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21年2月7日 夏曆辛丑臘月二十六
◉本期目錄
【編輯小語】去除舊歲，奉元迎新
文／編輯部
毓老師講課時，常提醒我們要注重「時」與「勢」，同時更強調「不是怎麼『讀』經典，而是要怎麼『用』經典！」即是告訴我們要從務實的角度來理解並活用經典。
你知道日本人研究中國史的態度是什麼嗎？日本人所謂的「支那」與「中國」有什麼區別嗎？請見：
〈「明史十二講」第一講整理（四之二）〉
你知道孔子為什麼特別重視「災異」嗎？重視「災異」，是一種迷信嗎？歡迎閱讀：
〈讀董仲舒《春秋繁露・二端》心得〉
你知道林明進老師五年「論語」課總共上了幾堂嗎？開始講課的緣起與初心又是什麼呢？臺下聽課的學員又有什麼樣的感動呢？請見：
〈2016／2020論語課，一字一義悟天下〉
〈向大師致敬（一）——我上林明進老師的「論語」課〉
你知道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識論」與「乾坤衍」之間，有何關聯嗎？請閱讀：
〈簡述《乾坤衍》的智元與《新唯識論》的量論〉
你知道傳統道教所謂「內丹學」的內涵是什麼嗎？你知道《陰符經》是在講什麼嗎？請見：
〈冬季班「內丹學以術證道的探索」課程心得〉
最後，編輯部亦誠摯地歡迎同門先進與各界同道友人，能夠共襄盛舉，提供個人無論是讀書、教學、工作、生活上的感懷，或是經典智慧應用的心得，在奉元電子報的園地中「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奉元問學之一】「明史十二講」第一講整理（四之二）
講述／徐泓
整理／蔡正道
編按：去年（2020）秋季班，很榮幸邀請到我們奉元學會的創會理事長徐泓老師主講【明史八講】課程（友善連結：第一講直播）。原本規劃秋季八講，後來再於冬季增加四講成為【明史十二講】。徐老師上課深入淺出、語氣詼諧，講解明朝歷史的發展脈絡非常生動、引人入勝，廣受學員好評。本刊特別徵求徐老師同意，將課程的第一講整理成文稿，以饗讀者。文稿總共一萬八千多字，因篇幅關係，將會分成四期刊登，本篇為第二期。
日本人研究的中國史
日本人研究中國歷史，他們過去最注重的是「異民族統治中國史」，非漢族的人進到中國來，少數民族怎麼統治多數民族？他們用什麼辦法？好作為日本佔領中國時的參考。還有人認為，治理這麼大的中國不容易，所以最好把中國分成好幾塊，尤其是東北的滿洲、蒙古、新疆、西藏，甚至於西南的少數民族，也要鼓動他們獨立，於是就從歷史上找線索。他們跟一些洋人一起來講，要用內陸亞細亞的概念將其與中原漢人分開。其中有一位學者岡田英弘寫了一本《紫禁城的榮光：明清全史》，在一開始的序言裡面講，「從支那到中國」，日本人在戰後把所有他們寫的「支那」都改成「中國」，但是他這裡講，支那有特別的用意，即洋人所講的「China Proper」，我們自己也有人稱「中國本部18省」，長城以內叫支那。中國，是指整個的叫做中國，這是他的解釋。岡田英弘講的中國，其實就是大清帝國，所以大清帝國等於「支那加上滿蒙藏维」。近年來，美國「新清史」学者認為中國只等於漢人統治的地方，滿蒙藏维族的地方只屬大清帝國，但不屬中國。其實岡田和「新清史」學者的講法只是表面上不同，實質一樣，他們都是主張要把滿蒙藏維從現今的中國分裂出去的；無怪乎清史學者李治亭要說這種說法是「新帝國主義的標本」。
現代中國疆域之由來──改土歸流、衛所與教化
我們知道中國歷代都是政權的轉移，除非你從外面來，如果是自己的，都是用五德終始來解釋的。五德終始作為政權轉移的理論，顧頡剛先生有一篇文章《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載顧頡剛主編《古史辨》第五冊）專門講這個，以五德終始配上禪讓，歷代除外族入主的政權外都是禪讓的。我們稱民國取代清朝為革命，可是從清朝人看來，是他們禪讓的。因為那個時候南北還在打，如果再打起來，真的是生靈塗炭，不管誰輸贏，中國人都倒楣，所以隆裕皇太后下了個清帝退位詔書，據說是張謇寫的，文章寫得好的不得了，又簡潔又有力，而且有內容。裡面就講到，我們要合滿漢蒙回藏及其完全領土，共建一個大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所以能繼承大清帝國的領土，是這樣來的，後來人民共和國其實也是繼承這個來的。
這樣講的話，好像都是清朝的功勞，但明朝沒有嗎？各位再去看。我們讀金庸的小說裡面有個大理國，唐代時，那地方的政權是南詔，是唐朝的一個很大的外患，到了宋太祖時「玉斧畫江」，把大理國擱到外面去，不算在中國裡面。一直到元朝進來以後，才把雲南變成中國一省。可是雲南與廣東之間這一塊地方，也沒有正式進到中國的版圖裡面，它是屬於土司羈縻之地。羈縻就是一國兩制，土司只對中央政權朝貢，但不當差不納糧，中央並不直接派官管治，儘由他們自治；這便是一國兩制的來源。香港的一國兩制沒什麼稀奇，中國原來就有這樣的制度，從一國兩制然後慢慢變成一國一制，就是「改土歸流」。明朝改土歸流，就把貴州變成一個省，把它納進內地體制。清朝到了光緒年間，把新疆建省、臺灣建省納進來。就像美國一樣，納到聯邦的裡面叫「state」，在「state」之前叫「territory」，「territory」相當一段時間經過投票，經過中央同意，尤其到國會裡面投票，同意它加盟進來，才變成「state」。古今中外其實都一樣。另外，明朝還做了一件大的事情，就是對於南方的開發，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仍在繼續。
我做研究時就發現，明朝時的福建沒有問題，但廣東大有問題。明朝政府對於廣東的治理，相當一段時間是用軍事管理，雖然是不完全軍管，但同時設縣和衛所，往往衛所與縣政府在同一座城，很多的工作是由衛所的軍隊來做，譬如築城。早期由軍隊主導是「軍七民三」，到了明朝後期變成「軍三明七」了，所有這些地方事務基本上都由地方政府和人民自己來做，這就是擺脫非常時期的軍事協作，正常地納到地方行政體制來。為什麼當時要軍隊？因為當地的少數民族很多，要把少數民族的動亂平復，要改善少數民族的生活、推廣文化，讓他們慢慢心向中央。抗戰的時候，我們可以將西南當做抗日基地，這個根基是明朝打下來的。
