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奉元學會電子報 – 第35期

公元2016年11月07日夏曆丙申年十月初八日

◉本期目錄

◼︎【奉元新猷∙之一】「第一屆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毓老師百秩晉拾紀念會」報導	文／金傳蓬圖／陳亞莉、楊嘉玲
◼︎【奉元問學】儒家政治思想何去何從？	文／江宜樺
◼︎【兩岸奉元】傳承經典．安頓心靈－「華夏智慧、經世講談」黃忠天教授課程後記	文／圖/劉翔宇
◼︎【奉元薪傳．之一】《孫子》－不只是兵法	文／江培華
◼︎【奉元薪傳．之二】古今交會的一點靈犀	文／施勝寒
◼︎【奉元公告】會員大會	文／秘書處
◼︎【奉元課程】秋季班課程	文／秘書處

奉元電子報歷期文章目錄

【奉元新猷∙之一】「第一屆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毓老師百秩晉拾紀念會」報導

文／金傳蓬圖／陳亞莉、楊嘉玲

中華奉元學會、奉元書院和台灣師範大學東亞系於十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在台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舉辦「第一屆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毓老師百秩晉拾紀念會」，傳承夏學和弘揚奉元精神以緬懷敬愛的毓老師。來自韓國、香港、大陸和本地的貴賓和學長進行兩場主題演講及發表十八篇論文，探討《易經》和《春秋》、儒家政治思想、夏學應用、書院精神以及宋儒的理念等，國內外一百多位學者和奉元學長們參與盛會，討論熱烈有豐富的交流。

圖說：第一屆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毓老師百秩晉拾紀念會大合照

夏學和奉元精神

中華奉元學會創會理事長徐泓教授致歡迎詞，說明奉元書院傳承毓老師的遺志「以夏學奧質，尋拯世真文」，在廣大精微的中華文化遺產尋求經世濟民的智慧。「夏學」指華夏學術，是「大人之學」及生養蒼生萬物以盡自然性的「生生之學」，也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大同世之學」。尋拯世真文之「真文」為「經天緯地」事業必須審時度勢、躬行實踐。奉元書院重視《大易》與《春秋》的「元」，即大生和廣生，因故生新，生生不息，作新民。徐教授勉勵我們學習經子史書及傳揚夏學，實踐「元」來通天下之志。

緬懷先師

大會紀念一代儒者愛新覺羅毓鋆先師百秩晉拾冥誕，放映影片記錄毓師的生平、一九〇六年九月初十生於清末皇族，母親親授四書五經，師承陳寶琛、王國維、康有為和諸先生習經史子集之學。毓師歷經皇帝遜位、民國變局和滿州國亡國等滄桑後，隻身來台在台東等地教儒學。一九七一年毓師在台北成立「天德黌舍」，解嚴後發展為「奉元書院」致力於青年學子的夏學教化，傳授學以致用的「實學」和與時俱進的「時學」，培養萬名弟子在國內外學界、政界和企業界卓然有成。毓師一生讀書百年、教學一甲子，以「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身教活出中華文化道統薪火相傳的典範。

貫通大易與春秋

劉君祖理事長發表＜因貳以濟民行—倚易傳貫通大易與春秋＞專題講座，從易傳研究《易經》和《春秋》的體用關係，包含通天下之志、行天下大道、除天下之患、因國容天下、貞一改奉元、制義俟後聖、因貳濟民行等七項要旨，融會貫通易傳和雙經以探討人類社會的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和大同世。

圖說：劉君祖理事長、徐泓創會理事長、江宜樺學長及李淑珍學長合影（由左至右）

書院教育

李淑珍學長將零散的資料、課堂筆記與門生回憶做系統性整理為＜毓老時代的開闔起落＞論文，從史學家觀點研究複雜神秘的毓師，回顧毓師傳奇的一生，內聖外王實學的內涵以及思想體系的演進，從教育、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層面給予毓老師歷史的定位。華人文化以百善孝為先，黃忠天學長報告＜順親養志—愛新覺羅毓鋆孝行述要＞，毓師息政歸隱、造相刊經、守身謹嚴、砥行立節及贊修永陵表達他赤子的孝思。蔡嘉麟學長整理毓師的話語和同門的筆記，以＜略論奉元理念與孟子思想要點＞闡述奉元思想的主要理念，以利於同門體悟與實踐。

董華春學長回顧毓師親筆撰寫奉元的宗旨為「秉大至之要道，行禮運之至德。勝殘去殺，天下歸仁。中心安仁，天下一人。」奉元書院的願景為「奉元復性，慈孝歸仁，道濟天下，德慰蒼生。」毓師生前擘劃「華夏書院」長期發展的藍圖包含文化教育養心、服裝禮儀修身、健康飲食運動、醫療養老養生和環保公益慈善五大志業，華春學長結合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在北京、營口、遵化、瀋陽、天津、濟南等地開枝散葉，逐步實踐毓師的願景。

圖說：李玉芬女士、王芝芝學長、徐泓創會理事長、劉東教授、劉君祖理事長、董華春學長、張景興學長、趙保東律師、黃德華學長（由左至右）。

經書與義理

趙中偉學長探討「天德」的含意包含生生、大公、謙虛與日新之德，期勉我們在實踐中體證，在道德中完成，人以德合天。黃世明學長從社會學觀點提出易經與公羊春秋的時位行事及社會行動與結構的關係，並回歸君子之道在社會的人文化成修養。韓國朴榮雨學長提出《周易》「王心」超越「有王者之位」的「時王」成為「有王者之德」的「素王」抱持天下心和公共心，民間領導人無帝王之位而有帝王之德，將使天下人歸往。羅文傑學長引證探討士大夫學《易》講求章句解析和異同考據為重，帝王學《易》重視治理之道，不空談而強調學以致用實行。君臣習易的目的不同，故易經的教學方法和教材內容也有所差異。

儒家政治思想何去何從

江宜樺學長感於近年來儒家政治思想遭遇挑戰，「溫良恭儉讓」是軟弱的表現？將從政七年經驗沈澱省思之後發表＜儒家政治思想何去何從？＞專題講座，包含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要素、與現代政治扞格、當代儒家政治思想面貌，哪些儒家核心主張適合保留、捨棄與更新，期許儒家思想與民主政治將產生有機的結合，帶給人類社會與時俱進的貢獻。江學長與北京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劉東教授進行學術交流如同華山論劍的高手過招，雙方點到為止，相當精采。

圖說：江宜樺學長與劉東教授（由左至右）進行學術交流

學術與生活

近三十年來北京清華大學劉東教授致力於譯介海外漢學，同時弘揚海內國學，對於國際漢學家與本地國學家的對話有深刻的體驗，故發表＜漢學與國學＞論文以探討兩學互動是相生相成或者相剋消長？劉教授提出「譯百家書，成一家言」，漢學日益強大將活化國學更加豐富，未來宜善用漢學和國學之間良性對話來構建開放創新與根基穩健的中華文化，兩學攜手共創世界文明進步的良性循環。

一般成年人學習《易經》會感到困難，何況幼童呢？陳明德學長和熊羿學長分享＜《易經》童蒙課程設計之理念及推廣＞的實務經驗，設計活潑有趣的教案及培訓兩百位大學生來引導四千位夏令營小學生認識易經的基本概念，進而產生學易的興趣，推動「小學易」以達成經典文化向下紮根的目標。宋家復學長在＜重讀<文史通義易教上中下>＞文中探討如何激勵大學生學習古籍的教學實驗，透過選書、篇章、句讀、標點、分段、註解、編排和善用網路資源，循序增進學生的基本功和理解力。吳哲生學長在＜21世紀公司治理中的「奉元典範」＞綜合他參與企業治理三十多年的經驗與心得來印證奉元典範。

宋儒的理念與實踐

華人文化以家族為基礎，廈門大學人文學院陳支平院長提出＜試論宋儒對於家族制度的設計及其變遷＞，闡述北宋張載與二程重建家族制度的構想適用於官家，南宋朱熹等理學家改進家族制度適用於民間，透過祠堂、家規和家禮制度的制訂與實踐將儒家思想落實到百姓日常生活教化。廈門白鹿洞書院吳新成教授在＜朱子之由「牧齋」到「困學」＞探討朱熹二十二歲至二十九歲的思想演進，出入佛老但終未離開儒家。儒家書院是民間弘道的體制有別於官學，潘朝陽學長提出「南宋三大儒家學派的書院精神」，簡述湖湘、考亭、象山三學派的書院精神以及朱熹修建白鹿洞書院之意義，熊十力先生對於復性書院的期許，毓師創建的「天德黌舍」與「奉元書院」在台灣民間承繼和弘揚華夏之學。

圖說：陳支平院長和潘朝陽學長（由左至右）進行學術交流

華夏文明的源頭與演變

蔡家和學長發表＜朱子四書詮釋之特色」的理學建構＞，說明四書的結合非天造地設，而是朱子的精心設計，他將四書融會貫通之後，把理氣論設計置入四書以建構朱子化的四書體系，因此四書發揮影響力近千年。

華人文化有科學精神嗎？黃德華學長提出＜堯舜時代開啟的天人關係＞，從《尚書堯典》和《史記五帝本紀》描述華夏先民觀象制曆的歷程，觀察天象了解日月寒暑四季的變化，以規劃人民生活與典章制度，發展一套循環演進、建中立極、天下一家、變中求恆、萬務實有與實證求真、建立一套數度的人文體系，為欣欣向榮的華人社會奠定基礎。西方黑暗時代之後文藝復興帶動現代文明，德華學長說明先秦祖先用心地觀測天地萬物日月星辰的現象，以尋求天地人通用的法則，我們傳承先民的科學精神應加倍努力以振興華夏文明。

圖說：黃德華學長、許仁圖學長和董華春學長（由左至右）

結語

李濟捷學長在五十年前受教於毓師，以陰中有陽的太極圖勉勵我們面對當今環境艱鉅的挑戰，以舜帝對大禹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期許奉元弟子學習「大」人之「學」，人人皆可為堯舜。

圖說：李濟捷學長分享研討會心得與勉勵奉元同門

閉幕式，潘朝陽學長勉勵我們弘揚夏學、發揮奉元之道，實踐內聖外王之學以告慰毓師在天之靈。廈門大學陳支平院長肯定夏學同道有國學根底，研討會的討論「道」多於「術」。劉君祖理事長感謝所有貴賓、論文作者、奉元學長、學會同仁和志工夥伴熱烈的參與和真誠的學術交流，期許下一屆夏學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持續精進，並勉勵奉元同門群策群力對於社會發揮正面積極的影響力。

