養息的機會。」不是因為有賢君，而是有賢相。而且多半這些人都不太有名，因為不求功名，但求「功在人間」。
《史記・陳丞相世家》文眼在於「謀」字。《論語・述而》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孔子對於作戰，是不反對謀的。「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朝成功的方向做規畫，才有所成。《孫子・謀攻》亦有提到「上兵伐謀」。《史記・孝景本紀》太史公說道：「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中國自古以來的「安危」之一，就是土地的分配問題。諸侯領地一但擴增，勢必會危害到中央勢力。這時候處理危機的方法就需要「謀」。而歷史反例就是漢景帝直接削藩所導致的「七國之亂」；漢武帝的正例「推恩眾建」得以巧妙地化解諸侯國的勢力，漢武帝所靠的就是「謀」這個字。但是用謀不容易，先不論有沒有這個腦袋，光是第一步驟「沉得住氣」就不簡單。（編按：筆者以前上學校歷史課，只是普通的背誦這兩個事件，因為考試會考，萬萬沒有想到這背後的含義何在，而今聽得嚴老師的解釋，猶如大夢方醒。）
文景之治重點在於漢文帝，而把文帝推上來的正是陳平。陳平除了有強烈的企圖心，還有很大的定力——有所不為。陳平可以選誰做皇帝，包括自己，但他能夠放下，成為有所不為的人。相比之下，權相如司馬懿、曹操，都覬覦皇位，更不用說其他人選皇上繼承者都是選擇能夠成為他人掌中物的魁儡皇帝。陳平選一個有資質能力的人做皇帝，並且全力輔佐他，這是「歷史上唯一」。「面對唾手可得的權利，能夠謹守份際，不僅是高風亮節，更是偉大」，此為老師對陳平最佳的註解。老師課堂中改編一段《老子》的話「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改為「見可欲，而能不動心，才是偉大。」是以當時宋楚瑜將李登輝推上總統的位置，可見宋楚瑜的度量。毓老師說過：「全世界最早講成功學就是中國的學問。」生命有限，做一件事情不知道是否能成功就叫做白功，而中國學問講求做事情的方法。
陳平家徒「三」壁（編按：連第四壁都沒有，需要用茅草搭著），但能富貴平安而有善終，一言以敝之，他能正確用謀。他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呼應《管子・霸言》：「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陳平能夠體「明」而用「明」。
老師也強調：道家不在「學」術而是「治」術。汪家珍《寄王望如》有言「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正如讀《孫子兵法》是建立在帝王學的角度之上；楚漢相爭是建立在萬般不與政事同的角度上；陳平的成功是建立在道家的角度之上。那道家是怎麼樣的一個思想哲理呢？可從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參照。他提到：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編按：不逆勢操作），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又曰：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
老師以蕭規曹隨為例，蕭何為相時，與曹參寡言，然曹參為相時，事事皆依蕭何生前的規定，讓旁人霧裡看花，但其實蕭和曹參陳平都是道家的實踐者，就是在等呂后撒手人寰，因為道家認為時間可以解決一切，大可不必大動干戈、動搖國本，他們做的就是「其實易行，其辭難知」。正如《厚黑學》作者李宗吾所說的道理相仿，有些事情可以說不能做，而有的事情則是可以做但萬萬不能說出口。
