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24年9月7日 夏曆甲辰八月初五
◉本期目錄
◼︎【編輯小語】為萬世開太平 | 編輯部✍︎ |
◼︎【奉元問學之一】明延平王鄭成功的春秋功業 | 潘朝陽 |
◼︎【奉元問學之二】蜀漢系列之一:諸葛亮之用兵與《隆中對》 | 尹建維 |
◼︎【奉元問學之三】《周易》「艮其輔,言有序」的倍因情勢 | 陳有志 |
◼︎【公告事項之一】第六屆第一次大會通知與選舉資格說明 | 秘書處 |
◼︎【公告事項之二】2024秋季課程 | 秘書處 |
◼︎【公告事項之三】九月行事曆 | 秘書處 |
【編輯小語】
文/編輯部
節氣白露,中秋將至,奉元書院秋季課程已經開始上課,歡迎大家一起來聽課!(課程簡介)如您對課程有任何建議或問題,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更歡迎加入奉元書院官方 Line 帳號,只要輸入關鍵字(比如:課程、行事曆、電子報或者課程名稱、講師姓名⋯⋯等)就可以查到相應的資訊喔!(加奉元書院官方Line為好友請按我)
本期文章,都與古人為政「化育萬民」、「移風易俗」的宗旨有關。北宋理學家張載有四句名言: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古代的政治家或上位者,首先要思考的問題就是如何讓儒家禮教普及於民間。張載又被稱為「橫渠先生」,因此他說的這四句話也被稱為「橫渠四句」,可以說是非常精要的濃縮了作為執政者或社會菁英要如何治理國家、教化社會人心的基本精神。成為華夏一代代執政者治國的精神標竿。
你知道鄭成功對台灣的儒家文化與禮教的有多大的貢獻嗎?請閱讀:
〈明延平王鄭成功的春秋功業〉
你知道毓老師對於諸葛亮《隆中對》的看法嗎?請參閱:
〈蜀漢系列之一:諸葛亮之用兵與《隆中對》〉
你知道《易經》當中〈震〉、〈艮〉有何麼關聯嗎?請見:
〈《周易》「艮其輔,言有序」的倍因情勢〉
最後,編輯部亦誠摯地歡迎同門先進與各界同道友人,能夠共襄盛舉,提供個人無論是讀書、教學、工作、生活上的感懷,或是經典智慧應用的心得,在奉元電子報的園地中「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奉元問學之一】明延平王鄭成功的春秋功業
文/潘朝陽
今年(2024,甲辰)是明延平王國姓爺鄭成功誕辰四百週年、復臺三百六十二週年。特別在當前臺灣被美國帝國主義之殖民和臺獨買辦主義之賣國的雙重壓迫之下,等於臺灣又再淪陷而墜落為「戰後新興被殖民」之地,我們追懷鄭延平王的誕生之意義,沈思他渡海東征而將殖民侵略者荷蘭驅逐而光復中華故土臺灣之偉業,思古鑒今,更須盡心戮力「再光復」臺灣,這是中國人民當前最神聖且必須實踐的使命。
明延平王鄭成功的復臺和入臺,在中國史上乃是特富「春秋大義」之開創性巨大功業。此文謹就四大方面加以簡要敘述之。
一、臺人尊奉鄭成功為「開臺聖王」之意義
中國自古以來就發現並接觸臺灣,三國之吳大帝、隋朝之煬帝,都已遣軍泛海抵達所謂之「夷洲」或「琉球」,此海上之大島就是臺灣。而至宋元時代,亦已入澎湖群島設治管轄,中國人多有入臺商貿、漁鹽。有明時代,中國閩南粵東人民更陸續大批航海、漁撈於臺海且與臺灣部落土著展開貿易,在這一段不短的歷史期間,中國人民漸次入臺墾闢、定居而建立了聚落,換言之,中國人民已先於政府在臺灣拓殖發展。其中有一規模甚大的航海商貿集團,由顏思齊和鄭芝龍相繼領導,從日本進據臺灣,於臺灣南部雲嘉地區的笨港開始其海上商貿、軍戰以及陸上農耕墾闢的中華文明之在臺建置工程。這就是先於鄭成功復臺入臺的大功業之歷史創建的先鋒。