圖說：潘朝陽學長（中左）、劉君祖理事長（中）、周正成學長（中右）及志工夥伴合影

【奉元新猷∙之二】百千年後君再看－小記第一屆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毓老師百秩晉拾紀念會

圖、文/董華春

2016年10月15日和16日，由中華奉元學會、奉元書院、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主辦，臺灣大學奉元社協辦的「第一屆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毓老師百秩晉拾紀念會」在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圓滿舉辦。

大會主席兼總召集人徐泓教授，大會總協調中央研究院黃德華教授，中華奉元學會理事長劉君祖先生，毓老師弟子許仁圖、賈秉坤、白培霖等人，中華奉元學會秘書長鄧美玲等奉元志工團隊為大會提供了科學規劃和熱情服務。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陳明德教授、韓國中央大學朴榮雨教授、清華大學國學院劉東院長、廈門大學人文學院陳支平院長、香港城市大學江宜樺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邱彭生教授、臺灣大學宋家復教授、臺灣師範大學潘朝陽教授、輔仁大學趙中偉教授、臺北市立大學李淑珍教授、高雄師範大學黃忠天教授、聯合大學黃世明教授、東海大學蔡家和教授、中國文化大學蔡嘉麟教授、中華企業研究院吳哲生教授⋯⋯等不同國家地區各地嘉賓匯聚一堂精彩發言，共同論道問心，行千載一時之盛事⋯⋯⋯

1. 百年儒行千年夏學

15日上午9:00，研討會準時開始。

開幕式由毓老師弟子白培霖先生主持。首先，研討會召集人兼大會主席徐泓教授（現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講座教授。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暨藝術史研究所創所所長，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講座教授兼創設學部部長、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署理院長，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創系主任、教務長暨代理校長，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廈門大學人文學院終身講座教授、歷史系教授。）致辭，精要內容如下：

毓老師一生奉行「以夏學奧質，尋拯世真文」，從廣大精微的中華文化遺產中，尋求經世濟民的智慧。

《尚書・舜典》蔡沈注說:「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夏學」就是華夏學術。《爾雅》說:「夏，大也」。「夏，明而大也。」「大」就是無我，無我、無私，就是「公」，故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因此，老師講「夏學」乃「大人之學」。在理想境界方面，毓老師說的「夏學奧質」，就是講「生生」，講「有容乃大」的「民胞物與、仁民愛物」之學，就是講人類理想的「大同世之學」。毓老師教導我們：「學天下文化，學公，學大!」「大公忘私，有容乃大，天下無界！」「夏，中國之人也，中國學問都是治國平天下的藥方。」「中國人的思想是天下思想，半點迷信沒有，平平整整是自我平天下之道。」

毓老師訓勉我們要「尋拯世真文」。《左傳・昭公二十八年》:「經緯天地曰文。」「真文」則屬「經天緯地」之事業。帝堯是中國政治的開創者，所以稱為「文祖」，孔子宣揚此「經天緯地」之「文」，故號「文宣王」。所謂「文者」，指的不是文謅謅的「文」，而是經營天下之「文」，是要有所作為的。因此，毓老師教我們是不尋章摘句、不談玄說妙，而特重審時度勢、躬行實踐，使古人的智慧發揮現實的作用。老師常引用《史記》「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以及辜鴻銘「天下事非明理之為難，知所以用理之為難」二語，勉勵我們。

毓老師講解經書，以直探經典、「倚經解經」為原則，不拘泥于注疏。主張經書的解釋應隨時代而變，讀古書，讀的是古人的智慧，但書有古今，智慧則無古今，應當「知行合一」，從實踐的經驗中培養智慧、印證經典。而諸經之中，四書為基礎，大《易》為本原，《春秋》則為用世之術。毓老師講夏學，是把經書、子書、史書當作活的學問，強調讀書是增長智慧，要能活學活用，讀書不只是明理而已，更要會用，不會用就不是真懂。

當今世界，弱肉強食，西方霸權政治，宰制世界資源，挑起族群與宗教衝突，恐怖活動盛行；毫無節制的經濟發展，挑起人類貪婪欲念，掠奪與浪費自然資源，加大貧富差距，製造社會矛盾與對立。提倡包容，追求民胞物與大同理想的「夏學」，正是針砭當世亂局之奧質真文。尤其正在擺脫貧弱，邁向繁榮昌盛，從崛起到走進世界，幫助弱小，以期共存共榮的華夏，宣講「夏學」，推廣「夏學」，更是責無旁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廣集同門同道，交流正知正見，以友仁、友德、友天下善士，而能群策群力，撥亂反正，以邁入大同。這就是我們主辦會議的目的，並以此紀念我們的恩師愛新覺羅毓鋆先生。

其次，中華奉元學會理事長劉君祖先生致辭。

他深情回憶了毓老師一生中精彩言行及對奉元弟子的用心教化，特別感慨的提到，毓老師106歲時，清華大學陳吉寜校長帶團到臺灣恭請毓老師回大陸傳道講學，毓老師做相關規劃時，從容不迫的說：「不著急」。這三個字，從一個百歲老人口中說出，其力量與智慧震撼人心。儒家人物，在壽命上沒有人活過毓老師。毓老師做事，從來都是「莫畏浮雲遮望眼、風物長宜放眼量」，心中有千年盛世的懷想和佈局，弟子們更應該鐵肩道義、著眼未來。

他重點提到，毓老師注重實學，所定的奉元書院院訓提倡「學問思辨行」，曾經手書《易經》蒙卦大象傳的「君子以果行育德」，並以此教化弟子們實學實行。能說能做，才是好漢;只說不做，徒留遺憾。

接著，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原臺灣行政院長江宜樺先生致辭。

他深情回憶了1979年在臺灣大學政治系讀一年級的自己到毓老師那裡讀書的場景。那時候的毓老師，穿長袍馬褂，戴瓜皮帽子，有時候很嚴肅，好像隨時會教訓聽課的200多人，有事很幽默，像家中最親切的老祖父，特別慈祥。當時的他感覺到，在教室裡面有一種氣場，特別嚴肅專注，充滿了正氣、正能量，是對國家民族的種種期待，在彼此不認識的人群、相差二三十年的人們之間，瀰漫著，散佈著⋯⋯

他感恩的說，在毓老師那裡，他接觸了中國最重要的經典，知道要把自己從老師那裡吸收的有限教誨轉化成內在的生命。毓老師強調實學，弟子們不管是哪一個角色，執行哪一種職務，都要把所學的東西用作當下的處境。進入生命內在的東西不太容易消失，所以，雖然他後來到美國耶魯大學求學得到政治學博士、回到臺灣大學做政治學教授又在政壇工作，但時刻清楚當年毓老師在自己心中埋下的種子，知道總有一天我還會回到這裡！

他充滿反省的說，經常問自己，把自己從毓老師處所學的中國智慧用得如何？有些事情經史子集可以直接應用，有些事情則需要深入思考。在每個危機的當下，做出最好的運用選擇，不違背毓老師的教誨。

毓老師80多歲的時候還練八段錦氣功，還能踢開路邊做壞事的小夥子，身心健康，充滿了生命朝氣，103歲還在講學。毓老師的弟子，假設每個人平均80歲，即便65歲退休，還有15年可以用，這仿彿是第二個生命，可以將自己的人生道路用另外一種方式來體驗，共創一份文化的未來，影響到後世子孫。

然後，清華大學國學院的劉東院長致辭。他回憶了2011年受清華大學陳校長委託與毓老師家人弟子們共同討論復性大陸文化教育的往事，感謝毓老師贈送給清華大學國學院吳道子版孔子像，感恩毓老師贈送給他個人的親手繪製的觀音像，已經成為清華國學院師生團隊的吉慶之物和祝福象徵。他高度讚揚了毓老師講學的深度和社會影響力，更欽佩其德行境界。他在就任清華大學國學院常務副院長之時，調查了過去國學院畢業的學生，得知是71人，文人皆知孔子有72賢人，因此他微感遺憾，後來他得知毓老師以王國維先生弟子身份在清華大學聽課，才豁然開朗，有了毓老師，清華國學院也有72賢，才顯得圓滿。毓老師本人及其弟子們對於華夏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在未來還應影響更多同道中人，共同推動時代洪流向前發展⋯⋯

他們四位的致辭贏得了在場陣陣掌聲，讓大家對研討會的主旨與精神有了更深刻的體悟。

然後，全場一起觀看紀念毓老師的錄影片。影片系統介紹了毓老師的一生，從他的先祖歷史、文化故鄉、出生舊地開始，生動演繹了他四十年大陸六十年臺灣的豐富一生，真實再現了他讀書講學、經世致用的生動足跡，體現了他道濟天下、德慰蒼生的百年儒行，還放入了毓老師講學的精彩片段，讓大家仿彿置身于往日課堂，再次聽到毓老師的教誨與勉勵，知道要用古人智慧啟發今人智慧，光耀華夏，共建太平⋯⋯

影片結束，全場響起雷鳴般的掌聲，向這位到今天整整110歲的百歲奇儒致敬，向他介紹給我們的往聖先賢致敬，向幾千年來的華夏文化致敬，向千年後的盛世榮景致敬⋯⋯

2. 奉元復性光耀華夏

在結束了開幕致辭和觀看毓老師紀念影片的環節之後，研討會的專題系列演講部分正式開始。

15日上午10:45，潘朝陽教授主持，中華奉元學會理事長劉君祖先生，為大會作主題演講，題目為「因貳以濟民行—倚易傳貫通大易與春秋」。大易與春秋相表裡，為五經中意境最高也最難的兩部經典，自古即有經學雙璧之稱。孔子晚年嗜易，讀易韋編三絕，行住坐臥皆不離易，自作春秋，以微言大義付囑後世，即事言理的創作體例肯定受了易象易理的深刻影響。《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顯。」天道隱密無形，人事歷歷可見，春秋由人事成敗上推天道，易經本于天道下及人事，二經皆為窮造化、極人事的無上寶典，值得千秋萬世研習。易傳七種十篇，為解釋易經最貼切的文獻，傳文中多見子曰，主要代表孔子研易的精到心得與創發的思想。講者以易傳貫通證解易經與春秋，循絜靜精微之理，發屬辭比事之志，大道無間，天人一貫。

15日下午1:30，中央研究院黃德華教授主持專題演講系列1：「毓老師與書院教育」，四位嘉賓同台先後演講。

臺北市立大學史地系李淑珍教授演講題目為「毓老時代的開闔起落」，主要探討：毓老師能對臺灣那時的學生產生強大吸引力，除了光輝高大的人格之外，也與時代背景相關。在政治高壓、文化崇洋的時代氛圍中，他提倡中國文化，講求經世實學，勇於針砭時事，鼓吹民主政治，都讓學生傾心仰慕。然而隨著臺灣民主化與本土化，政黨、民代、利益團體、媒體、網路、認同政治、群眾運動，整體大環境已經改變，經歷「二帝五朝八雄十代」的毓老師所提倡的為政之道，如何有效對應今日臺灣民主政治？在大陸奉元書院逐漸開枝散葉之際，毓老師的臺灣時代能夠提供什麼啟發。

