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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奉元電子報

中華奉元學會電子報 – 第104期

【奉元問學之一】略析《孟子・梁惠王篇》章句結構並詮釋其中兩章內容

文/潘朝陽

孟子晚年返家鄉鄒國,而與萬章、公孫丑等弟子整理編纂了其著作,即後來世人熟習的《孟子七篇》。其第一篇因為其第一章是孟子與梁惠王的論政對策,故名為〈梁惠王篇〉。所以將他與梁惠王論政對策的這一章置於整部書之首,而又以《梁惠王篇》名之,似乎梁惠王在孟子遍遊諸侯國以求施展其理想之生涯歷程乃是最重要的諸侯王,而實則非是,主要因為在這次的論政對策之中顯出孟子的最主要之主張,那就是「仁義」。「仁義」一詞的思想加以展開,就是「仁義內在,仁政王道」,亦即在〈滕文公篇〉的第一章所表達的基本觀念,其第一章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句含括了孟子的心性觀和仁政觀,前者就是「內聖」的「人性本善」之「仁義內在論」;後者就是「外王」的「依德公天下」之「仁政王道論」,而兩者具有體用、道器、理氣一貫之關聯,此種主張和論述,簡約精煉,就突顯了「仁義」此震古鑠今而具有文明觀念原創力的儒家關鍵詞。

〈梁惠王篇〉共有二十二章。其中有三章是滕文公和孟子的問政之對話,就是第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一章,此三章應該是編輯者將本來在〈滕文公篇〉的三章錯置到〈梁惠王篇〉,宜重新放回〈滕文公篇〉。而最後那一章亦即第二十二章,乃孟子在魯國時,魯平公和嬖人臧倉對待孟子之無禮,而孟子對其在魯任官的弟子樂正子之一番對話,於對話中顯現了其時諸侯王之昏愚以及奸臣的奸詐,魯國本是周公之子由周天子分封而立的最為禮樂之邦的諸侯國,也是至聖先師孔子之祖邦,但至戰國中晚期,卻已君臣皆敗壞,無禮地對待士君子大儒的孟子,其他各國則更不用說矣。

如果探明《梁惠王篇》,則將發現這一篇內容的主體是孟子與齊宣王的論政對策,而非與梁惠王。在〈梁惠王篇〉中,孟子與梁惠王的論政對策只有四章,另一章跟魏國有關的,則是孟子與梁惠王死後接位的梁襄王之論政對策。所以,在魏國,孟子之話語共五章。孟子與梁惠王的四章對策之主旨和精神,在其居留齊國而與齊宣王的論政之十二章,是一致的。依據考證,孟子出國去遊說諸侯王,欲使他們能行仁政推王道,是先到齊國。這是合理的,一則齊亦在山東,近鄒近魯,且齊王招致禮聘各個學派的主要人物在齊論學、論政,而其機構稱為「稷下學宮」。齊宣王執政時,學宮學術正盛,孟子此際去見齊宣王,乃是十分自然的情形。歷史的實情應該是齊王不能欣賞肯定儒家,不重用孟子,所以孟子離開齊國而到魏國之都大梁(即後世之汴梁)見梁惠王欲說以仁義之王道思想,惜乎梁王和齊王一樣,一心只追求霸業而喜軍國主義型的富國強兵之道,而以孟子為迂闊,孟子之理想遂於當時寂寞而不能行,雖然其中插入滕文公真能依孟子的建言而試行,但一則滕國之國土太小,二則滕文公早逝,故亦失敗。

《梁惠王篇》除了孟子和梁惠、齊宣兩王的論政對策一共十六個章句為主體之外,再將滕文公問政的章句移回〈滕文公篇〉。在其他章句中還有兩個獨立之章句之思想也反映了孟子非常重要的、關鍵性的政治觀念。本文且先就此兩個章句加以詮釋,而孟子與梁惠王、齊宣王的論政對策之分析和詮釋,留到另文說之。