鄭成功一六六一年領軍來臺灣,對佔領臺灣的當時世界最強霸權之歐洲航海商貿資本殖民主義荷蘭東印度公司展開攻擊,並將其擊敗,荷人投降,退出臺灣,鄭成功收復了中國先民早已墾居且已屬於中國轄地的臺灣。後來臺灣人民感念其偉大功德,尊奉為「開臺聖王」,這個尊稱,臺獨份子在其「去中國化」的臺獨教育和宣傳中,就扭曲說是鄭成功之入臺驅荷,中國人才開始進入臺灣,在此之前,臺灣是荷蘭入主的東亞航運路上的大島,是荷蘭把臺灣引進海洋文明。這樣的說詞顯然惡意曲解所謂「開臺」之意思。蓋鄭成功為「開臺聖王」的「開臺」,其主旨是臺人稱頌明朝鄭延平王的開臺,並非如前面歷代朝廷或只以軍力接觸臺灣,或治權只是達於澎湖而未及本島,也不是如顏思齊、鄭芝龍之集團的在臺之本質;顏鄭之入臺,其層次乃是海上商貿武裝集團來臺灣建立其陸上的重要基地、據點和聚落而已。雖然如此,但中國人早就始開了臺灣,然則,鄭成功的「開臺聖王」之尊崇地位,由何而言?這個「開臺」的本質如何?答曰:其本質在於鄭成功收復臺灣是奉大明正朔而將明朝的國家形式和國家層級的政權帶入臺灣,是中國的國家體制結構地、組織地進入臺灣展開「政權底統一」和「治權底治理」,跟隨開臺聖王而來臺灣的是一整套的奉明正朔之政府、官吏、軍隊、儒士以及工商農漁等庶民構成的完整社會,這就是中國人的總體型文明體系之開創、發展於臺灣,從此,明鄭在臺灣設府立縣,推展漢式農耕,發展海上貿易,鼓勵移民開墾,且展開儒教,教化在臺漢番兩籍人民;明鄭就是明朝在臺灣的存續,實質證明了臺灣古來就已是華夏之臺灣。
二、鄭成功創建了儒家文化、教育、倫理的中華化的臺灣
鄭延平王在臺灣雖然短短不到半年,即罹急症而英年早逝,但他和其世子鄭經,在臺灣延續支持的明朝國祚,最大的貢獻是將臺灣建立為一個儒家政教禮樂之土。成功來臺時,不少明末的閩浙粵之儒生儒仕基於「春秋夷夏之防」的大義而不肯臣服於異族清朝,所以跟隨延平王東渡來臺,他們有徐孚遠、辜朝薦、王忠孝、郭貞一、沈佺期、盧若騰等人,另外還有一位名儒,先成功漂洋而來臺,就是沈光文。這些儒者,多有晚明儒社的君子和批判時政之書院士人,亦有為官治理地方之賢官,他們抗清拒夷,其志不成,只有東渡臺灣追隨延平王以待時至而反清復明。這些賢儒在臺灣,設帳教化百姓子弟,亦有在臺灣原住民的部落教育其孩童以漢學。連雅堂《臺灣通史》更提到追隨鄭延平王東渡臺灣而在臺灣生活並且從事文教之志業,然而未有名聞者,其數不下數百,在這一大群推展地方儒學儒教的儒士之努力,使明鄭臺灣很快就成為孔孟道統禮樂文教的中國地方。
再者,鄭成功有一重要大臣陳永華,是漳浦儒士,因遭國變家難,故隨延平王來臺,鄭經繼立,永華為其諮議參軍,建言世子宜於臺灣建文廟立太學,鄭經同意,於是在東都(東寧,清之臺灣府,今之臺南市)建立了臺灣第一座文廟和太學,在此培養明鄭臺灣儒士,與此同時也在各地方設學教導漢番兩籍生童,於是臺灣人民從此就開始培養自己的士子,而展開建立了臺灣的儒家倫理之政治和社會。
上述兩種儒家德教在臺灣的始播,皆特富一種精神,那就是孔子的《春秋》的正義精神,此是指:「嚴華夷之大防」、「正君臣之大義」以及「明君子小人之區別」。奉明正朔而立志反清復明的鄭延平王和鄭經父子以及他們的儒臣和來臺的儒家君子,皆是以「春秋志節」在臺灣施行了孔子春秋精神的儒家德教;臺灣從明鄭始,就是最具有「忠孝節義」的華夏民族意志的中國之島。
三、鄭成功拒止了帝國主義之侵臺而保全了中國東南屏藩之大島
明朝是中國人航海貿易發達的時代,同時,也是歐洲人的海上商業資本殖民主義逐漸向東亞擴張並達於東西太平洋的時代。在此海洋擴展的時代,東亞成為殖民帝國的商貿、侵略以及交通的重要地區,在這樣的時空背景和結構之下,臺灣正好位於大陸和大洋之交綏之點,同時也是東北亞和東南亞互通交流的中間必經之地,換言之,臺灣的區位,正是東亞的航路和戰略之十字路口,加上島上的自然資源豐富,正是商貿帝國主義覬覦的地方。因此,在那個時代,除了荷蘭之外,西歐的西班牙、葡萄牙都展開並嘗試入佔臺灣這個東亞大島來進行其商貿殖民主義之佔據和剝削。