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19年11月7日 夏曆己亥十月十一
◉本期目錄
【編輯小語】匡扶時局，經世濟民
文／編輯部
今年度的會員大會，剛於十月底舉行。機緣湊巧，大會當天日期（10/27），恰逢 毓老師的西曆一百有三歲冥誕。奉元同門、舊雨新知歡聚一堂，溫馨敘舊，不僅紀念 毓老師，更互相期勉繼志述事，弘揚夏學，讓 毓老師經世致用的夏學精神能夠永遠流傳下去！
本期文章都圍繞在的匡扶時局，經世濟民主題。你知道寫出名句「要留清白在人間」的明朝宰相于謙，是影響國家興亡的大人物嗎？你知道于謙在立下存亡繼絕的大功之後又是怎麼含冤而逝的嗎？請參閱文章：
〈于謙——「粉骨碎身全不惜」的「救時宰相」〉
你知道權宜和權謀有何不同嗎？歡迎閱讀：
〈權與詭之間——試探公羊學眼中的祭仲〉
你知道老莊有何不同嗎？你知道老莊之學，應該怎麼運用到職場嗎？請一定要讀：
〈2019夏季課程「社會學老莊」摘要（1/3）〉
你知道中西方史學傳統有何不同嗎？歷史真的是絕對客觀的紀錄嗎？歡迎參考：
〈熊琬老師「史記究天人之際的史觀」心得（二）〉
你知道《易經》和《論語》有什麼關聯嗎？兩者之間哪些經文可以互通呢？請參閱：
〈有悅有樂，有朋有君子，這才是人生〉
你知道奉元社推出新品了嗎？你知道 毓老師講「老子」課的時候都是依據哪些注解本呢？請不要錯過：
〈2019年度會員大會紀念品——《毓解老子語要》編輯記〉
想知道臺灣大學奉元社近期社課的內容嗎？請見：
〈2019會員大會奉元社報告〉
最後，編輯部亦誠摯地歡迎同門先進與各界同道友人，能夠共襄盛舉，提供個人無論是讀書、教學、工作、生活上的感懷，或是經典智慧應用的心得，在奉元電子報的園地中「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奉元新猷】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文／秘書處
中華奉元學會於 10 月 27 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舉行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本次大會應出席人數 262 人，實際出席人數含委託書共 143 位，達到法定過半的開會人數，會中通過「107 年度決算案」以及「109 年度預算與工作計畫案」。會中也播放毓老師上課影片，讓同門重溫當年老師講課的風采。放完影片後，緊接著是廣樹誠教授的專題演講，演講主題：「從一帶一路的挑戰和機遇看影響中美和諧發展的時與勢」，引用各種不同數據和統計，分析近年中美之間的利害關係，十分精彩。
演講之後，則由學會各委員會報告工作，包括課程委員會，由熊羿秘書長代表潘朝陽常務理事說明近期課程規劃；學術委員會，則由吳哲生理事代表潘常務理事介紹過去一年，奉元學會進行的兩岸交流活動概況；第三屆夏學研討會籌備會由馬康莊理事代表潘常務理事，報告研討會的籌備工作與研討主題，同時也宣導配合研討會舉辦的「春秋學」讀書會，誠摯邀請各位同門參與。接著，是新書發表會，由熊羿秘書長代表《夏學論集（貳）》主編鄧美玲常務理事，報告這次論文集的編排方式與理念；「奉元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代表白培霖學長介紹三本新書《毓老師講人物志》、《增訂武經註解・孫子》以及《奉元語要（參）》，並報告未來的出版規畫；許仁圖學長也上臺簡介他自己出版的兩本新書《從頭講大易》、《串起來講論語大易》，說明創作動機與寫作理念；臺大奉元社社長曾遠鵬說明社課推動概況與社團未來展望。
最後由祕書處介紹今年新推出的紀念品「老子筆記本」、「奉元書院摺頁ＤＭ」以及今年秋季課程推出的試聽卷優惠方案。然後，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圓滿結束。（備註：詳細的大會報導，請見下期：中華奉元學會電子報第 72 期）
【奉元問學之一】于謙——「粉骨碎身全不惜」的「救時宰相」
文／徐泓
明正統十四年（1449）秋，瓦剌入寇，英宗受奸宦王振慫恿，倉促親征。土木之役，五十萬大軍一敗塗地，英宗被俘。遭此突變，朝野惶恐，一些意志不堅的官員、勢豪紛紛作逃跑打算。在這國家存亡的關頭，挺身而出，領導抗戰，保衛祖國，迎回皇帝，使「靖康之恥」沒能重演的，就是這位「粉骨碎身全不惜」的「救時宰相」[1]——于謙。
一、立志學文天祥：慨然有天下已任之志
于謙（1398 – 1457）是浙江錢塘人，雖然祖父在洪武初年作過官，但父親未涉官宦，他以一介平民百姓，靠個人才學，進入政界。據他自己說，在「垂髫髪如漆」的少年時，「銳意取功名」，「濡首下帷，足不越戶」，「辛苦事紙筆」。[2]十五歲考中秀才，二十三歲中舉人，二十四歲中進士，順利地通過科舉考試的窄門。[3]
那時，明朝皇帝為便於統治，特別注重統制人民的思想，規定考生只能按御定注疏發揮，於是一般考生只讀御定的《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等，對於其他書籍則「漫不加省」，以致「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木強不能對」。[4]于謙則不然，不以追求利祿自限，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他除了研讀御定教本外，兼習先秦兩漢的經書、子書和史書，並選了唐朝陸贄的奏疏，手鈔成冊，朝夕披閱，以研究古今治亂興亡的道理。
讀書之餘，他留心古人行事大節，尤其敬仰文天祥，書房內掛著文公畫像，座旁懸一篇贊詞，隨時提醒自己，效法文天祥「殉國忘身，捨生取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的「孤忠大節」。[5]他曾寫過兩首詩寄託雄心壯志，〈石灰吟〉：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間。[6]
〈詠煤炭〉：
鑿開混沌得烏金，藏蓄陽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爐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頼生成力，鐵石猶存死後心；
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7]
他願為國家，為人民，不惜粉骨碎身，燃燒自己。其後，于謙巡撫地方，為民解困；土木之役後，領導抗戰；都是他少年時代壯志的體現。
二、但願蒼生俱飽暖 不辭辛苦出山林