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黃忠天教授演講題目為「順親養志──愛新覺羅毓鋆孝行述要」。他主要從毓老師生平事略、孝行述略兩方面來敘述，後者又分為息政歸隱安慈母、造相刊經薦冥福、守身謹嚴報妻母、砥行立節不愧祖、慎終追遠修永陵等五點分別說其順親養志的孝行。毓老師在學問上可謂講活經典，在人品上堪稱直追孔孟，若說聖人有聖之「清」、「任」、「和」、「時」四種典型，毓老師堪稱為聖之「守」者也，也藉由一個「守」字，來順親養志。

中國文化大學、輔仁大學等校兼任助理教授蔡嘉麟先生演講題目為「從奉元理念談孟子思想要點」，他概述毓老師所講授的「奉元」理念，介紹孟子思想的要點。「奉元」不是空談，孟子講學目的也不在於要人口說，均須起而行，自內而外發揮落實，因此最終以「奉元行事」為結語。

毓老師義孫女、晚年入室弟子、北京奉元書院執行長董華春女士演講題目為「華夏學苑五大志業簡介及大陸奉元書院概況」。她介紹毓老師所創設的奉元書院和華夏學苑的院訓、宗旨和願景。毓老師效法孔子志向，欲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構建「華夏學苑」，助力人們從幼年到成年到老年的經典教育和身心健康，包括文化教育養心、服裝禮儀修身、健康飲食運動、醫療養老養生、環保公益慈善五大志業。她也向大會報告了在大陸創辦多處奉元書院和坤元山夏學教育基地的詳情。

15日下午3:30，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陳明德教授主持專題演講系列2：「經書與義理」，四位嘉賓同台先後演講。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教授趙中偉先生演講題目為：「天德」的涵義與價值──以《周易》為例。「天德」，是《周易》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更是儒家思想進德修業所歆慕的標竿與踐形方向。基於此，毓老師于1971年開辦「天德黌舍」。「天德」，就是秉「天」之「德」，踐形于身，以與天地合其德。即是「天」以「德」昭顯，人以「德」合「天」。

聯合大學文化觀光產業學系黃世明教授演講題目為「易經與公羊春秋的時位行事及其啟發的社會觀照」。他從經文辭象事例的「合而通之，緣而求之」，藉由經義的觀玩摩蕩之開展脈絡，與社會學的思維進行對話，主旨乃在奉元體仁的基礎下，闡發「君之始年」的社會建構與正名批判的層次；闡述時位行事與社會行動與結構的關係，並回歸到君子之道在社會的人文化成修養。

韓國中央大學通識學院講師朴榮雨教授演講題目為:論《周易》的「王心」結構。這項題目是由毓老師上課中經常教誨的重要概念。他詳細探討了，在《周易》裡也有蘊含著許多「王心」作為一個志士能成為「素王」的思想觀念以及哲學概念。

毓老師弟子羅文傑演講題目為：「論士大夫《易》學與帝王《易》學之差別：以《日講易經解義》為例。」講者藉由人臣習《易》文本與帝王治《易》講章之比較，試圖釐清兩者差別所在，並且探討後者如何由前者蛻化，思考其對今後經學發展可有之啟發。

15日全天演講，圍繞著華夏文化的本源、大易春秋的主旨、奉元復性的精神，毓老師順親養志的孝行、夏學志業的意義等展開，清晰勾勒出夏學一脈的源流體系以及在現世社會中的重要意義，讓與會嘉賓均有深刻反思與強烈共鳴。

3. 行道慰蒼經世致用

16日上午9:00，毓老師弟子周正成先生主持，香港城市大學江宜樺教授為大會作主題演講，題目為「儒家政治思想何去何從」。他綜合自己跟隨毓老師讀書的心得體會與在臺灣大學做政治學教授的學術研究，借鑒自己擔任原臺灣行政院長的從政經驗，探討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要素、儒家與現代政治的扞格之處、當代儒家政治思想的面貌、儒家哪些核心主張值得保留、儒家哪些核心主張必須捨棄、儒家應該接納哪些新觀念。深刻的思考、精彩的解說、可執行檔建議，得到現場嘉賓由衷的欽佩與掌聲。

16日上午9:45，毓老師弟子吳孟謙主持專題演講系列3：「學術與生活」，五位嘉賓同台先後演講。

清華大學國學院劉東教授的演講題目為「漢學與國學」。他既在長期主持移譯漢學的工程，又在積極主持國學研究的復建，因此就來基於自己常年的親身感受，來刻畫出這兩者之間微妙的張力給大家做了詳盡專業的解讀。

北京大學蔡元培講座教授龔鵬程先生也向大會提交了報告，題目為「生活的儒學」。他分析了近世儒學三態:知識的、生命的、生活的；對生活儒學的探索包括:生死學之發展，愛情學之開拓，新儒家之革命，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美學及其世俗化;生活儒學的實踐包括:古蹟活化，非遺推廣，禮樂傳習，書院講學，產業規劃，世界對話。他還探討了時代新處境與文化的應對之道。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陳明德教授、果庭書院執行長熊羿共同演講題目為「《易經》童蒙課程設計之理念及推廣」。《易經》為夏學群經之首，研讀《易經》能涵養現代人在自然與人文科學方面的素養，並可視為在應世時應對進退乃至經營管理上的指導手冊。毓老師推崇「《易》為智海，智慧自此中求」，將《大易》與《春秋》並列為奉元書院之主經。奉元書院「易經讀書會」期望經典能向下紮根，首先選擇推廣小學生讀《易經》的「小學易」活動，冀能打破一般人認為《易經》門檻太高的迷思。「小學易」活動已于2016年1月訓練了16位小朋友，並于2016年暑期設計成夏令營中一個單元，直接影響了200位大學及研究生，並間接影響近4000位小學生。

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宋家復演講題目為「重讀〈文史通義・易教上中下〉」。講者多年來在大學教研體制中讓年輕同學練習主動閱讀中國書，開授「文史通義選讀」課程，由古籍整理的基本練習開始，達成身為讀者對於理解與詮釋的高度自覺，進而將傳統中國史學經典重新帶回我們的日常讀書生活之中。

中華企業研究院秘書長吳哲生先生演講題目為:21世紀公司治理中的「奉元典範」。「奉元典範」為毓老師留給天下極為珍貴的智慧寶藏，對於21世紀的企業在提升「公司治理」的努力中，相當具有啟發的價值。講者以「奉元典範」與「系統理論」相互發明，分享「吾道一以貫之」的「奉元典範」，可以協助21世紀的企業最高領導及責任團隊經由「立元神」，建立獨特的「企業理論」、「頂層設計」，為利害關係人創造價值，同時貢獻社會，開創幸福永續的未來。

16日下午1:30，邱澎生教授主持專題演講系列4：「宋儒的理念與實踐」，三位嘉賓同台先後演講。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陳支平演講題目為「試論宋儒對於家族制度的設計及其變遷」。許多著名的宋代儒者，重新建立一種適應于科舉制度之下的官僚體系與平民社會的新的家族制度或宗族制度，從而成為南宋以來中國民間社會的一種基本社會體制。講者對此進行了比較概述性的分析。

廈門白鹿書院教授吳新成先生演講題目為「朱子之由『牧齋』到『困學』」。朱子22歲以「牧齋」名其書齋，29歲自謂「以『困學』名予燕居之室」。講者就大體在這一個時間段內，考察朱子生活和思想變化。

臺灣師大東亞學系、地理系兼任教授，臺灣朱子學研究協會理事長潘朝陽教授演講題目為「南宋三大儒家學派的書院精神」。講者簡述南宋三大儒家學派湖湘學派、考亭學派、象山學派的書院精神，特別詮釋白鹿洞書院之義，詮釋熊十力先生對於抗戰時期的複性書院之義理論述。

16日下午3:30，黃忠天教授主持專題演講系列5：「華夏文明的源頭與演進」，兩位嘉賓同台先後演講。

東海大學哲學系蔡家和教授演講題目為「朱子的四書詮釋之特色」。朱子學的教育觀開出儒家的新方向，除了結合了原始的儒家義理，又有程子的繼承，還有朱子自己的體會，甚至佛學的刺激，為儒家義理除了返本外，亦有開新。

中央研究院黃德華教授演講題目為「堯舜時代開啟的天人關係」。《尚書堯典》及《史記五帝本記》中探討「華夏文明」起源時代的一些較為後世所忽視的觀念。《易傳》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的演進過程，在此兩篇中，歷歷在目。其所開啟的「天人關係」不但奠立了華夏文明綿延數千年的基礎，更為未來的躍升提供必要的根芽。

16日全天演講，圍繞著華夏文化在道濟天下、德慰蒼生的踐行中所涉及的不同層面進行討論，既有堯舜時代的天人合一，也有今天生活儒學的踐行；既有對小朋友教授易經的經驗分享，也有對公司治理的影回應用；既有對朱子個體思想的探討，也有南宋三大儒家學派的分析；既有在大學教學的經驗分享，也有漢學、國學等學術思考及對社會影響；既有對家族制度的設計及變遷的影響，也有對儒家政治思想的宏觀思考⋯⋯精彩的演講讓與會嘉賓充分體驗到，華夏文化融匯到我們個體生活與工作、時代政治與經濟等方方面面，是真正的實學。

結語：

古聖先賢所傳下的經典和智慧無論怎樣歷經歲月滄桑、山河動盪，都能長久地打動著人們的心靈。

孔孟藉講學弘道以立內聖外王，他們因才施教、有教無類，終而創造並且發揚了顯發仁義之心和實踐仁義之政的儒家。

從宋起，書院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傳教弘道的空間和制度。它的存在有別於官學，亦即與體制內教育不同，它在社會或民間獨立，不以功名利祿為動機為誘因，也不以「見聞之知」、「純知識」的學習積累為教學宗旨，而是教人如何成聖成賢，如何通過本心良知的開顯而使自己成就為一個光明無染的本來的人，才能在政治和社會上真正實施仁政王道。

當代新儒家也重視書院之教化。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張君勱等大儒都以書院來講學弘道。

毓老師開創的「奉元書院」，於民間社會，超脫體制之外而講論經世濟民之儒家實學，時間積六十年之功，鼓舞感動逾萬弟子，影響遍及政治、教育、企業各界，為臺灣社會的文化興盛作出重要貢獻，亦將回饋反哺於大陸而為中華帶起夏學重振之大功。

