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17年11月7日 夏曆丁酉九月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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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語】夏學奧質 經世致用
文／編輯部
今年 10 月 29 日，同時也是夏曆九月初十的 毓老師誕辰紀念日。是日，中華奉元學會舉辦了「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奉元同門、舊雨新知，齊聚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一起緬懷先師，回顧過去也展望未來，關心學會發展，也關心兩岸時局，特邀專家學者針對時事做專題演講。
奉元書院，秉承 毓老師「以夏學奧質，尋拯世真文」的精神，提倡經世致用的學問，開課講學，出版新書。今年的新書《夏學論集（壹）》，已在會員大會上正式出版，並開始發售。本期接續上期，摘錄李淑珍老師所整理的〈毓老時代的開闔與起落〉一文，試圖描摹 毓老師緣繫兩岸的心路歷程，並強調治學首重利他的實用精神。楊開煌教授在會員大會的專題演講「對中共19大之評析」，即以專文進行重點整理，演講中針對中共十九大後的兩岸關係、大陸發展形勢，都有非常實際而深入的分析。本期收錄學員聆聽黃麗生教授「海洋文化視野下的中國歷史」的演講摘要，由海洋發展的全新視角來看待中國歷史，探討海洋發展在中國文化擴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本期刊登學員對秋季課程熊琬老師「中國學術流變史」的聽講心得，該門課的講學宗旨為「學術與國運的關係」，因而強調學術最可貴的價值就在經世致用，對社會民生能有實際的作為。本期亦刊登潘朝陽老師之文〈貴州龍場陽明洞有懷〉，由前往貴州參加研討會的緣起論及儒家「心學」議題，因而對陽明學說有感而發，心學非徒空談心性，其實極重事功，文末導歸毓門奉元之學，其旨亦在培養「經世濟民的大學問和大智慧」。由此可知，中國之學問，即實用之學也。
本期蒙國家公益發展協進會黃丙喜理事長同意，轉載於中時的評論「別看輕國學的經世之用」，針對當前臺灣教育中去文言的浪潮提出針砭。本期更登載吳孟謙學長新書《融貫與批判》的介紹，本書是以晚明三教論者管東溟為核心的學術論著，在晚明這一社會快速變遷、價值劇烈變動的時代，管氏融貫儒釋道三教，批判時弊，企圖重振儒學，為社會穩定作出實質貢獻，這絕對是值得一讀的新書。在此，編輯部亦誠摯地歡迎同門先進與各界同道友人，能夠共襄盛舉，提供個人無論是讀書、教學、工作、生活上的感懷，或是經典智慧應用的心得，在奉元電子報的園地中「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奉元活動】奉元學會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側記
文／秘書處
- 編按：中華奉元學會於民國106年10月29日召開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大會地點就在臺灣大學校園中，緊鄰椰林大道的文學院演講廳。
下午兩點，在擔任司儀的熊羿秘書長主持下，大家齊向 毓老師像行三鞠躬禮，並請大會主席劉君祖理事長致開幕詞。劉理事長，首先緬懷 毓老師的一百十一歲冥誕，然後開始為會員說明大會議程。除了學會的議案討論與報告事項外，本次大會尚有由李淑珍學姐邀請到一位特別的資深學長——毛重義學長，引領大家一探 毓老師初來臺灣的身影行跡，以饗弟子們對先師的追慕。專題演講的部分，則特邀中共研究領域的頂尖學者楊開煌教授，針對時事，為會員演講「對中共十九大之評析」，精彩可期。最後，劉理事長祝福同門在這即將面臨巨變的時代裡，身心安泰，志氣昂揚。在溫情與隆重中，揭開奉元學會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的序幕。
緊接著，李淑珍學姐步上講臺，為我們介紹本次大會的特別來賓。原來，李學姐在去年開始研究 毓老師生平及思想時，因對 毓老師曾說過的一句「奉元書院的大弟子是山地人」起了好奇，在輾轉奔波之後，終於訪得了甫至臺灣的 毓老師仍化名「劉柱林」，於臺東農校任訓導主任時的受業學生：毛重義學長。毛學長出身卑南首領家族，曾赴日本留學，又至大陸參與建設，而遇文革，人生波濤起伏，但影響他一生最深的，仍是啟蒙他的「劉老師」。毛學長在致詞中回憶道， 毓老師當年對原住民學生特別關心，尤其毛學長，更是經常在課後往 毓老師宿舍跑， 毓老師也熱心的為其講授《論語》、《大學》等經典。在毛學長畢業後，雖與 毓老師因造化而各分東西，卻仍不時得蒙 毓老師的提攜照顧。而當時 毓老師講學，最重一「格」字，做人最需有「格」， 毓老師的這句話不僅最使毛學長懷念，更將其奉為一生的精神指導。
承著毛學長的回憶，大會接著播放「毓老師講課影片」，以使同門能重溫 毓老師上課的風采。在影片裡，我們再一次得聞 毓老師的諄諄教誨、鞭辟近裡的提問、振聾發聵的警句。 毓老師訓勉我們要「造就自己」、「尊重他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能學能思」；以「懷璧其罪，不戰而克」評臺灣的現況與未來，又對回教國家、西藏、中國的問題與情勢有一針見血的觀察與論斷。在在使我們切實意識到身處的時代變局以及肩上的責任，並再一次從中領受 毓老師「夏學奧質」那無盡的生命能量。
影片播映結束後，進入議案討論，會員大會通過「一〇五年收支決算案」以及「一〇七年預算暨工作計畫案」。
接下來，是楊開煌教授的「對中共十九大之評析」專題演講。本次講題除了為在中共十九大甫落幕時作一即時的剖析，也呼應了「永懷師恩」影片中 毓老師提醒我們需注意的未來現實問題。楊教授首先帶領我們逐一審視臺灣當前看待中共的數點迷思，並進一步重新認識中共的政治制度。在此基礎上，評析中共十九大的定位及目標，從會議的公開宣言、政府的人事佈局等方面，解讀其中隱含的政治訊息，歸結此一由習近平領導的中共新時代的意義及方向。楊教授的講題層次井然，見解獨到清晰，關於此次演講，奉元電子報編輯小組將另外整理一份更完整的摘要短文。
隨後的議程，就是會務報告。首先由潘朝陽學長代表課程委員會進行報告。目前，學會所開辦的課程均已穩定步上軌道，並開始形成傳統。課程精神是傳承 毓老師的學問，依經解經、解史、解子，尋拯世真文。目標是在廿一世紀建立、發展、弘揚夏學，並推廣至兩岸以至世界。在常設的課程之外，課程委員會也規劃有講座、論壇、專題演講等學術活動，其精神為：秉持傳統而不忘當代。今年由徐泓學長主持的中國史專題講座已圓滿完成，明年除了維持此一講座外，也將嘗試舉辦以臺灣文化與臺灣歷史為主題的講座。
其次為臺大奉元社的報告。奉元社今年保持了固有的社課與讀書會，為了吸引年輕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興趣，乃試圖將學術結合學生現實中可能遭遇的問題，於本學期邀請甚受臺大學子歡迎的孫中興教授專題演講「孔子及中國學問與戀愛的關係」。社團將保持傳承 毓老師學問精神的責任，繼續戮力以赴。
熊羿秘書長接著代表秘書處進行報告。秘書處今年陸續在書院的易經課程與秋季班中，嘗試推動臉書直播，便利學員的受業。同時，基於公益性質，也轉播了一系列的「中國史專題講座」。今年教師節的線上互動點燈活動，反響熱烈，也是數位化工作的嘗試之一。未來將藉助網路時代數位化無遠弗屆的特性，持續推廣、傳播毓門學問。
在會務報告的最後，由劉理事長代表出版委員會主持新書發表會。去年秋天，同樣在文學院，為繼承 毓老師遺志，也為紀念 毓老師百歲晉拾誕辰而舉辦的「第一屆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發表的論文，今日正式結集出版為《夏學論集（壹）愛新覺羅毓鋆先生百歲晋拾》一書。對於本書能夠順利出版，劉理事長特別感謝了學會同仁的努力經營，也期許未來能有貳、參、肆、伍⋯⋯等論集繼續出版。劉理事長也藉此場合，說明學會籌辦下一場研討會的計畫。在一〇八年，學界可預期將會有兩個備受矚目的主題，其一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其二則是王船山誕生四百週年。奉元學會預計在一〇八年秋季舉辦「第二屆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除了呼應五四主題，也可對學界在五月時先行發表的研究成果進行檢討。其次，因 毓老師對王船山、熊十力學問多有欽佩，奉元學會也希望在一〇八年呼應船山四百年的主題，舉辦小型的紀念講座。
隨後的臨時動議，黃德華學長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議案。在 毓老師課堂講錄的筆記逐漸為許多學長姐整理、出版的今日，為避免成書的參差與編纂全集時的版權問題，對筆記的收錄內容、編輯格式、審核校定的準則及權責，學會有訂立具有公信力的統一規範之必要。事實上，這也是學會理監事會議持續關注討論的問題。吳榮彬副理事長對此提議深表贊同並作出回應，為減輕學會負擔，目前傾向創設具社會企業性質的獨立出版社，以專業分工的模式促成 毓老師課堂筆記與未來 毓老師全集的編輯、出版工作。儘管出版社創設不易，然而此一提案若能獲得同門廣泛支持，仍有望在今年底前成立公司，以繼承 毓老師的精神，將毓門學問廣被流傳，為全人類謀福利。吳學長的提案，也為全體出席會員同意通過。
中華奉元學會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即在這充滿展望的氣氛中迎來了尾聲。雖然議程只有短短的三個小時，卻也緊湊充實，後韻深刻。大會最後，李濟捷學長與林順和學長作為 毓老師在文化大學執教時的弟子，更分享了當時以書信往返問學所得的 毓老師親筆覆函，函中精要的提示了聖賢心傳與為學機微，是無比親切、珍貴的一張手書。
就在同門熱情地分享 毓老師殷切叮嚀的手書當中，大會進入尾聲。十月底的臺北，已是深秋時節，寒冷北風即將吹起，但奉元子弟必定不為寒風吹倒。因為在我們心中始終燃著 毓老師為我們點起的那盞炙熱的智慧明燈。
【奉元書摘】皇城煙雲－記〈毓老時代的開闔起落〉書摘
文／李淑珍
- 編按：本文摘自學會出版新書《夏學論集》中李淑珍教授的文章〈毓老時代的開闔起落〉。李教授以為毓老立傳的心情，耙梳相關記載毓老的書籍，對毓老一生作鳥瞰式的回顧。因此，本刊將分四次摘錄介紹，本次為第二次刊出，方便後學認識這位一代儒師的風範和思想。
- 《夏學論集》係105年第一屆夏學研討會暨毓老師百秩晉十紀念會的論文結集，已於今年十月出版，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屆時可到學會參考選購。
滿洲貴冑
（一）勇者畫像
我一輩子就一個反字，什麼都不承認！
毓老師為自己的人生下了這麼一個註腳。事實上，「反者道之動」，如果沒有強大的反叛精神，他的一生不會如是精彩跌宕。他漫長的一生，既見證了時代的變化，也體現了個人生命的無限昇華。
弟子蔣勳記得，六十歲出頭的 毓老師，「穿著旗裝長袍，手腕上帶著古玉鐲，大拇指上套著玉扳指，儀容非凡」，哈哈大笑時聲如洪鐘，乾淨渾厚，朗朗如山中長嘯。在弟子丁凡眼中，「毓老師長得高大英挺，氣宇軒昂，一表人才。他非常幽默，高興起來是個極有趣的人」。他思考獨立，見解犀利，對任何事物都有直接而強烈的意見，鋒芒畢露，令人難以逼視。四十歲以後他自號「安仁居士」，但並非「溫良恭儉讓」的樣貌出現，而是以「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至死不變，強哉矯」的剛毅姿態立身處世。