從永樂十九年（1421），到正統十二年（1447），于謙二十四歲到五十歲之間，先後擔任過山西道監察御史、江西巡按御史和山西、河南巡撫，在地方上改革弊政，拯救飢民，安撫流亡，愛護人民，不畏權勢，廉幹剛正。[8]
為了解救農民的困苦，于謙抱著「人溺己溺」的精神，全心全力地工作，在任上，不偕眷。雖然有時也想家，但一想到許多農民在過著流亡的生活，就顧不了家。他有一首詩說道： 「民安足遂中心願，年壯何妨到處家。」[13]正統十年（1445），于謙妻子董氏病逝，他回家辦完喪事，便立刻趕到山西、河南，進行撫綏流民的工作。于謙夫婦情愛篤深，董氏死後，于謙便不再娶，全心為公事而奔忙，甚至連病中也「每念公家事」。[14]
于謙時時刻刻以解民困為念，最痛恨迫害人民的貪官污吏。正統年間，王振專政，招權納賄，敗壞政風。于謙清廉樸素，不饋贈權要，進京從不帶禮物，有人勸他帶些土產做個最普通的人情，于謙說：只帶兩袖清風送人，手帕、蘑菇與線香等土產，雖不值多少錢，究竟是人民日用之資，豈可饋送權貴！[15]也就因為清廉剛正的作風，引起權貴的嫉恨。正統六年三月，王振就嗾使通政使李錫誣害于謙，判了下獄禁錮，山西、河南人民紛紛上書為他訴冤，王振以眾怒難犯，終於在五月釋放于謙，降調他為大理寺左少卿。[16]但是要求于謙官復原職的呼聲不斷，王振只好順從輿情讓他再去巡撫山西、河南。于謙努力賑濟災民，安集撫綏，撥給荒田或黃河邊的新生地及耕牛和種子，使流民得以復業。其恩惠流行，連太行山群盜，見了他也「遂奔散」。[17]
三、運籌決戰砥柱不移，摧陷大敵中華底寧 – 宰相救國難
正統十三年（1448），于謙五十歲，奉調入京，升為兵部右侍郎。[18]不久，土木之變發生，消息傳來，人心恟恟，群臣聚哭於朝。當時北京城內只有贏馬疲卒不滿十萬」，「城內軍士有盔甲者僅十之一」，許多人認為宋朝南渡的歷史就要重演了，紛紛把妻子和貴重的財物運回家鄉，只留自己一人在京城，準備隨時逃遁。朝廷上討論戰守大計時，翰林侍講徐珵（後改名徐有貞）就公開倡言趕快南遷，以避大難。就在群臣惶惑失措時，于謙挺身而出，厲聲斥責徐珵說：「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19]這個嚴正的抗戰主張，獲得大部分人的支持。在這塲抗戰與逃跑的論爭中，于謙慨然以國家安危為己任，挺身而出，接任殉職兵部尚書鄺埜的遺缺，領導抵禦外侮的戰爭。
在一系列抗戰措施中，于謙首先要求追究土木之變的責任，藉以平息民憤，激勵士氣。打死王振餘黨，誅滅王振家族，沒收其聚歛的財產。為穩定人心，推監國的郕王為景泰皇帝，遙尊英宗為太上皇，減輕瓦剌領袖也先敲詐的資本，。在軍事方面，調集各地勤王軍，趕造武器，加強戰備，鼓勵軍士往通州輸送軍糧，號召人民獻納穀草。軍民精誠團結地合作下，在短短的四五十天內，把一個人心惶惶、危若累卵的京城，整備成一座堅強的抗戰堡壘。當瓦剌軍隊到達京城時，于謙身率部軍士，背城列陣，迎頭痛擊。京城居民也配合官軍奮勇殺敵，他們爬上屋頂，飛投磚石打擊敵人，殺聲震天。當時也先刼英宗，威脅明朝屈服，但于謙認為「社稷為重，君為輕」，堅拒敲詐。也先見無隙可乘，只好退去。而戰爭敵對的結果，蒙古人民失去與中原人民交流貨物的機會，要求和平的呼聲日漸高漲；因此，對瓦剌來講，英宗雖奇貨可居，卻不得不無條件送他回國。
戰爭勝利了，但于謙認為：「上皇雖回，國恥未雪。」[20]杜絕邊患，只有充實國防。於是一面整飭邊軍，一面創立團營法，「擇精兵十五萬，分十營團操」，加強訓練，提高京軍的素質。國防的鞏固，使瓦剌不敢再輕意侵擾明朝的邊境。
四、鷺鷥水上走，何處尋魚嗛 – 英雄含冤死
于謙的功業還不止於抵禦也先入寇，當時南方有鄧茂七、葉宗留、黃蕭養等亂事；西南也有邊族騷動，都是他調動指揮平定的。為于謙《奏議》作序的李賓說：
公才識弘達，練習舊章，奮其激發之衷於樞務叢委之間。每朝下，得四方警報，眾庶陳言，文記遝至，剖析如流。凡某可將，某可攻，某可守，某城可軍，某軍可調，某人言可用不可，一日或上四五疏，一疏或數千言，無不審周精詳，算無遺策。郎吏罷於繕寫。兵民上下，覘公起居以為命。[21]
他指揮調度皆合機宜，視為國操勞為當撫，已入「處之裕然若無有」之化境。軍情緊急時，便不回家，留宿朝房。他一向有痰病，終因勞累過度而發作。時人稱讚說：「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即彼去，令朝廷何處更得此人？」[22]
在〈小像自贊〉一文中，于謙說他自己：「其性雖僻，其情則真；所寶者名節，所重者君親，居弗求安逸，衣弗擇故新。」[23]有真性情，富正義感，決不鄉願，決不與惡勢力妥協。他最看不起那些無能無行又挾勢欺人的權貴，對他們從不假以顏色。于謙本來就「以定社稷功，為舉朝所嫉」，加上他這種剛正作風，不但得罪利祿之徒，也給選要大臣勛舊貴戚和同僚很大壓力，他們覺得于謙「意頗輕之，憤者益眾」。于謙最討厭阿諛的小人，石亨為了討好他，上疏推薦他的兒于冕，于謙不但不允，反而上請皇上斥責石亨，他說：「國家正多事，做大臣的不應顧及私恩。石亨身為大將，從不為國家提拔有用的人才，獨獨推薦小兒，這是什麼意思？軍功怎可濫給呢？」于謙這種孤高自負，不結交黨羽，獨往獨來，得罪了大多數人，當他遭誣陷時，朝中大臣想的是怎樣投合得勢者以獲得恩寵，沒有人站出來為于謙辯護。[24]
于謙一心為國，不計名利，朝廷加爵加俸，一再請辭。他立身嚴謹，平日居家，僅以讀書消遣。生活極為儉約，居住的地方，僅蔽風雨而已，皇帝賜給他一所房子，他一再辭謝說：「國家多難，做臣子的怎麼敢求安樂呢？」真是一個不恥惡衣惡食，志存社稷、憂國忘家的君子。[25]他的心中只有人民，只有國家，不計個人的利益，甚至把國家的利益置於君主之上，可說是儒家「民貴君輕」傳統的真正傳人。當也先劫持英宗威脅明朝屈服時，他明知道得罪皇帝的後果，但他仍以「社稷為重，君為輕」，堅拒。[26]于謙這種只要對國家有利，不計個人利害的剛正作風，不但得罪了權貴，也得罪了英宗，種下後來奪門之變的殺身之禍。[27]明代後期史家何喬遠就說：「上皇車駕至城下，于謙主論不納，欲求無誅，豈可得乎？」[28]《明史・于謙傳》也說：「（謙）又始終不主和議，雖上皇實以是得還，不快也。」[29]黃宗羲又說：「景皇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喪恩」。[30]處於英宗與景帝兄弟的皇權鬥爭漩渦之中，由於英宗為確立其復辟的合法性，非殺于謙不可，復辟大功臣徐有貞說：「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于謙下場悲慘是必然的。[31]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石亨、徐珵、曹吉祥等陰謀發動「奪門之變」，推翻景帝，迎接英宗復辟。政變集團便以「意欲謀反」的罪名，強加于謙身上，作為他們搞政變的藉口。