這是第一屆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集奉元同門與華夏同道於一體，探索文化本源，討論未來出路。若此種會議定期舉辦百千年，藉由會議引發的思考、結緣的同道、闡發的行動、化育的後生、造福的人群，終將彙聚成一股不可限量的人文巨流，真正能夠為往聖繼絕學，對子孫後代產生巨大影響力，使得文化薪火生生不息、代代相傳，最終為萬世開太平。

百千年後君再看，華夏神州皆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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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元問學】儒家政治思想何去何從？

文／江宜樺

編按：毓老師講學著重在「經世致用」，期能發揮夏學奧質，求拯世之目的，即「華夏」顯發於天下之意。江宜樺學長學而優則仕，曾於馬政府時期擔任行政院長一職，就夏學應用於經綸治世上，除有其獨特的見解外，更有具實務操作的心得。在本屆「夏學國際研討會暨毓老師百秩晉拾紀念會」中，江學長就儒家政治思想的走向，對照中西方各家所提出的可能方向，特別就其執政推動的經驗上，提出針砭，故精選此文以嚮讀者。

前言

此處要談的是儒家政治思想或政治理論，而非試圖去講完整的儒家哲學。一個重要的思想體系通常包羅萬象，可能從形上學、本體論、知識論、政治哲學、倫理學、社會哲學、經濟理論等等，無所不包，儒家其實也有這種能量，但是我自己學疏才淺，經驗有限，因此今天只討論與政治問題相關的儒家論述，而不是討論整個儒家應該怎麼辦的問題，因為那個問題太大，不是我所能夠回答的。

第二個重點是題目的後半段，當我們問儒家政治思想何去何從的時候，其實這個問法就很明顯地透露出，他認為儒家政治思想正處於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它過去也許有一定的軌跡，但是在今後應該要走向哪一個路口？這一件事情，我個人認為是值得關切的，並且也很希望能夠提出來跟大家一起思考，這就是我為什麼訂這個題目的原因。等一下要講的東西其實不是什麼定論，而是個人在思考這個問題上的一些困惑，所以我也希望盡量把演講時間控制在預定的時間內，然後留下大約十分鐘左右的時間，能夠聽一下在座各位的想法，無論是對我個人的指教，或是讓在座所有學長可以一起思考，我都會感激不盡！

一、為何思考這個問題？

儒家政治思想其實被現代人用各種方式在想像，但是我們不妨用一個台灣比較流行的方式來切入這個話題。各位都知道，儒家政治思想在當代的台灣，常常被人家用五個字很簡單地形容完：溫良恭儉讓。所以曾經有一段文字，是在評論剛結束任期的馬英九先生。這段文字說：「如果從溫良恭儉讓這個假面來看，他應該從小就懂得取悅別人，賺取舒適的生存，而不斷地變換各種面目取悅別人，最後則不知哪個面目是自己。沒有主體性，就無法從別人角度思考，無法推己及人，也因此無法有同理心」。這段文字的作者是一個深綠的作家，在這段文字的前後脈絡，這個作者對馬英九總統有非常非常嚴厲的批判。這段文字代表了過去八年來，台灣社會許多人對馬英九先生本人、或馬政府的一種評價。他們認為馬總統是一個溫良恭儉讓的政治領袖，但是這樣的政治領袖，一點都不好。對這個作者而言，溫良恭儉讓是一種虛偽的人格，是儒家在幾千年傳統文化的累積之下，所培養出來的一種不斷偽裝自己，討好別人，最後暴露出他沒有自己的核心思想和立場的一種困境。

這樣的評語，出自一個從來不喜歡馬總統或馬政府的人，其立場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們看下面一段，這是另一位作者寫的，他說：「馬團隊說得好聽一點，叫做溫良恭儉讓，講難聽一點，叫做軟弱！就像有人拿著泥巴丟你，你怕髒，不敢丟回來，明明你是一位乾淨的人，但是因為人家丟你泥巴你不敢回丟，所以你自己變成全天下最髒的人。」這位作者說，「馬總統不就是如此嗎？」而且他講的不只是馬總統這個人，因為他破題講的是「馬團隊」。換言之，連區區在下也被含括進去了。從第一位行政院長劉兆玄先生，到第二個行政院長吳敦義先生，然後到陳沖先生到江宜樺到毛治國到張善政，以及下面的所有閣員，所謂的馬團隊，愈是接近權力核心的，愈可以稱之為馬團隊，不是只有馬英九先生一個人溫良恭儉讓，這一群人都溫良恭儉讓，都沒有用，因為他們在別人丟他們泥巴的時候，他不知道如何保護自己，他不會丟泥巴回去，所以這樣的團隊，有什麼值得我們期待與肯定的呢？

各位會想，罵這樣話的人大概是另外一位深綠人士，可是我要向各位報告，這段文字的作者是羅智強，是馬英九先生的總統府副秘書長。我和羅先生還算熟，我知道他不會介意我引用這一段文字。他在臉書上有一段時期的主調，常常用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態度在講述他所曾經追隨過的馬總統，而這也是許多藍營支持者對馬政府的看法。

這兩段文字其實告訴我們非常有趣的事情，不管藍綠，在過去這八年中，認為他們的總統馬英九先生，是一個儒家的典型代表，是一個溫良恭儉讓的政治人物，但這樣一種類型的政治人物，沒有辦法帶領台灣。這種類型的政府團隊，對於外在的挑戰，沒有辦法給予一個有效的回應。如果這是馬英九或馬團隊的失敗，在某一個意義上，好像也是儒家政治實踐的失敗。這種現象讓我在過去幾年裡，常常去反省思考，甚至有時候會感到有點淡淡的哀傷。

曾經身處政治之中的人，尤其是一個讀過某些儒家經典的人，究竟對這種現象會怎麼想？我的想法是這樣，儒家的政治思想當然不是只有溫良恭儉讓，孔子雖然被他的學生描述為：當他要知道政治事務時，是用溫良恭儉讓的方式取得。但是光《論語》裡面就有許多章節說明，孔子期待那些要去從政的學生，不是只有溫良恭儉讓。他曾經講過「當仁不讓」，所以政治上當然不只是「謙讓」。他曾經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就是說，雖然不要讓人家覺得自己很猛很嚴厲，但還是應該有一個君子或大儒的威儀，這些都不是前面引文所說，一味對人謙卑，並且虛偽去討好別人的一個形象。在《論語》之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很多類似的例子。

但是為什麼即使存在這些一樣的描述，可是當代人會認為儒家就只是溫良恭儉讓？甚至講得難聽一點，就是溫順，對別人的主張只會附和；或甚至是懦弱？當被人攻擊時，沒有「術」可以防禦，也沒有辦法擊敗對方？這當然是一個讓人覺得非常非常難堪、並且心痛的一種指控。但是我要向各位講的是，雖然儒家常被人譏評為溫順柔弱，這還是可以澄清、反駁的。然而，比這個指控更令人難以承受的，是下面一個問題，那就是說儒家政治是所謂專制與封建的代名詞。

專制封建的討論，並不是已經不存在於我們今天的世界裡。大家也知道，從清朝結束統治，民國肇建到現在已經超過一百多年，也就是說，中國人的社會進入或好或壞的共和體制（沒有君主）的時代已經有百餘年，但是進入共和時代一百多年來，儒家這一個曾經在共和之前，主導中國幾千年政治實踐—-不管是正當性的提供、治術的提供、政治倫理的提供—-最重要的一種政治思想，在進入共和之後的一百年來，究竟是不是已經適應了這個新時代？還是仍然普遍地被人們看成是停留在一百年之前、那一個帝制時代「專制、復辟、保守」的代名詞？如果各位仔細觀察今天存在於台灣政治，尤其是討論到與儒家思想有關的用語，可能就會發現有很多人確實是這樣認為。今天在台灣，只要有人提倡儒家，馬上就有人跳出來批評：「講儒家思想不是復辟嗎？」「講儒家思想，不又是回復到要叫小朋友從小背誦四書五經，看到老師要跪下來行三跪九叩，對長官的話唯唯諾諾，唯命是從，一點都沒有批判創新精神？」等等。簡言之，也就是專制與封建的代名詞。

至少在我自己的學術工作領域，確實經常聽到一些研究西方政治社會理論的人，是用這種態度看待儒家，以至於今天只要牽涉到與儒家思想有關的任何實務的討論，譬如說「中國文化教材要不要教？」「孔子像究竟應不應該放在校園？」「儒家所講的三綱五常、四維八德等等，還要不要讓小朋友學習？」總是會有人跳出來說，「這些都是封建的東西！應該跟著孔夫子掃到歷史的灰燼中！」這樣的一種形象與認知，比起我們剛剛所講的「八年的馬政府被人家貼上溫良恭儉讓、也就是懦弱的標籤」的現象，其實挑戰更大。所以儒家政治思想面對這一種質疑或不信任的時候，該怎麼辦？如果認為這些指控並不是有道理的，那該怎麼回覆這些指控？並且能夠講出一套論述，說：「儒家政治思想在進入共和之後，已經找到一個新的定位、新的往前走的方式，讓我告訴你它是什麼！」我們有沒有辦法這樣做呢？在我們做這件事情之前，不妨讓我們稍微想一下，儒家政治在傳統中究竟代表什麼？

在幾千年裡，中國的各種政治論述中，儒家並不是唯一一種，但如同前文所提，它可能是影響力最大的一種。儒家作為一種政治思想或意識形態體系，有其自身的理想，以及對於政治統治正當性(legitimacy)的一套論述。它有它管理國家的哲學，也有相應於這樣一種政治秩序，君王與平民百姓應該分別具備那些德行的想法。也就是說，它與我們所熟知的，譬如西方的亞里斯多德主義，或者是自由主義，或者是共和主義等等，是一樣有其各方各面主張的思想體系。這一個部分，因為去年曾在奉元學會做過演講，所以今天我不會花太多時間重複。我只想讓各位知道一下，對許多人來講，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包括「天下為公」這樣的一個願景，而要落實這一願景，必須透過據說在古代曾經出現過的「禪讓制度」，而不是用世襲的方式。但是等到發現禪讓制度不可行之後，至少周朝的封建制度可能是一種代替。等到周朝的封建制也消失，進入中國世襲君主制度後，也有歷朝歷代的儒者主張，哪怕是世襲的時代，我們也可以想辦法教育出聖君賢相，以讓國家上軌道。只要這種情況能夠出現，就是理想的政治運作型態。