甚至日本海上倭寇亦時常對臺有所劫掠,甚至日本豐臣秀吉政權也對臺灣垂涎不已。在如此風起雲湧的大時代中,如果中國未降生這一位民族英雄鄭成功,於關鍵之時刻渡海峽收復臺灣,然則,臺灣就必將淪陷為西歐海上霸權的殖民地,而必將如同東南亞的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於是中國東南海陸就將出現一大缺口,而在國防戰略區位上,遂必形成脆弱之罩門。對照清朝中末葉,由於中國衰敗,軍力更加強大的英法海上帝國主義就對臺灣展開強力侵略,訂立《天津條約》逼使清廷開放臺灣港口,外夷得自由進出臺灣經商、傳教,而至甲午之戰,中國大敗,乙未年日寇終於竊奪明朝延平王暨臺人最尊崇的開臺聖王鄭成功收復、開創、建立的華夏儒教大島臺灣,在此大歷史的鑒照之下,乃能真正明白鄭成功復臺對於中國國土之總體地緣的完整性之偉大貢獻。
四、弘揚實踐鄭成功的偉大功業必須再光復臺灣
臺灣的歷史命運多艱多難,英法聯軍侵中,清朝被迫訂下《天津條約》,清末英人入臺傳教,本來是延平王重鎮、全臺首學的東寧(臺灣府),原是臺灣儒家文教和倫理的中心,但是臺灣被迫開放門戶之後,英夷傳教士自由入臺就在臺灣首府傳其長老教會基督教,此教會之臺灣信徒,被教育而自認為有別於中國之人而是上帝選民,在《聖經》指導之下,是自由獨立之「新臺灣人」,而他們及其後裔甚多不以為自己是中國人,所以「去中國化」而走向臺獨,如已死去的長老教會牧師高俊明就堅定主張必須「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她的名字是「臺灣共和國」;日據臺灣五十年,日本殖民者則豢養了「皇民化臺灣人買辦特權階級」之個人和家族,這個階級,亦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以為自己是日本人,他們主張、支持並實行臺獨運動;一九四九之後,臺灣被納入冷戰體系,美國帝國主義進入臺灣而在韓戰之後長期支配、宰制臺灣來反對中國、分裂中國,所以在美帝之控制下,近些年來臺獨勢力甚囂塵上而狂悖至極,現在這個政權已公然宣布了「新兩國論」的實質性臺灣獨立。在此種臺獨結構下的臺灣,近日盛大演出了一個「臺灣歌仔戲」之大戲名曰「一六二四」,其主旨肯定且歌頌荷蘭之入據臺灣進行殖民事業之始年,即是徹底截斷臺灣的中國臍帶,而將臺灣視為如同被荷蘭殖民統治的印尼,而以臺灣是荷蘭開始殖民的土地為榮,也以在這土地上被荷蘭殖民的這種「去中國化」之非中國人的「新興臺灣民族」為榮,此種臺獨的邪惡之心是以一六二四年荷蘭殖臺為臺灣紀元元年,他們鄙視、棄絕明鄭延平王驅逐荷蘭殖民者而復臺開臺的一六六一年,臺獨手執「荷夷之刀」弒殺臺灣大神鄭成功,身為中華民族的臺灣人我們乃至於全體中國人民,絕對不可稍有容忍於此種臺獨賣國背族者之大罪不可逭之侮辱先聖先賢之邪惡。
紀念鄭成功誕辰四百週年,也追懷明鄭延平王復臺三百六十二週年,兩岸中華民族必須共同努力來融合發展並促進兩岸的共同和平繁榮;臺灣要再光復,必須實踐《春秋公羊傳》所標舉弘揚的「春秋浩然正義」,那就是「內諸夏而外夷狄」,內除奸外拒夷而華夏大一統,如此才能不辜負開臺聖王及所有的臺灣之往聖先賢、列祖列宗開創臺灣的偉大功業。
【奉元問學之二】蜀漢系列之一:諸葛亮之用兵與《隆中對》
文/尹建維
編按:本文作者尹建維老師為奉元門下弟子,奉元學會創始期會員,長年旅居海外宣講並弘揚夏學。尹老師曾分別於 2018(演講介紹、直播)、2019(演講介紹、直播) 年應臺大奉元社邀請進行專題演講,頗受好評!本文為尹老師評論三國時期蜀漢千古名相諸葛亮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歡迎參見:蜀漢系列之二 與 蜀漢系列之三),文中基於史實進行深刻地思考與剖析,頗具可讀性與啟發性!本刊特別徵得尹老師同意轉載,以饗讀者!