(二・1)

〈梁惠王篇・第十八章〉,是孟子勸諫、啟發他的祖國鄒國國君穆公應行愛民之仁政的一個章句,呈現了戰國中晚期諸侯國的腐敗以及當時統治階級貴族的殘暴無仁,同時顯出了孟子身為儒家大丈夫的智仁勇之德性。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鬨,就是戰鬥;鄒魯兩國發生了戰爭。穆公向孟子怪怨仇視自己鄒國的黎民百姓,鄒國必是敗仗,而參戰陣歿的文武官員多達三十三位,可見其戰敗之慘狀。而此句的主體並不在於鄒國官員之犧牲,穆公並不關心於此,他唯一在意的是「人民為什麼不去死啊?」於是,他將一股怨恨之氣發作在鄒國黎民百姓身上,居然對孟子透露出他欲屠殺自己國民之凶狠殺機,鄒民未死在兩國之爭鬥,卻反而就要死在自己國君之手。由此可以發現鄒穆公是一個凶殘不仁的暴君獨夫,他竟然鄙視自己的人民賤如土芥蟲蟻。戰國時代,諸侯王之不仁殘忍,何止乎鄒穆公一人而已,幾乎無一不是,弱小之邦的貴族固然如此,而強大之邦的「七雄」,何嘗不然,且必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如秦厲行法家之術,農就是兵,「兵農一體」,以酷法硬是鍛造了一種軍國主義之下的兇猛軍伍,而以軍國主義下的鋼鐵般的虎狼之軍到處侵伐且處處屠戳,白起長平一役坑殺趙卒四十萬。《史記》所言四十萬兵卒統統活埋,此數字恐怕是誇大的,但也反映了戰國時代諸國互相殺戳之慘,而最可憐的則是完全無助的黎民百姓。而我們來看看穆公開口閉口就說要殺掉鄒民,可證當時之諸侯根本就是豺狼虎豹,是噉人肉吸人血的畜生禽獸。

孟子如何回應呢?他說:

兇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孟子是為鄒民來控告、嚴責穆公的。鄒國人民遭逢天災戰禍,不但得不到國家和政府的保護和救濟,相反的,卻遇見暴君殘吏的迫害和壓榨;國君,其實也包括了各層官吏,就是鄒國的統治階級,他們理應生財愛民,教民以仁,但他們卻是「倉廩實,府庫充」,也就是剝削搜刮了無盡的財產和穀糧,卻令人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而之四方」,亦即老弱婦孺因饑饉或戰亂,甚多輾轉受苦或死難於郊外荒野的河溝谷地之中,且年輕力壯的鄒民則結隊相聚一起投奔外國。此種殘暴之政治,鄒王你知不知道啊?你究竟有沒有絲毫的感覺和悲憫啊?而君王你的臣下平時就已迫害摧殘老百姓很久了,他們怎麼會將實際的慘狀如實地向你報告呢?這些惡官酷吏根本就是「上慢而殘下」,非常可惡,不可寬恕。

孟子此番回應顯達了由孔子開創而由儒家君子傳揚的浩然正氣,正是「道尊於勢」的呈現,正是「說大人則藐之」的大氣象。我們學孟子,就是必須實踐這樣的精神。在這段教訓穆公的話語中,孟子是為民請命,也是替人民控訴鄒國的君臣根本就是暴君惡官,是吃人之野獸,是人民的公敵,若依據孟子的王道思想,必須效法「湯武革命」來「除桀誅紂」一樣地革掉鄒國之現行的王和卿大夫之腐敗貴族統治特權階級。

再者,在此章句中孟子特別引了曾子的話語,證明了「孔曾思孟」的孔門之「傳道儒家」學派之這條大脈絡,古儒說曾子撰《大學》、子思撰《中庸》,在經學學術史之考證上不必然兩部大經就是曾、思兩人的親述,但在儒學的傳承上,此種說法,的確反映了「孔曾思孟」的長江巨河。