就統治正當性而言，儒家相較於其他不同流派，始終主張統治者必須要做好修身、齊家的工作，然後當他有機會統治時，就必須對他的老百姓親愛之、嘉惠之。對於他的朋友以及人民，他必須要守信用，否則無信不立。對於管理國家，儒家有非常豐富的關於仁政、王道、德治等等的主張，仁政的內容可以隨時代而變化，但其精神始終如一。對於怎麼樣用政治人才，儒家曾提出「選賢舉能」的原則，至於怎麼選，怎麼舉，歷朝歷代各有其作法。至於重要的政治德行，除了溫良恭儉讓外，儒家特別強調忠恕之道，也要求統治者要「執事敬」等等，四書裡面有很多很多關於一個人要怎麼樣做，才是好的政治人物的說法。

這一些論述，我們姑且稱之為儒家政治思想，或儒家政治理論。這一套儒家政治理論在進入共和時代一百年來，哪一些東西還在？為什麼在？哪一些東西不在？為什麼不在？哪一些東西使得它被現在的人看成只是封建保守復辟、或軟弱的代名詞？它該怎麼辦？如果我們沒有從這一起點開始思考的話，我們無法知道它到底出了甚麼問題。

三、儒家與現代政治的扞格之處

因此我接下來就要跟各位講，儒家在進入共和之後，尤其在晚近二、三十年來的台灣，它到底與現代政治(modern politics)有什麼扞格、矛盾之處？以至於現在人們不會像以前那樣，認為儒家是我們主要的政治論述的依據。

簡單地講，在民主共和的時代，要有「主權在民」的概念，但儒家的經典裡沒有「主權在民」的概念，最多只有「天下者，為天下人之天下」，但也僅止於此，沒有人民統治國家的想法。《明夷待訪錄》對世襲君主制度猛烈抨擊，但是裡面還是有君有臣，而賢明君主仍然是政治世界運轉的軸心。

儒家也沒有政黨政治的概念，可是現在民主政治的運作，不可能沒有政黨這樣的組織來幫忙選拔人才、競爭、然後執政。儒家從來就主張「君子群而不黨」，「黨」這個概念在整個中國經典傳統中都是被鄙夷的，哪怕到了今天，台灣都已經有一百九十幾個政黨，可是當一般的老百姓談到政黨這個概念的時候，仍然希望一個好人不是任何政黨的黨員，因為「黨者，尚黑，偏私也。」

現代的民主政治一定要透過選舉，由諸多候選人競逐權位，但是儒家從來是鼓勵「謙讓」，君子除了「射」之外，沒有什麼好爭的。儒家反對理想的從政人物去與他人爭奪權力，或是透過選舉的方式，站在競選舞台上大聲告訴他的選民，或欺騙他的選民說，「我是你們唯一的希望，我是能夠率領這個國家往前走的最佳人選，請大家投票支持我！」這種話語在儒家的經典裡面，從來沒有看到，也不應該看到。這種人不是儒家的君子。但如果是真的儒家君子站到一個競選的舞臺上，他能講什麼呢？難道他要講：「各位鄉親，小弟才疏學淺，實在不敢承當各位的厚愛，請大家推舉別人，謝謝！」這樣怎麼選舉呢？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實際的問題。各位看現在美國總統大選，兩位參選人如何攻擊對方，如何拼命想向選民證明對方是一個騙子、賣國者、戰爭狂、色情狂，然後來證明自己才是最棒的。全世界民主政治似乎都是這樣在玩，儒家怎麼跟它們玩？

再來，法律主治的概念，the rule of law，講的是說，法律最終來講必須要超越人治，但是儒家卻剛好就是一個比較相信人治的理論，不是說它沒有講法治，但是法治的重要性絕對比不上人治。因此儒家完全明白，只要一個好的君主在位，就「人存政舉」，但沒有好的領導者，就「人亡政息」，這沒辦法，也許要再等五百年之後王者興，可是如果王者不興，這個制度就是沒有辦法產生堯舜。儒家也說，「有治人，無治法。」（《荀子》君道篇）如果一個國家上軌道，其實最後的關鍵還是看有沒有辦法把「人才」找出來，而不是所謂的法紀。

儒家相對於民主政治而言，不講「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個概念，因為儒家基本上是一種以禮制來安頓整個社會秩序的思想，也不是說它完全沒有「法」或某種平等概念，但它更重視的是在整個社會關係結構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左右的關係，由各種角色所構成的一種由內而外，有等差距離，可是各得其份的關係。它比較像現代西方所講的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每一個人因為他在這個社會中的角色，為人父、為人夫、為人君、為人臣、為人友，而得到其定位，但是比較沒有我們在西方政治理論所看到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或「自然狀態中人人享有平等的、不可剝奪的權利」那樣的概念。

這些都是現代西方的政治理論，但我們前面曾經問一個問題，儒家在今天這個十字路口上究竟要何去何從？它當然不一定要走向西方，但如果它走向所謂的東方，也就是從 1949年以來，在中國大陸主宰政權的共產主義，那麼相較於走向西方，儒家是不是就能夠銜接得比較好？適應得比較好呢？

各位想想看，共產主義基本的哲學包括歷史唯物論、階級鬥爭，然後經過階級鬥爭之後，要實現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而在這之前，可能必須透過一個社會主義的銜接階段。儒家的想法與這一套論述，能否銜接？儒家主張社會和諧，從來不主張階級的對立與鬥爭，所以從一開始，馬克思主義與儒家主義其實是沒有辦法相容的。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希望打造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統治、人人平等的社會，甚至不要有私產。可是儒家在過去絕大部分的時代，除了少數一兩個人曾經有接近於均分財產的主張之外，絕大部分儒家，包括孔孟本人，都沒有反對私產的存在，並且還主張，唯有讓人民擁有一小塊足以養家餬口，養生送死的私產，這樣國家才會安定。儒家在這意義上其實是非常接近自由主義，認為讓每個人能夠擁有它自己的一塊安身立命的土地時，人心才會安定下來，國家社會才會穩定。所以在整個論述傳統裡面，看不到取消私產制度的主張，這與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怎麼可能結合？

因此，儒家走到這個十字路口，往右邊看，西方的憲政自由民主，與它有一段鴻溝；往左邊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所要做的事情，跟它也不一樣。它有多少路可以走？該怎麼辦？這一個問題其實是在中國進入共和之後，無數知識份子和能人志士不斷提出來的問題。我們如果把這段時間裡，比較著名的論述加以分類，也許可以作為一個討論的起點。我在這裡的分類是非常粗略的，也許再過個幾年，我整個分類方式又不一樣。但我要在這邊向各位報告的是，包括我們所熟知的，在台港安身立命的新儒家，包括大陸多年來很風行的政治儒學與公民儒學，包括一些受過西方思想訓練的哲學家，像是港大陳祖為教授與北京清華的貝淡寧教授（Daniel A. Bell），所主張的Political Meritocracy，以及包括最近中共官方忽然間對儒學產生的濃厚興趣後，所推展的一些東西。我在這裡向各位做一個整理與報告，而這就是儒家這一套政治思想傳統，走到今天的十字路口時，各種流派所提出來的主張。

四、當代儒家政治思想的面貌

以新儒家來講，已經都過了幾十年，但是我們看這些著作，都還覺得好像這一條路仍然沒有走完。牟宗三先生（1909年－1995年）在《政道與治道》裡面曾講，儒家是有一種很好的理性主義，但這個理性主義到了今天這時代，必須要有新的「外王」，用他的話來講，「舊內聖開不出新外王」，新的外王是什麼？就是五四以來所講的「科學與民主」。他在這本書中說，中國過去只有治道，沒有政道。治道是相應於吏治，就是官吏如何產生、如何統治，但是政道是相應於政權或政治的事情，是高位階、比較形上的。如果一個國家政體沒有相應的一個穩定政道，這國家沒辦法走長遠。牟先生在他的書中，在這一點上很嚴厲地批評了儒家的政治思想，認為儒家什麼都好，就是沒有政道，只有治道。那怎麼辦？他就主張，引進西方的民主政治，來作為政道，以銜接起儒家所欠缺的那一塊。因此，這是一種結合的方式，就是剛剛所提到的，儒家基本上可行，但是必須要與西方自由民主結合。

徐復觀先生（1904年－1982年）是另外一位大家耳熟能詳的新儒家知識分子，他在《學術與政治之間》中的一篇文章，談到中國儒家的命運時講到，「我們今天只有放膽地走上民主政治的坦途，要將儒學的政治思想從統治者的觀點，變成以被統治者為起點，並補進我國歷史中所略去的個體之自覺。」對他來講，過去的儒家是比較從聖君賢相、統治階層來看待整個政治秩序該怎麼做，但是今天已經民主時代，一定要想辦法從老百姓的觀點，來看看他們期待什麼樣的政治。另外一點就是，過去我們歷史中比較沒有強調個人的自覺，如果用英文來講，就是 individual autonomy，個人的自主性。徐先生認為，儒家這一點是比較弱，應該要補起來。當然他還講了一些其它的東西。

引這兩位先生主要是要讓各位知道，有一種流派對於「儒家該怎麼辦？」的看法是，基本上儒家沒有太大的不好，可是它缺了對於西方民主與支援這個民主所需要的自由主義的某一些基本價值的內涵，所以如果能讓儒家與自由主義的民主銜接起來的話，可能問題就解決了。這種想法已經存在了幾十年。

第二種想法是十幾年前開始在中國大陸，也不知道算不算流行的一種新想法，就是政治儒學與公民儒學。蔣慶先生（1953 年－）在貴州一直主張，剛剛所講的那種新儒家是沒有用的，因為他們是一種心性儒學，或者是性理的儒學，它一樣開不出所謂的「新外王」。儒學除非被立為一個國家的宗教，也就是國教，並且整個國家按照儒教的理想來重新整理，建設一個包含了三個重要元素的制度，否則儒學是不可能發揚光大的。這三個重要元素包括太學、三院制與虛君共和。

太學也者，就是由一群最懂儒學的知識份子為主，然後加上一些社會賢達，所構成的一個統治組織，而這組織對於其它的機構，如三院制或行政權，是有監督指導的權力，否則怎麼談得上「以儒治國」呢？在議會裡面，他同意西方現在有的那種平民選舉，他稱之為「庶民院」，可以存在，但必須還要有另外兩個院被創造出來。一種叫做「通儒院」，由整個國家最瞭解儒學的人，可能包括所有大學國學研究院的精英，成為這個通儒院的成員，而他們佔有三分之一的否決或決定的權利。另外還要有一個「國體院」，就是除了儒家之外，中國其他的宗教，諸如本土佛教、藏傳佛教、基督宗教、伊斯蘭等等，這些通通都應該要有他們的代表，由他們的領袖進入國體院，成為這個國體院的成員。國家所有重要的政策，經由這三個院，分別投票表決通過之後，才算是國家的政策，所以這是一種三院制的主張。在此同時，這個國家必須一方面採取共和，但是另外一方面要有像西方——譬如英國那樣一種虛君的制度——的象徵性君主，並且只有孔子嫡傳的子孫可以來擔任我們的國君。他不用有實權，可是他是這個國家的象徵，否則這個國家何以稱為是貫徹儒家思想的國家？