于謙的剛正作風，不求個人權勢與私利，不忮不求的作風，引起同僚對他不滿。甚至連景帝也對他不滿，當景帝要易儲時，于謙最初並不支持，後來勉強同意，已使景帝不悅。易儲後，景帝令凡兼任東宮屬官的支給兩職俸祿。大臣們都不推辭，唯獨于謙一再推辭，甚至把景帝前後賜給他的璽書、袍服、銀錠之類，全部封存。使景帝覺得于謙的不領情如此，因而心生不滿，甚至對他起了疑心，認為于謙廉潔到不可思議的地步，莫非另有所圖。在奪門政變發生時，鐘鼓聲傳來，景泰帝大驚，詢問左右：「于謙（篡位）耶？」既知為英宗復辟才連聲說：「哥哥做，好！」[32]家天下的皇權政治下，功臣往往為表現其心無大志，以避皇帝之猜忌，如蕭何之「求田問舍」；然于謙反之，終罹大禍。《明英宗實錄》說于謙「恃才自用，矜己傲物，視勳舊國戚若嬰稚，士類無當其意者，是以事機陰發，卒得奇禍。」[33]
于謙，這位愛國愛民的「救時宰相」，就在醜惡的皇室內部權力鬥爭中，冤枉地「粉骨碎身」了。天下人聽說于謙冤死，又驚又疑，痛哭說：「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嗛？」英宗明明知道于謙是忠心愛國的，卻因為于謙堅拒也先敲詐而有「于謙棄我」的不快，遂無端犧性一位愛國志士。
歷史是公正的。于謙死後不久，那些為個人利祿搞起政變的人，相繼敗亡。接續于謙出任兵部尚書的陳汝言，到任不及一年，便因貪賄無度遭抄家，贓物滿車滿屋；相較於于謙獲罪抄家時，家無餘物，唯有書籍，真乃天壤之別。此時，英宗才「深悟其冤而悔之」，太后也說：「于謙曾效勞，不用，當放彼歸田里，何忍置之於死！」[34]但是，英宗還是無法釋出「昭雪平反」之告示。直到憲宗即位，才詔告天下：于謙「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35]於是釋放其戍邊的子嗣，給還家產，並遣官致祭，改于謙故宅為「忠節祠」，榜曰：「憐忠」。孝宗即位，更為于謙建祠於墓所，賜額「旌功」，命地方官春秋祭，並頒謚號「肅湣」。[36]萬曆神宗即位，更改謚「忠肅」，頌揚于謙：「赤手扶天，不及介推之祿；丹心炳日，寧甘武穆之冤。」[37]江西、山西、河南人民還紛紛立祠，頌于謙功德，甚至在家中掛于謙像，「飲食必祝」。王陽明題於于謙墓曰：「赤手挽銀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吊英賢！」既表于謙忠節大功於國家，亦為于謙之冤死而慨歎。[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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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語出于冕：〈先肅湣公行狀〉。見于謙著，魏德良點校：《于謙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頁 671。《明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卷 170，《于謙傳》：于謙「生七歲，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時宰相也。』」王世貞《于太傅公傳》：「謙生而頎皙，美容止，七歲，僧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見人無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錢國蓮：《風孰與高：于謙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第一章〈湖山靈秀〉。
[2] 《于謙集》，頁 482，〈憶老婢〉。于繼先：《先忠肅公年譜》。
[3] 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 宋濂：《宋學士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1929）第 5 冊，《鑾坡集》，卷 7《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
[5] 于謙著，魏德良點校：《于謙集・拾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頁 648。《文山先生像贊》。
[6] 閻崇年認為此詩非于謙所作，而出於明萬歷年間詠史小說《于少保萃忠全傳》，詳見閻崇年：〈于謙《石灰吟》考疑〉《于謙研究》，2（2001）。但史洪權考証出此詩原型出於宋元之際釋信忠禪詩的一首僧謁：「工夫打就出深山，烈火曾經煆一番；粉骨碎身全不問，要留明白在人間。」詳見史洪權：〈石灰吟――從僧偈到名詩—兼談《石灰吟》的作者問題〉《文學遺產》2006 年第 5 期。也有可能是于謙依此僧謁改寫傳世。
[7] 《于謙集》，頁 513。
[8] 錢國蓮、葉仁美：〈論于謙晉豫兩省的民本思想實踐〉《浙江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4 期，頁 361-366。
[9] 吳晗：〈明初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中國人民大學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北京：三聯書店，1959年），頁 126-159。
[10] 《于謙集》，頁 470。
[11] 《于謙集》，頁 477。
[12] 《于謙集》，頁 477-478。
[13] 《于謙集》，頁 512，〈連日燈花鵲噪漫成〉。
[14] 《于謙集》，頁 568，〈病中起寫懷〉。
[15] 葉盛：《水東日記》（兩淮鹽政采進本），卷5，〈于節庵遺事〉。
[16] 于謙入獄正統六年（1441）三月，44 歲的于謙被關進了都察院獄，判了禁錮。于繼先《先忠肅公年譜》謂于謙下都察院獄事在正統十一年（1446）。《明史・于謙傳》（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明英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校勘本，1965）（卷 77，頁 2，正統六年三月癸卯條）等均記為正統六年（1441），從後說。又，于謙入獄的直接原因是上奏自陳在外年久，請召回京，並薦舉參政王來、孫原貞自代，而據《明史・王來傳》和《明史・孫原貞傳》，王來任山西左參政、孫原貞任河南右參政的時間在正統初年和正統八年間，以此推算，于謙入獄的時間不可能是正統十一年。于謙釋放降調大理寺左少卿事見《明英宗實錄》卷 79，頁 9，正統六年五月甲寅條。