仁者安仁，其心三月不違仁，無論什麼環境，自己的思想都必得實行，要無所不用其極，則無入而不自得。
我，安仁居士，絕不改變，足以當之，到哪兒都講這一套。後面沒有背景，一生絕沒有投降。
他年輕時霸氣十足：「有人罵我，我一定罵回去。打我，一定叫他倒栽蔥」。因為嫉惡如仇，他反對《中庸》「隱惡而揚善」的說法，而主張《易經》的「遏惡揚善」，阻止壞人不斷為惡。孔子不是一上臺就誅少正卯嗎？「聖人也得殺」，為政要把「不是人」的殺掉！趙恆惕若殺了毛澤東，中國就少死一億多人，中國文化也不致受創如此之深。來到臺灣，虎落平陽，並沒有讓他屈服：「老師至臺一個人，人死了也沒人哭，何必怕死？⋯⋯一個人不要怕任何事，我不欺負別人，可是誰要欺負我，絕對幹掉他！」
這種豪邁雄悍個性，部份與他是北方人、邊疆人有關。「北方風土嚴寒，馬強鷹也強，人性剛烈，有膽，死也不怕。」滿人尚勇，他五六歲就學騎射，一馬三箭沒有問題。相對而言，「南方不是梁祝，就是三笑，淨是風花雪月！」漢人築城牆防禦北方之強，沒出息、沒膽量發展，把自己養在豬圈裡！「我們邊疆人雄悍，寧折不彎，南方人就沒骨頭」。他夷然說道：
我一生絕不接受任何人，完全按己行事。坐牢，就是換個地方吃飯。明天誰先死，猶未知。我靠死多少人！
長期浸淫於中國傳統教誨，也使他無欲則剛，不只「威武不能屈」，更能「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因為愛國，他「日本時代不做漢奸，蔣家天下不做走狗」，不接受功名利祿引誘。早年為同學題字，他總寫「達德光宇宙，生命壯自然」，勉勵學生「活著不是為了吃、為了給人當走狗」。即使歷經滄桑，他也絕不顧影自憐，寧以冷靜的理智堅強面對現實。晚年他訓臺下的學生：「一個人如果不怕死，沒有不成功的。我九十三歲猶豪氣如此，年輕可見一斑！你們全無豪氣，一副男不男、女不女的樣子。在我眼中有幾個是人？」
奇妙的是，這麼一個剛毅不屈的人，有時候竟孩子氣得可以！──「我這個人很獃」，他會看著小花兒出神，不知它為何生得這麼美？ 私下他喜歡炫耀：「咱們以前哪，額娘讓我每天吃珍珠粉，你們看看，老師的皮膚到現在還這麼光滑。」他擼起袖子，露出手臂，對幾個學生說：「摸摸看，摸摸看，沒關係」。在不需要防衛的時候，他天真的一面一不小心就流露出來，只是這種時候並不太多。
他內心柔軟的一面，還表現在對待小動物身上。他在新店「靜園」中養了兩隻溫馴可愛的白色狐狸狗，戲謔地取名為「阿美」（美國）和「阿蘇」（蘇俄）。義孫子沒出生以前，他吃飯時常抱著一隻馬爾濟斯狗，甚至讓狗上桌也無所謂。寵物死了，他都埋在「靜園」：「尊生，動物死後，都應有一塊葬身之地。」
早年他叱吒風雲，曾在盛怒下擊斃日本大佐，還雙槍齊發殺日本兵；後來他發現連螞蟻都不願死，就不殺生、不吃葷，連蟑螂也不打了。臺灣人愛吃生猛海鮮，必定遭劫：「海鮮還是活蹦蹦的東西，你的心在哪？」他叮嚀學生絕不可以做殺生買賣：「雞活得很高興，為什麼一下子就殺了呢！為什麼叫它不活了！」他連螞蟻合作覓食、大雨前叼蛋搬家也觀察入微，感嘆「今天的人連螞蟻都比不上，懂得慈、愛、食、天象？」
他會這麼喜愛小動物，可能有多重原因。首先，他隻身在臺，生活孤寂，寵物安慰了他的寂寞。其次，「動物是多麼有靈性，動物都不會做偽，人都是會做偽」，他常「類萬物之情」，從動物身上看到天性天心。再者，他年輕時曾執法殺人，「當劊子手，槍斃一人，使其家人亦受苦，自己到老年必後悔，我就有此經驗」，他晚年如此「尊生」，或許與懺悔早年所為有關。此外，「嫉惡如仇」和「濟弱扶傾」原是他性格的一體兩面，一方面不畏權勢，另一方面同情弱小。他真心關懷窮人、老人、小孩、原住民、臺灣子弟⋯⋯，覺得自己對他們有責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對小動物的憐惜正是此一性格不經意的流露。
由此可見， 毓老師不只是勇者，也是仁者。而接下來我們會看到，憂患的錘鍊陶鑄，更使他成為一位實事求是、高瞻遠矚的智者。
（二）禮烈家聲
身為正紅旗禮親王裔孫， 毓老師深以清太祖努爾哈赤、遠祖禮烈親王代善為榮，也使他自小就有龐大的壓力和責任。
壓力來源之一，是滿人的整體處境。他六歲時民國肇建、宣統皇帝遜位，當漢人家家戶戶歡喜過年時，滿人貴族男性穿孝服到宗廟舉哀，女性則在家中哭泣，他在亡國的悲哀氣氛中成長。66 他每天有計畫地做事，不發牢騷，也不懂得悲觀，67 但不可能族人的墮落無所感。滿洲分關東皇族、北京皇族，在京旗人長期養尊處優，王朝沒落之後，他們沒有一技之長，玩老鷹、混日子、整天惹是生非，令他不以為然。
滿清王朝衰亡，他認為是咎由自取。滿清入關，奪得政權，兩百多年後卻失去了自身文化。乾隆好大喜功，導致國庫空虛，也要對清亡負責。此外，清有文字獄，又以「博學鴻詞」獎勵考據學，讓士人不造反，但自此疑古風大盛，後患無窮。他不為族人護短，將近代中國憂患歸咎於滿清統治：「（中國）受一百五十年氣，清朝不得不負責」。甚至更進一步，他認為整個皇帝制度都有問題：
中國漫長歷史中只有六個好皇帝，皇帝是違時的。
中國有今天之苦，帝王制度要負莫大責任。養了太多廢貨，看皇宮一天的開銷有多少？
既然如此，身為遜清皇族的他未必有多麼光彩。
他的另一個壓力，來自他所受的宮廷教育。「滿洲本身沒有文化，就是漢文化。」 毓老師承太傅陳寶琛、鄭孝胥、羅振玉、柯紹忞、王國維、康有為、梁啟超、葉玉麟等大師，攻讀經史子集；英人教師莊士敦則傳授西學。光是四書，他就跟不同老師學過三、四遍，每個老師學派不同、所講都不同。只是，太傅們雖然學問淵博，但不符合這個叛逆年輕人的胃口。「我老師都考據的，羅振玉就是考據大師，我革命就叫『夏學』。這些人都中了弊，知識必得活學活用。」王國維自沈于昆明湖，更讓他痛感博學而無所用於世的悲哀。
相較於中國舊傳統，新文化運動對他更有號召力。民初北京思想複雜，百花齊放，熱鬧滾滾。「我陪這時代長大，十三歲到日本，十四歲跑五四。」他那一輩人什麼都看，不但接受中國思想家的思想，更接觸了世界各地新知（後來他的洋學生發現他可以徵引柏拉圖來反駁王弼的論點）。特別的是，他沒有被當時風行的無政府主義或社會主義吸引，卻受甘地感召，一輩子同情窮人。
少年毓老師壓力之三 ── 也是最直接、最強大的壓力 ── 來自他嚴格的母教。母親出身蒙古鈕祜祿氏，精通《昭明文選》，胸懷大志，望子成龍。他是獨子，古靈精怪、滿腦鬼才，阿瑪老年得子、對他寵愛有加，年輕的母親卻嚴管勤教。他六歲後即不與父母同住一屋，和嬤嬤才可以親近耍賴，對母親則敬畏多於孺慕。每天清晨向父母請安，要背書、寫字，他拿筆在紙上亂畫，父親含笑說：「肯寫就好。」母親卻不依不饒，罰他跪著背經書：「別的皇子十二歲就背完，你為什麼多花一年？沒出息！」這個兒子見到母親大人，即使笑也像老鼠見貓，成天和母親鬥智。
他從小一個人吃一桌飯，只准夾面前的菜，再不喜歡也不准挑嘴，不准伸長筷子夾遠一點的菜，飯菜冷了也不准抱怨。有什麼吃什麼，絕不准流露出一絲好惡，因為母親規定：「無欲乃剛，這是作大事的人必要有的訓練。」他下棋被斥為「玩物喪志」，出門要向母親請假，去聽演講時母親會叮嚀：「不可以聽胡鬧（按：胡適）的」。
他娶了工於詩詞、戲曲、繪畫的表姊，新婚燕爾忒煞情多，母親卻派丫環來提醒：「太福晉說要保重身體！」「男人要多待在書房！」禮親王府幾百年捨藥，他想做醫生，卻被母親一句話阻止：「你要救世」。他以「安仁」為字，母親又添上「慰蒼」二字，勉勵他不要忘了天下蒼生。
這些壓力與負擔，他先是抗拒逃避，最後一體承擔，為的還是母親那句話：「不能對不起祖宗！」
毓老師說，滿族女人比男人更有英雄氣概。辛亥革命之後，太師母以及許多其他王府的福晉都對於復辟念茲在茲，比王爺們更為著急。為了深入敵情， 毓老師 13 歲到日本東京學習院高等科讀書 (1918年)；為了強國，又到德國學軍事，在國外前後足足流浪 12 年。隨著滿洲國倉卒成立（1931年），他的人生便走上不歸路。
滿洲國成立，是因為滿洲王室自覺受辱而忿忿不平，才出此下策。原因有四：
（一） 民國政府不執行優待皇室條例。
（二）1924年逼溥儀出宮。
（三）1928年軍閥孫殿英部隊盜掘乾隆與慈禧陵墓。
（四）國民政府北伐後只重視張學良，不重其他東北人。
身為清室宗社黨人（君主立憲維持會）的 毓老師義憤填膺，明知日本要利用滿人政權侵佔東北，他還是不顧太傅陳寶琛反對，一頭栽入復國工作。這個決定有其悲壯的一面：他自幼亡國，素來痛恨外國人；日本與蘇聯，以滿洲為根據地，敗壞中國，更為他所熟知，但是當時他沒有其他選擇：
一個朝代要覆亡了，皇族的人就必然要承擔它的悲痛，即使要下火坑，也要坦然地面對，要不然就是不肖的子孫。滿州國是日本多年來設計下來的政策和陷阱，那是滅亡中國的第一步，東北人的這股命運當時是沒有辦法逃脫得了的，溥儀被迫出任滿州國當然是傀儡。但是這傀儡處理得當，也可以有一些緩衝作用。我是皇族的一份子，有逃脫不了的重擔壓在身上，即使要看人臉色，在刺刀下過活，為了自己祖先發祥的那塊土地，也不能不去。有人說我是漢奸，我絕不理會。
在那樣翻雲覆雨的年頭，誰在幹什麼，誰心中有什麼打算，彼此都心裡明白。
溥儀誇讚他是「內廷良駒」，賜他「毓鋆」嘉名，年輕的他就奮不顧身、為皇上赴湯蹈火。晚年時他感嘆：「如果你是智者，人家想用你，就給你戴高帽，說你能，你就受人家支配了。⋯⋯我絕不比你們傻，都被利用了。」「老師是前車之鑑，白搭一輩子，還皇恩浩蕩，更有甚者，生不如死。」
由於身分特殊，官拜少佐的他還有日本上將為他開車門，「開門是真的，但受氣也是真的」，他對日本人一直痛恨不已。他不甘心當日人傀儡，身任「御前行走」（皇帝特別助理）在國務院幫忙，其實參與軍機掩護抗日，從事情報工作。他的處境艱危之至，日日臨深履薄，也造成他高度警戒的習慣。一直到晚年，他仍說：「我有神經質，人家對我一笑，我必好好研究」，「我始終有『兵臨城下』之感。」
他深明情報工作的重要性：「戴笠不死，中共不成功。『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一個人都這麼重要。」擔任特務必須「可乎可，不可乎不可」：「特務不可有特權，應正而無私，特別柔順，否則只要一邪，人必無法應付，必定受害。」可悲的是，一旦作了情報，一輩子都得幫人幹情報，不能翻身。
從二十一世紀的人權觀點來看， 毓老師當年某些作為是匪夷所思的。譬如說，由於東北復辟需要開墾人力，他宣佈：禮親王府某月某日發放糧餉，凡是在旗男子都可以去照著名冊具領；一群男丁果真來了，「前門進來，抓起來從後門送出去，直接上了火車，往東北開。到了東北，下了火車，給鋤頭、給地、給糧食，叫他們去墾大荒啊。總比留在北京當混混好。」丁凡的爺爺就是這樣被迫丟下妻小，被抓去東北落戶。
又如：在滿洲國時代，為了整頓治安，他命人在被捕小偷的小腿上打洞，用一條麻繩穿過去，讓兩個士兵來回拉扯，疼得小偷慘叫不已。行刑結束，送這小偷去醫院，治好了再放出來。「之後就沒小偷啦！咱們那兒治安可好了！」──這樣的做法固然有待商榷，但在數千萬人死於戰爭、飢饉、災害、瘟疫……的二十世紀，在日本關東軍731部隊使用上萬人活體進行生化武器實驗的滿洲國，以當時的標準看， 毓老師的作為是可以理解的。
日本壓榨滿洲國資源，羅掘俱窮；當日本在美國原子彈轟炸下宣佈投降時，滿洲國14年的統治也隨之告終。「我趕上三次亡國──清室、復辟、滿洲國。剛上臺，就落幕了，真非『倉皇』二字所能形容！」在強仕之年遭到這樣的挫折，對他打擊極大：「當年我逃至天津，滿腹牢騷，恨不得殺盡天下人」。溥儀成為蘇聯階下囚， 毓老師深思後向國民政府投誠。由於他曾掩護國民黨地下抗日，逃過一死，但是卻因主張中國應採行聯邦制，被南京政府拘禁百日。他晚年說得輕鬆：「我罵老蔣，老蔣未殺我，坐牢而已。」但是蔣中正欲集權中央、反對地方分權，亦即使滿人失去在東北自治的機會，令他思之仍有餘怒：「一個私字害盡天下蒼生！」
乙酉年（民國 34 年，1945 年）是 毓老師的人生分水嶺。滿洲國垮後，太師母看外頭亂，不放心，怕 毓老師再搞政治，請師母從旁了解。老師以「長白又一村」五字明志。這一年他 40 歲，他原有「受想行識」的生命，自此進入「無受想行識」的階段。