又曰：「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道家老子喜歡以水來比喻「上善若水」；孫子也提到「兵形象水」、「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老師以黃河為例，發源地水勢極小，到下游卻是黃河之水天上來的磅礴，體現出水無常形。能大能小、能屈能伸、「因循為用」。正如南北韓當前局勢，兩韓應當合，藉著八千萬以上的人口才得以成為獨立的經濟體，但美國總在背後搞鬼，文在寅卻是處處聽美國的，金與正不但罵了也炸了南北韓的聯合辦公室（編按：因為炸毀的時間是週六下午，並沒有人員傷亡，但足以達到震驚全球的效果）。有幾人是看得懂的，即便看得懂又有幾人能夠說能夠做呢？此外，政治人物也是無常形的最佳表現，如金與正是斜視地跟文在寅握手，與習近平卻是雙手握住、行九十度鞠躬禮。「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看見事實的真相，所以「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主導局面而不為人知。
又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陳平脫離項羽投靠劉邦，而項羽賞賜的黃金分毫不取。以帝王學的角度來看，項羽出身富貴人家，很在乎錢，要是陳平把錢帶走，就會被項羽追討。而劉邦認為錢是用來解決問題的工具，此外劉邦是私身子，不受父親疼愛，想要爭取更多關注的眼神，而喜歡表現出老大的模樣，大家付錢我買單，但是身為山大王的他，金錢卻也是要靠他人供給，所以對於陳平身無分文的情況感同身受。（編按：帝王學和倫理學有落差；亂世與盛世亦有不同，先要有規矩才能成方圓。此以錢為例。）「有度無度，因物與合」，一種米養買種人，跟不同人就有不同的思維做法，當今天下能夠如此的，大概就是普丁了。
又曰：「故曰聖人（編按：如易經所言的「大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時變是守、隨緣自在，正是「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與好人有好人的相處模式，壞人亦有壞人的相處模式。老師笑著舉例，當初馬英九把王金平罵到頭破血流，王金平卻回答說：「馬英九是我的菩薩。」高下立判，立場馬上翻轉，可說是道家的一個體現。再如楚漢相爭，項羽的手下有投靠劉邦的，但是劉邦的手下投靠過他的沒有再度離開過的，正因為他能整併各方人馬的小舞臺而成就自己的大舞台，可以說是「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
又曰：「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編按：落空）。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編按：混沌不清），光耀天下，復反無名。」正如《禮記・學記》所言：「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連扣都沒有叩中的，就是窾。「窾言不聽」，美言不信——引自《老子》，因為人性往往只喜歡聽好的，而忽略事件的真實性。古人云：「譽之所至，謗亦隨之。」正是老子所提倡的「無名」，因為目的在於「光耀天下」而不在功成「名就」。符合《易經》所要的「趨吉避凶」；《兵法》所云：「無智名，無勇功。」一點都不留痕跡。高手過招，以心定心，旁人只看得霧煞煞。
又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正如《荀子・天論》言：「形具而神生。」女子美容，而神生，影響力就出來了。呼應到《易經》所重視的象、數、理、占，以象為首。因為「形具而神生」。形，很重要。接著，中國思想中，儒家重教育，道家重養身。他的哲學思考就是：「敵人都死了，我還活著，我就是贏家。」所以道家重視養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做事情不要耗精神，以最簡單為要。其中必先「定其神」始能「治天下」。正如人仰望會有尊敬心，法官通常坐在高高的位置上；小孩開始與父母抗爭，是因為雙方的視線差不多高的時候。小至齊家，大到平天下，也是道家與儒家若合符節之處。《易經・繫辭下》：「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太史公肯定道家，因為道家能夠給予眾人太平盛世，並且事少功多光耀天下，而能復返無名。
－全文完－
【奉元問學之四】夏季班「早期全球化衝擊下的明清中國」課程心得