[17] 于冕：〈先肅湣公行狀〉《于謙集》，頁 673。王宏鈞：〈但願蒼生俱飽暖 不辭辛苦出山林：于謙的詩篇和為人〉《文史知識》，1982 年第 3 期，頁 74-79。
[18] 《明英宗實錄》，卷 167，頁 6，正統十三年六月丁醜條。
[19] 《明史・于謙傳》，頁 4545。
[20] 《明史・于謙傳》，頁 4548。
[21] 《于謙集》，頁 3，〈少保于公奏議序〉。
[22] 《明史・于謙傳》，頁 4550。
[23] 《于謙集》，頁 636，〈小像自贊〉。
[24] 錢國蓮、葉仁美：〈從于謙的人際關係論其人生悲劇的成因〉《浙江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3 期，頁 247-252。
[25] 蔣祖緣：〈簡論于謙的「憂國忘身」「憂國忘家」精神〉《廣東社會科學》，2001 年第 4 期，頁 66-71。
[26] 李佳：〈忠君與忠社稷關係辨：論明代土木之變中的士大夫政治價值觀〉《求是學刊》，2012 年第 4 期，頁 154-160。
[27] 黃山松：〈從于謙的悲劇看儒家傳統與君主專制的關係〉《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2004 年第 2 期，頁 48-50。
[28] 談遷：《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58），卷 32，頁 2023。
[29] 《明史》，卷 170，《于謙傳》，頁 4549。
[30] 黃宗羲，〈萬裏尋兄記〉，收於沈善弘主編，《黃宗羲全集‧南雷詩文集（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頁 123。原文為：「景皇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已視府君，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樊樹志，〈于謙之死：工於謀國，拙於謀身〉《領導文萃》，2012 年第 1 期，頁 84-87。王思懷：〈于謙之死與景泰年間中央權力的再分配〉《北方論叢》，2006 年第 3 期，頁 86-89。
[31] 陳學文：〈略論于謙的悲劇歷史命運〉《天中學刊》，第 13 第 6 期（1998），頁 82-84。陳剩勇：〈于謙的悲劇：一個政治學的解讀〉《杭州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 2 期，頁 23-27。
[32] 楊瑄：《復辟錄》（《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浙江省圖書館藏明刻《廣百川學海》本），頁 6，引祝允明：《蘇材小纂》及朱國楨輯：《皇明大事記》，卷 19，25-26。 楊瑄云：「成化改元，修國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奪門復辟之事）。瑄乃身為目見，故謹錄於斯，以彰國史之公，以備修史者采焉。」《復辟錄》所記是楊瑄「身為目見」，應該可信。
[33] 《明英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校勘本，1966），卷 274，天順元年正月丁亥條。
[34] 《于謙集》，頁 682，于冕，〈先肅湣公行狀〉。
[35] 《于謙集》，頁 669，〈明憲宗諭祭文〉（成化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36] 《于謙集》，頁 669-670，〈明孝宗贈官諭祭文〉（弘治三年三月十四日）。
[37] 《于謙集》，頁 670，〈明神宗賜謚忠肅諭祭文〉（ 萬曆十八年二月初一日）。
[38] 阮葵生，《茶餘客話》，收於《叢書集成初編》第2826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卷 4〈王守仁書于謙祠聯〉，頁 36。
【奉元問學之二】權與詭之間——試探公羊學眼中的祭仲
文／黃德華
在傳统儒者的視野中，綱常名節是必須堅持的行為準則。違反了這些「常道」，小則為失禮，大則為篡逆。但是，在極為特殊的狀况下，為了達到更長遠、崇高的目標，卻允許暫時的背離「常道」。這一例外的模式，稱為「權」。
權的字義，原本應該是秤錘之類，用以測量輕重的工具，逐漸引申為政治勢力的大小（如《古文尚書・泰誓》中的「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或估量情況的輕重（如《尚書・呂刑》中的「輕重諸罰有權」）等，是比較容易了解與掌握的具體事物。到了孔子口中，「權」字便演變成一個高高在上，但是難以捉摸的概念。關於「權」字，他最為人所知的教誨是「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以三層否定的方式，提升了「權」字在儒家核心價值中的地位。整部《論語》中，除了此句，還有两處提到「權」—「身中清，廢中權。」「謹權量，審法度。」其中，只有「廢中權」的「權」字類似上述語意。但是，什麼是他心目中的「權」？怎樣才達到了「權」？卻付之闕如。
在《孟子》中，這個重要卻模糊的概念，稍微釐清了一些。在含有「權」字的三段討論中，有兩段話貼近孔子所說的概念。其一是「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可以看出，在非常狀况下，違反一般公認的「禮」的補救措施，可以稱為「權」。其二是「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强調了固守「中道」、「常道」，並非永遠正確無誤，而彌補其偏差的，正是「權」；賦予了「中道」、「常道」之外的彈性空間。
先秦儒家的另一部經典《荀子》，有「權」字四十多處，主要是與「權勢」、「權謀」、「權衡」等聯用，只有少部分涉及孔、孟所談的「權」。其中，最令人驚心動魄的一段話，就是：「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用湯武改朝換代的案例，刻劃了「權」的範疇。隱含在這個極端案例中的，是「權」的最終目標：「義」、「仁」、「貞」，「功參天地，澤被生民」。換句話說，只有達到這些崇高的目標，行「權」的激烈手段才能被肯定。