在政治上，他必得學庖丁解牛，游刃於無間，此路不通走那路，不可以硬磕硬，以卵擊石。在修身上，他必須學習克己復禮，努力學做好人。在亂世，若不願助人為惡，必得遯世，「人不知而不慍」。
他已是亡國奴，隨著 1949 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又再度目睹了滄海桑田的劇變。「四十四年間經二帝五朝歷八雄十代」， 面對個人政治挫敗、國家分崩離析、百姓顛沛流離⋯⋯，他能做什麼？「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孟子‧盡心上》人也只有到孤臣孽子時，因為環境不好，動心忍性，才能生孤臣孽子的智慧。生了智慧，找到出路，就絕處逢生。
渡海傳燈：毓老時代的展開
在他苦思個人小我與國家大我的出路之際，臺灣史上的 毓老時代，悄悄地拉開了序幕。
失去政治舞臺後， 毓老師改以教育來經世濟民、經天緯地：
懂什麼是「長白又一村」嗎？教書了，「造謠」生事，不造反生事。⋯⋯人必想辦法活，路子走錯，不活也得活。
說來似乎稀鬆平常。事實上，由戎馬生涯轉為老師宿儒，他經歷了漫長的過渡期，飽受求不得、怨憎會、愛別離之苦。從「山重水複疑無路」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毓老師在崎嶇山路上足足摸索了二十年。
( 一 ) 山重水複
根據 毓老師在解嚴後的說法，他是在 1947 年三月來到臺灣的，可能與溝通臺籍人士有關，因為他有些人脈，也通日語：
我是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後坐軍機來臺的，當時一機坐三個人，三人被隔開。
因為什麼二二八時，我就來了？臺灣有些人，我在日本時就認識了；二二八以後，找有認識臺灣的人來，所以我就來了。
我三月來，正趕上熱鬧，省籍沒現在挑撥的這麼厲害。
來臺之後，蔣介石似乎想利用 毓老師的影響力，但他決心遠離權力漩渦，到偏遠的臺東隱姓埋名，從事教育，把過往一切深深埋藏。透過曾擔任制憲國大代表的南志信醫生的引介，臺東農校校長陳耕元禮聘 毓老師擔任教導主任，為時一年半。
從冰天雪地的東北輾轉流離到四季濃綠的臺灣東海岸，皮膚黝黑、眼珠晶亮、體格壯碩的原住民孩子，是 毓老師最早的學生。「那時會說中國話就寶貝了，山地人腦裡認為內地人是征服者，見你都行九十度禮。」卑南族學生毛重義回憶，他印象中名為「劉桂林」的 毓老師十分嚴肅，沒有授課，每天會在升旗典禮上訓話。學生不知道他是滿洲人，更不知道他的皇族背景，但仍對他尊崇有加。
在他和幾位外省老師來了以後，學校變得不一樣了：原為縣立的農校升格為省立，增加高級農藝科，招收全島原住民菁英；以日語教學的學校，現在開始講國語；聞所未聞的《論語》，也進入教材中。學生畢業後， 毓老師鼓勵他們升學，或者推薦他們到臺東、花蓮、阿里山等各地鄉公所工作。當時初二、初三年紀的毛重義，個頭矮小，天資聰穎，一放學就跑到 毓老師的宿舍，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師生天天見面，感情深厚。以第一名從高農畢業後，毛重義保送空軍官校，他相信背後有 毓老師幫忙。「他是我的啟蒙老師，影響我最大。如果我沒有出國，我會一直跟著他。」
在農校待了一年半之後，1949 年 毓老師到國民黨臺東縣黨部擔任秘書，1950-1951 年間又轉往臺東縣政府。 毓老師晚年說：1949 年國府遷臺之後，視當年提出聯邦制的他為潛在威脅，1950 年開始監視他。他到縣黨部、縣政府可能是便於國民黨就近看管，未必出於他的自願。但是臺東畢竟還是偏鄉，在那裡他享有比較大的自由。被漢人視為「韃虜」的他和被視為「番仔」的臺灣原住民都是少數民族，相處反而自在。
1952 年，他以「臺東文獻委員會編纂組長劉柱林」的身分，點校出版清末臺東直隸州知州胡傳所作臺東第一本地方志──《臺東州採訪修志冊》。他亟於為史料奇缺的臺東保存文獻，還走遍山地各處，有心為山地辦中學。沒有想到，1953 年他就（被迫？）離開了臺東。
結束臺東六年生活後，他在臺北陽明山上獨居，投閒置散，心情抑鬱。國民黨特務不斷干擾，有人威脅說死說活，他大聲頂回去：「蔣不要我死，你不敢要我死；蔣要我死，你不敢救我。」他被排除在權力圈外，心懷怏怏：「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但國民黨就不給權」，但他自尊心強，不希罕利誘，不就「三害」（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之職，寧可自食其力：「 我在屋中坐五十年，大小利皆拒絕。」
他半開玩笑地以「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不可一日無錢」為由，提出教書要求，下山開始教書，陸續在銘傳商專、中國文化學院、輔仁大學、政治大學等校任教。此外，由於胡適推薦，他自 1958 年開始個別指導外國基金會留華學生博士論文，培育出上百位優秀的漢學家。後來更成立天德黌舍／奉元書院，教出兩萬多個學生！ ──他的教學影響力之宏大，不要說超乎他的敵人的想像，連他自己也始料未及：「老師不是有心教書，是失業五十年，把小時母親教的，叫你們，『教一句，懂一句』。」
他的義子張景興說， 毓老師的教學生涯分為三段，每一段二十年，三段的教學重點各有不同。教書生涯伊始，他大而化之，採取放任政策。學生不讀書，在他看來是他們祖上無德，兒孫不爭氣，所以不必他費心。他不批考卷，學生只要在卷上寫一個字，就給 60 分。他也不看論文，因為「沒有工夫，都是抄來的。」他喜歡自嘲：
我這半生，盡在渾水中摸魚，教書是反串，什麼事都做過。
老師不是講書出身，逼著亂講，就認得幾個中國字。若說：「老師沒學問」，這人真知人。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我能和我老師比嗎？母親知我教書，得罵死我。
教書態度隨興所之，部份是因為「武的是老師本行」，他乃半路出家，教學原非其志趣所在。更重要的原因是：從 1947 年到 1966 年，他在臺灣的前二十年苦悶異常。據最早期的學生之一黃大炯的觀察，這個階段的 毓老師是一位歸隱民間的塞外豪傑，英氣勃勃，眉宇之間卻有一份孤臣孽子的沈痛。強悍的性格在淒涼寂寞中錘鍊，經常獨自徘徊沈思。他留下兩首扇面題詩，似乎為這段時期的心聲：
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杜甫〈曲江〉其一）
⋯⋯鶺鴒音斷人千里，烏鵲巢寒月一枝。 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王中，〈干戈〉）
舊恨未去，又添新愁／仇，他必須一一自解。
父親已逝，母親為守祖業不願離鄉，妻子只好留在大陸侍奉盡孝，夫婦自此永別。她嘴裡說：「你罪孽深重，我才不和你去呢！」而實際上，「倚門閭而望穿雲樹，履林海而恨滿關山。兩地相思一言難盡，花蔭竹影滿地離愁。⋯⋯」渡海後他不僅終身未再婚，而且防閑甚嚴。六十歲以前不收女學生，課後很少和女生聊天。女同學來，必二個同行，一個不見，晚上不見。他說：「我怪，有潔癖、孤單，少與人打交道，一生絕無和第二個女人碰過手。」、「在臺坐五十年，如稍一馬虎，來臺北就可能兒女成群。」夫妻隔海相互守節逾六十四載，所有的相思和遺憾，只能深埋心底：
餐唇啖鬢玉溫香，緣盡孤雁恨茫茫。空留今生懷幻想，怎醒黃粱夢一場。
倚欄未了知心話，當在冥中訴衷腸。一年幾度情露水，都化清煙隨意狂。──〈無題〉
他失去了親人，也失去了財富。當年他的封地有臺灣的五倍大，父親曾說：「你這麼守分，可以過五十代」，結果五十年不到就失去了，連母親也不知葬在何方。他犬儒地自嘲：可見家有點什麼，也都是空的，一切無所謂，就「曠然」了。沒有感情的包袱，完全理智行事，才能有正知正見，就「無不適」了。
滿洲復國大業終歸徒勞，也必須看開。「人必得死，不要背著感情包袱；沒有千年政權，沒有人能挽狂瀾於既倒。」清朝沒有一個昏君，還是滅亡，可見歷史發展有興必有衰，「想萬世一系，就是沒明白『又日新』這句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滿洲國覆亡，他沒有以身相殉，畢竟人「貴乎成就而非犧牲」，必須忍辱負重，寧做元老，不做烈士。「潛龍勿用」是處逆之道，「如佔下風，必養精蓄銳以備之。如果自身都不保，焉能救國救民？必先學自救之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1950 年因為國民黨老找麻煩，他心裡不愉快，在朋友慫恿下，他開始抽煙、喝酒，癮頭愈來愈大。人四十幾歲時最是難守，年紀愈大睡眠愈少。一個人不容易過，我不主張獨身，因為人到五十幾歲還不易穩住，四十到六十這二十年最難以度過。許多人以喝酒麻醉自己，但喝酒既傷身又誤事，倒不如讀書，「愁城易破書為兵」。⋯⋯
倒楣的事還不只此。他有心興學，卻兩度受騙：1960 年與朋友成立慈航中學後，因發放獎學金、財務虧空等貪腐問題而易手；1971 年捐出三件祖傳寶物、與朋友籌辦華夏學苑，寶物竟被權貴奪去，還誣賴他盜賣國寶。
這些經歷，使得 毓老師對人心防更強，自律也更嚴。他抽煙將近八年，煙癮極大，上課前面擺五個煙斗。後來得知抽煙會致癌，又看到老兵在路上拾撿菸頭，生怕自己將來會淪落同樣下場，丟祖宗的臉，於是硬是找母親誕辰當天，把煙戒了。事前朋友之妻不相信他有此毅力：「你能戒煙，我就戒飯！」待他做到了，她的反應卻是：「我就知你薄情」，才能說斷就斷！
的確，許多課堂外與 毓老師接觸的學生，往往被他的「無情」所震懾。他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不願被私情黏滯。因為他對待自己就是這樣嚴苛：「生存容易，想成就難！必練成銅牆鐵壁，以救不可望。」
（二）柳暗花明
真正使他的內心世界重新獲得平靜的契機，來自長期閉門讀書：
我來臺灣，好書都讀了，心廣體胖。
我自己慢慢讀，「上句不懂，不讀下句」，這真的。四庫全書，七年差不多瀏覽二遍。
我來臺沒有寫過一篇文章，賣過一篇稿，就每天認真地讀書，當成享受。每天晚上平心靜氣地讀一、二個小時書，沒有功利心才能達到境界。
二十年長期醞釀累積、自反而縮， 毓老師在花甲之年發生蛻變。那一年（1966年）中國大陸發生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一直自愧沒有當好兒子、好丈夫、好父親的他，憂心大陸親人的安危，決定要在臺灣認真奉行太師母的叮嚀，認真作育英才。「恢復祖業之夢已遙，繼往聖絕學之心勃然生焉。」他進入教學的第二階段，開始蓄鬚，擔任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時，論文必看，所請教授必慎重。但是，他的教學真正發揮極大影響力，是在 1971 年成立「天德黌舍」之後。
天德黌舍隨著 毓老師租屋而數易其址，舊址包括臺北臥龍街、成功新村、新店寶元路、耕莘文教院旁，直到 1979 年 毓老師買下溫州街大樓公寓，該公寓地下室才成為固定教室。溫州街鄰近臺大、師大校園，應為老師刻意選址，以吸引優秀青年。
地下室沒有空調設備，巔峰時期曾湧入兩百五十人，一人一張圓板凳，在炎熱擁擠的空間裡聚精會神領受教益。
據弟子黃大炯觀察，此時 毓老師的精神樣貌與前一階段大為不同。貌豐神俊，大氣磅礡，好些年輕人一眼看到 毓老師的貴冑風華，就愛上了他。他語言簡潔有力，充滿了獅子吼的震撼；既是一代宗師，又有帝王氣象。以身教見證言教，用生命閃耀出經典的光芒，罵起學生來一針見血、不留情面，讓學生既敬又怕。 毓老師的教學信念簡潔扼要：
要做學人，不要做書呆子。要將生命傳給學生。
講學最高明處是把死人說活，把活人氣死。
他告訴學生，讀書的目的，就是要改變器質。不但要明理，還要知所以用理。要學做觀世音、救百姓，循聲救苦。
什麼叫有用之學？就是有利於人。中國人活著的目的，就是利他，「前人栽樹，後人乘涼」，這就叫民族精神。