所以中國本來是分散的，從上古時代就是這樣。在新石器時代，整個中國這個地方，有各種不同的文化，有如滿天星斗，而且邊區的文化，多比中原人先進得多。可是慢慢的發展，是中原吸收了各地方的文化，強起來後征服各地，有如月明星稀。比如說周向東擴張征服黃河下游地區，到了山東，山東是夷人的地方。很多地方的人都是蠻夷戎狄，我們姓徐的人就是徐夷。可是夷人的文化很高，孔子不是講，「先進於禮樂者，野人也。」 野人是城外的人，當時住在城裡面的人，是周人或商人的後代，是統治階層，是「國人」；所以，錢賓四先生說，「他們是來殖民的」，然後把夷人慢慢「周」化為「華夏」了。像早期講到吳人、越人，是「南蠻鴃舌之人」，可是到了春秋後代，吳人、越人已經變霸主了，楚人更不必講。這就是台大姚從吾老師講的，中華民族是擴大延綿，大家不斷地加進來的。
稍微讀一點少數民族歷史就知道，漢朝以來，許多的匈奴人進到中原，所以五胡亂華的時候，中原地方，尤其是河北、山西、陝西、都是當時的胡人之所居處。被匈奴擄走，後來歸漢的蔡文姬當時便住在山西。歷代的草原民族進入長城以內，久了便與內地人民融合成為新的漢人，到了唐朝，这些人漢以來經过南北朝時代，入主中國的各民族都與漢人融合了。而留在草原的各民族，哪一個民族強，他們就與那個強族認同，成為强族人，到元代以後他們最後都變成蒙古人。真正蒙古族沒有幾個部落，都是各族人融合在一起。人類族群的發展就是這樣來的，所以今天要算舊賬，要把他們全部分開，就沒完沒了。
很多少數民族，如當時被元朝稱「漢人」的金人，為了躲避蒙古人的迫害，紛紛跑到南方並改姓，變成漢族。一直到了大陸改革開放以後，要實行一胎化政策，少數民族則可以多生孩子，就有些人突然就發現這是一個好事，便要求恢復少數民族的身份，如泉州的粘姓(其祖先即把宋徽欽二帝送往黃龍府的粘罕，粘姓族人迁來台灣多聚居於台灣中部以彰化縣福興鄉廈粘村、頂粘村二村和彰化市及鹿港鎮。) 即如此。在大陸作「民族識別」以後，有些早已成為漢族的人為了優待，要求變回少數民族，可是他們早就不是，也看不出來是少數民族。因此，如果沒有民族識別了，其實沒有問題，反而民族識別增加了很多的問題。後來不少人認為：「大陸實行民族識別，學蘇聯的辦法，其實並不好，對於民族團結來講其實不見得只好事。
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
這些和明史還是有關係，因為明太祖提出的「驅除胡虜，恢復中華」便是「民族統一戰線」。為什麼要民族統一戰線？因為元朝末年革命的起源不是民族問題，而是階級問題。起來造反的都是農民，鎮壓他們的不是蒙古人，反而是漢人地主。1938年，蒙思明的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部畢業論文《元代社會階級制度》就在探討這個問題。大家都以為元朝「蒙古至上，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南人被壓迫最厲害及九儒十丐」等等，都不是真的。許多我們耳熟能詳的历史故事，其實是假的，譬如岳飛《滿江紅》中「踏破賀蘭山缺」，賀蘭山在寧夏，不在東北，那是打蒙古人，是明朝中期的故事。
蒙古統治下的民族壓迫，尤其在江南其實沒那麼嚴重，可是等到後來，宋濂這些知識份子幫朱元璋出謀劃策時，是要用民族矛盾統一了階級矛盾——「我們都是漢人，要打倒蒙古人，把他們趕出去」，這樣就把階級矛盾給「沒有」了。臺灣不也一樣嗎？我們階級矛盾很嚴重不是嗎？可是在臺灣要搞左派、工黨是起不來的，為什麼？因為資產階級就利用族群矛盾來解決所有的問題。民進黨的高官們，其實大多是貴族、大地主的後代，都是資產階級，他們所有的政策都是對資產階級好的。照理說，農民和工人不是要反他們嗎？但台灣的反对國民党的運動，從党外到民逛党，就一直由同是資產階級右派的民進党來号称代表工人和農人，以族群矛盾混淆階汲矛盾。最近有這麼短暫的時間曾經被韓國瑜說「大家都是受苦的人」，把他們團結起來。可是很快就被弄掉，回到族群矛盾，以反中的族群矛盾解決了所有的問題，概括所有的問題。
等到國家快要統一之際，朱元璋就同一《諭中原檄》上講：「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礼義、愿為臣民者，與中夏人撫養無異。」後來很多蒙古酋長都到首都南京過好日子。海州學正曾秉正就跟明太祖講，南京附江浦縣就有許多蒙古韃靼人居住，他們「多改為漢姓」，生活漢化，「與華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為富商大賈者」。他們已經跟所有的人都合在一起了。人群就是這個樣子，漢族不斷地各民族合在一起，就變成所謂「中國人」。今天要用 DNA 再分析出來，說「你是哪裡的人」，有必要嗎？當然從 DNA 可以看得出來的，南方人的 DNA 跟北方人的 DNA 是不一樣，所以容易得的病也不一樣，譬如得鼻咽癌的多是南方人、福建人。可是身體上雖然有些不一樣，但文化上是完全一樣的。華夏民族的定義是文化，是「同倫」的人。如果我們都已經融合了，已經合在一起了，為什麼還要再去分？
許多大帝國，老牌帝國，都是多元民族國家，大家都已經活在那裡很久。19 世紀以來，西方人喊出一個口號叫做「民族自決」，就讓那些族人突然想起來，「我們跟你不一樣」，他們要民族自決，要「獨立」。奧圖曼土耳其帝國裡面因此發生多少的種族屠殺？這種情況一直到後來的非洲，都有跨國、跨界的民族，「一個民族分好幾個地方」，或「一個地方有好幾個民族」，本來大家在那裡已經幾代共處，都已是好朋友、好鄰居了，突然間說「不對了」，就互相殘殺，很可怕。我有很多平時溫文爾雅的好朋友，一談起政治，馬上就變成另外一個人，這多可怕﹗這些政客，挑撥族群關係多麼可惡！人類就是應該和平相處，大家安居樂業，政治就是為了老百姓安居樂業，他們不是，他們靠挑撥族群爭權奪利。因為人民安居樂業，他們就沒什麼戲好唱，一定要去挑撥是非，才有利可圖。