孟子和荀子都以案例的方式解説「權」，一個偏重日常生活，一個著眼朝代更替，雖然表面上有高下的不同，但實質上都掌握了「權」與「常道」的基本對立性，也點出了行「權」的特殊條件——援溺、救國。但是，針對「權」字本身，他們都没賦予一個直接而清晰的一般性詮釋。這個缺憾，由《春秋公羊傳》所彌補。
這項突破性的進展出現在〈桓公十一年〉的經文：「九月，宋人執鄭祭仲。」之下。解經的傳文有如下敍述：
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毫不含糊地把「權」的内含、條件與禁忌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第一句「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簡潔有力地表述了「權」與「經」之間必然存在的對立關係，以及「權」所要達到的目標—— 善。這個解釋不但符合孟子與荀子對於「權」的描述，更從两人所舉的特殊案例中跳脱出來，開展成一般性的概念。第二句「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點明了「權」的必要條件—— 不到生死關頭不得施行。最後一句「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則進一步由正反兩面説明了行權的基本原則—— 以利人為優先考量。綜合而言，「權」是在萬不得已的狀況下所施行的緊急手段，它必須至少以「不害人」作前提，並能有效地帶來善果。
在這段理論性的論述前，《公羊傳》針對經文中的「宋人執鄭祭仲」這個事件，作了精簡的介紹，並以此事件作為「權」的重要案例。在同屬公羊學著作的《春秋繁露》中，這一案例的崇高性更被反覆論證（見〈竹林〉、〈玉英〉、〈王道〉三篇），使得祭仲儼然成為「權」的典範。令人吃驚的，這一事件在同為今文學的《穀梁傳》眼中，卻有迥然不同的解釋。雖然，在同一條經文下，《穀梁傳》只責備了挾持祭仲的宋君——「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但在下一條經文——「突歸於鄭」中，卻說「祭仲⋯⋯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可能因為《穀梁傳》在後世的聲望遠不及《公羊傳》，所以此說乏人繼續引申。但是，崇尚《左傳》的古文學家卻有異曲同工的見解。在《春秋經傳集解》中，杜預以「聽迫脅以逐君」直接批評祭仲。在君權至上的時代中，這是難以辯駁的重罪。在公羊學派式微的年代，「祭仲案例」被束之高閣，實為必然的結果。清朝中葉以後，公羊學派逐漸復興，這個情況也隨之扭轉，「權」的重要性重受重視，當然，祭仲的地位也就水漲船高。
必須強調的是，無論今文學家或古文學家，對於「權」的重要性，以及《公羊傳》對「權」字的理論性詮釋，都少有質疑。但是對於祭仲的角色，卻是眾說紛紜，難分是非。也正因為祭仲的所作所為，對儒家核心價值的詮釋及示範作用具有相當的分量，重新檢視、釐清這個延續两千多年的老争議，應該有時代性的意義。除了重新評價歷史事件及人物外，或許有助於説明「權」在現實世界中的運用。要達到這個目的，先決條件就是抛開後世今古文學派之間入主出奴的門戸之見，由最初的文本中就事論事，尋求議論的事實與理論根據，循名責實，名實互考，以求不偏不枉、無縱無苛。
整個事件發生在鄭莊公死後幾個月中，當時太子忽已立為國君，但是鄰近的宋國卻想改立與宋國有姻親關係的另一位公子——突。剛好挾持了路過的鄭相祭仲，於是脅迫他立盟，把突帶回鄭國，立為新君。因此，才當了不到四個月的鄭君出奔衞國，直到四年後才能歸國。在這一過程中，三個主要脈胳是毫無争議的：
一、宋國是始作俑者；
二、鄭君由忽变突；忽是被迫逃亡，突是篡位；
三、祭仲在脅迫下，執行了這個事件。對於前兩項，後世對宋君與突的譴責，頗為一致。
但對第三項，卻由《公羊傳》以「動機論」顛覆了常理的判斷，不但免除了祭仲所應受的責難，還以祭仲為「賢」，並且大肆張揚地，把他的行為提高到了「權」的層次。
《公羊傳》在「宋人執鄭祭仲」這一條下，提出了它的論點：
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涂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
文中的兩個要點，強烈地為祭仲的行為背書：一、「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二、「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基於這兩點考量，《公羊傳》認為祭仲是為了君、國而委屈求全，所以稱得上「賢」，懂得用「權」。在表面文字上，這兩個要點似乎符合公羊家對「權」的論述，但事實上，卻有不少可以質疑的空間。
首先，要釐凊「君必死」的「君」是在鄭國已立為君的忽，還是在宋國掌握下的突？宋國如要殺突，是輕而易舉之事，但他並不是「君」。而他又是干涉鄭國政權的一張好牌，没有必要在此刻捨棄。忽則遠在鄭國，相對安穩的當鄭君，如何能「必死」？當然，宋國可以出兵，而亡鄭國、殺鄭君。但宋國未必有此實力，而忽也非省油之燈。鄭莊公時的鄭國曾東征西討，實力似乎在宋國之上。剛死不過數月，國力不至於一落千丈，成為宋國唾手可亡的弱國。至於忽，則在五年前（魯桓公六年）協助齊國大敗北戎，極受齊國賞識，甚至想招為東床快婿。所以，忽絶非無能軟弱之輩。以有能之君防禦未衰之國，何至於「君必死、國必亡」？而且以當時的國際情勢衡量，雖然對超級小國的滅亡視若無睹，但中原列國還無滅國的先例。即使在最糟的情况下，國家暫時被侵占，國君暫時出亡，也必然會引起其他諸侯的干預而復國、復位。國亡君死的可能性實在不高（例：魯桓公在本年與次年五次與宋公相會，欲平鄭宋之乱）。但是祭仲如果不答應宋國要求，必定有人被殺，此人「必」是祭仲。
祭仲以「智」著稱。在〈隱公元年〉關於鄭莊公「克段於鄢」這條下，《左傳》倒述了莊公之弟共叔段逐漸擴張勢力時，祭仲最早對鄭莊公提出了兩句着名的預警：「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果然，不久就有共叔段謀反的事件。《史記・鄭世家》也記載了一則祭仲獨識先機，勸告鄭太子娶齊公女兒的故事：
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左傳》中也有類似記載，稍嫌簡略）