一個人必有修養，成功不必在我，在於安民，使百姓有幸福。
富貴在天，要修天爵以得人爵，不可得人爵而棄天爵。
每一堂課，他都能以強大的生命力與浩然之氣灌注全體學生，讓他們胸中鼓盪著以天下為己任、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志氣，信心滿滿地走出黌舍大門，進而影響他們一生。這樣的教學本領，試問天下老師，幾人能夠？
在 毓老師強大的教學熱忱背後，可能有隱微的時代背景：
第一，他憂心大陸文化大革命盡毀中國文化，期待臺灣學生為往聖繼絕學：
真希望臺灣真好，因為大家真好好努力，還能保存一點中國文化。你們要是不行，中國又得等五十年，多一百年。中國不能失敗，再失敗，誰都不叫你起來了。⋯⋯二十年後，必要有人能接著講書。我也不怕死，就是為子孫憂。
第二，他要彌補歷史遺憾，以古典文明化育與中國文化斷絕五十年的臺灣人。如丁凡所述，老師雖然思念故土親人，生活上其實跟在臺滿人保持著很大的距離，反倒特別喜歡栽培本土的臺灣人。他一直對於滿清政府把臺灣割讓給日本這件事情感覺愧疚，並且認為臺灣人忠厚老實、比較可愛、比較值得信賴。 也許因為這個原因，他春風化雨超過半世紀，所收學生十分之九是臺籍。
第三，他對外省人在臺處境有危機感，知道國民黨政府的少數統治無法持久。他 1919 年留學日本，認識許多臺灣朋友，當時他們仍以中國為祖國，都怕別人說他們不是中國人。時移勢易，到了 1978 年的臺灣，雖然光復已經三十餘年，不少五十幾歲的臺灣人卻把自己當成是日本人，不是中國人。外省人來臺是遺民，被臺灣人視為豬，因此必得自救。
說句不客氣的話，有我們這麼講 ( 學 )，臺灣就有中國精神在，臺灣就是中國的。年輕人就知道什麼是中國，自己是中國人。這是自救！
第四，他在教學上苦心孤詣，意在抗衡愚民政治：
孔子最偉大處在有教無類，而最陰險亦在此，不動聲色，對亂制作釜底抽薪的手段。百姓不再糊塗了，都有知識了，那做壞事的焉能不小心？要向下扎根，根本解決問題。⋯⋯革命，不過是揚湯止沸而已。
像孔子一般，他雖不能「作之君」，卻能「作之師」；不論是針砭威權體制或批判民主政治，他的教導發聾醒聵，讓學生不甘於做「順民」，不只要當「公民」，而進一步樹立對「天民」的嚮往，致力於「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世界。他說：「明哲保身非不做事，隱居以行其志，隱居以達其道」。由此看來，他有教無類，「用之則行道，捨之則藏道於民」，其實是在發動一場寧靜革命。
【奉元專題之一】楊開煌教授演講「中共十九大及其未來」摘要
摘錄／金傳蓬、攝影／陳亞莉、楊嘉玲
中華奉元學會在十月二十九日舉辦會員大會紀念恩師愛新覺羅毓鋆先生一百一十一歲冥誕，並通過去年的決算與明年的工作計畫。今年十月下旬中國大陸在北京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發表政治報告總結過去五年的政績，並說明未來五年的施政綱領與整體佈局，本會關切兩岸關係長期的發展趨勢，邀請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楊開煌教授演講「中共十九大及其未來」，楊教授長期研究兩岸關係、中共政治專題及中共談判策略等，演講內容包含中國觀察者的集體迷思、中共政治制度的優勢和困境、十九大的定位、目標、政策與人事安排、習近平的挑戰等進行評析。
楊開煌教授演講
毓鋆老師在影片中提到臺灣未來的前途是「懷璧其罪、不戰而克」，非常有道理，臺灣有故宮文化資產，地理位置在東西方交會處以及東北亞與東南亞的中心點，具有戰略價值，是兵家必爭之地。然而臺灣處於「有答無解」的焦慮狀態，知道如何走出困境的答案，雖有通關密語四個字尚未解決問題。懷恩影片中毓鋆老師百歲講學有清晰的頭腦與邏輯的分析，讓後生晚輩深感佩服。
一、集體色盲
談到十九大，我們常見對於中國大陸觀察的迷思，需要相對客觀地認識大陸的變化。中國大陸對於臺灣的影響並非是對臺政策有多厲害，而是他們不斷地崛起。
- 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
具體來說觀察中國大陸常見幾個迷思，第一個很多人說中共政權爛透了，如果反腐會亡黨，如果不反腐會亡國。事實上中共反腐的成績累積呈現，過去五年來至少七萬名縣處級及以上的幹部接受審查，鄉科級以下幹部以百萬計。至 2017 年 6 月底，中共立案審查 280 名中央管理幹部、8600 名廳局級幹部、6 萬 6000 名縣處級幹部及 134 萬 3000 名鄉科級及以下黨員幹部，處分 64 萬 8000 名農村黨員幹部。總共十五分之一幹部被拉下來或治罪，反腐的結果是黨更穩、國更強。
- 改革沒有動力，沒有熱情
第二個迷思是觀察者認為大陸改革已經沒有動力。一九七八年起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國家發展以建設為重心，大家向錢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指出個人利益可以驅動人去奮鬥，尤其是貧困的人民，鄧小平巧妙地應用社會主義理論啟動資本主義的價值—私利。近年來大陸國民所得接近美金八千元，努力工作的邊際效用遞減，生活達到一定水準之後，人不易為物質需求所驅動。習近平上臺時世界工廠出口遭遇全球金融風暴，經濟內需沒有動力，外在市場沒有誘因，以致於大陸成長的速度放緩。習近平提出「民族復興與人民幸福的中國夢」，把民眾的慾望從個人滿足轉移到集體的民族精神繼續奮鬥讓中華民族復興再光明一千年。
- 中國大陸大力反腐則經濟衰退或崩潰
第三個迷思是許多人認為反腐會造成大陸經濟衰退或垮掉，事實上中國生產總值從 54 兆元增長到 80 兆元躍居世界第二，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 30%。過去中國生產低廉產品逐漸升級為高品質的產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經濟結構優化，發展數位經濟等新興產業發展，推進高鐵、公路、橋樑、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現代化讓糧食生產力達到一萬二千億斤。城鎮化率提高，八千多萬農業人口轉移為城鎮居民。
- 老虎屁股摸不得
老虎即軍權，毛澤東以槍桿作為中共政權的保障，把十大軍區改為七大軍區。習近平進行軍隊、軍事與國防的改革，形成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新格局，重塑人民軍隊的組織架構和體系。
- 只有經改，沒有政改
觀察者認為大陸只有經濟改革而沒有政治改革，無形中把臺灣的民主當作標準，從而負面解讀中共的作法。事實上大陸持續改善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灌注全社會發展活力和創新活力。大陸的民主法治建設包含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依法治國，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制度建設。
因此，中共的政治改革內涵是依照我們的認識和普世的標準，還是依據大陸實際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需求來推行呢？
二、我們的偏見
我們需要放下迷思，客觀地看清楚真相以免陷入自我麻醉。
- 以美國為全世界，美國價值為普世價值，一代比一代沒自信。
- 把大陸的進步視為騙局，把大陸的變化視為「他國」。
- 把兩岸的差異轉化為優劣，「愛」臺的媒體強化此觀點以麻醉臺灣人民。
- 「臺獨理想」如同「反共必勝 建國必成」是政治騙局。
- 對臺政策失效就是統一政策的失敗。大陸發現臺灣軟硬不吃。
三、認識中共政治制度
中共的政治制度經常為人所詬病，我們需要更客觀深入地觀察。
- 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形成一黨執政與多黨參政型態。
- 五大機構：黨委、政府、人民大會、政治協商、兩院（法院、檢察）。
- 黨的運作：民主集中制（協商後拍板）、集體領導（七位政治局常委）、接班梯隊（延續政策馬拉松接力賽，習近平曾起草十八大報告）、選賢政治（全國各地一層層嚴格篩選人才）。
- 黨的分工：書記管總，組織管人，黨組（委）管事，黨紀管法（巡視各地）。
四、中共政體的優勢
- 為民興利的民本思想：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
- 集中資源，效率及時：例如黃河氾濫時各省集中資源救災；全力建設高鐵。
- 政策延續，國家發展：一九七八年國民所得美金 230 元成長至今美金 8000 元，未出現人亡政息的現象。
- 穩中求變，有效治理：改革開放，轉型角度放寬，120度至180度較穩定。
五、中共政體的困境
- 集體主義的民與個體主義的人的調和：抓大方向以兼顧民眾與個人。
- 集體領導的越位與缺位：有好處大家沾，有麻煩大家避是常見的現象。
- 資源浪費與貪腐：資源集中需要管理貪腐的風險。
- 黨的自我約束與監督難以公正、中立：拿捏防貪腐與權力鬥爭的分際。
六、「十九大」的定位、目標、規劃、政策
（一）十九大的定位：
1、習時代：對中國、對中國共產黨，習近平掌握思想、權力和政策。
2、新時代：對世界，對國際，新時代指階段性的新，而非破舊的新。
（二）十九大的目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1、中國特色：運用中國文化及掌握中國國情。
2、社會主義：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緊密結合新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深化共產黨執政的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以理論探索的創新成果來形成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
3、現代化：改善各方面制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持續提升社會文明。
4、強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享有更幸福安康的生活，中華民族將屹立於世界民族。
（三）十九大規劃：
綜合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我國發展條件，2020 年到本世紀中葉可分為兩階段。
第一階段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小康社會基礎上，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屆時大陸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將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
第二階段 2035 年到本世紀中葉，在現代化基礎上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四）十九大政策：
1、經濟政策
2、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3、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