今天一個從政的人，真心相信自己的理念，是可以犧牲奉獻的；這種人值得人們尊敬，像施明德去坐了 26 年的牢。可是現在講得非常激烈的人，沒坐過一天牢，不但沒坐，還在享福。人類歷史上這一類的事情很多，所以讀歷史，一方面來講我們可能會有很多感慨，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從中間想一想，我們該怎麼辦？毓老師常常講，「讀書是要啟發我們的智慧，讓我們想出一些辦法來。」所以看古人這樣做事情，我們就想「他為什麼可以做成？怎麼做成功的？成功有什麼影響？」毓老師說，還可以換一個方式，「如果我當時不是採取這個政策，而採取另外一種政策，會怎麼樣？」就是有個假設性的問題，用這種問題去啟發自己，訓練自己的腦袋。古代的中國人就是這樣念歷史的，王夫之在《讀通鑑論·敘論》就把這一讀歷史的方法講得很明白：「設身于古之時勢，為己之所躬逢；研慮于古之謀為，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鑒也。」現在到大學裡面去講這個，誰聽呢？因為近現代大學歷史系師法歐美，完全放棄中國傳統向治史和讀史方法，講究思辨，講究寫論文，不講經世致用；以為講究古為今用，品評人物，為人處世之道，易陷主覌，非學者所應為。寫這種論文是不被學界接受，拿不到學位，升不了等的。
（下期待續）
【奉元問學之二】讀董仲舒《春秋繁露・二端》心得
文／潘朝陽
一
《春秋繁露・二端》之文有一些句子是後人刻版而錯雜進去的。將這些錯雜的文句拿掉，將其文章調正而撰寫如下：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從起，亦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為大也，微之將為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按，立疑為知字誤植。）也。
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故書日蝕、星隕、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
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患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為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效者哉？！
二
孔子修著《春秋》，重視「災異」；「災異」並不是漢朝及愈後的儒者愈以迷信、玄妄之說去比附自然與人文兩界的關聯而生之那種虛玄神祕之因果，而是理性地指明自然規律和人文政治之間存在的因緣果報，為政若清明而有實政建設，則自然條件和狀況縱許激烈反常變化，因而發生大水、大旱、蟲類繁生等現象和突變，則國家可依人文建設來加以防範、降低或消除自然帶來的災難。地球的自然現象是必然有變化起伏的，人文和政治的優良規畫和建設，卻可以有效地適應、調整、救濟。如果相反，為政者若是殘酷不仁，人文建設全然敗壞崩毀，則自然暴力之直接加諸人民之生命財產的損害，謂之「災」，若是又因人為不臧和政治腐敗因而加重了自然災害的程度，此即是更大的災禍，即謂之「異」，合而言之，就稱為「災異」，甚至腐敗殘暴的政治趁著自然災害更加壓迫、剝削那些身陷災害的黎民百姓，則謂之「人禍」，此際，就是自然和政治雙重的暴力之加諸無辜平民身上，就是「天災人禍」。
觀察歷史，朝代之所以崩潰和滅亡，莫不是天災和人禍的增益而使然。儒家從孔子始，皆明白環境對於人文的影響，所以非常重視災異現象，自然環境若有奇怪和反常情形發生，必加以記錄書寫，此即是向為政者提出警告，希望在實政上有所因應、預防以及調整。
三
董子此文的重點在於「二端」，「端」，端倪也，為政者須從上下、左右、前後的兩個端倪，即「小→大」和「微→著」，以先見災異之微和顯的機，因而有以防備和消除，意思是說凡事必有其細微之原因和積漸之過程，在其細微的時候和細小之狀況的階段，就須能夠覺察而有所因應和防範；自然現象及其變化，人是無法令其改變和消除，但人卻可以先行研幾、認識、警覺，而予以導引、減緩或調適。譬如「大禹治水」，依據人之水利知識和技能，將大洪水加以因勢利導，開鑿溝圳而使洪澇順流排出而匯入湖、海。「大禹治水」的古史傳說，反映的事實是中國古人因應大自然環境的氣象、地理、生態的循環大變動而通過經驗之積累、新創的水利知識和科技而有的一套人文建設。這是典型的因「災異」引生的究明且調適「二端」的重要先王之智慧和仁政。
再從古史中舉一例來加強論述，《國語・周語上》載伯陽父論周將亡，其文一開始曰：「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此句指出幽王二年的時候，在涇水、渭水、洛水等三川流域形成的關中平原發生了重大地震，震央正是西周的心臟精華區位，首都鎬京。伯陽父提出警告曰：
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
果然，伯陽父警告之後，那年，三川水枯，岐山崩頹，十一年，犬戎侵犯，幽王被殺，周室東遷，西周亡。《國語・周語》此段文章舖陳了兩個事實以及一種思想判斷，前者是周幽王二年（西元前 780 年）的關中平原大地震和十年後（幽王十一年，西元前 771 年）的西周滅亡；後者則是當時的大知識分子伯陽父對於自然與人文因果關係的知性判斷。關中平原的三川大地震的發生，是距今 2800 年前的自然環境的地質板塊急劇巨變現象，那個久遠時代的中國古人就已將之記錄於史書，視之為「異」，而當時的周朝大夫、大知識份子伯陽父更能預測其必帶來巨大而難以挽回的災難，傷民而亡國，合起來是重大的「災異」，果然，距離今日的 2790 年前發生了一件人文政治上的大事，那就是犬戎侵入鎬京殺幽王，周室東遷東都洛陽，從此中國進入東周時代，開啟了春秋戰國時期。此段古代重大史事顯示的是人文和自然的互為因果而生之報應，幽王時代政治非常腐敗，其時的政體之設施和運作，一定十分鬆散和墮毀，因此忽然遭遇自然地理的大地震之災變，必然無法有效、有力地加以減緩、消弱大地震帶來的人民之傷亡和人文設施的毀壞，於是由於文明的大破壞和大墮落，更加深擴大的幽王之敗政的破裂，於是異族犬戎的入侵，遂如破竹，其勢難擋，西周於是滅亡。這個因緣果報的結構，才是儒家重視並強調「災異」以及董子特舉「二端」的用心之重點。