(二・2)

《梁惠王篇・第五章》是孟子在魏國大梁見了剛剛繼位的梁襄王的一段對話,是襄王問孟子關於「定天下」之方法,而此乃一句「大哉問」,於是孟子回答襄王之問政,且由弟子記錄下來傳諸後世。整體《孟子》全書,關於梁襄王提問的章句,就此一個而已,但是其中的論政對策非常重要,不能輕忽。謹將此章句順之陳述: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可見諸侯的教育已經不行。孟子視人多矣,王、卿大夫、士,皆接觸不少。他一見襄王,視其形態聽其言語,就知其不似人君,靠近一點而觀之,實在無有令人敬畏的氣象,意即襄王不過是一種無學無質無能的紈絝子弟縱樂少爺,缺少為人君王的應有的威儀、風範。由此也突出了一個人文衰敗的現象,就是戰國中末期的封建禮樂文統早就崩塌,諸侯之家早已無禮無義,而禮義之教已經散佈傳播在民間,在民間已經發展出儒家團體。

(襄王)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卒然」同於「猝然」,就是忽然地、突兀地、沒頭沒腦地。孟子很傳神地描述了年輕無教的襄王,召見長者孟子,連一點禮儀都沒有,很可能孟子還沒坐好,很可能連侍者也還沒給孟子敬奉茶水,這個王就粗魯地急躁地劈頭就質問孟子,「喂!你說說看,天下要如何才能定下來啊?」由此證明當時戰伐烽起,天下大亂,包括儒道墨法陰陽等家都主張天下需安定下來,而諸侯王也有野心以為自己搞霸業就可以安定天下,梁惠王在位時也是無時不刻在周遭搞爭端弄衝突而以為魏國力足以稱霸,但卻常常敗陣而失國土,其子接位,依然心存妄念欲圖將魏國投入稱霸戰伐的陣仗而以為如此軍國主義之路才能安定天下。

孟子告訴他,天下的真正之安定,是「一天下」,這個意思是如《大學》所言的「止於至善」而有的「止於一」的正道,「定於一」,就是定於正義之道,若以愛新覺羅毓鋆先生的詮釋,那就是為政必須「奉元」,因為「一」之本體就是「元」,而「元即生生」,而此也就是儒家從孔子開其端而宣揚促進的愛護人民並教化人民的仁政,使人民的生活和生命皆能生生不息而得到繁榮和和平。而這樣的「行仁政定於一」,且逐步從「齊家」到「治國」乃至於「平天下」,一旦是「平天下」,就是天下「大一統」,其「大一統」是「依仁據元」的一統之道,這時就是「天下平」,即達到並完成了「太平世」或「大同世」的境界。而其功夫亦無他,孟子告訴襄王,唯一的功夫即不可以嗜好殺人。孟子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這句如雷震一般響徹天地、如慧日一般遍照天地,其有兩層意思,一是控訴諸侯貴族的嗜殺之殘暴之政的滔天巨罪;一是「奉元行仁定一」,事實上很簡潔直截,就如反掌折枝一般,那就是只要不殺人民就可達至,反過來說就是實施仁民愛民之政,真正養護人民,使天下人皆能生生繁盛,如此而已。

梁襄王顯然聽不懂,也無法體悟孟子的教言,所以又卒然而問說:「誰能與之?」這所謂「與之」就是歸附、服從的意思,也就是問孟子說若我不要再動不動就殺人,那麼有哪些人會願意來歸附、服從我呢?襄王的意思是認為必須常常用刑法之惡政甚至恐怖政治來對待國人,他們因為害怕惜命,所以才會乖乖地順從而替貴族們做牛做馬,做農奴做工奴。於是孟子用降雨和流水為喻來嘗試啟迪喚醒襄王的良知,期盼他能夠徹悟而轉換魏國政治來行仁政,順此發展就能「定天下」而「一天下」。孟子曰:

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孟子喜以降雨和流水來做比況、比喻,在全部《孟子書》中,有很多地方都有關於水以及用水來譬喻仁政的章句。論水流和降雨,是很貼近當時的中國華北的,因為是農業文明,而且耕作穀物,其豐欠與否與降雨和水利工程有關,而且穀糧之豐欠有無,又直接關係了生民之存活。然則,洪旱之發生,是天災,執政者之施政,就是必須避免和減低天災的影響和傷害,此種政治就是仁政,而相反地,如果執政的統治階級不但不關心天災對人民的傷害,更且又在政治上大搞剝削壓迫和殺人的暴政,如此就是人禍,天災加上人禍,黎民百姓如何存活續命?

孟子此段話語先指出如果天旱,農作物的禾苗眼看就要枯死,若是這樣,就必有饑荒巨災發生,黎民百姓最是憂心擔掛乾旱、洪澇、蝗蟲等天災,若是發生,就往往會非常悲慘地全家老小統統死光,而好的政府官員也會緊張,就怕萬一大旱來,則必隨著蟲災來,而餓饉之災也必隨之產生,則國家就必危險。可是顯然魏國的統治階級卻是不仁不義的殘暴貪婪政權,因此,孟子順勢舉例來譬喻告誡並教育襄王,在最緊要關鍵的月份,大雨適時地降下,於是萬物復活,作物豐收,人民敬愛上天的這種心情和信念,是集聚而主動的,且甚有力量,沒有人可以改變。同理而可聯想,政治推展也是一樣,仁君賢相良臣能吏的愛民之政就有如沛然而下的甘霖,天下人對於仁政無不歸附,無不隨從,無不擁戴。然而,孟子痛斥當時的全中國任何貴族執政階級都是嗜血嗜殺的凶暴者,他沒有發現能夠依仁由義而推良知之恩於天下人的統治者。他既然在梁襄王面前直截地指責,那也就是表明了這個魏國新王也是與故去之梁惠王一樣,他亦喜歡經常殺害黎民百姓,更且不在乎天災人禍加諸無辜無助的黎民百姓之身上。

孟子愷切地一番教化之言,襄王豈能聽進心中?又豈能真誠改易而行仁政於魏國?終戰國之世,孟子的儒家仁政王道的理想,並無實現。而中國之被統一,亦非儒家的功德大業,乃是暴秦的嗜好殺人之軍國主義的機器輾壓之下,用中國人的膏血骨肉建立的。

戰國時代孟荀兩大儒的思想和理念,我們不能輕忽,更須敬重。孟子提出「性善說」,主張「仁義內在」,同時肯定「仁政王道」的努力求其實踐,其一生可說是自強剛健不息地去盡其本心,死而後已。而他認同「堯舜禹禪讓公天下政治」,也沒有否定「小康世六君子」的「賢君良相之愛民王政」,所以他也頌揚商湯文武。

在「據亂世」的戰國時期,大儒必先求「小康世」之先行優先性,不可越級躐等就急著欲圖馬上實現「大同世」,實宜期盼亂世中有愛民之賢良君臣可以循序而修身、齊家、治國,此之後則追求「天下大一統」的「太平世」,而屆時君主的承繼,是否可以上升而為「依德禪讓之公天下」政治,有如「理想型」中的堯舜禹之古聖王典範,則此是未來努力以赴而期其實現的「仁政王道」的最終極境界。孟子的思想,我們是不可以輕忽或輕言的,須以誠敬之心恭敬研讀之。古儒尊其為「亞聖」,此所謂「亞」並非有些人譏刺之「永遠是第二名」,而是孟子確是真能緊密接續孔子之次第的意思,其主旨是肯定孟子之真能繼承且發揚孔子之道。

寫於臺北・天何言齋  2022.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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