4、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準，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
5、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
6、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
7、堅持「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
8、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9、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準。
七、「十九大」的人事安排
十九大進行過程與後續公布政治局常委 7 人（舊：新 2：5）、政治局委員 25 人（10：15），以及中央委員 204 人（78：126）包含
- 習近平：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
- 李克強：國務院總理、黨組書記
- 中共中央黨務系統：28人
- 軍隊系統：42人
- 國務院系統：42人
- 地方大員：65人
- 社會團體：7人
- 司法機關：4人
- 港澳臺：4人
八、習近平的挑戰：
（一）中國政治文化中的領導：
從權位、權力、權威（我說什麼都是對的）、核心與思想來分析中共五位領導人，毛澤東擁有權位、權力、權威、核心與思想，習近平也擁有五項。
（二）從強人到獨裁：習近平在五年內領導中國脫胎換骨，他擁有極大的權力，未來可能逐漸傾向成為強人或獨裁，宜記取毛澤東的教訓，中共沒有主席制度下習近平扮演主席角色，有一票否決權及多數決保留少數意見，宜審慎運用權力。
（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習近平思想的發展與詮釋在未來思想實踐過程出現矛盾時，如何自圓其說？
（四）民族與宗教的缺位：
中國有一億五千萬名少數民族約佔總人口的 1/10，若未計少數民族，中國總土地將減少三分之二。習近平的報告中沒有提及如何融合少數民族和宗教議題，未來中國長期發展需要尊重少數民族以化成天下。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精神痛苦時期的慰藉。」中國大陸可以善用宗教，接受黨員、幹部與少數民族（藏族、回族等）信仰宗教，如慈濟團體在各地行善，讓人民精神有慰藉。期盼習近平在第二任可以認真地解決少數民族和宗教的議題。
九、結論
- 中國大陸確立 2035 的規劃，臺灣 2035 會如何？是如何？
中國大陸規劃第一階段從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小康社會基礎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臺灣的規劃是什麼？我們會不會陷入有想法而沒有辦法？有目標而沒有實踐的道路？
- 小康社會是什麼？
小康社會出現在唐朝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詩中，「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讓天下人可以溫飽，不受風雨威脅。臺灣看來這很普通，大陸十四億人口如何做到這境界？少數民族如何定義小康社會？這是習近平第二任要面對的議題。
- 中國世紀的世界？
中國如果成為世界強國設定世界遊戲規則時，世界會變得怎麼樣？臺灣如何參與這場遊戲？看中國大陸的規劃雖有不足，看我們所生所長的臺灣如何因應？
主講：楊開煌教授
經歷：銘傳大學公共事務系教授暨兩岸中心主任
中國大陸研究學會會長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
專長：兩岸關係研究、中共政治專題、社會主義傳播理論及中共談判策略等。
時間：民國 106 年 10 月 29 日（星期日）15:30-17:00
主辦：中華奉元學會
錄影：https://www.facebook.com/fongyuanacademy/videos/2063536573877890/
【奉元專題之二】我聽黃麗生老師講「海洋文化視野下的中國歷史」
文／石粵軍
前言
本講為奉元書院「中國史」專題第四講，由黃麗生老師講述「海洋文化視野下的中國歷史」。黃老師為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的創所院長，現任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可謂是臺灣海洋文化論述的先行者。本講由海洋發展的角度來看待中國歷史，給予桎梏於傳統框架的我，在歷史的思考上又多了海闊天空的想像。
「海洋文化」不只是臨海地區人文活動，而是包括了與「海洋」有關的日常生活、科技發明、產業經貿、社群組織、治理系統、文教活動、價值信念等各方面，以及它們的源流、演變、發展和相互關聯的脈絡與樣態。雖然中國屬於大陸國家，但海洋在中國歷史上，仍然有活潑躍動的生活篇章；它的影響力，由臨海擴及內陸、自區域而發展至全球──特別是海洋佔有地表近七成的面積，左右人類活動甚鉅；尤其在今日全球化的現代生活，海洋所主導的氣候變化、潮流運動以及熱對流效應，早已左右全人類生活，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孔子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海洋的角色，自天然阻礙而為對外通路，以及給予大陸人民對於天際線外未知的憧憬和想望。黃老師縱觀古今三千年，從先秦時代的航海史揭開序幕，從海洋文化看全球性的流動和民族散布的軌跡。本文採筆者個人觀點整理，完整課程視頻及講義，還請參見奉元書院的臉書。
什麼是「海洋文化」？
臺灣四面臨海，卻因為兩岸分治的戰略考量幾乎管制禁閉海洋相關活動一甲子，使得大多數的民眾對於海洋以及海上活動相對陌生。而近二十年來，由於全球資源的爭奪自陸地而擴及海洋，因此，聯合國於 1994 年起《海洋公約法》生效，確立國際海洋法法律原則，以確保海洋的永續利用。中國雖為大陸國家，但率先自1996年制定海洋發展政策、美國則於 2000 年通過海洋發展政策，而臺灣於 2001 年發表「海洋白皮書」，到 2007 年才公布「海洋教育白皮書」開始正視海洋對於臺灣在歷史文化、政經社會上的意義和影響。
「海洋文化」係指與「海洋」有關之所有文化現象與內涵，它可以從下列五個面向來分析：
一、 人對海洋的客觀認知與意識信念：
自明清以來的海禁措施，以及臺灣移民的嚴格限制，到 1949 兩岸分治後對海洋活動的管理等，「海洋」看似成為防禦阻隔的屏障。然而，位於東洋航路上的臺灣子民──海洋又代表是向外開展的通道。先民渡黑水溝來臺尋找新的機會和希望，卻在平靜的表象下藏著致死的險域。對於海洋，我們感謝、敬畏、利用、安身，全島民眾的媽祖信仰，正反應了人民集體的信仰寄託、情感投射。對於海洋的歌誦讚歎，是文化承載的憑藉或是人文發展的限囿？身處島嶼的我們，未來無論是在文學藝術的表現、民俗信仰、生態環保、歷史記憶等，該如何「與海洋同遊」正是我們要思考的方向。
二、人與海洋互動的空間格局：
人與海洋的互動，除了在沿海地帶海陸相連的區域之外，更擴及人群「跨海聯陸」的活動範圍，而形成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聯繫與形勢。臺灣處於「太平洋航路」與「東洋航路」匯合之際，更該掌握自身地利優勢，在政經戰略上的全球局勢下，成為關鍵的要角。
三、跨海移動的人文特性：
從新石器時代，即可見先民的海上活動──特別是跨洋移民。南島語族的分布，被認為是自春秋戰國時期受到（秦）政治力壓迫，（東夷、百越）自長江下游向東南沿海發展到臺灣，再經由南中國海向菲律賓、印尼、澳洲等地島鏈擴散（最遠可至大溪地、復活島）。從近代的發展來看，在華人遷移東南亞新、馬等地對於中國文化的開枝，以及與在地文化多元的分化、融合，都是人類文化學上重要的擴張。現代雖然以飛機取代航海船隻進行運輸，人類文明的遷徒與融合，都不曾因為海陸的阻隔而中斷發展。
四、依海營生的人地關係和生活世界：
正因為海洋豐富的資源，在漁業生產、海資利用，就必要進行管理；甚至於擴及航運商貿等與海洋有關的組織活動。黃老師舉例，在臺灣普遍的漁會組織，在中國大陸就相對缺乏──反應出不同區域中，政經發展所偏重的課題。
五、因應人海互動的理性活動和科技發明：
為了增海洋資源的有效利用，航技造船、人才培育、口岸港市等等的組織管理、營運規畫、社群活動等就應運而生，包括從組織、行銷、生活、生產、就業、觀光等各方面進行。黃老師特別指出「海洋文化」所以用 Ocean Culture 而非 Marine Culture，主要就在除了「物理性」的海洋之外，包括更多人文社會的活動，以及延伸的種種制度、發展等。因此，對「海洋文化」的認知，特別對身處臺灣島嶼的我們而言，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世界本一家」──世界航海文化的區域類型
從世界的歷史和地理來看，世界的航海文化可以分為下列四類：
一、南太平洋海洋文化
二、古印度洋北部海洋文化
三、古地中海海洋文化
四、北大西洋海洋文化
一、南太平洋海洋文化：
南太平洋的海洋文化，以南島語族為主；據推論可能是自中國東南沿海向北發展至日本（北海道愛努人）、向南經臺灣擴張至紐西蘭（毛利人）、復活島（拉帕努伊人），現今認為屬玻里尼西亞人。當然，這與數千甚至於萬年前的地表海洋分布、海平面高度等自然條件有關，再加上洋流和氣候的因素配合，才有機會將民族擴張、融合到遠地島嶼。只是往往藉勢而去，卻沒有足夠的技術能力返航，成為「找不到回家的路」的人。由於島嶼上的資源有限，若沒有妥善的管理，往往落入竭澤而漁的情況，導致族群的消失；以復活島為例，在 1722 年歐洲人發現時，該島因族群爭奪以致環境惡化、人民航海能力喪失，無法對外貿易交換，終致人口急遽減少。而近代由於西方霸權殖民主義，又以文明入侵為手段，行壓榨奴役、奪取資源之目的，使得各地少數民族生存受到挑戰，甚至於文化文物滅絕（如：商人進行資源掠奪、人口販賣；傳教士至復活島破壞當地文物文字（例：燒毀「會說話的木頭」象形文字），以西方上帝「旨意」為唯一，改變當地人信仰，至今復活島民已全數信仰天主教）。
從人類學上來看，至今臺灣原住民（阿美族）無論在基因上、或是在語言習俗上，都有不少與毛利人相通之處。黃老師也指出，報載蘭嶼達悟族人來自菲律賓菲巴丹島，企圖仿千年前的獨木舟方式返航；而在臺灣原住民語中「達悟」、「布農」與紐西蘭毛利人所謂「毛利」、和中國「華夏」之「夏」均是指「人」之意，在文化意識上均有共通之處。
二、古印度洋北部海洋文化──印度、波斯及阿拉伯三大系統。
古印度洋北岸航路，東至廣州，西至阿拉伯半島，經紅海至北非一帶。印度作為文明古國，在西元一世紀前就在此航路上進行海上貿易活動，並藉由海路，將佛教傳至東南亞和中國。西元一世紀前後，印度出現向東南亞移民的浪潮，在今日東南亞的文化中，仍可見有印度文化的底蘊。波斯人自西元前至七世紀，就已長期扮演東西貿易中間人的角色，直至十五世紀葡萄牙人東來之前，都活躍於此海域。西元七世紀後，西亞的阿拉伯人和已信仰伊斯蘭教的波斯人一起步隨印度的東方航路，並後來居上，覆蓋了印度的海洋文化，也將回教傳到東南亞和中國。
廣州在秦代時，即有造船廠，是古印度洋北岸航線目標的東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由此航線發現中國，他們對中國的了解，甚於中國對他們的了解。迄今，在廣西合浦古漢墓群中，都可見波斯意象的遺物；而廣東發現的古物中，也多見波斯人俑、胡人俑等，說明當時各國往來商貿頻繁。