《春秋》多書災異，有自然異象必加以記載，並及於其帶來的人世間的災禍，而其實不止《春秋》如此，古史，如《左傳》或《國語》皆是，後史亦多有《五行志》、《災異志》，以記史上的各種災異現象。這是一個中國古人很重視自然界影響人世間的一種知性傳統。其中多有合乎環境、生態科學的理性精神和取向。
伯陽父的敘述有其時已經通行的「陰陽雙元辯證互動合一觀」的「自然科學哲學論」來詮釋自然環境和地理的變動現象，依徐復觀先生的研究，西周至春秋之際，「陰陽」逐漸從日照向背的簡單意義而漸漸發展為「六氣」之首，「六氣」即「陰陽風雨晦明」，風雨晦明，是氣象、氣候乃至天氣的狀態，是自然現象，而陰陽則是抽象化之後的一種「氣」的概念。此種觀念，在春秋時代早已有之，舉例，如《左僖十六年》：
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這一段敘述是史家菁英之「知性理性」和傳統貴族之非理性的迷信心態之對照。從天空墜落於宋的是何物？答曰：「五顆隕石」；而何以在宋都的天空有六隻鷁鳥是倒退著飛翔呢？答曰：「因為風非常強，那六隻鷁鳥逆著大風而飛，力氣不足，反被大風吹得往後倒退。」《左傳》的如實敘述是客觀的科學態度，宋襄公對於他的國家發生的這兩種自然現象，卻仍停留在古代巫覡文化的神祕觀念中，故求周內史叔興來給予占卜式的解答，質問此兩種自然現象，是吉或是凶。周內史為免惹禍，故拿魯、齊兩國的政局來加以搪塞。但周內史仍然忠實於史家的知識和理性，所以他在外面道出了真正的觀點，那就是依陰陽兩氣的變化和互動之失衡來理解五隕石墜落以及六鷁鳥退飛的現象。
「陰陽二氣觀」，是一種「自然現象詮釋學」，當然不是自然科學的邏輯，因為在春秋時代，雖然相對而言，中國已有當時世界一流的天文、地理、氣象、水利、生物的學術和科技，可是並非每人皆有普及的科學專業或科普知識，但是左丘明在《左傳》的這個敘述的例子，其實是藉周內史叔興的話語來表達人們特別是菁英階層不可以再用巫覡迷信的態度和信念來套天人關係。
四
因此，我們讀《春秋繁露》時，宜有一個明智的態度，就是董仲舒在他的文章裏，多有「天人關係論」、「天人感應論」，常以陰陽、五行、五常之相生相剋來論述政治施為的善惡好壞。其中有玄想的或宗教的內容表述，它表達上天有其天心而能對於人世間恆予覺察，對為政者之好壞而能降下賞罰，此例在《繁露》中所在多有，何以如此？乃是因為董子的思想脈絡具有中國淵源流長的一套觀念系統和信仰系統，此即上古泛靈宗教一路下來，而演化形成的帶有「道德意志律」的「超越者天」及其衍生的「陰陽五行影響和支配人心與文明論」。雖然此思想觀念系統只是帶有宗教玄想的內容，不是客觀性的知性之知識，但其用意仍是關心政治的是非以及為政者行政的善惡，希望以上帝、鬼神之道或「道德天」的「天志」來管束統治者的心思和行為，此條路線，在其他文明體系中，也是存在的，且在中國的兩千年的封建和王朝政治體中，也是存在的，甚至在民間社會和人民心靈中，一直都是規範系統的重要規約。
然而，董子也表現了知性心發用出來的理性態度，此在《繁露》中亦所在多有。就此篇文章來看，他的天人之際的思想，是合於「知性理性」之道的。董生提及天地自然的變異失常現象，有些會發生災禍，有些不會，但為政者必須十分小心，提高警覺，其故為何？因為自然無常，其力量甚大，如大水、大震、大旱以及昆蟲之泛濫等，對於大自然本身而言，本無所謂災禍，可是這些自然異變的規模若加諸生民身上，而發生了生命財產的損傷，甚至導至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對於生民而言，那就是巨大的災禍，而若為政者完全無動於衷或無能為力於發出有效的拯濟和挽救，則此種為政者有何用哉？所以，董子提醒為政者，必得見微知著、防微杜漸，平時就需搞好預防、抵拒、消彌災禍的「超前佈署」，這個情形，歷代不乏例證，譬如古代的秦之李冰父子之建都江堰整治了成都平原的水文，一方面免除了洪澇之災，一方面可引江水灌溉整個平原而能豐產養民。又譬如現代的民國，日寇大事侵華之前，國民政府整治淮河，其治水工程甚有成效，基本上將長年的淮河流域的水患予以消除。上述古今的水利工程，就是優良政治有效對治自然災異之佳例，證明天人之際，儒家著重的是人之仁義心的實踐以及人文理性之政的實務防備於未然和周全實政之天人和諧的建設。
五
董仲舒在《繁露・二端》表達出來的「知性理性」之天人幾微互動觀及其以小知大、防微杜漸的客觀知性態度，是孔孟荀先秦大儒的本來意思，其核心，不在占卜、預言或神祕巫覡觀。以古鑒今，此道理有其恆常性，現代已科學昌明、知識發達的時代，吾人研治華夏之學，應依遵此路而行，依遵此路，就是孔子之正道，若背反之，則是邪道。
【奉元問學之三】2016／2020論語課，一字一義悟天下
文／林明進
編按：林明進老師的五年「論語」課程已於去年底（2020-12-29）畫下完美休止符。本文轉載自林老師 2021-01-09 的臉書貼文，回顧橫跨五年、131 堂、262 個鐘頭的「論語」課程，追溯講課緣起及甘苦，可以說是五年下來的「結論之語」。本刊特別徵得林老師同意轉載，以饗讀者。
從天德黌舍到奉元書院， 毓老師一直維持一年講一次四書課，論語和大學中庸逐字逐句講授，孟子挑著講。
大學課中庸課我在在奉元書院分別講了八講；原本規劃論語課一年講完，沒想到一講就是五年，尤其是下論先進篇第十一篇起，放量精講，整個速度緩慢了下來⋯⋯一直到 2020.12.29 才講完。我把堯曰第一章放在最後，凡 19,790 言。講得聲嘶力竭！
感謝跟了五年的學員們，你們很不容易！在臺灣講四書五經這種老經典，在很多人眼裡是很好奇的，更多的人認為老骨董、不流行了。40 幾年前，那個年代年輕人非常嚮往，黌舍可以説每一晚都擠爆了⋯⋯
我最多曾經一週聽七門課，轉三趟公車，來去匆匆，就為了每次兩小時的課。現在想起來，那時候的年輕小伙子的求知慾，真是不可思議，除了文史哲外，多得是理工醫農的大學生。我從青春期聽到更年期，父子接力聽課。
龍顏講堂這五年，為了每週的課，上課都面臨非常大的壓力。每週花掉非常多的時間進行備課，只因為這是 毓老師靈前「發心」的，更不敢造次，也不敢懈怠。
五年過了，完成宿願，也拿到敬老證了。態度上對得起師門，論講課的內容那就瞠乎其後、遠遠不及 老師了。所以，雖然全本論語，一字一句都不漏，講了一遍，心裏還是不怎麼踏實⋯⋯