陳壽評諸葛亮:
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但是,唐朝李靖對諸葛亮評價甚高,李靖對陳壽的評論替諸葛亮抱不平:
史官鮮克知兵,不能紀其實跡焉。
司馬懿可是知兵之人,當年在諸葛亮五丈原退兵後,細看諸葛亮營壘處所,讚歎道:「天下奇才也!」更在其死後退兵有度,歎道:「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司馬懿生平無敵手,幾無敗績,唯一硬算一場敗績的就是不敢戰諸葛亮。在《通典・李衛公兵法》論道:
或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欲輯,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耶?」答曰:「若此,則當卷跡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之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司馬懿)之抗武侯(諸葛亮),抑而不進,是也。」
李靖又是何等善戰之人,回答若遇到像遇到像諸葛亮這樣的高手、最好的對應之策就是堅守不出、高掛免戰牌。說諸葛亮「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只能說明陳壽自曝其短。
諸葛亮理政、治兵有理、有度、有節,是沒話說的。諸葛亮的戰略《隆中對》,也是兩千年來經常被引以為戰略典範。但是,蘇洵論《隆中對》:
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安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帛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明顯不以為諸葛亮的策略是對的。
毛澤東讀到蘇洵這一段,評點道:
其始誤于隆中對,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亮三分力,安得不敗。
從評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也贊同蘇洵對諸葛亮戰略失誤的批評,而且認為造成蜀漢滅亡的原因就是諸葛亮的《隆中對》。
打仗,需要擴充資源,《隆中對》說: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這段話難道不對嗎?
依我之見,《隆中對》、蘇洵、毛澤東說的都對,只是歷史的演變不是靜態的數據。蘇洵所言是有道理,但是一開頭就說「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這不公平。諸葛亮提出《隆中對》建議取益州,並未建議棄荊州。蘇洵這是「危言聳聽」,轉換邏輯。說只有益州而無荊州的話,難於爭天下是真。諸葛亮提出《隆中對》時,劉備是什麼都沒有。這一個藍圖給了劉備清楚的方向。這一點,《隆中對》很重要,很好。後來未能按照《隆中對》的方向發展成功,不是當時《隆中對》之失。
人說曹操佔天時,孫權佔地利,劉備佔人和,是有道理。的確蜀漢是三國中最和諧的團隊。在劉備、諸葛亮、蔣琬、到費禕時代,都能上下一心,沒什麼叛變的情事。但是,和諧固然和諧,但人才仍嫌不足。以人才甚至團結而論,曹操時代不但和諧,人才還多。曹丕、曹叡還都是「能主」,三國歸魏是有道理的。劉備、孫權傳位就不行。得益州,地大則大矣,然而治理是很花功夫的。諸葛亮就被綁在蜀中成都,這是毛澤東所謂「關羽、劉備、諸葛亮三分力」之故。我總感歎這是天命,荀彧若是遇見劉備,必然如魚得水,荀彧也不至於抑鬱以終,但天命不令得遇。龐統、法正不早死,劉備身邊有軍師,諸葛亮可長坐荊州,經營天下是很有機會的。但龐統、法正早逝。諸葛亮不得不入蜀,致令高傲自大的關羽失荊州。人才若是夠,諸葛亮的《隆中對》是可行的。事實上,劉備佔領漢中,成「漢中王」,孟達、劉封下上庸,而關羽攻樊城幾至於成,劉備當時幾乎有北伐之勢。若有軍師輔關羽,不令中呂蒙之計,誰曰《隆中對》「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不是?
因為失了荊州,致令諸葛亮只好五出祁山,試圖北伐。秦嶺天險,輜重難繼,每以糧草不足而收兵。諸葛亮穩扎穩打,胸有良謀。第一次出祁山,魏延建議走子午道直取長安,諸葛亮不聽。我認為諸葛亮那時候本來就不打算取長安,諸葛亮是圖謀在隴西建設根據地,作長期打算。這是諸葛亮的遠謀、良謀、高明之處。否則,得一二城池,無後援,難以久守,舉兵非唯無益,且有大害。可惜馬謖失街亭,以致雖得隴西諸郡,咽喉失,則全盤皆輸,只能退兵漢中。諸葛亮在無荊州之後,五出祁山是以弱攻強,漢中、關中有秦嶺天險,的確非常不容易。
但是,問題暫時還不在五出祁山。劉璋在建安十九年(214年)投降了劉備。兩年後,劉備發動漢中之戰。說起來,漢中不能據為己有,益州的北方門戶就關不緊。於是,佔領漢中就非常重要。但是,秦嶺天險,從漢中到關中,糧草困難。若是從關中到漢中不也困難嗎?若是蜀漢須傾全力進取關中,曹魏若欲攻取漢中,不亦須倍敵之數?劉備平定了漢中,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成為漢中王。也就在這一年,劉備命孟達、劉封降服上庸三郡。而關羽也在這一年攻襄樊,這看起來是劉備開始北伐。但這正坐實了毛澤東說的「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若是劉備、諸葛亮在漢中取守勢,集中兵力於荊州以向中原,曹魏是否願意跨越秦嶺天險攻堅漢中,尚難以言說,但除非必要,以常理而論,應不至於。於是,以荊州爭天下,大有機會。事實上,在建安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218-219年)之間,曹魏正陷於內亂困難之中。若能集中兵力於荊州,「以向宛、洛」,天下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因此,我認為得了益州之後,若能花最少的力量穩住益州,以益州為糧倉,漢中只以守備為主,全力經營荊州,大有取天下的機會。毛澤東所謂分兵二處之失,亦可避免。等到失了荊州,只有益州,地處邊陲,蘇洵之論就是對的了。若能以荊州為主、以益州為援,《隆中對》不差。事實上,《隆中對》說了,荊州是用武之國。爭天下,需要以荊州為主,益州為援的。當時關羽打襄樊的時候,曹操認為危險,有意自許昌遷都他處。這證明了荊州得天下的直接性,也間接證明了荊州在爭天下位置的重要。馬謖自以為是失街亭,關羽自以為是失荊州,劉備、諸葛亮或輕重未能是而失天下。