三、古地中海海洋文化
早在西元前二世紀，腓尼基人就已經在地中海航行；他們先是以葦草為船，後以更堅固杉木船取代。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東部建立城邦，作為商港與貿易中心，航線並曾經紅海繞行非洲，至直布羅陀海峽返航。地中海航行的另一個要角，則是希臘。古希臘人是來自西亞的皮拉斯基人，曾成功抵禦波斯帝國的入侵，於西元前 2000 至 1200 年間因印歐人分批進入希臘半島，而彼此相互同化。希臘人在航海成就上，也曾西進大西洋、北至北歐、並遠征印度洋。不過，腓尼基人與古希臘人，在羅馬帝國興起，征服腓尼基人，成為取代希臘的地中海霸主；除了進行大規模海戰，同時建立起海上貿易體系。不過，歸因於地中海的平穩海象（相對於其他開放海洋），當時的航海技術少有突破，主要航行仍於地中海。
從歷史上來看，腓尼基人雖然具有優秀的軍事、航海、商貿能力，也有自己的文字，卻沒能在歷史上建立起真正的國家，黃老師引用《城市的歷史》（喬爾．克特金 著；《The City: A Global History》）指出「缺乏精神與道德的號召，可以使得民族覆滅」──迦太基城雖坐擁「有效的經濟體系」和「穩定的政治秩序」，終因人民沒有可以認同的理念（「神聖價值」），淪為唯利是圖的物慾之城。當面對有認同感的羅馬人挑戰時，便難逃滅亡的命運。對照與此，希臘人曾被馬其頓統一，又被亞歷山大帝征服，卻可以藉此將希臘文化傳播至全歐洲，甚至以文化重新「征服」征服者（羅馬共和國），這就是文化的力量。藉此反思過去在大陸、今日在臺灣所批判：「儒家思想的價值何在？」──人光是「活著」是不夠的。
四、北大西洋海洋文化
相對於地中海，北大西洋的海象氣候多變、波濤洶湧，航行更加困難。西元十一世紀後，歐洲人逐漸克服障礙，航海技術大幅提昇，使得沿大西洋海岸，來往於地中海、西歐、與北歐的航行趨於活躍。加上北歐的森林資源豐富，有利於發展造船業。這使得北歐逐步藉由航海勢力，向地中海（伊比利半島）入侵；加上阿拉伯世界的跨海傳播，至此伊比利半島成為文化接觸的交會點。
近代新航路的發現，配合上應用科學技術於航海事業，改良中國的指南而為精密的羅盤；又應用古希臘的地理知識和地圓學說──相信只要一直向東航行、或是向西航行，一定能回到原地──這使得他們敢於進行環繞地球航行的原因之一。歐洲人從沿岸、跨海到跨洋，最終創造並控制現代世界經濟體系，將近代的西方文化傳播於全世界。十五世紀以來，歐洲國家競相殖民全球各地，使世界形成核心、半邊陲、邊陲等不平等的區域。不但壓迫其他地區的海洋文化使之沒落，亦使全球性問題日增。
我們在檢視歷史的發展，不得不思考驅動歷史發展的動力：中國閩、浙、粵等地的航行能力與技術不弱歐洲人，卻錯失近五百年的歷史的機遇。黃老師引用黑格爾對歐洲人的分析：除了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引導外，對其所追尋的目標，懷抱犧牲在所不惜的熱情，可能是海洋民族與河谷平原民族性格上最大的差異點。
「亞洲地中海」的論述與中國航海文化的發展
一、亞洲地中海與古代海洋文化
文化人類學家凌純聲教授早年曾提出「亞洲地中海」的概念，北自蘇俄、中國、越南等中南半島沿海國家，再由印尼、菲律賓等環太平洋島嶼，向北至日本，形成一個半封閉的海域。其中以臺灣為界分為南、北，亦稱「南洋」與「北洋」。凌教授認為「亞洲北地中海」即是中國文化、東亞文化甚至是環太平洋古文化發生和成長之地。從考古資料和古代文獻交錯對比來看，中國濱海而居的民族，如：山東半島的東夷、長江出海口的百越等，依海營生、跨海航行，創造出中國古代海洋文化以及東亞跨海連結的區域網絡。而自秦統一天下、漢武帝滅南越和東越，都曾使夷越民族航海出離，遷居至「亞洲地中海」的島嶼上，並引起東南亞民族的大遷徙。西元前中國的移民、商賈、海軍、使臣亦早就在一區域活動，甚至遠及於印度洋。
二、中國航海文化的發展
自新石器時代以來，考古發現「龍山文化」與「河姆渡文化」就有以獨木舟、木筏沿著島嶼和海岸航行，從事海洋捕撈，留有貝塚分布萬里海疆的遺跡；甚至於「河姆渡文化」已發現能使用木槳，並捕獵鯨魚、鯊魚等大型海洋生物。先秦時期，東夷（萊夷、徐夷、淮夷）生活於黃淮下游，直到春秋時齊國併吞沿海小國，將國土擴至海疆，至此華夏族才直接發展海洋文化；管仲並利用發展「鹽鐵之利」，開發海洋資源，使得臨海成為生產優勢，成為各國競相爭取的資源。同期南有吳、越二大海上國家；據研究，越國基於文化因素和商業利益，曾由海路在山東半島建立殖民地（瑯琊）長達數百年，一直維持至戰國中期。現今，不但有發現戰國時期的「魚幣」及「貝幣」，在青銅器上亦有水上攻戰的紋飾。
而秦統一天下後，曾派徐福海外探險求藥，據推測徐福應為「徐夷」後裔，具有航海的技術與傳統，可視為東夷海洋文化的延伸。同一時期，在生活於大陸東南沿海的百越（越族、閩越、駱越），則為南方航海民族代表。秦漢以後，由於版圖的統一，中國海洋文化的重心逐漸由山東、江浙沿海，南移至廣東福建，可視為「海洋文化的南移」──上承古代百越海洋文化，下啟漢唐南方各族的遠航。
（一）先秦至漢唐時期：
自秦以來，南方廣州因受惠於海洋貿易，為東起廣州、西迄印度洋北岸的古老航線「西洋航路」的端點。這也是廣州雖遠離中原卻能持續繁榮，名揚南亞和西亞，形成嶺南核心區的主要因素。
東晉時期法顯大師西行求法，他由陸路前往印度，再經由海路回東土。這一段跨洋的旅程，沿經過中南半島各國，再由山東半島回到建康，可以見到當時航運發達的情況。小乘佛教也是經由海路向斯里蘭卡和東南亞各國傳播。唐代時期，中國以製造為出口的基礎，發展西太平洋沿岸的「東洋航線」與印度洋沿岸的「西洋航線」，連結成「海上絲綢之路」，亞洲海洋貿易圈已然成形。五代時期，閩國開「甘棠港」招徠蠻夷商賈，並發船至南海、新羅、日本等地，使福建併入亞洲海洋貿易網絡。
（二）宋代開展的「黃金海岸」策略：
宋代中國的航海業在南方沿海全面展開，海洋貿易發達。海洋事業已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沿海民眾共同的行為。在此基礎上，遂形成頗具規模的海洋文化。所以能夠如此，除了因為宋代失去北方大半江山，不得不「就地取材」外，同時與下列因素有密切關係：
- 黃金海岸：此一名詞先由徐曉望教授提出，指東南沿海一帶新月型的開發地帶。由於中原大量人口南下，經濟重心由北方轉到南方。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地帶，就成為人口集中地區，並且商品經濟發達。沿海城市如：明州（寧波）、溫州、福州、泉州等陸續興起，連接廣州成為新月形開發地帶，亦為海洋文化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在這個地區中，由於閩、浙、粵多山多木材，利於造船業，尤以福建的杉、松、樟、梨最適造船。這與北歐航行技術基於豐富的森林資源而能領先，有異曲同功之妙。此外，沿海海岸曲折，有地形之利；從長江口到廣東欽州有大小良港數百。
- 手工業基礎：木、鐵、漆工以及各類手工業發達，杭州、福州、廣州為著名的手工業城市，可見得中國自古即為「世界工廠」；特別是宋代造船質量為各國之冠，除足海洋生活需求外，更足以進行跨洋（岸）連絡。而海洋貿易更促進了商品的流通和需求，包括：絲、瓷、鐵等商品輸出，和香料及奢侈品的進口，形成大規模商品生產與交換的現象。當時泉州已是世界第一大港，裙帶效益使得東南一帶，連結廣洲成為世界海洋貿易重鎮。正因為這些需求，更強化了原本東南沿海地區的航海文化，使得人才與技術不斷進步，配合上指南針的應用，已可遠航至印度洋。這也顯示出宋代國力和科技，並非傳統印象中的積弱不振、國破民窮而已。
- 自由競爭：與中亞、西亞的商人在海上絲綢之路上和平、自由地競爭。這個情況，一直到元朝受到種族不平等政策的控制，到後來明清的海禁政策，才使海上自由貿易競爭逐漸敗下陣來。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宋與遼簽定「澶淵之盟」維持了南北雙方的穩定，在歷史上宋與遼都具有中國地位。但宋代在貿易經濟上的發達，不僅掌握西洋航路（廣州）和東洋航路（泉州）優勢，使得宋幣成為國際交易的貨幣之一；除與遼的往來以宋幣為主，考古也在西沙群島發現宋代銅錢。此外，由於宋代手工藝技術發達，從器物本身製作過程，可見須採大量生產陶瓷器，才能滿足市場需求。加上造航技術已突破自然樹木限制──其船身龍骨採用榫接交互鎖咬，使得船身可以擴大──這些都是過去較被忽略的現象。
（三）元代的繼承與轉變：
元代在宋代經營海洋的基礎上，大體延續其發展的方向，並開拓了更廣闊的對外關係。只是由於蒙古人統治中國採取民族分級政策，將最擅於海洋事業的宋人被歸為最低等的「南人」，來自西域（中亞和西亞）的色目人列為較高的第二等人。這使得原本可與中亞西亞商人競爭的中國海商（南人）失去自由競爭的待遇，而海上絲綢之路漸漸被擁有特權的中亞、西亞商人所壟斷。這或許也導致元朝遠征海外的日本、爪哇都沒有成功的因素。
總體而言，宋元時期海洋活動的發展，使中國東南沿海不少大小島嶼，由不相統屬的孤立狀態，轉為互有關聯的航海網絡，同時也開啟了漢人移居沿海島嶼的史頁。過程中，依島群逐漸發展出航路，漁民往往在島嶼上種植甘藷、蓋小廟，以作為中繼站或遇風浪的避難所。北方三島（彭佳、花瓶、棉花嶼）和釣魚等，在當時即出現在中國海圖當中；馬祖因此嵌入東、西洋航路的網絡，終結島上自 4000-4500 年前以降長期的人文空白。北臺灣的八里「十三行文化」遺址，也有相同的情況；而基隆更成為東洋航線（福建－琉球－日本）的中繼站。
（四）明清海洋文化的變遷：盛極而衰
明代航路在宋元的基礎上發展，根據泉州所存的傳鈔明代針簿序言即載有：
永樂元年，欽差楊敏、李愷、鄭和等奉旨前征東西洋各處地方，巡視海宇，經開御庫取用先朝遺書，依法而行。
其所依據的，即是元代所流傳下來的針簿。而「鄭和七下西洋」更是中國海洋文化的最高成就。只是鄭和下西洋是依宋元以來早已熟悉的航路，故不是探險，而是遠航。其目的不在征服統治、炫耀武力，而在於文化交流和商業貿易；規模之大，為人類有史以來之最，其後數百年，仍無有超過者。正由於這樣的發動，確立華商在東亞和西亞的海上交通的優勢，建立許多中國海商據點。從此，中國商人又翻轉自元以來的弱勢，重新掌握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優勢，其地位超過了西亞與中亞國家。
明洪武初年，朱元璋政敵張國珍、張士誠的餘眾出亡於沿海島嶼之間，並與日本倭寇勾串，侵略沿海，破壞了東洋航路的原有秩序。這或也推進了後來實行的海禁政策，使得原本在宋元時代的「海貿航路」部份轉型為「海防體系」。而由於與周邊國家間的封貢關係，使國際海貿通路還可以在管制下持續存在。只是這樣的管制，終不及自由貿易的活潑開放，故封貢貿易供需不足的空間，就引發日本倭寇和中國民間海上武裝集團，進行非法跨國交易；貿易不成，就進行劫掠，甚至在明代後期，由於軍防鬆弛，造成以劫掠為主的海盜行為。
現代世界體系漸漸成形，西方藉由科學的發展和霸道思想的影響，逐步向其他區域擴張掠奪。海上的霸權，則由葡萄牙為先驅，在非洲抓到的奴隸分賣至歐洲，並佔領的各殖民地。接著是西班牙的登場，根據 1494 年教皇對新世界的劃分，除巴西外，其餘拉丁美洲地區屬於西班牙統治。到荷蘭接替西班牙成為海上貿易的霸主，成為歐洲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第一個核心國。而由於海權時代的來臨，使得太平洋航路與東洋航路匯合，臺灣因此浮現於歷史舞臺。
明中葉以後，葡、西、荷蘭的武裝海商東來，直接與中國進行貿易。這使得中國商品進入歐洲，而美洲白銀流入中國，促進明清時期世界的經濟發展。但也因此造成擄掠販賣沿海人口，將東南亞國家，甚至臺灣佔為殖民地，對中國形成威脅。當時，臺灣就被西班牙人、荷蘭人佔據為海上基地，直到鄭成功收復臺灣，才制衡了荷蘭、西班牙對臺灣和中國沿海的進一步擴展，維持住中國200年的海上安全。當時鄭氏家族的勢力，在東亞海域可北至日本，南至印尼的連結網絡，也正因如此能與清朝抗衡。