文／徐祥媚
編按：邱澎生老師，1982~1990年從學 毓老師，現為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邱老師應邀於夏季班的每週四晚間開講「早期全球化衝擊下的明清中國」（直播影片：第一講），課程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切入，分析明清時期中國在經濟與法律上的發展，講課深入淺出，頗受學員喜愛。本刊特別邀請課堂學員徐祥媚同學撰寫心得，以饗讀者。（友善連結：課程簡介）
夏季班課程「早期全球化衝擊下的明清中國」由邱澎生老師授課，共有四講。邱老師透過「經濟組織」、「法律體系」與「文化觀念」三者的互動關係分析早期全球化對明清中國（1368-1911）的影響，呈現明清中國如何調整政策、司法與思想以因應商業興起的新局面。
邱老師致力於挑戰盛行於明清經濟史學界的「西方中心論」，持此論者主張由工業革命促成的「工業資本主義」為經濟成長的正統模式，並致力於探究「何以中國未發生西方式的歷史變遷？」邱老師認為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並非歷史的正軌，中國亦自有其別具一格的變遷歷程。明清中國的經濟、法律與文化一方面受限於當時的市場結構，一方面也推進了市場結構的演變，而經濟、法律與文化的發展則反映了明清社會與國家互動之情形。
除了「西方中心論」以外，邱老師認為另一常見的問題是二元對立的思維，如「儒家倫理是否和市場經濟相衝突」此一問題忽略了儒學的義利觀並非一成不變，明清「士商相雜」之情形使得士、商思想互滲，進而催生了「士賈同道」、「義利相合」的新倫理觀；而「古代中國的經濟政策是否『抑商』」此一問題則簡化了歷代政策的演變過程，中國於秦漢之際實施抑商政策，而後歷代政府的商業管制漸趨寬鬆，直至明代復行抑商政策。二元對立的視角使人落入「非有即無」的陷阱，忽略歷史是變動與消長的過程。若以二元對立的視角看待明清經濟史，容易誤將近代中國的商業發展視為西方來華的刺激下被動生成的結果，抹煞中國社會迎向全球化之時所展現的主體性。
若欲重建近代中國於全球化過程中展現的主體性，則必須正視明清社會促成商業榮景的內部因素，而邱老師從「經濟組織」、「法律體系」與「文化觀念」三個向度來考察明清社會內部的變化。由於邱老師的授課內容豐富詳盡，而筆者的能力有限，只能選取印象格外深刻之處和各位讀者分享。
一、經濟組織：產業結構的質性變化
明清中國的市場規模持續擴大，至 18 世紀已形成全國市場。部分學者以為明清中國的貿易量持續增加，卻未出現類似於英國工業革命之事件，推論明清中國的經濟僅有貿易額上的「量的增長」，卻無生產技術升級、產業結構改變等「質的變化」。此一說法寓含以英國模式為標準的偏見，認定工業革命為經濟模式自然「演化」的結果，因而忽略了有別於工業革命之其他經濟模式亦可以促成「質的變化」。
由 16 至 18 世紀，明清中國的長程貿易對手工業產品的需求大量提升，進而觸發江南手工業城鎮的生產模式之質變。明清中國的國內市場主要由三大長程貿易線串聯而成：貫串長江上、中、下游的東西線，由大運河、贛江與大庾嶺商道形成之南北線，以及由廣州至東北的沿海線。三線交會於江南，而蘇州是江南的手工業中心。為因應海內外市場對手工產品的大量需求，蘇州地區的商人積極地推動各類變革。以下從「產銷模式」與「商人組織」兩個面向說明蘇州地區手工業的質變。
（一）產銷模式之創新：「放料制」的利害得失
棉布為明清長程貿易的重要商品，而大量的生產需求催生了清初蘇州地區的「放料制」。放料制為一種垂直整合的產銷制度，棉布「字號」將布匹發包給分散於松江地區的工作坊，經品質管理人員檢核以後，以按件計酬的方式支付工資給匠人，再於蘇州集中售出棉布。許多字號與工作坊簽訂長期契約，而不同於一般契約的特別之處是：工匠雖隸屬於工作坊，其工資卻由字號給發，故實質上可以將匠人視作字號的雇員，而工作坊負責人（包頭）為代發薪水、代為管理的中間人。
長期契約使得字號得以降低反覆修訂契約所造成的談判成本，但亦增加字號監督工作坊確實執行契約所需的人力與時間。為了確保成品符合標準，字號聘請大量「看布朋友」從事驗收工作，若有不合格之布，則斟酌情況扣除工資。雖然字號能夠以布料品質不合契約規範為由酌減工資，卻難以因此解除長期契約。由於官府夾處於商人利益與百姓生計的兩難之中，若具有長期契約的工作坊瑕疵率過高，致使字號欲解除契約而產生勞資爭議，官府不見得作出對商人有利的判決。