據漢中,是為了護益州。人求安而後進,不可謂不是。諸葛亮亦先定蜀南,而後北伐。求久安而後動,常情而論,不可謂不是,但天下大亂之時,應以主戰場為重。地處邊陲而求久安,問鼎中原亦難矣。這是蘇洵說的有道理之處。
我這種議論,有事後諸葛亮之嫌。但也是一個角度與思路,讓大家看看不同的策略與作法。《隆中對》在當時劉備一無所有之時提出,我認為不差。日後執行的變化,正是我們討論的重點。但終究說起來,還是蜀漢的謀士不夠。若諸葛亮、龐統或法正在當時的關羽身邊,或許劉備的北伐就成功了。關羽兵敗荊州,不是兵力分散的問題,是智謀不足之故。我們議論是否兵力分散,若是蜀漢席卷曹魏,豈非更加分兵?我認為不是分兵的問題,是軍師不夠的問題。所謂「兵多將廣」,在能戰之將、能謀之將。否則人雖眾,亦奚有益乎?
倒是毓老師在上課的時候,幾度說到:
諸葛亮未出隆中見到天下三分,而終其世也只能做到天下三分,這能力也是有可議之處。
這種見地,就可令人深省了。
尹建維 2024.06.14 洛杉磯
【奉元問學之三】《周易》「艮其輔,言有序」的倍因情勢
文/陳有志
(一)
王船山《周易內傳》說「以學易者言之,《震》、《𢁉》者天地大用之幾也,君子以之致用。《艮》、《兌》者,天地自然融結之定體,君子以之立體。」許多人悉知《震》、《艮》,象徵「行」與「止」,卦象互為因果,卦體相為一致。但少人浸透其中暢洽深切的哲理。
船山《周易外傳》又說:
《震》之出於帝,且與乾互建其功而無待於乾,奚況於坤之非統而何所待哉。是故始(只有初九)之為體,則理氣均。繼之為用,則氣倍(洊雷之震,故為倍因)為功,而出即為守。氣倍為功,則動貴。出即為守,則靜不足以自堅矣。建主以應變者,尚無自喪其匕鬯夫。
王船山以「倍氣為功」,解釋「不純而偶」的《震》、《艮》、《𢁉》、《兌》(語見《乾鑿度》)。所以能用幾立體,原因就在倍氣,任達自身發起的感應,最後建立起一個兩端一致的融合。
船山理氣流行易學的特色,以《震》《艮》為體用,顯《乾》《坤》並建的兩端一致衍化,勻實在一氣絪縕順和的體用。
這種大化流行的理氣,起因《震》以「倍氣」為自在自因,正是船山說的「絪縕太和,合於一氣,陰陽之體具於中矣」。「氣」為物體,物體立體以成事,所以一陰一陽絪縕太和,凝神一氣,體具成為萬事萬物。
倍氣為自因,所以「《乾》互建其功而無待於乾」,因在《震》「始(初九)之為體,則理氣均(陰陽一體為一氣太和)」。指出重卦演義的二體,如同倍氣。倍氣不是倍數,而是倍因的多數。因為,這是一個萬物萬事,具體為多重多元體的世界。這是一個情性中的感性與感知,作為根本的認識,建構一整個世界。所以,倍氣是自因的體用,關係整個情性身體的先天認識。
這個圖式結構的現象分解,始於《周易》二體重卦象數的解釋。為何分上下經?八卦如何發展為六十四卦,其中反對、互體及旁通的解釋。是《乾鑿度》說:
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為上下,而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
尤其起因《朱子語類》指出「上經反對凡十八卦,下經反對亦十八卦」。這個反對說,包括朱熹圖解易學的圖式結構,進一步擴張王弼及程頤的周易義理學。最後,在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主張「文王序六十四卦皆以反對而成次第」,提出六十四卦,是由二十八反對卦,四對變對卦為結構,組成的完整圖數秩序。
船山「乘氣而變」的特點,省略旁通及互體的變化說。雖然沒有反對圖數,但有著把圖數視為現象學式的結構分析。這是直觀現象差異中的結構與秩序。「乘氣而變」的「絪縕太和」,正就把反對及旁通作為認識的顛倒。後者困於形式,成了倒因為果。結構就是因果現象,「乘氣而變」直觀了世界的生化。
所以船山《周易大象解》說「唯大象則純乎學易之理,而不與於筮。」所以「若夫學易者,盡人之事也。盡人而求合乎天德,則在天者即焉理,天下無窮之變,陰陽雜用之幾,察乎至小、至險、至逆,而皆天道之所必察。苟精其義,窮其理,但為一陰一陽所繼而成象者,君子無不可用之以爲静存動察,修己治人,撥亂反正之道。」
圖象圖數回歸「修己治人,撥亂反正」,現象只是因果中時機化行為的目的性。「一陰一陽」繼氣成象,以氣象為幾,圖象一面是數,數就是圖象的時機。「陰陽雜用之幾」,為「雜用」的綜錯,只是人文化成的行事,知體用敬的認識,不再是相綜相錯的天人感應。
這是《震》「脩省倍氣」的因果關係,作為《艮》「敦艮厚終」能移能轉倍因的超越內容。《震》《艮》的內容,如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彖傳: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象傳: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傳: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大)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傳:震來厲,乘剛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象傳:震蘇蘇,位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