的確，在後日逐忽立突的成功政變中，有部分原因可歸咎於宋國對突的外援。由此可見，祭仲對情勢的分析，極為精準。身處宋國强力逼迫的局勢下，祭仲當然了解自己的生死僅存一缐之間。除非準備立刻犧牲，否則勢必得立下盟約。根据《公羊傳》，祭仲立盟的另一考量是為了——「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完全是將計就計，另有所圖。這是高尚的理由，足够配得上《公羊傳》對「權」的詮釋。但是，還有另一可能，那就是出於自己逃命的私心。很不幸的，祭仲此後的表現，並無足够的說服力，為他洗脱第二項較為卑劣的可能。
至於整個事件最為關鍵的兩「必」之辭——「君必死、國必亡」——出自何人之口？也值得稍作探究。按照一般情理來看，這樣危言聳聽的說辭，很可能出自宋國逼盟時的威嚇，以祭仲之「智」，而看不穿虛言恫赫，實在令人難以置信。而有傷宋國顏面的威嚇之辭，發布者應當不是宋方，而是祭仲。他如果看穿兩「必」的虛假，而任其散播，其中的用心就頗堪玩味。還有一個較為隱晦的可能，則是出於祭仲事後的脫罪之辭。藉著誇大事態的嚴重性，掩飾自己屈從宋國的罪惡。當然，兩「必」也可能並不出於當事人，而為後代的「好事者」所編造。若然，責任就當歸於公羊家的失於考究。
進一步檢視公羊家所提出的第二項說辭——「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這是一張飄忽的遠期支票，能否兑現，全賴客觀情勢與主觀努力的配合。無法實現，固可歸咎於情勢，但是當事人有無採取主動作為，卻可用於判斷是否實際有此志願。令人失望的是，從突立為鄭君到出奔的四年間，並無任何證據支持祭仲曾積極地致力於迎立舊君。而四年後，在「鄭伯突出奔蔡」一條下，《公羊傳》並没說明出奔的原委，只輕描淡寫地提出突為「奪正」。在緊接的下一條經文——「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下，也是不痛不癢地說「其稱世子何？復正也。」《穀梁傳》也使用「奪正」與「反正」陳述這一事件。可見立突逐忽的是非是無可辯駁的。至於突的出奔是否是出於公羊家的第二項說辭，由祭仲以緩兵之計而積極促成呢？公、穀兩傳不置一詞。但是，根據《左傳》，答案似乎有些不堪！
《左傳・桓公十五年》的敘述如下：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此段透露出許多重要訊息：
一、祭仲權大且專横，以致鄭君忌恨。而他殺了雍糾以後，鄭君只有逃亡的選擇，更反映出祭仲掌握重權。
二、祭仲權力雖然大足以震主，但在此前並没有謀立舊君的明顯舉動。
三、若不是禍將及身，形勢逼他出手，「出突反忽」只是句空話！重要的是，「出突」只是他保護自己生命的附帶收益。
四、雍糾固然愚蠢，而用婿殺翁的突似乎也並不高明。這更襯托出忽賢於突，而當初逐君一事，絕非明智之舉。
五、雍姬和母親的談論中雖然只以「夫」與「父」為考量，但「夫」的背後明擺的是「君」，她們一家關心的似乎只在家庭安危，而無公室的安危。
這次政變後的四個月，鄭國似乎又經歷了另一場政變——「鄭伯突入於櫟」。《公羊傳》在這條經文下的說明如下：
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為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
這一段含混的敘述，似乎交代了三件事：
一、突歸鄭復位；
二、祭仲已死；
三、忽出奔而不知所終。
《穀梁傳》除了說「突不正，書入，明不當受」之外，完全没談到祭仲及忽。他們兩人雖然從此不清不楚地消失於公、榖兩傳，《左傳》卻還有下文。在桓公十八年，《左傳》提到鄭國大夫高渠彌弒昭公（即忽），並立其弟子亹為君。所以，突雖入于鄭國的大邑—櫟，卻並没能復位，而忽維持了兩年的君位，才遭大臣所弑。但是，事隔不到一年，新君子亹在與齊師相會時，慘遭齊君殺害。而《左傳》更提到祭仲曾在會前提出警告，並藉口生病，不隨子亹赴會，逃過了一劫。事後還頗為得意地附和他人對他的讚美——「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不僅如此，事後，祭仲還立了忽的另一位弟弟鄭子為君。從此，祭仲也消失於《左傳》。但是，令人吃驚的是，《史記・鄭世家》卻記載了「鄭子⋯⋯十二年⋯⋯鄭祭仲死。」他居然還活了十二年。
「突入於櫟」後的歷史撲朔迷離，真象頗難釐清。如果根據《左傳》與《史記・鄭世家》，祭仲度過五朝的更迭，似乎都能身居高位，是個「不倒翁」型的宦場高手。根據公、榖兩傳，他也平安地度過了鄭莊公死後最為動蕩旳三次君位輪替。不論三朝或五朝，這個事實不禁令人重新思考，當初的最大受益人究竟是誰？
如果，祭仲不訂宋鄭盟約，當時必死，不會有日後三朝或五朝元老的榮耀。當然，訂下盟約，鄭國可以因此而君存國安，這些崇高的尊榮都是祭仲所應得的。但是，如果不訂盟約，鄭國未必、甚至很可能不會遭遇到君死國亡的危機。為了一個未必成真的威脅，鄭國付出了極大的代價。首先，政權由一個賢能之君轉至庸弱之手。其次，在宋國的需索無度下，鄭國在兩年間已經達到「鄭不堪命」的情況（《左傳桓公十三年》）。更可怕的是，鄭國在此後七年，君位五度更迭，由鄭莊公時代的強盛，迅速墜落到令人欺凌的弱國慘狀。若無一百多年後出現的子產，鄭國在列國中已無尊嚴可言。
基於這些事實，再度檢視《公羊傳》對「權」字所作的崇高詮解：
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事實與理論之間存在的嚴重落差，豈非不辯自明？宋鄭盟約所帶給鄭國的是「善」嗎？當然不是！這個喪權辱國的盟約帶來的是無窮的災難！是使得鄭國一蹶不振的禍源！宋國以外，孰實尸之？祭仲的確符合了「舍死亡無所設」，但是他不僅「害」君、「亡」君，更「害」國、「害」民。唯一成就的，是他的「自生」、「自存」，以及後日的高爵厚禄。以這樣的案例來說明「權」字的崇高意義，是極為諷刺的。
《公羊傳》為何疏失至此？原因之一似乎在於過分執著《春秋》經文，過度解釋褒貶含義。根据經文「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認為祭仲的「仲」是他的字。根據常例，用名是貶，用字是褒。因此堅持《春秋》意在褒獎祭仲訂約，然而此約又明顯地、嚴重地違反常理(經)，公羊學者勢必需要加以妥善解説。而「君必死、國必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這類論點正是足以彌縫的最佳藉口，或許因此未加細考，而魯莽採用。至於「仲」是名或字，《穀梁傳》與《左傳》的註者都持相反的意見，孰是孰非實在不易斷定。但是，《春秋》即使用了字，可能只是認為他受脅而盟，罪不在他，未必稱其為賢，更沒有許他「知權」得痕跡。
處於祭仲的處境，難道捨死無解？事實並非如此！莊公十三年的《公羊傳》中說道「要盟可犯」，在脅迫下所訂的盟約稱為「要盟」，正符合宋鄭盟約的情況，是可以不屦行的。公羊學者似乎應該責問祭仲為何迂腐地執行了盟約？祭仲的「權」為何只能施展在訂約之時，而非訂約之後？而真正地為鄭國開拓一片生機？