官府對勞資關係的態度亦影響了放料制的形成。當勞資爭議引起匠人罷工之時，往往引起市鎮的治安問題，而官府難以釐清社會失序的責任歸屬。由於社會秩序與地方官的政治生涯密切相關，地方官難免對字號施以龐大壓力，要求商人提升工資以平息眾怒，甚至要求商人負擔相關之法律責任。對於字號商人而言，唯一得以卸除法律責任的方法是與匠人撇清關係，讓居於資方與勞方之間的工作坊包頭充作代罪羔羊，從而減少法律責任與經濟成本。
部分學者以為放料制未能「進化」為工廠制，使得棉布業的生產效能受限。此一觀點背後的假設是生產模式依循單一路徑逐漸演化，且工廠制為演化的終點，任何有別於工廠制之制度均較為落後。然而，若承認生產模式不必單線演化，而有多元發展之可能，便可以發現放料制相當適合中國的經商環境。倘若採取工廠制集中生產，則工人滋事的法律責任將全由字號承擔，而無以將責任推卸給包頭。字號商人寧可負擔分散生產所造成的管理成本，也不敢承受司法上的風險。
（二）商人組織之演變：由「編審行役」、「會館公所」至「商會」
經濟組織的質變除了呈現於產銷模式上以外，亦反映於商人團體的組織方式上。
由 16 至 19 世紀，蘇州地區的商人組織由明初的「編審行役制」，演變為盛清的「會館、公所制」，最後發展為晚清的「商會制」。「編審行役」指官府自行為商人團體豋記編冊，以利官府於亟需協助之時要求商人承攬相關工作。「編審行役」非自願結社，而是便宜行事的地方官對商人的變相敲詐。僅管明末清初之際的官員開始推動改革，「編審行役」之現象仍未能完全禁絕。相對於「編審行役」為非自願結社，「會館、公所」為商人自願捐款成立之建築物，經商人聯名申請後，地方政府會將會館或公所視作「立案公產」，加以承認並保護。尤須值得留心之處是：地方政府所承認者為「會館、公所」之「建築物」，而非其背後所代表的商人團體，故於「會館、公所制」之階段，商人團體在法律上尚未獲得承認。直至光緒年間，中央政府要求各城鎮成立「商會」，商人團體方獲得法人地位，得以在法律上代表全體商人。
整體而言，明初的「編審行役」為政府強行組織的非自願結社，清末的「商會」為具法人地位的商業組織，而「會館、公所」介於二者之間，雖為自願結社的常設組織，但其法律地位僅限於建築物本身，而不包含其所代表的商人團體。不少前人以為會館、公所的主要功能在於維繫同鄉情感，故成員不見得重視會館、公所所能創造的共同經濟利益。實際上，同鄉關係不足以說服商人樂捐以成立並維護會館、公所，商人團體的永續經營主要建構於資源共享的經濟效益與透明公開的資金流向之上。就經濟效益而言，會館、公所提供的經濟功能包括集體議價、對抗罷工、協議定價、共用倉儲、建設專用碼頭等；而資金透明度則牽涉組織章程的嚴謹度與公產管理者（董事、司年、司月）的公信力，不少管理者定期公佈帳冊以鞏固成員間之互信，強化成員繼續捐款之意願。由此可見，會館、公所絕非單憑同鄉情誼便可以延續，共同的經濟利益才是商人的主要著眼點。
從「編審行役」、「會館公所」到「商會」，商人的結社方式由受迫轉向自願，而商人團體的法律地位亦逐漸確立。儘管會館、公所尚未擁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卻已在經濟的層面上集體對外交涉，其集體的經濟效益不容小覷，故不宜將會館、公所誤解為同鄉會，以為其功能主要為祭祀原鄉祖先、維繫同鄉感情。
二、法律體系：明清法律的愛民精神
從西方視角觀照明清法律體系者常批評明清中國缺乏現代意義之「法治」，從而推論明清中國的法律僅為統治者的工具，立法者毫無愛護人民之心，遑論保護商人。實際上，明清的諸多法律變革均寓含保護人民權益之精神，例如複審制度之建立與限期審理之規範。商人作為特殊的社會群體亦獲得一定程度的保障，故亦不宜以中國未曾像歐洲一樣出現獨立於《民法》之《商法》為證據，批判明清政府並未致力於保護商民。沒有「法治」不表示缺乏箝制政府妄為的機制；沒有《商法》不代表明清沒有規範商業之法律。
（一）明清法律的獨立性與神聖性