象傳:震遂泥,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傳: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傳: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艮卦》為:
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傳: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傳: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傳:艮其趾,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傳: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九三:艮其限(腰),列其夤,厲薰心。
象傳:艮其限,危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傳: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口),言有序(思),悔亡。
象傳:艮其輔,以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
象傳: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二)
《序卦》說:「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又說:「《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雜卦》則謂「《震》,起也。《艮》,止也。」《說卦》說「震,動也。艮,止也」,而「震為龍」,「艮為狗」。這樣,洊雷在象徵君子以恐懼脩省,兼山則在告諭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綜合在一起的哲理,到底要告訴我們是什麼?
《震》《艮》兩卦一向被視是「行止」兩面的一體。解釋《震》卦主要的根據歸因初九的「知懼致福」,及《震.大象》說的「恐懼脩省」。但少留意《震.彖》「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指出「福」與「則」的關聯。為何,「動」而能「致福」,就在其中有一個「後有則也」的條件,才成了可效法其為致福的原則。
「則」是會意字,以刀刻要言或法律為鼎銘。「後有則也」就是被震懾的震動中,附帶一則可揣度審量的因果原則。如閃電與雷聲,互為因果,提供《艮》「以思不出其位」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確定在現象的震駭,有一個作為思辨的原則。
這樣就同於王弼說的「懼以成,則是以享」,或船山把《震》《艮》視為「出乎震,成言乎艮」一體。這裡不同把「知懼致福」,僅只視簡單震懼道德的形式及宗教訓誡。「懼以成」的「成」就是「和解」或「轉變」,如「玉不琢,不成器」。
「成言乎艮」加重震懾中,有一個因果關係,引發啟動自己的內省力,啟發知覺經驗,綜合經驗的領悟力。這是自身遭遇外因,轉成為自因的潛在力,複合在認識力,成為奠定原則性的反省,以及道德行為的活動認識。
這樣才能合理理解行止的一致性,同時一個疾雷瞬間中的撼動,相應另一個潛在自因的領悟,整合在一個因果或原因,成為行動的本性及本質。
因此,《震》為洊震是王船山的倍氣,作為規定綜合知覺的領悟途徑,一組身體物理的體受,感受外延知覺的內容,鏈結一個不斷差異的連續變化的情境,即此就是倍因具有無限複合,無限整合出的因果關係。
倍氣的倍因關係,提供《艮》「止」,一個先行給定的反思空間,使得內感為意向活動,主動構成這個可思、可想像的反思建構。這樣「洊雷」及「兼山」,所以君子「『恐』懼脩省」及「『思』不出其位」。就是《雜卦》「《震》,起也。《艮》,止也。」一切從感性感覺出發,終於意指為一個潛在於反思的結果。
倍氣就是倍因為連續時間與連續秩序中的結構,就是「主器」者,根據自因自為建構屬於自己知覺的世界。倍因就是這個內在於自己的多重或多元體,意指一個多重體的世界。倍因複合出來的知覺,以身體作為世界最初的知覺原形,精神作為思辨世界的最終形態。
多重知覺的經驗實證,就在倍因建構出來的一個結構化的世界。正是《下經》,在《震》、《艮》、《𢁉》、《兌》四個重卦,相對呼應《上經》的《坎》、《離》,複合出一個《既濟》的已定或記憶過去的世界,同時又有一個《未濟》關聯另新一未定的外在世界,為可共存的可能性。
世界總是多重性,主器者擁有自己的世界,同時與別人擁有的世界,不但同在一個共在的世界,也朝向另一個未來可能的世界。如「反對」、「旁通」、「相錯」表示「卦中有卦」,相對於「洊雷」及「兼山」的婚媾有言及敦艮厚終,則表示「同一個世界中,同時具有無限的世界。這個「乾坤中另有乾坤」的世界。
所以把《震》、《艮》視為起源自外在世界的知識。主要,在《周易》六十四重卦,分上下經及卦序的哲學意義,如同反對形式揭露重卦的相互關聯及象徵。根據船山的解釋是「始以《乾》《坤》,歷二十六卦而繼以《坎》《離》。歷二十卦而繼以《震》《艮》,歷四卦而繼以《巽》《兌》,一義也。」(詳《周易外傳》卷七)
獨立把《震》《艮》分別出來,就是《說卦》指「帝出乎震」及「成言乎艮」,「出」與「言」都是用幾立體的倍氣,出自自己的知覺,言說自己的反思。
另就象數形式而言,《震》《艮》到《既濟》《未濟》共十四卦,沒有一卦是連列三陽或三陰相互並聯,也是說都只由長、中、少男與長、中、少女的結構。這種明白的「陰道不純而偶」,正好象徵所有並列的內涵與外在世界,構成相互的影響狀態。倍氣倍因有助理解傳統內感與外在知識,關涉了先天認識問題的探究。
最後,《說卦》指「《震》,動也。《艮》,止也」,而「《震》為龍,《艮》為狗」,該如何解釋?