【奉元問學之四】向大師致敬（一）——我上林明進老師的「論語」課
文／顏宏如
編按：林明進老師的五年「論語」課於去年（2020）的 12 月底畫下圓滿句點。課程結束後，許多長期聽課的學員與師友都紛紛發表心得感想，紀念在林老師課堂中的感動，誠可謂「餘音繞樑，三月不絕⋯⋯」（友善連結：最後一堂側記）。本文轉載自林明進老師 2021-01-10 的臉書貼文，文中轉載「論語」課五年全勤的學員顏宏如學姊於一月初（2021-01-04）發表於臉書上的聽課心得，字裡行間充滿趣味，心得感想亦頗有見地。顏學姊預計會撰寫一系列心得文章，本文為該系列的第一篇。為求「弦歌不輟」，本刊特別徵得顏學姊同意陸續轉載系列全部文章，以饗讀者。
【寫在前面】（林明進老師）
論語課五年全勤的顏老師
2021.01.10
顏宏如老師並不是唯一五年保持全勤的學員，但她每週二晚上，一下課，就從基隆直接趕來龍顏講堂聽課。有家庭、有小孩，五年不間斷，這不容易。
徵得她的同意，特別摘錄她的心得點滴，也留下來作紀念。
【正文】
2021.01.04 (一)【向大師致敬：(1)】
新春第一篇貼文，要向林明進老師致敬。他在奉元書院無償講《論語》，一口氣就講了五年；這五年來風雨無阻，每一次的講學，都是嘔心瀝血的結晶。那PPT的內容字字珠璣，每一張都沉甸甸的，是千年的智慧，以及華夏文化的負重。老師就這樣任重道遠的扛著，講著，直到上禮拜二終於畫下美麗的句點。
與林老師結識是在五年前，當時他應邀擔任基隆市的語文競賽作文團隊教練；在接觸前我就讀了許多老師的著作，包括許多作文工具書和學生系列的前兩本。那時與老師不熟，只知道他是如雷貫耳的名師，大抵就是著作等身，在語文界響噹噹的人物。
老師第一次集訓，什麼開頭結尾修辭法沒有解說很多，倒是講了楚漢相爭的故事，說這個項羽雖然性格上有諸多缺陷，最後逐鹿中原也敗北，但他的生平卻被記載在本紀裡頭，本紀向來是只紀錄帝王的。老師栩栩如生的描繪著項羽的英雄形象，他的霸氣和輝煌的功績，還有歷史的定位⋯⋯我在臺下聽得流光溢彩，彷彿一幅橫軸的漢初卷帙就這樣開展在眼前，所有的人物全都活靈活現了起來。回頭跟夫君說：「這個老師了得，是國寶，我要去聽他的課，我非得去聽他的課！」
其實那一年我本來是要在國演協助盯場的，後來就經常光明正大「請假」跑去作文組旁聽老師講學。老師講課很實在，討巧的術不多，倒是花大把時間在充實選手的精神層面和思想深度。他講學「生」，講母難日，講誠⋯⋯把《易經》裡的每一個卦象都幻化成是易懂的動畫般，深入人心又扣人心弦。第一次發現以自己的資質竟然也聽得懂《易經》，那種激動不是筆墨可以形容！
後來聽說老師在奉元書院開了課，立馬手刀報名。小小的講堂擠滿了人，老老少少慕名而至，很多大老闆，企業家，甚至大學中文系教授都到了，當然也有像我一樣沒沒無聞，純粹是被老師的博學和精彩的講課吸引去的小人物。
第一期的課跟得頗辛苦，老師堅持「倚經解經」、「一字一義」讀論語。所以他不是囫圇給個概括的譯文而已。老師的講義密密麻麻，全是他半生的積學儲寶。他會為了一個字，翻盡所有的典籍，交叉比對，連三角檢證都用上了，只為求得最妥貼的詮釋。若講到不是自己的創見，老師也會歸功給那個人———通常是他的恩師 毓老師。其實很多醍醐灌頂的語句和思想，若老師不說我們根本也不知道語出於何，但老師就是會很自然的把智慧財跟景仰歸給那個原創者，而不是據為己有，這和我認識的許多業界大老很不一樣。
—未完待續—
（第二篇心得）
#非寫不可 #不寫對不起自己
#非得記下這五年來的聽課心得
#曾蒙國寶級大師親炙此生無憾
【奉元問學之五】簡述《乾坤衍》的智元與《新唯識論》的量論
文／陳有志
《乾坤衍》是熊十力先生晚年的鉅著，卻引來排山倒海的眾多爭議，連門人徐復觀先生驚惋他的老師，晚年立言猖狂縱咨，一反讚嘆《讀經示要》是「揮魯陽之戈，以反慧日，負太行之石，用截橫流」力挽狂瀾，捍衛中國文化的旗手。擾動紛喧的首因，是《乾坤衍》把《禮運大同篇》、《周官》與《公羊何注》，以及含在其中三世義及乾坤兩彖說，說是孔子五十歲以後的著作及最終的思想，違反了經學常識。如此，我們奉元在毓老師的讚許，順著熊先生講的經義會解，不就成了違反常識的盲從？同是門人的牟宗三先生，跳脫了經學文獻，專就堅確渾淪的道體，說熊先生在思想上是「無古無今，無人無我，直透法體」。自然是指熊先生溯流徂源的原儒，還原道心統情的原學用心。熊先生斥偽罵奸，立正破邪，也或許是針對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國文化擎受歷來最大險惡，熊先生有意無意瘋言的激詞喝斥，也真能無我的清狂。如此，直透法體，堅固學統，立周官為群己的公眾社會，繫公羊禮運為庶民天職的權利，追究公領域的普遍權利，會淪為余英時誣陷成了無產階級的附庸嗎？
熊先生特立的思想，可略分為：《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及《讀經示要》是成熟期； 《原儒》、《體用論》、《明心篇》為發展期； 《乾坤衍》為晚年定論的內聖外王說。《乾坤衍》，「衍」是推演同通，以乾坤則理五經，方法學同屬王船山以易會經。熊十力主「收攝實體以歸藏於象」的體用不二，特色只在乾為心靈，坤爲物質，主張乾坤皆是現象，就是兩重現象為實虛一體的唯心說。也是以乾坤兩彖的衍說，作為法體的分解。兩重現象主要論述在坤卦初爻，就「得朋喪朋」相因互含為雙重狀態，可以指出物有作用力，引起心作為第一層為物的現象。其次，心有主動符合於物則的本體收凝力，在接受第二層物則的現象，引發並施加自身的改變力。稱為「乾力加坤」指的是體用不二，別出漢宋儒「乾氣加坤」或「坤始消乾」的陰陽氣數說。這就是牟先生所說原儒原學的法體，整個理論奠定在《新唯識論》會通的兩個方向，一就唯識宗的無外境，別立「依翕假說境物」境論，區別唯識種子的真妄心法，辯解生成能轉的相因自性。另一，將王船山絪縕周遍的太和觀，轉向王陽明惻隱獨知的致良知，前為宇宙論，後為本體論，綜合為宇宙本體論，再別出佛家空有兩宗非時空的境論。是一反再反的雙重會通。