綜合而論，祭仲屢次洞燭先機，奉勸君上；能够縱横政壇多年而不墜；該動手殺婿時毫不遲疑。具有這些能耐，的確足以稱為能够掌握權勢脈動的智者。譽為「知權」，則遠離事實，是公羊學者們毫無説服力的大漏洞。至於宋鄭之盟的禍害，祭仲絕對罪無可逭。《太史公自序》中說：「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在委婉中點出要害，讀者從而思之，應該更能體会其中的深蘊。
【奉元問學之三】2019夏季課程「社會學老莊」摘要（1/3）
講述／白培霖
整理／蔡正道
編按：毓老師曾說：「不讀孔子不知中國文化之博大，不讀老子不知中國文化之精深。」奉元學會白培霖老師，於今年（2019）夏季開講『社會學老莊』課程，發揮 毓老師治學的實用精神，分享老莊思想的智慧，以及將這套學問運用在工作及生活當中的體會，頗受學員歡迎，座無虛席。許多學員反映，課程結束後依然意猶未盡。因此，編輯部特別邀請蔡正道學長幫忙整理課堂重點，羅列摘要，以饗同好。本篇為第一講（2019.07.03）的摘要，總共三講。（第一講影片請點此）
- 這次的系列講座，前面兩堂課講老子，後面一堂講莊子，為什麼這樣安排？第一、在學會講《老子》非常多年了。記得第一次還是第二次上課的時候，用了六堂課把八十一章全部講完了。後來一堂課裡面講個四章或五章，現在每小時大概講幾個字而已，所以再講下去的話，八十一章大概需要好幾年才講完，而這是應該調整的。第二、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面，對很多想法有改變，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想從《老子》改成《莊子》。
- 回憶一下，我們之前講過孔子的儒家，跟老子的道家不一樣。孔子儒家出於禮學，「禮」這個字基本上就是「宜」，什麼事情把它做到恰到好處。所以學儒家，學孔子，我們知道安身立命的方式，知道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知道應該怎麼樣去做事情。但是孔子的下場是什麼？孔子周遊列國，雖未將七十二弟子帶齊，但是他帶了一堆弟子，到各國家跑了這麼多年下來，「一事無成」，還「絕糧於陳蔡」，差一點被當作陽貨。所以孔子這一輩子做事情不成功。這是當年毓老師留給我們的題目，「孔子為什麼不成功？」這個裡面當然有多道理，但是孔子留下來的一個原則，「我們做一個人，要做一個有尊嚴的人，做一個有價值的人，做一個在頂天立地的人。」儒家非常適合。
- 老子不一樣。老子不管叫什麼名字，大家覺得他是在周朝管歷史的官，是熟讀歷史的人，所以老子的學問是從歷史傳下來，他的目的是「讓我們做事情成功」。老子裡面充滿做事方法，充滿了做事情的「術」。他幫忙我們——用一些各式各樣的方法，各式各樣考慮的方式——把事情做成，所以老子幫我們成功，孔子幫我們做對的人。
- 莊子不一樣。莊子是「漆園吏」，不管漆園是一個地名，還是管漆樹的地方，莊子沒有做過大官。我們平常講「道家」，老子其實並不是真正道家，真正道家是莊子。莊子不像孔子，從禮學下來，不像老子從史學下來，莊子，假設他是在一個漆園裡面，是在大自然的環境裡面。所以《莊子》充滿了對大自然的描繪，當然裡面有很多寓言，大得不得了的鳥、大得不得了的魚，可是有更多的是日常生活都看得到的東西，講斑鳩、講蟬、講知了。
- 老子讓我們做事情成功，給我們的智慧；莊子讓我們人生活得快樂，給我們一個生活的態度；孔子是給我們一個原則。我決定從現在開始要活得開開心心，所以跟大家一起來研究莊子。這一次的第三堂課就講莊子，講一些大家比較常聽到的莊子，只講兩個故事：大魚大鳥還有斑鳩知了，第二個小時就講莊子在山上看到木，到朋友家殺一隻鵝給他吃。但是前面兩堂還是稍微講一下老子，將老子做最後總結。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天二十一世紀，老子可以怎麼用？」或者是說，哪些部分是現在社會馬上可以用出來了的？
- 有一些朋友問我，「現在二十一世紀了！還要讀兩三千年前的東西？為什麼？」甚至還有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讀書？」現在很多人根本不讀書。有一次我到大學演講，問學生「讀些什麼書？」學生一臉茫然，只好問學生一些比較簡單的問題，「你們看不看《三國演義》、《水滸傳》啊？」全場鴉雀無聲。有位同學說，「我們要看白話本！」我說，「《三國演義》、《水滸傳》就是白話小說啊！」這是還不錯的學生。還有另外一個人說他們要看漫畫本。現在願意看漫畫本已經是比較好的學生，很多學生連漫畫本都不看。為什麼現在的人不讀書？
- 從小我們受的教育，覺得讀書對我們是好的。小時候被逼著讀書。年紀大時，我們很想要讀讀書，可是實在不大有時間，到了有一點閒暇時，應不應該讀書？今天這個社會，尤其是今天的年輕人，這一輩子就讀兩種書，一種是學校逼他非讀不可的教科書，另外一個就是「臉書」，這怎麼能期待他們有比較深刻的思考？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我讀書讀得很開心？我曾在國外繞一圈回來，回到毓老師那邊去上課的時候，在那個高點上面看《大學》、《中庸》，看得拍案叫絕，開心得不得了。
- 人生讀書有三種不同的目的。第一、與日常生活，與工作直接相關，這種大部分被逼得非讀不可。讀這種書有一個好處，也不必做什麼筆記。以前在老師那上課時候，老師一直叫我們做小卡片，連老師自己都弄了一大堆小卡片，很多學生做了一大堆小卡片，小卡能幫助我們做記憶、做學問。可是仔細想一想，卡片是幹嘛的？卡片是幫助我們忘掉的，寫在卡片上的就不必記下來了，任何時間需要，只要去查卡片就好。今天更方便，今天看到好的東西，看了覺得值得記下來的東西，就記到手機裡面，然後存進電腦裡，還不必記什麼東西在哪裡，因為現在的搜尋太容易了。
- 所以與工作直接相關的東西，拿來就可以直接用，這種的讀書方法，大多不需要從頭讀到尾，如果覺得很好看，可是沒有馬上拿來用，過不了多久就會忘掉。統計上講是一天以後，可以忘掉百分之六十幾，過兩天會忘掉85%，三天後95%全部忘掉。所以如果學什麼東西不是馬上用，很快會忘掉。可是人能把記憶從短期到長期，就是不停地、重覆地用，如果學什麼，能馬上拿出來用的話，用一次用兩次就記下了，就像學騎腳踏車一樣，很可能這五年沒有騎腳踏車，再騎的開始有點搖搖晃晃，可是騎五分鐘、十分鐘，所有以前的記憶都回來了，所以與工作直接相關的讀書，最好是拿來馬上用。