以龍象徵動態,容易理解。用狗說是拘執靜止,就不易了解。
「狗」,李鼎祚《周易集解》說本作「拘」,即是虞翻說「指屈伸制物,故爲拘,兌爲羊。」也是焦循說的「拘之爲狗,猶祥之爲羊也。」按《隨.上六》有「拘系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傳》解說為「拘系之,上窮也。」「狗」或本字為「拘」大致可信。故「《艮》,止也」為「《艮》,拘也」,就是拘系(繫)。
虞翻與焦循視「屈伸制物」象徵被繫「拘囿」的狗。為何不是作為看守事物的狗?我們傾向採用後者的引伸義,指「艮為狗」的「止」就是守住。只有守住才能形成累積,拘守如把思想的材料,建立一個記憶或資料庫。
所以〈上九〉的「敦艮」,得以「厚終」。只有守住的不斷累積,才有成為可上手的厚積薄發,才為「上窮」者。這不是《莊子》說的「吉祥止止」。因此,「敦艮」呼應《渙》的「渙其群」,也相應在《漸》「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意思就十分明白。
「洊雷」及「兼山」為重卦,象徵一個現存自在,自起自性的思辨力。從感覺到知覺,析取相互連續中諸現象的因果關係,體受前後現象組合出來的時間性,由純粹直觀與經驗綜合,到達在一個整合的世界之中。
這個時間性就是《繫辭傳》說的「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時變現象的樣貌,只能藉由人的認識來把握及理解。《震》、《𢁉》就表述出人類的知覺知識,現象知識與現象世界,無法分割,也不斷在變化。潛在的《震》、《𢁉》,就是預知《既濟》與《未濟》的結果。世界的在世性,同時存在一個既存的世界,另一個尚待完成的可能世界。
(三)
《說卦》說《震》為動,《艮》為止,並「為龍,為狗」,揅摹兩者一體而對稱的知性形態。倍氣象徵這個無限重複的知覺,以無限知覺賦予無限反思的累積,互相連續成為一種良性心理心智的性智活動。
這是〈震.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鄰近知覺的視聽聯結,本來就是內在知感,接受外在無限聲光的無數觸動。一切都是瞬間中的電光石火,彈指一現。這裡,不會只有具象的形式,更有表意的內涵,如同中國造字象形外的指事及會意,領會一切結構化的隱喻世界。
遴近外在的感覺,觸動內感新起的知覺,一切肇因為終始的影響及效果,如〈六二〉說「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新奇憂懼的心情,最終在「七日」的後果,為何成了一個可致福而意外美事?因為「躋于九陵」,野望天高的偌大新穎視野,就是《彖傳》指出「震來虩虩,恐致福也」與「驚遠而懼邇」的大福。矗立在上九的岡陵高處,瞬間雖有臨高思危的憂懼,但也有居高臨下,而不必都是恐懼,同時會發現一個不可思議的驚訝,自己正面臨著一個全幅妥實的全新世界。
這是不可知的外在世界,提供有限的剗新認識。只能在部分認知與部分差異,找到一個相互一致的因果關係。這個因果一致性的條件,具有構成恆真認識的結果。這是時間性的經驗材料,不必彼此同時,但作為經驗內容必然經由一定時間,透過知覺所確定的被給定。
經驗都只在時間過程中獲得,並被時間性的經驗秩序決定,並被註冊在時空世界的秩序之中。這種雙重時間性的經驗認識,正是《繫辭傳》說的「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也是「六位時成」及「與時偕行」的本義。
所以「艮其輔,言有序」。因為「震來虩虩」,「震索索,視矍矍」,成為《艮》卦的「行其庭,不見其人」,感官知覺,最後成了強烈的印象取代了感覺。印象與印象中的因果,成為一切抽象知識及思辨張力的起源。
整個印象的具體化,就是漸近的浸進,從「艮其趾」到「艮其身」,最終取代「艮其輔」的個別感覺,成為可描述而「言有序」普遍性的摹狀。這種摹狀不再是「艮其輔」對象性概念,而是變元變化的函項變數,用以表現普遍時間性的共有共在現狀。
「洊雷」、「兼山」都是上下同體的重卦,象徵一切變化都由自身意識作用引發的改變。所以,「兼山」可以守住「不出其位」的連續變化,由「趾」到「腓」,再由「限」(腰)到「身」。最後「輔」(口)的可說可言,必須遵守「言有序」的「悔亡」而不亡。