依據批判法學代表人物昂格（Roberto M. Unger）的分類，法律體系可分為三種型態：奠定於特定社群的行為規範上的不成文「習慣–互動法」(customary-interactional law)、由政府推行之「官僚法」(bureaucratic law)與獨立於執政權之外，同時約束人民與政府的「法治秩序／以法主治」（law as legal order/rule of law）。在昂格的法律分類系統中，「法治秩序/以法主治」為近代西方社會特有的法律型態，而明清中國的法律體系則屬於和「法治秩序」相對的「官僚法」。就昂格看來，「官僚法」的特色是由政府由上而下推行，而非由民間社會自然生成，故官僚法體系本身缺乏超然於政府之上的「神聖性」，而實施官僚法的社會不曾出現專業自律的「法律人」社群，故亦缺乏「獨立性」。
1. 訟師與幕友：法律人的「獨立性」
若擺脫西方中心主義之思維，實際檢視明清法律史，則可以發現明清中國有大量的法律專業人士，而這群「法律人」致力於將法律的神聖性建構在儒學與民間信仰之上，使其得以同時約束人民與法律人自身。
明清的法律從業人員包含負責審案的地方官、受聘官府聘請協助審案的「幕友」以及受原告或被告聘請之「訟師」。明清中央政府對地方官的法學素養相當要求，自明太祖之時即視熟讀國家律令為官員的義務，故在《大明律》中設置〈講讀律例〉以懲處對法律不甚熟悉之官員，依〈講讀律例〉之規定「（官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敘用。」明代的中央政府極為重視官員的法律知識，故不乏「治律例，如士人治本經」之官員，投入同樣的心力於法律與儒家經典之中；然而，亦難免有士人「多以留心案牘為俗吏，專以文墨詩酒為風雅，往往法律都不細觀，鞫問又不耐煩」。
除了要求官員「講讀律例」以外，明代政府亦設有將嚴重案件移送上級機關覆核之「審轉」制度。「審轉」制度至清代發展得更加完備嚴密，凡援引法條有誤、案情調查不完善者，均必須受「降級調用」之處分。清代政府為敦促地方官員儘速結案，亦為不同類型之案件訂定審結期限，凡是未能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審理者，均會受處分。由於一有失誤便可能危及政治生涯，地方官願意禮聘「幕友」提供諮詢服務。「審轉」制度亦使得民眾有機會推翻原先的判決，且地方官在審結期限的壓力下難免蒐證不足，故此二制度給予「訟師」龐大的操作空間得以設法讓被告脫罪或推翻不利的初審判決。雖不能否認確實有訟師為受欺壓之百姓提供代寫訴狀之服務，官府多視「訟師」為在民間社會中興風作浪、「教唆詞訟」以獲得酬金之「訟棍」，時常加以取締。
明清中央政府對於官員法律素養的要求、日趨嚴謹的「審轉」制度以及「審結期限」制度均促成了「法律人」社群之生成，而法律從業人員的身份可能為地方官員、幕友或不為政府所承認的訟師。故此，不宜因為明清中國的「官僚法」不同於今人所熟悉的西方「法治」，遂以為中國並無獨立的法律專業社群。
2. 律例本乎聖經：法律的「神聖性」
明清深諳法律的士人致力於建構法律的「神聖性」，而法律之神聖地位奠定於儒學與民間信仰之上。以下由明代法學家王樵、王肯堂父子的法律觀之異同說明「法律人」如何建構法律之「神聖性」。
終身從事司法工作的明代法學家王樵曾自述其對待法律的態度是「治律令，如士人治本經」，意即王樵將當朝法律與儒家經典等量齊觀。王樵晚年出版《讀律私箋》，以傳統的注疏方式為法律作箋，且堅守「先儒治經，不連經文，自為一書」的正統注解格式，將其注文單獨成書，而不刊印《大明律》律文。從王樵採用儒家注疏的方式注解《大明律》來看，可見得王樵有意將法律提升至儒家經典的地位。除了將法律比擬為經典以外，與王樵同時期的理學家亦試圖為法律之「神聖性」建構理學的根基，如周海門以為《大明律》為必讀之書，因為「中間輕重出入，俱從天則、自然所定」，「天則」、「自然」在周海門的援用下遂成為法律的基礎。
王樵之子王肯堂在《讀律私箋》的基礎上完成《律例箋釋》，並在其中同時藉由儒家的「祥刑」觀念與民間信仰中的報應觀說明法律之神聖性。王肯堂自述曾因為「聞袁了凡先生言：流傳法律之書，多招陰遣」因而不敢刊印《律例箋釋》，而後因為悟得「刑期無刑，用主不用」的「祥刑」精神，以為「上帝好生之心、虞庭欽恤之意，（《大明律》）三十卷中，時隱時見」，故「不可不細講也」。王肯堂認為秉持「祥刑」精神細講法律可以使「福祚且留及子孫」，翻轉了流傳法律知識會招致陰遣的思想。仔細分析王肯堂的法律思想，「祥刑」是儒家概念，而「福祚」與「陰遣」源於民間信仰。「祥刑」出自《尚書‧呂刑》「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孔《傳》將「祥刑」解釋為「善用刑之道」，而明清士人多將「祥刑」解讀為「慈祥用刑」，一如清代刑部官員的徐宏先所言：「律文至細，律意至深⋯⋯，總是一片哀衿惻怛之心，不欲輕置民死之意。」王肯堂以為不依循「祥刑」精神審案必招致陰譴，因為「冤抑不平之氣，上干天地之和，下為水旱災沴」；若秉持「祥刑」精神審案，則必得福祚。相較於王樵僅將法律之「神聖性」奠定於儒家之上，王肯堂試圖為法律之「神聖性」建構儒家與民間信仰的雙重基礎。