這樣一種主張，我不知道追隨者有多少，但是我們看另外一種主張，公民儒學。陳明先生（1962年－）主張，儒教不必那麼強烈，要成為一個國家的宗教，可是它應該要走下行的路線，在民間百姓之間得到眾多支持，能夠成為「公民之間的宗教」。他認為，台灣其實已經有一點點把儒教發展成公民宗教的味道，在我們的祭祖、互動、逢年過節，乃至於在我們的政治領袖去主持祭孔大典等等這些事情上面，說明了台灣其實是把儒家當成是一種公民宗教在實踐。如果中國大陸能夠做得像這樣或甚至更好的話，那儒學才有希望。陳明也主張儒學另外一方面還要加強它對生死、靈魂這一些儒家從來不太重視的東西，因為孔子講「不知生，焉知死？」這樣的立場他認為應該調整，否則怎麼與佛教、道教、基督教來相比？這種把儒學當成一種宗教，並且是由國家公權力所推或支持的宗教，我稱之為「宗教儒學」。

第三種路數是，像陳祖為或貝淡寧，他們受西方影響比較多，所以會用西方的理論工具或術語來切入這個問題。他們主張我們應該發展一種 Confucian Perfectionism，就是說儒學可以期許每個人都成聖成賢，這是件好事沒錯，但是以陳祖為來講，他認為不應該要去接納西方的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是一種完全奠基於個人主義、個人權利而產生的一種思想體系，儒學如果這樣子去做就會與它自己本來的，不是自由主義的那種體質，發生很大的衝突。

如果不接受自由主義，那接受什麼？他說可以接受某一種民主，因為今天的儒家顯然在現實上找不到一種政治實踐的長遠制度，總不可能再講聖君賢相，所以要接受民主。但是他又不喜歡西方現在的民主，不管是美國的參眾兩院，或英國的上下議院，他覺得這一些所謂立法機關，都是由老百姓一人一票投出來，可是可以看到這裡面的品質很差，這些議員沒有素養，至少沒有儒家所說的「君子」那種素養。怎麼辦？那就創造另外一個院，有一點點像剛剛蔣慶所講的，但沒這麼複雜。他主張另外一個院應該要有一些社會賢達，他們是儒家傳統意義上的「選賢舉能」之士，不管是古代所講的孝廉、鄉賢，或以今天的話來講，各行各業的意見領袖、菁英代表，或者是退休的外交官、政務官，有經驗的法官等等，想辦法讓他們彼此用各種互相推舉的方式，來產生第二院，但反正這個第二院不是一人一票由下而上選出來的。他想用這個第二院來抗衡、平衡那個民選第一院的力量，讓國家可以往上提升，不要往下墮落，這是陳祖為的想法。

貝淡寧也主張第二院。他比較強調的是「政治賢能主義」(Political Meritocracy)。他說，政治最重要就是找出能幹的人，如果民選的方式不一定能夠產生能幹的人，那我們就應該放棄這種一人一票的民選方式。他倒是對中國的科舉制度非常非常肯定，他希望我們應該要恢復某一種類型的科舉，就是用考試來選才。不只是文官，因為我們現在文官就是考試，應該連政務官也經由某種考試來產生。這個考試可以去考一些項目，比方說語文能力、歷史、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世界史等等，讓他比較真正具備有一個，像聯考之後可以進入台大的那種素養，差別只是把他們引進政治系統，而這些人是第二院的議員，用來抗衡民選的第一院。各位覺得如何呢？這是一條有人指出來第三種道路。

第四種是所謂官方的儒學。在 2014年，中國大陸那一年非常盛大地慶祝孔子誕辰，舉辦了一個儒學的國際研討會，邀請到一位政治領導來演講，其中一段講話是：

「今年是孔子誕辰2565周年。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深刻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代人類也面臨著許多突出的難題，比如，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物欲追求奢華無度，個人主義惡性膨脹，社會誠信不斷消減，倫理道德每況愈下，人與自然關係日趨緊張，等等。」

「世界上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意思就是，我們應該想辦法振興儒學，來解決當代的困境。因為他是代表中共官方的人物，所以他當然要講，我們共產黨對這事情的看法，他說：「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主義者，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學說，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歷史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注意汲取其中積極的養分。中國人民正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而努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的“小康”這個概念，就出自《禮記·禮運》，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追求的理想社會狀態。」

各位猜一猜，講這些話的人是誰？就是習近平先生，2014年大陸儒學的活動好像特別多，習先生親自出席了紀念孔子誕辰的國際學術會議，全面肯定了儒學，然後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把共產當與儒學銜接起來，說中國共產黨是儒學的繼承者和發揚者。文化大革命呢？他沒有提到。階級鬥爭與和諧社會怎麼樣並存？他也沒有提到。但反正是接上來了，其主要目的可能就是要解決中共所面臨的某些困難的問題，當然不只是內部，也許包括怎麼樣去說服世界各國，一個崛起的中國是可以跟其他國家和平相處的。

我們再回到原來的問題。剛剛介紹了當前看到的若干流行的儒學論述，可能有一些也滿重要。我強調的是政治主張，就是儒家的政治理論到底怎麼樣回應這個時代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是無法避免地必須要回答政治制度相關的問題。

如果對上述主張做一簡單的評語，我個人會認為共產黨用了儒家來因應社會危機，但是馬列主義與儒家思想，本質上是有相當相當嚴重的衝突。如果說儒家真的就決定與共產主義、馬列主義結合，然後變成一家親，那麼將來有一天共產主義走不下去，儒家也會跟著埋葬。這是一個非常冒險並且危險的一種作法。

第二種是，前述所講的政治儒學或宗教儒學，對我而言是比較復古的一種想法，性格上也比較保守，因為不只是要成立非民選的議院，而且要把所有精通儒學的人當成國家的統治菁英，來確保他們的地位，而且還要把孔夫子的後代請出來當國家主席。我覺得實踐的可能性是蠻低的。

若是陳祖為或貝淡寧所講的 Meritocracy，他們有一點比較值得思考的，不管好或不好，就是他們對民主政治這件事是又愛又恨，一方面他們覺得以中國大陸來講，不可能不去面對民主化這個問題，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非常討厭西方的民主政治，所以他們就一直想辦法要創造出一種不同於當代西方民主的東西，它能夠彰顯儒家的精神，又不會被人說成是「反民主」的，所以這個路還在走。第二院的設計究竟可不可行？他們知道在台灣不可行。想在台灣創造一個非民選的第二院，然後讓儒家在這裡面扮演主導的角色？想都不用想！但他們心裡面總想說，在香港、在中國大陸可不可行呢？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再來一點是，如果說上述三種路徑都不太可行，那麼是否要回到 60、70年代的新儒家？相較於其他各家，新儒家確實是比較想要把儒家與西方憲政民主銜接，也比陳祖為、貝淡寧等更接受西方民主。可是有一件事情必須提醒，這些早期著作的背景是台灣處於威權統治的時期，沒有真正的民主。台灣的民主化是1980年代中期以後才展開的， 90年代之後才看到今天所熟悉的政黨輪替、競選、用法律解決政治問題等等，所以早期新儒家的前輩們所講的西方民主，其實是教科書裡面告訴我們的，包括社會契約論、自然權利、平等的尊重、寬容、議會制度，但是都沒有提到，如果台灣真正有了選舉制度，尊重了每個人不可剝奪的權利，法院完全獨立，那到底會是怎樣的情景？想像中很好，而且與儒家不會有衝突。可是我們是比較後來的人，我們知道從1980年代到今天三十多年的發展，台灣的民主不是那麼簡單。台灣的民主是不是可以與儒家很順利的融合為一體？傳統儒家的政治思想，的確是具有蠻強的威權主義或權威主義的性格，但也不是說它不能與新儒家所講的憲政民主相結合以順利展開，只是在這個過程中，似乎不是那麼容易。

如果要與西方民主結合，首先得要回答一些不得不回答的問題，就是哪些東西是很棒，可以保留？哪些是不可能並存，只能放棄不要再講，因為這個東西是 21世紀沒有辦法接受的？然後哪一些東西要怎麼樣妥協？這就是接下來要與各位分享的。

哪一些儒家主張值得保留？個人認為，儒家對於君子、克己復禮、孝悌忠信等「做人的道理」可以保留，而且作為政治制度的文化基礎，也是很好的。可是另一方面，儒家也講君子有時必須當仁不讓，然後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所以會想要兼善天下，這種參與也應該要保留。儒家非常主張選賢舉能，《孟子》：「尊賢使能，俊傑在位」，這種用人制度一定要想辦法讓它可以實現，讓在位者都是比較像樣的人，我們對他們的領導才會比較有信心。

君臣之間必須有義，儒家對我來講從來不是一種非常 stubborn的，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理論，這不知道是誰創造出來的，就我所見的儒家重要經典，沒有一個是這樣講的，都是君臣之間要出之以義的。

儒家的財經政策是比較偏向輕搖傜薄賦的，也就是比較不是透過稅收的徵集，然後來轉換成社會福利與公共建設。同時儒家也非常重視教育與教化，儒家追求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個人認為這一些都是很好的。

但是有一些是我認為沒有辦法再想像它怎麼走下去。儒家講三代的禪讓制度，我認為這是一個想像，在現實政治中不會有禪讓。儒家講封建，這已經結束了，因為現在已經是共和；儒家講世襲，這最好不要再恢復，哪怕是孔夫子的後代亦然。

第二，儒家講家國天下治理原則，基本上有點假設它是同一種原則，這裡不是講「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進程，而是對於政治領域運作的原則與對於一個家族要怎麼樣去治理的原則，儒家視為一派相通，這是很妙的。如果對比它與西方的主要傳統，這個對比就非常鮮明，我們是把君主當成是雙親，而領導者也很自然地把臣民當成是子民，所以才會視民如子、視民如傷，然後這樣地去照顧他。可是民主時代絕對不是這個樣子。民主時代家庭跟國家是不同的領域，需要保持適當的區隔。

第三，儒家在公領域中，有時候會對自己人特別好，《孟子》裡面就出現了好些例子，這是中國所謂「裙帶關係」與「恩庇主義」的起源，儒家在這裡其實是有關連的，但這種主張不能繼續延續。