揭示多重時間的時效,首先是共存在一個多元體的世界,經驗材料不會只有一個。其次經驗被限定在每次經驗時間,也只能一次。所以,只有不斷連續的一次一次的累積,才能萃取經驗最深層的效應。
重複產生類化及差異的交互作用。感覺材料總是提供身體與思想的雙重運動,一面是肉體與心理的物理效應,另一面是心理與理智構成反思的精神效應。類化與差異總是與共存並存。因此,豐富的經驗材料及重複豐富的經驗,使得之間的因果及類化關係,會更為堅實一致。
「兼山」為多重多樣性的樣態,最終不只追究世界的表象,更在擁有賦予存在世界的內容。這樣《說卦》說的「《震》,動也。《艮》,止也」,而「《震》為龍,《艮》為狗」,龍與狗最初的意象就容易理解。狗守著主器主祭者,也同樣十分清楚了。
所以,《震》《艮》是以個人知覺,投向世界。內感中的自因,才能與《乾》《坤》,相為呼應,構成一個完整「天地人」的和順關聯。身體起源自然,身體的自然感性,形成知覺的世界,以精神化連結著整個宇宙。倍氣倍因,就是一多的複合,就是感性世界與知覺結構的世界的重合。世界就是實在自然與實在情性的相互領會,相互一體。
這個世界倫理,也是船山指出《震》《𢁉》的用幾,《艮》《兌》的立體。身體正是「乾坤並建」的「理氣一也,性命一也」。兩端一致的核心意義,因在情性天命「能移相天」。即是「夫理以充氣,而氣以充理。理氣交充而互相持,和而相守以為之精」的「相天而成化」。
起源外在充氣充理的能移世界,就在《震.大象》說「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為船山易學一氣和順的同功本旨,在他的解釋「恐懼之下,其情易苶。修省之功,緩則罔濟。必如『洊雷』之震,興起迫厲,乃克為功。不懾於外,不懈於中,君子之《震》,所以主宗廟社稷者在此。《震》過於動,疑非靜理,乃道不得靜,勿容自逸。若矯情鎮物,因循蒙安,非君子之尚久矣。特勿取乎張皇危厲,以滋紛擾而已。」
「恐懼之下,其情易苶。修省之功,緩則罔濟」,正是《莊子.齊物論》說的「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王船山易解,重在張載「物兩體,氣也」與「合於一氣」,並融合了莊子「虛而待物」的氣,「唯道集虛」的心,以「緣督以為經」的「能移相天」。
所以,《震》《艮》最終以「言有序」的倍因情勢,就在「敦艮厚終」的能移能動,這是《周易內傳》指的「『龍』,陽升而出,陽降而蟄,絕地而游,乘氣而變,純陽之物也。《乾》,純陽,故取象焉。」在人與事,就是「和順自然」的兩端一致,陰陽一氣的執守。
這也他「和順與天地同功」指「《復》以『見天地之心』,與化俱而體天道者也。 陰感陽而變,變而與陽同功,性情互藏其宅,理氣交善其用。《泰》 以『相天地之宜』,因化盛而盡人道者也,而要以為功於天地,以不息其生,故曰同功也。」
船山立體致用之道,建立在「陰感陽而變,變而與陽同功,性情互藏其宅,理氣交善其用」,「乾坤並建」之道,就在《震》《艮》的性情理氣的交善互藏的體用。
船山易學有一個六個核心概念,為:
參天兩地,一義也。兼三才而兩之,一義也。分以兩,掛以奇,變以十八,一義也。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相錯,一義也。出乎震,成言乎艮,一義也。始以《乾》《坤》,歷二十六卦而繼以《坎》《離》,歷二十卦而繼以《震》《艮》,歷四卦而繼以《巽》《兌》,一義也。皆命之所受,性之所成,和順因其自然,而不限以截然分析之位者也。
這裡主張《周易》為簡易之道,就在簡易要約在一個單一化的原則,為「命之所受,性之所成,和順因其自然」,以和順為能移能轉的道器為一,合應《周易》六個最核心哲理的面向。這種現象學式的分析,其中的多重涵義,頗具穎秀的現代性。正是再吐金枝焰,重開玉樹花,為夏學長生的「六經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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