熊先生倡言孔子五十歲著作，常識上是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作春秋。孔子有沒有演《周易》、著《易傳》，不得而知。但司馬遷指「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孔子不會只一本《論語》獨尊。折中六藝就應該有一個可以「體大常」的仁，來刪解經書；也可以有另一個「應萬變」的天道性命，來詮證經文。如《論語》孔子引〈恆卦〉「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說的就在「不占而已矣。」《易傳》〈文言〉為何只明載乾坤兩卦？〈序卦〉為何沒有乾坤卦名，徒託天地？〈繫辭傳〉解說也以乾坤為主；《易傳》多處說仁；〈文言〉更以「見龍在田，德施普也」說「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又「履霜堅冰至」斥「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示「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等等。
《易傳》是不是孔子作，而廓大仁義性命是事實。乾坤兩彖證此仁以行之，義以方外，就需恰當指出什麼是「克己復禮」？那麼「為仁由己」的根據，又會是什麼？因此，仁以行之，必然有一個知識之外，可通過並影響自身被認識的自因，一個可理解起源的原因會是什麼？即此，心靈與認識就必須有一個恰當的一致性。熊先生衍推乾坤，賅博為仁，主要認識的根據，是周易三爻相因的小圈，及中庸「語小，天下莫能破焉。」的一元分化說，可解釋「為仁由己」，可重建儒家法體性智與知識原則。《乾坤衍》根據《新唯識論》的智元境論，在心靈與自然知識的一致性，與《原儒》三世義大同說的是一致，沒有立場的改變。三世義與一元含乾坤，都只根據「為仁由己」的意義，解說時間在廣延的分化，必然要含攝一個充分至善的圓滿意義。
那麼，《新唯識論》的境論及量論是什麼？熊先生稱《新唯識論》只有境論，只跟隨世親《唯識二十論》俗諦，指外境唯是依識所現，一切現象都是妄想，由此著手立說。但唯識只確立「聞熏習」三無性的真諦，才可流出阿摩羅識的無分別智，同時真俗兩諦都不存在時空的分位，作為可分辨的實體。熊先生的立場同意唯識宗及包括空有兩宗，一樣否認外在的實在論，或極微的原子論。但不同意他們主張意識只能取境，熊先生認為兩重現象在生成時空的現象中，會共享分化的種差，所以可在小圈及語小的虛實中，依翕上假說境物為本體。如此，兩重現象說，就必須有一層嚴謹知識性的分析。相對，唯識因明知識分析的量論，熊先生念茲在茲翕闢凝聚的知識量論，最後還是未能完成。這樣，他認定乾坤及兩重中和是中國智慧的根源，在翕闢為良知與三世的關聯，缺乏量論，難以服人。向來中國在知識論缺乏，邏輯作為普遍有效規律的推演，細節冗繁嚴密，不易完成。熊先生聊且批評因明的三支比量，指它無法提供明機的直覺，在直覺的暗示下，更難明白其中的意義。其實，中國思想的邏輯，從來不是西方三段論或印度比量的演繹法，較接近數學近百年才剛發展的矩陣及集合論的建構形式，所以容易被誤讀誤解，也是一個因素。
若細仔推敲「語小」的直覺直觀，也不是完全沒有一個可明白的量論方向。尤其，從集合論的類性及超限概念來看，就更為清晰。唯識與空宗無為寂靜的勝義諦擯斥極微，阿耨色只是無方分，一切法不佔有空間；阿賴耶恆轉刹那的心識是無時分，一切法不佔有時間。習慣上，中國數理的思想特性就在正負數的虛實相因。三爻小圈的不破，兩重現象更有牽動多元與差異，輕易表明連續聚集的關係秩序，在減法的可共性謂詞，可以作為辨識的分位。即是說，熊先生收斂的相因除式，重點不再是簡單相因除法，而是同餘關係可以規定出級數的分化條件。因此，依翕凝聚就把周易傳統陰陽，指向一元論的量論，就是把中國負數的數理，推到超限論的邏輯之上。佛氏性体只能寂静成就，心法上說的心相，是無物，為否定。但依翕假說的相因，心相有物，可以虛擬為肯定，依翕上假說境物，是近類或集合類性的種差，是言之有物。
因此，熊先生雖沒有點出的相因虛實，兩重現象可定義為兩個實數的複合函數。在分化級數，理論上至少有：有限的極限可參與無限的在場，為無窮數與無窮序數的可共軛性。其次是整體先於個體，潛在時間性先於空間性的實現，多元在維度指的是一元。簡略的說，乾坤的陰陽大化，在數理及邏輯首先只有減除法及複合倒數為基本形式，在連續關係是布列衍生的半因數，等價關係是偏序集代數的半格數或分位。尤其，「數」作為半數的理性特徵，指的是相對正數的負數，一切正數與負數並存，虛實一體的現實性，都潛在函數的結構之中，任何結構的條件是可逆的。這是現象的現象可被規定並作為潛在條件，為一元體用的分化，在收斂事件的時空，都有一個自因及特殊現成時間的位置，分配分位就在關係數的中域值，可被虛擬，可被現實。這就是熊先生把「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及「履霜堅冰至」的得朋喪朋的物象，發揮到極限。這也是「乾力加坤」兩重現象的「器象理數」說，可迴避船山道器實有的「交與為體」說，可能陷入實在論或唯物論的困境。（詳《熊十力全集》第三卷，頁 363 ）
如此，能轉非再現的廣延分化，可清楚區別了中西知識不同起源。相對於希臘、印度，畢氏定理的無理數是柏柆圖理念的超驗根基，數學的零是印度宗教的基石。平行公理與無理數給出一個超驗基數為「一」，「零」則是「空」作為思量思辯的始點。前者，不可通約，一切只是擬像；後者不可包含，一切是假像。兩者，數是計數與量，連續是倍增的加乘法，建構出的無限概念，邏輯命題是謂詞屬性及種差類。因此，希臘「一」設想一與多的同一性，印度「零」則設想一對多。相對，負數則是「無限多」所對的一的無窮概念，為多對一的半數是質非量的虛擬，一切都在情感邏輯上說的是至真及至誠的堅貞關係，才有一個可存在、可共性的連續形式。連續是時間事件的倍增，以減除法表示可接受時間事件在同餘分配中的相等關係。負數及複數的邏輯在概念、謂語、判斷及感知，不是前二者的同一，對立，類比及相似；也不是大小、好壞、善惡，只是相因的同餘關係，有一個可以衡量持久，衡量最大原則的至善。部分被包含在整體，部分成為共存的整體區域，就在自身找到了自因自為的持續強度。如熊先生所稱實證相應名為性智，是現象量論被自身現象的自因所實證者。共存的整體區域只是一個可駐入中域值，為克己復禮就這個超限的生態環境。這樣為可持續強度是一種修道教習，如中庸說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不是宗教信仰，也不是超驗神學或哲學。