第四，儒家主張科舉制度取才。我不知道科舉是不是一定是一種好制度，但是以過去的從政經驗，我會認為政治官吏或者是政務官的取才，最好不要用考試，考試沒有辦法取到有經驗或者有創新能力的人才。考試可以作為一種初階文官的選取方式，譬如台灣的普考，基層公務員，但是若要全國從政人員都要經過考試，這當然又會回到傳統辯論，科舉是不是最好的方式？不管科目怎麼變，考試是不是最好的取才方式？我個人認為不是。如果不是，那傳統儒家這一套取才方式要用什麼方式取代呢？是透過選舉嗎？還是什麼其他方式？我們都還要多想想。

儒家應該接納哪一些新觀念？前面提到是那些可以保留，哪些可以刪除，但是有一些新觀念是本來就沒有的，本來就沒有的東西可能是好的東西，並不見得是壞東西。這裡面西方那種主權在民，也就是民主時代的根本原則要不要接受？我認為這個觀念必須接受，如果不接受，就得創造出另外一種對於人民的安頓的講法，必須回答人民到底是什麼角色？

其次，西方的憲政主義對我來講是對的，也就是對政治權力會有一種制度上的限制，讓它不能夠逾越，而不是說今天找到一位聖君賢相，什麼都交給他，他可以無所節制的去實現他的治國理想，這是相當危險的！

第三，法律主治及正當程式原則，我覺得是對的。

第四，選舉，這是挑戰每一個人最大的地方，我們到底要不要選舉？此處指的是公開公平的選舉。有人非常討厭選舉，討厭選舉卻又希望現代的儒家能夠運作，那到底要怎麼樣來決定一個地方的父母官，一個國家的議員或乃至於領袖，到底有什麼其它更好的方法？

第五，因為有選舉，所以會有政黨，而政黨永遠代表社會中的一部分人而非全部的人，政黨彼此之間的競爭對我們的傳統來講，一直認為這是最骯髒的事情，這個觀念如果不改，政黨政治永遠不會有好的運作，而選舉本身當然也就不會有好的結果。

第六，民主公民需要一些德行，但這是傳統儒家相對比較不講的，如個人自主性、平等尊重、理性討論事情的風氣、對於不同意見的寬容、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儒家不是完全沒有，是有希望跟這個銜接，只是講的沒有西方現代理論講的多。

在這過程裡面有一些東西不是像剛剛所講的那麼容易，反而是到現在都還覺得很困難。首先，儒家基本上是一個主張謙讓的文化，這與西方整個競爭型的民主所發展出來的制度文化不同，那種才真的叫作「當仁不讓」，每位候選人都要向選民證明「我是最好」，並且要爭取選民認同。從來不是讓別人黃袍加身，由下而上地擁戴，而是要自己主動站出來講說，「我是你們的選擇，跟我走！」這樣的兩種文化其實格格不入，即使到了今天，歷經了選舉文化三十幾年、五十幾年的台灣，都還沒有辦法完全銜接。

第二，儒家無可諱言有精英主義，雖然它是對被統治者極為呵護照顧。但是西方呢？民主政治不太相信精英主義，而是相信一般老百姓就可以創造出奇蹟，這也是在政治文化上不同的地方。

第三，儒家非常重視家庭倫理，忠孝能否兩全的問題始終困擾著歷朝歷代的知識精英。西方近代比較簡單地講，個人自主高於一切。

最後，中國傳統講究實質正義，看到一件事情最後是希望什麼結果？如「殘暴殺人者該死」，可是西方講求程式，如果經過程式後發現證據不足便無罪釋放，中國人會瘋掉，儒家也會受不了，認為「這算什麼正義？」中國的正義在某種意義上有點像包青天那樣，「推出去狗頭鍘！斬了!大家稱快！」至於有沒有砍錯，以後再改進。可是西方不容許「先推出去斬了再說」，到底哪一個比較好？怎麼辦呢？

這裡是用很簡單的幾個概念來講我所看到的問題。我的結語大概是這樣的：儒家是具有很多跨時代的價值，並且在華人社會就是一個主要的力量。因此，振興儒家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但是振興儒家的過程中，我是非常反對讓它又與專制、封建、復古等結合在一起，要想辦法與這時代已經呈現出來的憲政主義、民主政治盡量接近一點，除非能想到這條路外更好的方法。

現在中國大陸對儒學復興之狂熱，讓人既驚訝又擔憂，在這樣的時代裡面，所有的儒家信仰者要冷靜思考的是，我們到底是在追求哪一種儒家？我們希望這樣的儒家幫忙建立的是什麼樣的政治制度與前景？這個問題跟其他儒家的重要論述不一樣，這裡不是在講倫理學、修身養性的問題，不是在講天人合一或者是宇宙的超然、大我小我的問題，而是在講一個非常現實的政治世界該怎麼走的問題。

對我而言，儒家不必要成為國家宗教或公民宗教，它可能只是現在大家所相信的各種思想裡面的一種，但是我對儒家思想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的發展是有信心的。因為很多西方的思想進來水土不服，沒有辦法擴展，而中國既有的大傳統中，相較於甚至法家、道家、佛教等，儒家仍然是在政治事務上提供過最完整、最有說服力的一套論述，只是現在該怎麼辦？這套論述有很多東西已經必須捨棄，誰來創造，誰來散佈那些新的東西？讓它真正可以被更多人接受，覺得「儒家政治還真的是有辦法，我們還是可以考慮。」而不是說，當我們看了這個之後，想說還不如要馬列主義或移植西方民主，甚至把基督教拿進來。我們有沒有辦法創造這樣的一種前景？創造這樣一種可能性？這是我個人過去到現在一段時間來，一直在想的問題，就教於各位。謝謝！

劉東教授提問：

兩個主題：第一是否定原則，還是你們要比我們早一些。第二個是個人德行還是公民德行。

貝淡寧是我同事，所以他們很多的講法我也都知道，我想說，恐怕還不能夠把儒家思想這樣一條一條列出來，列出來都是推導的結論！而更主要應該要理解儒家的神髓。譬如我去年把包華石(Martin J. Powers)請到清華一個學期，他現在寫了一本書《西中有東》，就是西方現代政治文化有很多從中國這拿去的，而西方人現在不承認，他把它揭發出來。譬如科舉制度，是在中國兩位大儒的想法中間產生出來，第一是《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他要比的是當時西方式等級制度，比我們厲害得多，我們蘇東坡是怎樣考進來的？第二是《荀子》的儒效篇，有類似於哲學王的概念，大儒如何如何，俗儒如何如何，眾人如何如何，我們怎麼樣去分辨出大儒？科舉！而且每一個人都可以，不像西方，西方的天鵝湖，天鵝也得是公主變的，而中國不需要。

還有一個否定原則，是我的好朋友安樂哲(Roger T. Ames ,1947－)，他和郝大維（David L.Hall, 1937-2001）在那本《透過孔子而思》批評西方民主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西方民主只是按數量，而不是按質量。從這意義上講，確實我承認，儒家在否定原則批評西方政治時，顯得振振有詞，而且這確實也是西方自己的問題。譬如在我主持的《人與社會》譯叢中，剛剛出了一本非常有名的西方經典，叫做《希臘民主的問題》，就講希臘雅典就出這問題，不然怎麼滅亡的？

還有西方政黨撕成這樣，這不僅是對儒家的價值觀念構成挑戰，西方人自己也受不了啊！西方的民主現在走到惡性民主，過去我們老覺得台灣的民主化讓我們羨慕，可台灣的民主有點惡性，現在西方也走到這個樣子，它也是頭一次，這也是一個問題，也對西方構成了挑戰。

第二個問題就是所謂德行。我的導師李澤厚認為，儒家已經退化為個人操守，余英時也這樣認為，我並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什麼呢？德行沒有個人！德行有個人嗎？從人從二首先就是兩個人。我曾說，理想的清華人是以儒家辦法來修身，以民主的辦法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又能有亞裡斯多德的靜觀方式看物理，這樣的話就會形成一個我們未來理想。

台灣總是比我們早走一步，我們還處在否定的原則，還希望能用否定原則逐漸地建立起公德。你提出的問題是中國大陸下一步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不能僅僅列出一些條來說儒家，而是要體會儒家那一種精神，用那種精神重新與西方文化對話，而且不能用理學來說，要回到先秦儒學，因為理學是先秦儒學和佛學的結合。現在這一次中國的先秦儒學要回到雅斯培（Karl Jaspers,1883－1969）所謂「軸心時代」（德語：Achsenzeit），重新與西方結合，而不是與佛學結合。

江宜樺教授回應：

感謝劉教授的指教。我個人也是主張上接先秦儒學，對於宋明理學，至少在政治哲學上的可用性，我認為不是那麼樂觀，而先秦儒學我覺得是一個可以與西方各大文明對話的基礎。

對於您提到的「個人德行問題還是公民德行」的問題，我認為必須是公民德行的問題。如果用您的分類方式，我知道很多人在看儒家的發展，經過二十世紀後，主張儒家在政治上已經沒有什麼參考作用，但是儒家的某些倫理道德是可以變成個人的修身養性基礎，所以這樣定位它是最好的。

我自己是認為，儒家不是只能做這一件事情。個人可以相信道家、佛學、儒學都可以，但是就一個公民社會，一個未來社會的組織原則，它所需要的政治文化之中，我認為儒家仍是非常重要的資源。在這層意義上，它會是公民德行，而不是只有個人意義。

再來是否定原則，西方的制度就如同您所言，很多人都不滿意，包括它是數量的，不重質量。可是要提醒的是，十九世紀時，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曾想要把民主政治發展成是重質量的，譬如說牛津劍橋的畢業生和英國的律師們，其所投的票是複數計票，用這種方式就是精英的票比一般庶民的票份量更重，以平衡他所擔心的多數專制的問題，結果卻是失敗收場。之所以失敗，是有原因的，正如托克維爾（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1859）指出的，當民主時代來臨後，當人人平等這個原則被普遍相信之後，一人一票擋也擋不住。我們就是沒有辦法講，知識份子為什麼比市場上的菜販要多兩三票的價值！這是很難辯護的。最多只能用其他方式去讓精英主義，也就是質量的原則，用別的方式出現，但沒有辦法在計票方式上出現。所以民主政治的數量原則，基本上是一個沒有辦法迴避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西方人真的對其選舉、政黨制度都非常痛心疾首，甚至去之而後快嗎？很不幸地，並非如此！以美國人為例，他們一邊罵美國民主出了種種問題，說「今年選舉演變成這樣，我們有辦法在選舉後再團結嗎？」這些批評、反省、怨恨之多，超過以前任何時期。可是沒有任何一個人會說，我們應該學學中國或新加坡。更不會認為採用這兩個國家的統治方式，「就不會像我們這樣」，並且會更有力量！除了極極少數的人外，幾乎沒有人會這樣想。在萬般無奈之中，他就是不願意放棄現有的民主。這也許有點像在中國的語境裡，很多人會覺得現在的一黨專制不見得最好，可是要他們放棄這個現有制度，轉而採用西方式民主，他們未必同意。所以我只能講，在實際上，對現況的不滿是存在的，但是替代的方案還沒拿得出來。