明清維持一貫的海禁政策，然而海禁無法禁止海上的私人貿易的發展，此時中國在東南亞海域的私人貿易仍實力強大。鴉片戰前，中國擁有大帆船 500-600 艘，約 20 萬噸運載力，航行東南亞者約有 295 艘，排水量約為 85200 噸，為同時期英東印度公司航行於中、英之間總運量的四倍。只是西方列強日益擴張，中國既失去傳統印度洋的貿易圈，使中國海洋文化從世界性的規模，退化為東亞區域的性質。相對地，西方的海洋文化已躍昇為世界海洋文化的主要代表。清代五口通商後，中國傳統帆船貿易，受到西方輪船的打擊而沒落；直到開始從事新式輪船的製造與使用後，中國才發展出自己的新式船隊。
開枝散葉．子孫綿延
當全球航線貫通，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開始在東南亞建立殖民地；美洲的金銀流入東南亞後，再進入中國──這些歐洲人在東南亞的貿易，主要通過華人進行。而華僑在異地，有從事多層級的商業活動（如：小販、坐商、大商人）、有農業墾殖，移植了家鄉的生活方式，有發展製造業，也有在沿海被擄掠人口做苦力，甚至因政權更替及戰爭影響，逃亡海外，都使得東南亞華僑數量增長。
呂宋島的馬尼拉早在 16、17 世紀之交，已是海外最大的閩南人聚居地（後來才被臺灣所取代），主要是因為當時臺灣在經濟上還沒有商貿價值。相對的，呂宋在明永樂三年就開始朝貢中國往來貿易；明中葉後，因為西班牙帶來白銀貿易使得菲律賓比臺灣更有吸引力。
雖然清廷領臺對移民多有限制，但仍造成後來漢人移民臺灣的大幅成長，特別是以康熙至嘉慶的百年之間成長最快，從約 6 萬人增至 200 萬人。嘉慶年間到日據以前，臺灣人口則已達 300 萬人，這些渡海的漢人，正是臺灣海洋文化的主要創造者。
【奉元問學之一】熊琬老師《中國學術流變史》九月份課堂心得
文／廖鶴群
熊琬老師於一〇六年九月至十二月，於奉元書院秋季班開設《中國學術流變史》一課，預計以十四講，談先秦諸子百家、漢經、魏玄、唐佛、宋明理、清樸等中國學術，「如何在交流中，互相涉入，取精用宏，以自增益」。就一般學子看來，十四講的篇幅並不多，中國學術博大精深，欲求條理分列的清晰敘述已事屬不易，何況需講明其中流變關係？熊老師將如何引領我們一窺中國學術堂奧，實在使人甚感興味與好奇。此一大題，倘若誇誇其談，漫無旨歸，終必流於紛馳而不聚，過縱而難收。因此熊老師以何種軸心貫穿講題，又要從何種角度切入主旨，便顯得至關重要。從熊老師處理此一問題的方法中，也可使吾人學習大家的治學手腕。
果然，在第一講中，熊老師即開宗明義的指出「學術」與「流變」兩個關鍵字；「學」者，覺也、效也、識也，「術」者，技也、策也、用也。故「學術」可指一切之事、理論與技術的綜合，因此熊老師特地以「學術」為題，其所含括的旨趣便較「思想」、「哲學」等題更為廣大精微。又，「學」之銜「術」，即是談學問之用，不蹈空玄、力避浮濫，實際上也便是求經世致用，此正是奉元講學宗旨。其次，論「流變」，即分別指其「流行」與「變化」。「流行」者，指學術的分合出入，側重於橫向關係；「變化」者，則指學術之生住異滅，著眼於縱向關係。縱橫兼攝，遂可整合各種紛繁錯雜之旁支漫節，求一明晰之脈絡。
綜上所述，既然學術貴在經世致用，而又自有其流變軌跡，明乎此二題旨，便可以瞭解：學術之流變，其致用所致，必將影響所經之「世」，而世局變化，又需要不同之學術相應以求「用」；世運與學術之間，遂不免隱隱然有一相輔相成、相生相剋之辯證聯繫。熊老師本乎此，精闢的指出此次開班講題所重，正在指出「學術與國運的關連」。
事實上，傳統中國對於「學術」一向非常重視，又由於史學的發達，故而紀錄、審辨學術之差異與源流的工作，甚至已自成一脈絡，可謂「中國學術史學史」了。隨口舉之，如《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韓非子・顯學》又有如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各代正史之《藝文志》《儒林傳》等，莫不對此著心留意。稍微近世，各種學案、宗傳、師承記、淵源錄等體例紛紛著作成書，及至《四庫全書》之集結，又有總目、提要等論綱。而釋、道二家作為教傳，特別重視衣缽系譜的授受傳遞，則更不必論。
儘管講中國學術流變，已有此一康莊大道，熊老師於此卻獨具慧眼，另闢蹊徑，以「倒敘法」從清代談起。此中頗有梁啟超於《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書中所云「本朝二百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年之學術，倒影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裏；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之深趣。然而熊老師又不僅止於梁氏論清代學術所言之「復古」，乃在樸學之外，更進一步從湘淮之「新學」切入。講《中國學術流變史》，而以胡林翼為第一人入手，真可謂絕無僅有，一鳴驚人！
熊老師從胡林翼出發，並及曾國藩、左宗棠、魏源、林則徐、張之洞、郭嵩濤等士人，特別指出其學之用心，均在老成謀國，經世致用，而此亦正是中國學術流變之核心，之歸嚮，所謂萬變不離其宗者也。不過，熊老師此一獨創取徑雖可謂「出奇制勝」，卻也非是劍走偏鋒。熊老師仍不失其正勢，除了參考梁啟超對中國學術的分期，並揉入創見，將中國學術流變分為：先秦諸子百家、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總其大成之學，六期之外，又將中國學術歸本於孔門四科，即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彰明其中傳道、傳經之關係。要之，則不外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而寓知行合一之真義於其中。
此外，熊老師借佛家語，以生、住、異、滅四境，喻思想的過程及思想發展的過程。淺近釋之，即為發萌、全盛、變化、消失，任何個人思緒或學術思想均不免此四個過程。同時，在學術發展時，又往往會產生四種現象：內分、外佈、出入、旁羅，包含學術內部的漸分漸支，向外的傳佈擴影響，不同學術之間的改宗歸派，及取諸他家之說以增益自身。此四種現象之關係密不可分，常有並生並起、相互纏繞之情形。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熊老師的課堂並不依照講義條列式的逐一說明，而是深入淺出，以人物的行跡、關係、治學趨向等勾勒出時代的學術精神，同時各種掌故軼事，信手拈來，引人入勝。同時更不忘當代，經常將學術精神與歷史事件與現實時事作連結，培養學生的歷史意識與現實意識，以使學問不僅陳於紙上，而能達到生動、活潑之境。在自清代學術切入，直指近世中國問題的核心，並闡明學術思想流變的基本概念與大義之後，熊老師接下來將回到先秦諸子百家，重新梳理、釐清中國學術的源流，務使受業學生能明白中國學術首尾相應、一氣通貫的精神所在。十月的課程，無疑也相當使人期待！
【奉元問學之二】別看輕國學的經世之用
文／黃丙喜
- 編按：本文轉載中時（2017.10.05）所發表之時論，蒙作者同意並修訂後，與奉元同道分享。作者為國家公益發展協進會理事長。
「國學」有用嗎？看看日本首相安倍及南韓前總統朴瑾惠在重大時刻的關鍵用語，應該可以給我們不一樣的反思。
日、韓學習中華文化已久，知識分子中文涵養深厚。二戰戰犯東條英磯死前留了首文言絕命詩，引了《正氣歌》的「古道照顏色」。安倍最近談到對美外交時用了易經的「君子豹變」。朴槿惠去職演說中引用漢淮南王劉安的「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我們修高中國文課綱，降低文言比例，人家卻善加運用，豈不值得深思？
日韓元首引用古文
今日國文之令人生畏，那是教學的技術問題，非文言文之罪。我們那些食古不化的老師，不能吸收現代的教學方法，不會善用相關知識，讓學生們快樂地體會文章的結構之精和意境之美。
至於選材，涉及前提的定義，既然稱之國文，表示跟一國之境有關。好像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文學等等必然對其選材限縮在一國之境。現行《憲法》規定一國之境是「中華民國」，當然選材內容必定聚焦在其境之內的古今文學。
《易經》是群經之首，卦之為象，爻之為符，詞句用字精簡，加以時代久遠，而且歷代諸子百家各有見解，十分難懂。
但若將它對照最近中、美、俄、日、韓、印在地區衝突之爭，卻能引出不少出人意表的創見。奉元書院的應天平、張憶里、陳明德、熊羿紛紛運用新法，讓經典顯現經世致用的價值。
易經的震卦的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無咎。婚媾有言。此爻與六三暗應，六五比鄰，二者皆實力強大。它在描述如何震動實力比你強大者，例如：北韓以飛彈震動美國及日本。
若將爻辭分為三段來看：一、震索索，視矍矍，征凶。猶如北韓面對強大如六五的美國，宜有所懼，不宜正面衝突；二、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所以就去震動較弱的鄰國日本；三、婚媾有言。北韓被聯合國經濟制裁，中國被301條款調查，南韓位於六三被大陸多方抵制。
進一步分析，震卦上六的爻變和「噬嗑」上九的「何校滅耳，凶」對應，說的是如果有人誤判將可能造成很大的災難！而綜卦對應的艮卦的初六是「艮其趾，無咎，利永貞」，強調不要自以為厲害了，誤把演戲當真。情況其實是相當危險，稍有一方不慎，就可能引發世界大戰或貿易大戰！
何況川普及金正恩個性毛躁，可能魯莽行事，不聽別人的建言，要小心滅耳之災。
反觀我們自己，可有「躋於九陵」之計？這是夾在中美日大三角關係和國共民小三角衝突中的蔡政府不能沒有的系統思維和動態策略。
儒家教育有助經濟
廿世紀末的臺灣經驗、亞洲四小龍奇蹟和亞洲金融風暴曾經引起國際貨幣基金IMF等研究為何臺、港、韓、星能快速脫離金融風暴？答案是儒家教育。隨著大陸近廿年來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快速崛起，各國也興起學習中華文化的風潮。蔡政府反其道而行，只能說是意識型態作祟。
邏輯學和統計學都有一個定率：不同分母不能比較。中華文化是個主體，臺灣文化是其中脈系，彼此共存，相互輝映，我們何必老想拿意識型態來強加切割文化呢？
【奉元問學之三】貴州龍場陽明洞有懷
文／潘朝陽
王陽明觸怒權閹劉瑾，受梃杖幾乎死去，後遭貶逐流放於遙遠偏僻荒涼的貴州龍場。他從北京一路南下西進，曾為避劉閹的東廠殺手之追殺，跳河佯裝溺水，亦曾至福建武夷，見其舊識的有修為之道士，希望與他一樣，遁逃山林，但終不能棄父母家人，遂續走完萬里之遙途，幾乎花了近一載光陰，才抵龍場。可謂九死一生，歷此煎熬，乃能剝掉凡軀之世俗皮肉，其深藏潛沉於生命的深淵中的明珠本心，方得湧然沛然而現出，從此，陽明果真是以「一陽之明」而完全徹亮，他是由於外在如此惡劣的政治和地理條件的強力逼迫和壓力下，而將心性中最核心的那點慧光自發地點亮燃放。若無明朝昏暗漆黑的宮廷奸宦政治之以死威逼，若無長途放逐路途的艱難考驗，又若無貴州龍場的荒蕪無文之困頓，中國則不會有大心學家王陽明，也就不會有明以後影響中國以及日本的陽明良知之學。
但是就龍場這個地區而言，就只是那個「陽明洞」或所謂的「玩易窩」的石灰岩洞留下來，成為後人追懷、敬仰王陽明的文化景觀而已，地形上的一兩個洞窟，算不得什麼。而在儒學史上，龍場之有其名，亦只是提到王陽明「龍場悟道」；陽明先生之心學，並沒有在貴州發揚光大。