認定明清中國的法律不具備「神聖性」者主張中國並無基督宗教作為法律的基石。然而，「神聖性」是否必須建構在基督宗教之上？對中國士人而言，儒家經典即不容刪削之「聖經」。自宋明儒者為儒家增補心性論以後，儒家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宗教性，此一宗教性在三教合流、各類民間信仰興盛的明清社會更為顯著，足以提供士人乃至於百姓行事為人之指引。在明清社會中，儒學與民間信仰深入人心之程度絕不亞於基督教於西方社會的影響力，故得以作為法律之「神聖性」的穩固基礎。
（二）明清法律的保商思想與商業邏輯
明清經濟蓬勃發展，但卻未催生獨立之《商法》，遂有人以為明代的法律制度未能與經濟發展齊頭並進。然而，明清中國沒有一部專門的商業法典不等於明清法律毫無商業規範，亦不代表明清法律未將商業的邏輯納入考量。就明清的實際狀況而言，商人習慣於依循法律途徑解決債務積欠、商標侵權等問題，而官府亦積極處理各類市場糾紛，並樂於參考既有的商業習慣以作為審理案件與制定規範的依據。
十五世紀的商業界盛行同鄉集體打官司之風氣，如時人王士性所言：「商賈在外，遇鄉里之訟，不啻身嘗之，醵金出死力」，此種「以眾幫眾」之行為「無非亦為己身地也」。客商基於互相照應的心理，於同鄉需要興訟之時樂意傾全力支持。徽州和江西商人尤其熱衷集體興訟，王士性以為好訟之風源於徽州商人，而江西商人群起效尤。由於明代商人經常略過所在地的官府，逕行前往京城提起訴訟，中央政府因不堪其擾而下令禁止「越訴」，「若有負欠錢債等事項，止許於所在官司陳告」。由此可見，中央政府並不否認商人請求政府保障其財產權之正當性，僅限制不得赴京城「越訴」。
明清士人相當憐憫身處異鄉而遭到本地仲介商（牙行）敲詐的客商。明代士人李樂考量到客商的資本「有借本置來者，舉家懸望」，因而怒斥牙行的詐欺行徑是「天不容，地不載，世間極惡大罪也。」從意圖保障客商權益的告示與法令之中，亦可以看見官員對客商處境的憐憫。清初福建巡撫張伯行為避免客商的資本遭牙行侵吞，於甫就任之際即公布批判惡劣牙行的告示：「店無體恤之意，而棍豪懷詐騙之謀⋯⋯，誆銀入手，視為己財⋯⋯遂使本虧貨折，淚灑憫救之無門，種種弊端，深可憐惻。」
除了憐憫以外，明清官員認為商人的收益影響國家的稅收，故保障商人的財產權等同於捍衛市場秩序與公共利益。清順治年間，蘇州地區的牙行商人仿冒「金三陽」棉布字號的商標，經判決受懲處，而判決文刊刻於碑石之上以儆效尤，「如有奸牙地棍，覬覦字號，串同客賈，復行假冒，起釁生端，上誤國課，下誤傷民，許即指名報府⋯⋯絕不輕貸！」碑文之中，「上誤國課，下誤傷民」即反映了官員嚴辦商業案件的原因在於商業利益與國家稅收的連動關係。
明清官員於審理商業案件之時是否全然憑恃主觀意見，而未考慮市場運作的方式以及商業經營的邏輯？明清法律確實寓含商業概念，以「過失」（negligence）之概念為例，在《大明律》之中已可以發現「過失」概念之痕跡。依《大明律》〈費用受寄財產〉條之規定，為人代管財產者，「凡受寄人之財物畜產而費用者，坐贓論，減一等；詐言失死者，准竊盜論，減一等，並追物還主；其被水火、盜賊費失及畜產病死有顯跡者，勿論。」若代管人侵佔受託財物，則視作偷竊；若編造天災人禍等事由欺騙委託人，藉此狡辯何以亡失受託財物，視同竊盜，並還物於主；若確實遭逢天災人禍而未能保護受託人之財物，則不必賠償。《大清律例》對此條法律完全繼承，而清代法學家沈之奇解釋遭逢天災人禍之代管人之所以不必賠償，是因為「事出不測，非受寄者之過也。」
同理，依照《大清律例》，牙行積欠客商債務者，倘為有意「侵吞入己」，則「照〈誆騙〉本律，計贓治罪」；若並非有意中飽私囊，而是其他廠商未能依約定付款給牙行，則牙行暫時不會被治罪，只須向其他廠商追討款項，若一年內未能賠償客商，則「依〈負欠私債〉律治罪」。表面上，若因其他廠商積欠債務，使得牙行未能還清客商之財貨，則牙行似乎沒有過失。若嘗試揣測立法者的用意，則可以推論牙行有業務過失，因爲仲介商有義務謹慎判斷其他廠商之財務狀況與商業誠信。