最後我要講的就是科舉制度。科舉制度是不是能選出大儒？這正是我要打上問號的地方。我知道這事情有點複雜，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清楚，但是我比較傾向於相信考試選才可以幫忙篩檢出最基層或中層的公務員的任用資格，但是接著的事情就不是科舉或考試能夠完成的。也許當事人的工作經驗、操守評比更為重要，但操作上也更複雜。我們都知道，任何一種制度都偏向有利於一種人，考試制度對會考試的人有利，問題是會考試的人未必是做那一件事情最適合的人。若不相信，可以去看看警察人員考試與消防人員考試，考最高分的是哪一些人？以及他們將來能否當個稱職的警察與消防人員？所以取才其實需要很多不同的方式。某種意義的科舉也許可以留存下來，可是它不能找到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最高端的人才。這是我個人的淺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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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奉元】傳承經典．安頓心靈－「華夏智慧、經世講談」黃忠天教授課程後記

文／圖/劉翔宇

2016年10月29日，北京奉元書院「華夏智慧・經世講談」系列課程邀請到臺灣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創所所長黃忠天教授來傳道授業。黃教授是毓老師早年弟子，在大學時代即在臺北奉元書院跟隨毓老師習經學，深得毓門真傳。同時兼任臺灣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交通大學通識中心教授、新竹教育大學通識中心教授等多項教務，執鞭寶島，致力闡揚儒宗，為當世名師。

29日當天，黃教授帶來精心準備的三門課程，分別是：《臺灣經典教育的回顧與前瞻》、《易經與中國文化》、《周易乾卦導讀示例》。上午，黃教授首先談到了學習經典的意義，經典是什麼？黃教授告訴我們，經典是我們心靈的故鄉，是我們的生命得以安頓的所在。經典是歷久彌新的。臺灣的經典教育在五、六十年代是由政府主推，一些儒學篇什被選入教材，作為國中與大學的必修課，黃忠天教授與夫人陳惠齡教授的青春時期，都經歷過經典教育的黃金時代。民間講學之風也一直延續不輟，蔚成宗脈的奉元書院，以及其他一些民間儒學組織，深入社區，宣揚儒學，成為推動經典教育的重要輔助力量。

對於當前大陸傳統文化復興的熱潮，黃教授寄予厚望，勉勵奉元後學因時乘勢，為推動經典教育奉獻力量。

接下來，黃教授講到了「易經與中國文化」，黃教授認為，《易經》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易經》中的獨特的哲學觀念與象數思維，已經深入到中國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並且列舉出許多生動的實例。諸如政治、軍事、法律、教育、建築、音樂都有《易經》的影子。《易經》強調生生不息，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這些理念對儒家的仁與法天思想產生了深刻影響，《易經》的中正觀念，又直接促成了儒家的中庸哲學的產生。可以說，中國文化的特質即淵源于《易經》。

黃教授又指示後學們應秉持的學易態度，經典教育的核心即告訴人們如何「進德修業」，《易經》也不例外。法〈乾卦〉的精神，自強不息，積極進取，才是學好《易經》的基礎準備。

下午，黃教授分享了他對於《易經》〈乾卦〉的心得，結合自己的生命體驗，詳細剖析了乾卦所帶給人們的生命智慧。黃教授說，〈乾卦〉六爻是人生的不同階段，不同位置。在適宜的時期與位置，表現出應有的作為，這就是人生的中與正。在解釋〈文言傳〉：「初九⋯⋯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時，黃教授深情地說道：「毓老師終身守乾卦初九一爻」，在場的學員們無不動容，想到毓老師不求聞達，甘於平淡，畢生以弘揚夏學為己任，正是〈乾卦〉初九的境界，遙遠的經典立刻煥發出偉大生命的光彩。

精彩的課程總是感覺不到時光的流逝，下午17時半，三門課程已經全部結束，學員們意猶未盡，爭相提問，黃教授都一一做答，誨人不倦。學員們既滿足又感激，並期待黃忠天教授下一次來北京，再一次走近經典，親聆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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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元薪傳．之一】《孫子》－不只是兵法

文／江培華

《孫子》不過六千字，意義卻極為深遠。不論古今中外都給予極大肯定，且《孫子》不只有字面上意思，在字裡行間更藏著許多道理，因此才能以極少的字表達深厚含意。畢竟空口無憑，所以這裡舉一個實例與大家分享。

在《孫子．軍形篇》末夏振翼註解：

孫子以「軍形」名篇，而通篇所言，絕無「形」字，直至此結云：「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何哉？蓋善勝敵者，勝於「無形」。夫唯「無形」，故能形其「形」。此則言勝之「形」所自出也。

我認為《孫子》軍形篇有兩個重點，一、自我準備立於不敗之地。二、看破敵人弱點而不失敵之敗也。問題是《孫子》人人讀，對方也會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而這兩個問題剛好在虛實篇給了我們進一步思考路線，所以我認為〈軍形篇〉與〈虛實篇〉是互為表裡，對照著看會有更多啟發。

首先討論第一個問題：〈軍形篇〉中「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而〈虛實篇〉有「勝可為也，敵雖多，可使無鬥。」這兩段乍看之下前後矛盾，其實是從敵我兩個層面看問題－〈軍形篇〉講的是累積實力、自立自強。比如：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的困難，正是人生中一個又一個敵人；敵人或許攻擊阻撓、辱罵嘲笑。但很難阻止我們累積實力，等待機會看準時機打敗敵人走出困境。而〈虛實篇〉正是各種致人方法，如：利誘、勞役敵人製造破綻，或分散敵人各個擊破。

其實兵家融合了不少道家思想，在〈虛實篇〉裡就是以欲致人。道家兵法《鶡冠子》有：「一葉蔽目，不見泰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用敵人慾望迷惑耳目讓他看不清形勢。如同莊子所說：「嗜欲深者天機淺。」同樣道理也可用在自己身上－但要反過來看：「減少慾望不致於人。」

接下來討論第二個問題：兵法人人讀，對方同樣會看破我方弱點而不失敵之敗，甚至還會用各種方法逼迫我們露出破綻。所以孫子再進一步點出「無形」－隱藏自己不讓敵人看破。正如上文夏註所說，〈軍形篇〉絕無「形」字，等到最後時機成熟才現「形」，而一戰功成。敵我雙方「形」至「無形」，再回到「形」，這樣的思考已極為周密－但還不夠，畢竟「無形」太抽象，兵法是解決最實際的問題，而抽象概念難以派上用場。若是用文字說明「無形」卻又露了形跡，所以在〈虛實篇〉說明「無形」時沒有明講具體做法，取而代之的是孫子在〈虛實篇〉埋藏了大量「形」字，無形中告訴我們「無形」是把自己的「形」藏在「虛實」之間，讓敵人摸不清真假。把兵法藏在字裡行間不露形跡地展現了「無形」的實際手段－形不在形，形藏虛實。

至此，進一步再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不直接用文字清楚說明無形？」如同上文中一再指出「兵法是人人可讀，不是做菜秘方，也不是SOP能把對手當成木頭人。」也許《孫子》十三篇中以〈九變篇〉文字最少( 240字只占全文4%)，就是因為權變不應長篇大論。應是要看清形勢因敵變化，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比起議論更重於意象、原則、人心，也因為如此《孫子》的智慧不只是戰場政局，以至平常處事待人都是通用的。

《孫子》不只文字精煉且意義深長，不只向外應變解決問題；還可對內治身自我管理。是一本登峰造極的兵法卻又不只是一本兵法，提供我們周密且有系統的思考方式，絕對值得閱讀、琢磨、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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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元薪傳．之二】古今交會的一點靈犀

文／施勝寒

編按：施同學為來自湖州的陸生

身邊不乏有些同齡人對中國古代文化抱有偏見，尤其是對孔子，認為這是過時的、落後的、古板的東西，即使他們並沒有認真瞭解過孔子。我雖然對此無成見，但確實興趣不大，先前也沒有強烈想要探求的慾望，所以抱著將這次的社課當做一個契機態度來參加。

之前有淺讀過一些西方哲學，邏輯一步步推進，從看著作者剖析人性，到產生共鳴再到接受人性，整個過程有種起起伏伏的快感。而讀中國哲學時，閱讀速度會放慢，最頻繁的體驗是一種溫潤的滲透感，文言文字越簡潔，留下的思考和聯繫自身生活的空間就越大。不過說實話，一下子讀得多了也會覺得無聊，個人悟性是一方面，可能中國哲學本身的特性也是一方面，靈光閃現的時刻往往是在日常生活中，當某句話與當時的處境或感受相對應的時候，有點「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的意思。

想起一位老師不久前說的一句話：「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意識形態，所以就會有意無意地按照自己的預設挑選、解讀史料。」很多人解讀往往《論語》也是如此，但思想解讀分析和歷史研究還是有所差別的，尤其是解讀孔子這樣的人的時候。除了國學功底和學術精神等之外，還有一點很有趣——內化。當一個人達到一定境界，閱讀聖賢的思想時就會產生代入感和共鳴。若是更進一步，當一個人的達到了所謂的聖賢，古之聖人已內化在心中，可這是多麼理想化的境界。

歷史中的聖人在當時往往不被接納，孔子是如此，蘇格拉底，耶穌都是如此。因為他們的主張不是用來解決當下的問題，而是解決未來的問題，俗稱「有遠見」，再加上時代的動亂黑暗以致人們無法認清現狀，辨別是非對錯。「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這也許是聖人的宿命。

最後，感謝一下遠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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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元公告】會員大會

文／秘書處

各位奉元會員：

中華奉元學會於 105/11/13 (周日) 下午 2時，假台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舉行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中將討論 104年度決算案以及 106年度預算與工作計畫。會中並播放精心製作的紀錄片與毓老師上課影片，讓同門重溫當年老師講課的風采。之後由郭崇倫先生進行專題演講。會中亦將介紹兩本新書《毓老師講易經卷一乾坤繫說序》、《毓老師講孟子》，最後由最後由各委員會及祕書處介紹目前運作狀況。若不克前來，歡迎於文末下載委託書，簽名後回傳至書院信箱即可，謝謝。

會員大會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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