流轉作為視徵，就可重新再區分為三種：變（受行想）、不變的動（幻）、動（能轉）。阿賴耶恆轉如瀑流的煩惱，在生成相因，一翻轉成為盛德日新，富有的大業。說出了真妄的心相心法，緣起法的執與非執，也無法否認不相應行法的生變，成為思維行蘊的分位。語小收斂在兩邊側面指出：存在總是被自然的生成性所設想。這是中庸中和的名分為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為一切法只是一切關係，可恰當被命名為本體的情狀與物狀。名分就是言之有物，非緣起性空的空無，可知周萬物，道濟天下為法爾道體。名分可命名，也必須正名，不會只有對象化屬性的知識。收斂的事件，處處就是仁，就是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也是孟子：「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的以仁存心。因此，倒數中域值的中和，為自因名分，已不再是船山的兩端一致，而是獨體或本體的良知良能。
中庸君子語大語小，察乎天地的「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是致中和的分位，作為實有，也是熊先生上學於船山大化絪縕，不偏不倚的中和，以周易、中庸作為藏諸用，解說春秋的外王學。（見《春秋家說》〈襄公六〉）船山清濁聚散為一致的中和，是就濁人清而體清，清人濁而妙濁，在聚于此者散于彼，散于此者聚于彼，非合兩為一的提紐（見《思問錄內編》）體清妙濁，具有主導相對概念的乾氣加坤，成了一種目的性的辯證。最能體現船山易學鉅大影響，可以概括在《周易內傳》卷五上的「天地之間，兩間所有之物理氣化也。備者盡其變蕃之數也。此極贊《易》道之大，而下推其廣大之由，惟乾坤以統之。」這是為乾坤並建，兩端一致的氣化大體。如此，熊先生的三世義及乾坤兩彖說，只是船山學，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為己之學而已。另在近代儒學對認識事實的會通，與唯識論為主者，早見船山的《相宗絡索》及憨山〈大學綱目決疑〉的唯心識觀，到民初章太炎《齊物論釋》融合唯識三自性。因此，《新唯識論》的翕闢成變，也是其中的一家之說。
《新唯識論》第七章〈成物〉說「盛德不容已之動，故唯變所適⋯⋯不能無差忒」，唯變所適是可變的生成時間，自然是《春秋》三世明漸，乘承相輔，觸類為象的史鑑。尤其，得朋喪朋可借坎卦解說物的障礙自性，使生命墮於險陷，也可以在危機找到了生機，正是《春秋》正反無偏，窮則反本的筆法，道窮在臣弒其君，子弒其父，才能真正體現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的至誠真理。這是差忒為時間的內涵，所以超出佛家阿耨色的七微合時空說。恰當理解智元與量智的區別，也有各自的限制，〈明宗〉說「量智是思維和推度與簡擇等作用，能明辨事物之理則及於所行所歷簡擇得失故，名為量智，亦名理智。此智元是性智的發用，而卒別於性智者，因為性智作用依官能而發現，即官能得假之以自用。」反之，沒有清晰正確的知識，本體也只有冥頑不靈。正是陽明說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知是理之靈處，知識與理智不可分割。大道昭著在剛健變動，才能在陽錮於陰翻轉，惟能至誠才能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最後，坎卦的陽錮於陰，成為牟先生「無限心之坎陷」說，兩重現象的兩重辨識，成為兩層存有說。兩者重新再一次成為會通康德的時空圖式及範疇知識。傳統思想一向重悟性及直覺，缺乏知識分析，讓重建傳統知識論，有了許多限制及重重困難。因此，會通成了一種不得己的方法。以上，簡要《乾坤衍》的智元與《新唯識論》的量論，為了重視及理解傳統知識論的基本形式。關於，熊先生的量論分析，是個人忖測，尚祈方家指正。
【奉元問學之六】冬季班「內丹學以術證道的探索」課程心得
文／錢威良
編按： 這學期林世奇老師講授「內丹學以術證道的探索」，第一週針對煉丹術發展進行說明，第二週則是對於本堂命題做簡單論證，進而提到《陰符經》，《陰符經》迄清代已逾百家註解，其重要性不亞於《道德經》和《南華真經》，因此林老師決定利用後半段幾週的課程細講《陰符經》的文本，希望藉此讓學員們對於煉丹武術學有更深的認識。本刊特別邀請學員錢威良同學撰寫心得以饗讀者。（友善連結：第一講直播）
【正文】
人們常說南宗北派，其中的南宗由張伯端創立的，道教又稱之為「南五祖派」，與王重陽創立的北派亦即道教又稱「北七真派」，二者並列為全真教重丹法清修的兩大派。而南宗派在宋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由張伯端所傳，伯端又受之于陳摶和劉海蟾。張伯端認為《陰符經》和《道德經》一樣，乃是古今一切神仙得道的必由之路。在他的《悟真篇》多次稱引《陰符經》：「先且觀天明五賊，次須察地以安民。民安國富方求戰，戰罷方能見聖君。」「三才相盜食其時，此是神仙道德機。萬化既安諸慮息，百骸俱理證無爲。」這裡的「觀天」、「五賊」、「三才相盜」、「害裡生恩」俱為《陰符經》的思想。本篇試以《陰符經》前兩句文本，搭配老師上課的講授內容，說明儒家、道家的不同之處。
《陰符經》上篇講「道」、中篇講「法」、下篇講「術」。第一句「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就是《陰符經》的總綱，人所有的智慧都由「觀天」而來。「天」也常在儒家經典出現。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出自《論語・公冶長》)、「天命之謂性。」（出自《中庸》）、「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出自《易經・繫辭下傳》）儒家講「天」的無私、尚公。「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出自《易經・乾卦・文言》）、「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出自《禮記・孔子閒居》），這也正是尸子讚美孔子：「仲尼尚公」，其意就在於此。 毓太老師也強調這段評論是特別精準的。