官府有時將既成的商業習慣納入法律，使其獲得正式承認與約束力。舉例而言，蘇州、松江二府承認棉布字號各有商標之商業習慣，並加以保護。由於仿冒商標之情形難以杜絕，遂有與商標侵權相關之訴訟。蘇州府於判決文對以商標區分彼此的商業習慣加以承認：「眾商各立號記，上供朝廷之取辦，下便關津之稽查，取信遠商，歷年已久，向有定例，不容混冒。」此一案例不僅得以證實明清司法體系並非自行其是而不顧商業邏輯，亦得以論證「官僚法」體系之中亦包涵「由民間社會自然生成」之規範。
沒有獨立的《商法》不足以斷定商業邏輯未曾滲入明清法律之中，明清官員於審理案件之時確實將商業邏輯納入考量，且有時亦肯定既有的商業習慣。歐洲商法是法官長期諮詢商人的專業意見、嘗試結合商業邏輯與法學概念之產物；而明清中國地方官未嘗不傾聽商人之見解，亦未嘗不肯定部分商業習慣之價值，可見《商法》並非保障商人權益的唯一模式。
三、文化觀念：財源於德的新倫理觀
明清中國的士商互動日增，眾多士人因科舉名額下降等因素棄儒就賈，亦不乏商人子弟為了經營士商關係而進入太學。由於士商的分界逐漸模糊，有「賈而士行」者，亦有「士而賈行」者，傳統儒家的四民觀與義利觀遂受到挑戰。若欲修正以工商為末的四民觀以及義利相悖之傳統主張，則必須為財富賦予合理性。有別於「富貴在天」的宿命論與「為富不仁」的道德批判，明清社會普遍流行「造命者天，立命者我」之思想，將財富視為道德的體現。商人致富的原因在於遵守「賈道」，而生活困頓乃是懶惰所招致。
在明清思想轉向的過程中，商人並非被動為士人所詮釋，而是積極建構商人族群的主體性。明清商人藉由撰寫商業書以傳播經商知識與理念，商業書所涵蓋的內容甚廣，除了旅行路線、各地特產等實用資訊以外，亦囊括人才培育之準則以及商業倫理之勸勉。由於商書出自事業有成的商人之手，且其著書目的在於嘉惠商界後進，故得以藉由商業書中作者對其商人身分的自述明清商人的自我概念，亦得以從書中之道德規訓歸納出時人的商業倫理觀。
（一）商人意識的覺醒
商人於建構自我概念之時，首要之務是論證財富的基礎在於商業倫理，藉此推翻「為富不仁」之傳統概念。明代的商業書《士商類要》載有「富從勤得，貧係懶招」一條，此一說法足以概括明清商人的財富觀。有別於宋代理學家邵雍以為「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明清商人普遍認為鉅富為上天所賦予，但小富可以自致而得。舉例而言，清人吳中孚於其所編之《商賈便覽》〈自序〉揭櫫其編書宗旨在於傳承「大富由命，小富由人」之庭訓，提供各類商業知識以裨益商界後進追求小富。
除了勤奮以外，明清商人自認有哪些特質？吳中孚於《商賈便覽》所收錄之《工商切要》一書中鼓勵「父母自幼留心察識」孩童的資質，引導「上質者，習儒業；中質者，學工商；下愚者，務農業」。表面上，吳中孚似乎意指「學工商」較「習儒業」低一等，僅須中等資質即可，用不著「上質者」。其實，「中質者，學工商」一語中透露著身為商人的自信，資質之不同不代表成就之高下，一如吳氏所言：「因人而授，責在於專。俗云：『行行出狀元』，只要有志氣。」
（二）商業書中的道德規訓
明清商業書的內容多元，有著重於技術與知識，極少涉及商業倫理者，如《客商規鑒論》；亦有極為重視商業倫理，視之為「生財有道」之基礎者，如《商賈便覽》。
於《工商切要》中，吳中孚提醒欲引導孩童從商者不可忽視「仁義禮智信」之教育。唯有實施道德教育方能「生財有道」，倘使缺乏道德教育，「雖能生財，斷無從道而來，君子不足尚也」。然而，明清商人不盡然服膺道德之價值，部分商人認為遵守商業倫理有益於生意興隆，其著眼點為倫理的工具價值而非倫理本身。商業書籍於論證何以應當依據商業倫理行事之時，往往訴諸倫理所能帶來的商業利益。舉例而言，《商賈遍覽》所錄《江湖必讀》勸客商據實告訴牙行貨物之品質，「貨之精粗美惡，實告經紀，以便售賣」，以免牙行無以將客商所委託販售之貨物按時賣出，致使「聽人搊撮，錯過時機，以致禍擱，後悔莫及！」
雖然道德規訓在明清商業書中佔有一定的篇幅，仍不宜認為明清的商業倫理等同於儒家倫理。明清商人的倫理觀照範圍侷限於其自身，故多以是否有益於其事業作為判準，且甚少跨出商業的範疇，探討政治、經濟等制度性問題。相對的，在儒家的論述中，倫理的工具價值較少被視作士人修身養性的原因，且儒家的倫理觀以己身為基礎向外開展至國家、天下，其所關懷的範疇較明清商人更為多元、寬闊。不將商人倫理觀與儒家倫理觀等而視之的原因不在於判別優劣，而是為了強調明清商人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已發展了自身的主體意識與價值觀。