六年多前，其時之貴州長官，與大陸的當代重要儒家郭齊勇教授相熟，有儒學的素養，體認儒家德教之重要，故經由中央支持而特別集資闢地興建「孔學堂」，作為貴州一個最主要的且是最重要的弘揚推廣儒學儒教的基地。因為是在貴陽，臨近古稱龍場而今稱修文之地，其特重陽明心學的儒家思想學說之研究，在理上和情上，均是其核心。
然而，此種大規模而類似「文化園區」、「科學園區」的現代化形式的儒家學術、思想、文化的教育、研究、會講基地，固然建制宏大，但就是少掉了古典書院的精神。因為它不是山長與弟子固定講論之場所，而是必得構畫各種學術研討會之活動，因此，它只是一個現代性很強烈的「會議中心」。所以，自然地不可能集中凝聚而將陽明心學作為此地的儒學核心精神。
儒學儒教在一個地區或在廣大的空間中，之所以能夠擴散傳播而深植於其文化大地中，並且成長繁茂形成人文青翠之林，這須有兩種因緣具足，其一是德學生命人格崇高博厚的大儒在此中立書院為山長而講論其道；其一是有大群學子受其感召而長期追隨團聚，形成一股學團之大力量。從孔子開始即是如此，其有三千弟子，造就大賢七十有二，由此起始、發展並且確立了儒家為本根和核心的中國本體。後世之儒學發展何嘗不然？陽明一生戎馬一生講學，其活動之區，以江浙、江西為主，影響所及，贛有「江右學派」，浙有「浙中學派」，蘇有「泰州學派」。此等陽明後學的「致良知教」，是明中期之後，中國四民最核心的文化意識和道德依歸，其價值觀在日本德川晚期以及明治維新時期，深入日本菁英階層，成為一股日本強盛之新動力。因此，儒學的內聖外王之教，須建立在山長型大儒及其大群弟子後賢的團體的開創性人文事業之中，而非依賴像現代此種高教或研討會之形式。
此次來貴陽孔學堂，是參加「第十二屆當代新儒學研討會」，因為在貴州召開，故主題特標出「心學」，而為「當代新儒家與心學傳統」。大多數論文都討論古儒、宋明心學理學、船山以及當代新儒家如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先生的心性論、本體論、知識論之議題。
當代新儒學研討會每兩年舉辦一次，一直持續了二十四年，證明儒家心性之學，既維持傳統而不墜，亦呼應了當代人之心靈漂失之病痛而有新之意義和價值之開創，可謂「反本開新」、「貞下起元」是也。
唯儒家對於「心」之觀念，從孔孟起始，到程朱陸王，乃至晚明顧黃王大儒，而至當代新儒家，皆不是有如道家的沖寞虛靜之道心，亦不是有如佛家的寂滅涅槃的佛性。儒家的心是具有德性和見聞兩重並行之客觀外延架構性之實踐義的，儒家之心，不論是仁，是誠，是元，是良知、是本心，都是必通過外王而實行此心德於仁政王道之政治、社會、文化和人間的禮樂文制。
我們觀諸各階段之大儒，都是德智雙彰，道德倫常和經世濟民共同顯揚踐履，甚至被世俗偏見認為空疏而空談心性或被胡適謬說為「陽儒陰釋」的象山陽明心學，都不是孤明內照的內寂型心性論，而都是重視實學實功，此心合內外、通靜動，是至動剛健之生生不已、大化流行的心，必表現在世間的功業上來成就仁義。
陽明先生離開龍場驛，展開實踐了他的心學和事功並行不悖而同顯光華的大儒之生命，後人讀陽明之書，不可只看《傳習錄》，更須通貫研讀《王陽明全集》，要在體悟良知之同時，也能明白什麼是用兵擒賊之法，什麼是辦書院之教育方式，而什麼又是「南贛鄉約」、什麼是「十家牌法」等等政道和治道上的專門知識和技能。如果只以狹窄化的進路來知道陽明之「天泉證道」，但卻不屑於去認識見聞之知以及架構客觀型實踐者之王陽明，這是對陽明先生之心學的偏執而失其完備，是對陽明先生的扭曲歪斜以及矮小空虛化。
北宋賢儒胡安定之書院講學，分經義和治事兩齋，並重德性修養和實學實功。當代新儒家，如錢賓四先生、徐復觀先生從史學而融進經學和義理，他們的學問重視文化與政治的實踐之義；如唐君毅先生，其文化哲學，從政治、文化、社會甚至於軍事等實質文明內容，均甚注重，且強調其客觀架構義，而非虛玄空義。大家或以為牟宗三先生是性質鮮明的形而上學家，只重本體宇宙論意義下的心性論或知識論的創建，而其實不是如此，牟宗三先生在很多著作中，討論的是實務之現象及對此等現象的認知判斷，譬如他甚至討論過中國農村、農耕、農人的實際性質、困境、問題，所謂「三農」之理解，是知識所行境界而非德性所行境界。一般人不懷好意地批評牟先生不食人間煙火，都是甚不公平的歪曲和誣衊。
現在中國兩岸的當代新儒學，已經從西力囂張的五四運動以降之「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的悽愴敗落的狀況下，往上升揚，儒家的常道慧命，從民初直至現在之近百年來，由第一代的大儒如熊十力、梁漱溟、馬一浮等先生開創新生之下，經歷三、四代後學弟子的接續傳承以及接著講之向前開展，它在臺灣已經成為政治、學術、菁英乃至社會文教的重要存在而發揮了人文道德教化的作用。而在當前大陸，儒家之道，已經受國家領導發自真心的重視，由國家層級，發起了政統尊重推崇追隨道統的文化復其初的運動，在政統、治統以及學統中，確實地學習並且踐履儒家常道慧命。
愛新覺羅毓鋆先生在臺灣新創書院之教，從「天德黌舍」到「奉元書院」，講學弘道垂一甲子，其功德深矣偉矣。先生以《論語》教人，以孔子之仁喚醒人心，並及於《大易》和《春秋》的「元」之教誨，以此兩部大經藏蘊的內聖外王之元道來啟發導引弟子登堂入室以發現儒家的宮廟之美富。先生之教學，倚經解經而以《五經》為主幹，並及於經、史、子等重要先秦與兩漢的儒道經典，且述及後之《資治通鑑》，並及乎晚明船山之道和清今文學派公羊春秋三世之義，更通乎熊十力先生的《讀經示要》、《乾坤衍》、《體用論》、《明心篇》、《原儒》等思想。先生講道，不尚玄談虛論，每次說法論道，以經文史論為軸，但必落實於現實政教社會人心等大問題來印證儒家華夏之道的義理，其目的在於經世濟民的大學問和大智慧的培養，期弟子能大用於世而行道於天下也。先生的奉元夏學的講學弘道的精神，正是孔子與三千弟子凝聚生活思考而形成的儒家學團的精神。這才是儒家生命之根基性實踐。
總之，儒家之仁義大道的內聖外王之實踐，不在於一個洞窟，也不在於一個會議園區，而是在於書院之教和天下生民。
【奉元薪傳】融貫與批判：管東溟的思想及其時代新書介紹
文／吳孟謙
內容簡介
本書是以晚明三教論者管東溟為核心的學術論著。管東溟活躍於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一個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社會秩序快速變動、價值取向多元複雜的年代。在此一多音複調的時代氛圍中，他旁通佛道、縱稽群籍、融攝多樣化的思想資源，重新發明孔學，並藉以批判時代弊端。管東溟思想所涉及的議題十分廣泛，例如：心性本元的探求、悟道關係的釐定、經世出世的調融、三教異同的剖判、理學流弊的反省、禮教秩序的重建、鍊磨法門的修持、夢兆冥感的徵驗⋯⋯等。本書通過扎實的文獻梳理、史料運用與義理分析，攝問題於人物，對管氏思想的各個面向，進行了較全面的探討；同時也通過其思辨、實踐和交遊，開啟觀看晚明思想風景的新窗，從而窺見其間的豐富與多采。
名人推薦
管氏擁有豐富的著述，在過去卻未曾受到充分的關注，主要其著作在華語世界取得不易，但孟謙得師友之助，可以直接目睹管氏的文本，所以就材料而言無疑是新穎的；而管氏特異的觀點背後，其實也蘊含著重新認識晚明思想界的諸多可能性，可說是一個大開大闔的好題目。⋯⋯孟謙一方面在學問規模上努力追步前賢，一方面又能廣泛吸納國內外的各項研究成果，將管東溟及明代思想的研究繼續往前推進。閱讀本書之時，一位青年學者勤懇耕耘的身影恍然見。——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黃進興
管東溟之書極其難讀，思想的艱深尚在其次，其尚從先維俗，與今日喜從現代性解讀晚明的路徑相去幾何，學者多視若畏途。孟謙能讀其書，起落處切中骨節，露地白牛，倏忽肢解。既有接於荒木先生靈源心光，又能另出手眼，點豆成兵，不循常俗。起管東溟於九原，或多有會心。禪家喜言：「有佛處急走過，無佛處莫停留」，箇中三昧，孟謙知之深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廖肇亨
作者簡介
吳孟謙
臺灣雲林人，一九八二年出生於臺中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碩士、博士，現任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嚮往中國傳統生命體踐之學，學術關懷為宋明理學、中國佛學、三教交涉問題。曾獲薛明敏先生文學獎、慧炬雜誌社佛學論文獎、印順文教基金會佛學論文獎、四賢博士論文獎、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專書寫作講）等獎助。著有《默識天人之際——薛敬軒理學思想探微》及學術論文十餘篇。
序
序一
本書為吳孟謙君在其博士論文《融貫與批判：晚明三教論者管東溟的思想及其時代》的基礎上修訂而成。2009 年，我曾在臺大開設「歷史與宗教」的課程，為歷史所的研究生介紹關於中國宗教史的重要論著。當時孟謙是中文所的博士生，剛開始醞釀關於管東溟的研究。他敏而好學，不為學科所限，亦前來旁聽此課。數年後，他順利地完成了博士學業，並決定將研究成果修訂出版。孟謙的專書寫作計畫，經過嚴格的審查程序後，在眾多競爭者之中脫穎而出，獲得唐獎教育基金會「2015 年第一屆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的殊榮，其研究能力可見一斑。
孟謙之研究興趣始於理學，理學的研究，常容易滯於「理氣心性」等概念析辨的泥淖中，而缺乏新意。孟謙則不饜足於慣常的論述方式，亦有意跳脫儒門道統的敘事窠臼。他清楚地意識到，研究者將理學與佛道二教分途而治，對於理解中國近世（特別是中晚明時期）的思想，有著絕大的限制；因此，他希望通過三教交涉的視域，對彼時的思想界重新加以觀照。
本書所討論的主人公管東溟，是一位思想來源頗為複雜的人物，以難治著稱。記得多年前我在臺大開設「明儒學案」一課，討論到管東溟，便很難釐清其學術原貌及來龍去脈。有些修課的學生，迄今記憶猶新。所幸孟謙今日適時推出本專著，定將裨益學界掌握管氏本人及晚明學術的動態。按，管氏擁有豐富的著述，在過去卻未曾受到充分的關注，主要其著作在華語世界取得不易，但孟謙得師友之助，可以直接目睹管氏的文本，所以就材料而言無疑是新穎的；而管氏特異的觀點背後，其實也蘊含著重新認識晚明思想界的諸多可能性，可說是一個大開大闔的好題目。孟謙在紮實的文獻基礎上，將管東溟置放在晚明思想史的脈絡中，予以同情的瞭解。書中除了以清楚的線索，對管氏的思想進行深入剖析外，也涉及晚明的諸多重要議題，諸如：三教合一、悟修關係、伏牛佛教、道統論述⋯⋯等，並引出眾多背景與立場各別的僧俗學人，為讀者展開一幅異彩紛陳、新意迭出的思想畫卷。
眾所周知，最先發掘管東溟的學者，是今年春天辭世的荒木見悟教授（1917-2017），本書在取徑上亦頗受荒木教授的啟發。平心而論，思想史研究本是扶桑漢學中較弱的一環，因相較於具體之器物、制度，思想較為抽象而難以把捉，研究者若非長期浸潤在該文化傳統中，立論常不免有所偏差。然而荒木教授卻能對思想文本做出精闢的解讀，不留於泛泛之論，這與他在儒、佛原典上均有深厚的功底有關。孟謙一方面在學問規模上努力追步前賢，一方面又能廣泛吸納國內外的各項研究成果，將管東溟及明代思想的研究繼續往前推進。閱讀本書之時，一位青年學者勤懇耕耘的身影恍然可見。
誠如本書所言，管東溟的著作蒐羅不易，至今能完整讀到其全部文集者，依然屈指可數。我聽聞孟謙在修訂這本專著的同時，也參與了上海古籍出版社「陽明後學叢書」的點校工作，負責整理管東溟文集。相信不久的將來，研究者即能輕易地翻讀這些稀見文獻，這是他對學界的另一貢獻。在此恭喜孟謙所收獲的豐美果實，也願他在學術道路上持續精進。是為序。
黃進興（中央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