春秋戰國之後開展出「氣化宇宙論」的思想，萬物由「氣」開展而得的結果。道降而為氣，產生陰陽，陰陽相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出自《易經・繫辭上傳》)人稟氣於天，與萬物同體，故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出自《孟子・盡心章句上》）但稟賦習染有純雜不同，所以有待於觀之行之。「觀」跟「行」是《論語》很重要的功夫，也是 毓太老師勉勵學子效法顏回的地方。孔子是「聖人」、「大人」，可能一般人覺得難以做到，不妨以顏回為目標。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出自《論語・里仁》)、顏淵由「觀」而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進而「克己復禮，為仁。」（出自《論語・顏淵》）以及顏淵的「行」而能「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好學者，「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出自《論語・學而》）學，不是上課聽講就是學，而是能夠學了應用在日常生活中，也就是常常聽到的「學者，覺也、效也」，「習者，鳥數飛也」，因此成為了學習，「學而時習之」，都是體現「行」的功夫。古代人「觀天」，看到了雛鳥學習飛翔，進而衍生到人類「學習」（例如：無論是古人學習用火，到現代人學習網路科技。）故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儒家喜歡講「增益」之道（如：生生之謂易、尊生、增進自己德行等概念）；道家則傾向講「減損」之道（正言若反）。有趣的是，即便是同為道家的《道德經》以及《陰符經》又可以形成一組對照。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出自《道德經》）而《陰符經》一開始就講「賊」。「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出自《陰符經》）「賊者」，害也。有相害的意思。萬物取（侵奪）天地之精華，人類取萬物之精華。天地也會侵奪萬物，如：春生秋殺。故曰「賊」。
後人註解「賊」有多種面向。太公曰：
其一賊命，其次賊物，其次賊時，其次賊功，其次賊神。賊命以一消，天下用之以味；賊物以一急，天下用之以利；賊時以一信，天下用之以反；賊功以一恩，天下用之以怨；賊神以一驗，天下用之以小大。
鬼谷子曰：
天下五賊莫若賊神，此大而彼小，以小而取大，天地莫之能神。而況於人乎。
筌曰：
黃帝得賊命之機，白日上升；殷周得賊神之驗，以小滅大；管仲得賊時之信，九合諸侯；范蠡得賊物之急，而霸南越；張良得賊功之恩，而敗強楚。
因此「命、物、時、功、神」是五種可能出現對人戕害的狀態描述，萬事萬物一體兩面，有害必有利，其亦存在著適應與運用，借勢發展的機會。亦有後人註解「五賊」為氣的「五行」。相生相剋，《陰符經》以剋（殺）的角度觀之。人之道有生跟死，如何由「死」之道悟出「生」之道（如：如何延年益壽、活得不痛苦、活得好一點。）是《陰符經》逆反的思維。
能夠靈活運用「賊」的人，就是能夠行天道的人。正面來講能夠如儒家所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出自《中庸》），反面來說就是道家如何符蔭、暗合天地之「機」。
林老師以現代語言來說：
《陰符經》開宗明義在談，我們要是真能夠認識自己，就是認識這個世界。因為我們自己就是一個完整的世界。它就是一套，為什麼能夠認識自己，解決問題的理論。
正如「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出自《易經・觀卦》) 然後可以「就有道而正焉」、而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出自《易經・乾卦》）達到儒家所謂聖人的境界。此亦為 毓太老師常講的「宇宙為一大天地」、「人為一小天地」的概念。因為「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出自《論語・堯曰》）以及「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出自《中庸》）故能「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換句話說，林老師也強調道家的野心就是這麼大（磅礡且氣派）。掌握「五賊」，可以逆轉陰陽、奪其造化。
為《陰符經》作註的夏元鼎曾云：
人之一身，一天地也。有陰陽升降有烏兔出沒，有潮侯往來，有風雨明晦，有雷電轟閃，有雲氣吐吞，有山河流峙，有草木榮枯，動靜語默，闔闢變化，无一不與天相似，信乎萬化所由生也。然有道者萬化生，无道者萬化息，生者與天為徒，而息者與鬼為鄰也。可不自愛乎？
人體與天地相印，可說是中國特別的思想文化。
不論是儒家或是道家，思想上固然有迥異之處，也有若合符節的地方。而這也是 毓太老師強調的，智慧沒有古今、思想沒有門派，「有需要」能夠「使用」出來才是至關重要的，依此為引子，希望學員在未來閱讀國學經典的時候，切記不要照本宣科就這樣念過去了，甚為可惜。除了前文所提的「觀」跟「行」，可以進而畫分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學」。
—全文完—
【公告事項之一】辛丑年新春團拜
文／秘書處
【公告事項之二】第三屆夏學研討會
文／秘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