四、結語：從單線演化到多元徑路
今日有關經濟與法律史之論述經常陷溺於西方中心主義之中，未能正視西方以外各地域的特殊性；而邱老師則回歸中國自身的脈絡，考察經濟與法律制度如何在明清社會中生成。
回顧明清中國的商業榮景，有人以為僅有貿易額上的「量的增長」而缺乏「質的變化」，有人主張明清中國未能發展出「工廠制」阻礙了經濟發展，而此二說法皆反映了從西方視角出發的偏頗態度。就史實而言，明清中國的產銷模式屢經創新與修正，以蘇州地區的棉布字號商人為例，棉布字號獲利的關鍵並非如教科書所言在於龐大的人力資源，而是在於其所發展的「放料制」。棉布字號打造垂直整合的「放料制」以控制棉布品質，與工作坊簽訂長期契約以降低頻繁換約的談判成本，再聘用「看布朋友」以從事品質管理之工作——整套模式環環相扣，足以證實明清商業體系絕非全然得力於取用不盡的人力資源，毫無技術突破與組織創新。
明清的法律體系亦背負眾多污名，不僅因為明清由政府審議推行的「官僚法」體系不合乎現代人所熟悉的西方「法治」制度，亦因為《大清律例》最終於列強的要求下為《萬國公法》所取代，容易使人直觀認定《大清律例》必不如《萬國公法》。然而，若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束縛，明清的法律體系是否僅為統治者的工具，既無專業「法律人」社群的監督，又無超然於一切世俗權力之上，約束政府與人民共同依循法律的「神聖性」？實際上，明清的「審轉」制度與「審限」規定日趨細密嚴謹，二者均有助於專業法律人之生成，包含部分深諳法律的地方官、地方官私下聘請的「幕友」以及當事人所聘請的「訟師」。明清的法律人積極的建構法律的「神聖性」，並將「神聖性」之基礎奠定於「祥刑」精神與「陰譴」觀念之上，而儒學與民間信仰的雙重神聖性根基絕不亞於基督教。明清法律對商業的特殊性亦有充分的認知，於受理商業案件之時經常考量現有的商業規範，亦逐漸發展出「過失」等概念以作爲應否賠償的判準，可見明清法律並非如部分學者所言罔顧商業知識。
商人的意識型態於明清時期逐漸發展完備，形成「富由勤得」、「小富由人」之立命思想，亦生成有別於傳統儒家倫理觀的商業倫理。然而，單憑思想的變遷無以促成明清的經濟榮景。故此，比起問「文化如何影響商業」，更應當探究「文化如何與經濟、法律等因素發生互動」。
藉由邱老師的課程，我們得以修正自教科書獲得的西方中心主義史觀，重新認識明清社會如何在「經濟制度」、「法律體系」與「文化觀念」的三方互動之下逐步演化。歷史演變的過程絕非只有一種範式，西方的歷史軌跡並非唯一的正軌。相對於將世界區分為西方與他者，正視每一個地域的特殊性是更為妥善、嚴謹的態度。唯有回歸到各個地域本身的歷史脈絡之中，方能重構各個地域迎向全球化時代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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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黃世明老師【春秋繁露】
◆週四：王初慶老師【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春秋》及三傳概述】
◆週四：徐 泓老師【明史八講】
◆週五：王芝芝老師【事件、記憶與身體——城市與西方文明的演變】
◆週六上午：嚴定暹老師【走入易經的世界】
◆週六下午：蔡耀慶老師【老實寫字】
【特別公告】
為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並維護講師與學員的健康安全，進場時工作人員會先量體溫，體溫正常並佩戴口罩，方可進場聽課！若忘記攜帶，現場也備有一次性口罩（每片 5 元）。感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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