- 第二種是跟人文素養相關的讀書。第三種讀書，很多人喜歡休閒娛樂，讀一些歷史故事等等，基本上是消遣，這些書輕輕鬆鬆地看，也不會有人做筆記。真正有趣的是人文素養，像老子、莊子。為什麼這種有用？因為「沒有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剛剛講的第一種讀書方法，跟今天工作直接相關的東西，很可能過幾年就沒有用了。現在所學的所有東西，現在還有用，可是過一段時間可能被電腦取代，可能被機器人取代。
- 前幾天聽一場演講中提到，人類的IQ是一個平均分布，平均值是一百分。常常覺得現在年輕人好像比我們聰明很多，這是真的！人類的IQ每十年大概會進步四分到五分，所以像跟四十年前的人相比，今天人的平均比四十年前的人，大概IQ高了近二十分，所以今天的普通小孩，在四十年前已經屬於天才級。但是人類的平均IQ是一百分。愛因斯坦，科學家估算是 190，牛頓 185。達文西 205。而根據科學家的預測，三十年以後的人工智慧，相當於人類 IQ 是一萬。試想，當我們活在一個周圍都是 IQ 一萬的世界裡，「人類要做什麼事情？」「會不會所有的工作都被人工智慧機器人取代？」
- 這個事情在 110 年前發生過。西元 1908 年福特發明了汽車，西元 1903 年紐約的街頭，90% 的車子都是馬車，10%的車子是汽車。 5 年以後 1913 年，紐約街頭90%是汽車板，10% 是馬車。很多人都預估，往後的人類將有大規模失業，包括馬克思都這麼講。可是人類有沒有失業？沒有，只是做不同的工作而已。所以當周圍有非常多 IQ 一萬的人工智慧時，我們會做不同的工作。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機器沒有溫度，人是有溫度的。我在這裡活蹦亂跳跟大家講話，遠比在這裡放一個喇叭播音，感覺不一樣，所以我從來不覺得遠端的教學，或是電腦程式會取代老師，只是要隨時代進步用不同的方法來做。
- 那麼，為什麼人文素養重要？就在去年，戴爾電腦與美國的未來學IFF做了一個研究，他們預估，在 2030 年有 85% 的知識工作者從事於今天不存在的行業。我個人不大相信 85% 這個數字，但相信會有非常多的人從事於今天不存在的行業。對於今天不存在的行業，完全沒有辦法準備，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充實自己的知識，充實自我學習的能力。古人的東西，他跟今天的人所寫的書是很不一樣的，這些人花一輩子只寫一本書，今天的人一年要出三本書，就這兩個的深度是非常不一樣的。人類的環境在改變，人性沒有改變，所以唯一需要的是，消化古書的文字，變成自己可以理解的，把這些東西拿到今天的世界上來運用，這樣子才對我們有幫助。這都不是在執行層面的事情，所以比較不會被取代。我們所訓練的，是一個對社會的看法，對人類的看法，與人際相處之間的方式，這些永遠都有需要，永遠都會存在，所以很重要。人文素質的讀書其實對我們很有價值。
- 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第一個就是管理眾人。很多人都覺得管理是天生的，只要自己工作做得好，升經理、處長、總經理就會管理，可並非如此。在以前來講，基本上到朝廷去做官等等，都是管理。我們用老子第六十章來講一下管理。老子第六十章，「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治」為動詞，讀「赤」，如「衣」為動詞時讀「亦」。治理一個大國，就如鍋有小魚，不可以拿一鍋鏟東鏟西鏟，小魚會爛掉。為什麼特別講大國？大部份的小國通常戰戰兢兢，不敢隨便輕舉妄動，所以小國比較不容易出亂子。可是大國，當國富民強、自以為是的時候，比較容易出亂子，所以大國特別需要治理。這個治理不可以隨便亂動、朝令夕改，要像煮小魚。
-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如果一個人用道來蒞臨天下、管理眾人的話，鬼也不會出來作祟。鬼是什麼？人死掉稱為鬼。什麼是神？有遺愛在人間的稱做神。所以「非其鬼不祀」，不要去拜別人家的鬼，只能拜自己家的鬼，就是我們的祖先。這個鬼不會出來顯威風，不但鬼不會出來裝神顯威，就算神也不會出來傷人。神是有遺愛在人間的，為什麼會傷人？
- 試想，如果到廟裡去拜拜媽祖保佑，讓兒子考上好大學，你兒子考上好大學，就擠掉另外一個人的名額，是不是就傷到另外一個人？所以，當沒有分別心時，鬼不會出來耀武揚威，神也沒有分別心，也不會幫助一些人而傷害了另一些人。聖人當然也是一樣。不管鬼、神、聖人，與老百姓，大家互不傷害，上下的德性才能交互融通。這在《易經》裡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 這次講管理眾人，主要是講「治大國，若烹小鮮」。並不是說，如果到一個巨大的國家裡面，做了行政院長、總統，不可以隨便朝令夕改，在這個屋子裡面有機會做總統、行政院長的人不太多。那這個重要在哪？與我有何關係？
- 以前社會，組織就是一國。每一個人類社會，只要看裡面最高的建築什麼，就知道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當一個社會裡面最高的建築是廟，就知道這是宗教統治的社會；當一個社會裡面最高的建築是宮殿，就知道這是一個政權統治的社會。今天最高的建築都是什麼？商業大樓！所以今天是商權，是商人統治的社會。很多政府官員覺得自己很有權力，其實真正有權力的反而是那些商人。但是在老子或先秦諸子時，中國已經脫離神權時代，中國人已經進入政權時代，那個最能影響眾人的就是國家。所以這邊講「治大國，若烹小鮮」。
- 今天要講的是管理眾人，為什麼管理眾人這麼重要？我自己現在在公司裡面，深深地感受彼得定律，就是一個表現優異的人會被拔升，一直升到他的位子超過他的能力，他在那裡表現不好了，他就再也升不上去。現在多數人都是彼得定律下的結果，為什麼會有彼得定律？因為很多人把管理的能力與做事情的能力混為一談。
- 管理與做事情完全不是一回事。你本來很會做的事情，然後公司升你到了一個管理職位，你還是繼續做原來的事情。老闆一定懷疑，「如果還做一樣的事情，對公司有一樣的貢獻，為什麼要給你升官加薪？」換句話說，做一個管理，一定要有不一樣的做法，不一樣的做法是什麼呢？升上去的時候，是一個機會，也是公司對一個人的考驗。這句話跟我們講了三個管理上的重要事情。第一、要有遠見，「治大國」。第二、要會做事，「小」。第三、要會用人，「鮮」。
- 治大國，什麼叫做大國？萬乘之國。國家是要用治理的。《中庸》把這個步驟分得非常清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平天下暫時不談，在有生之年要達到平天下的理想非常困難，現在其實越走越遠。
- 今天來講，所有先秦諸子講治理國家的方法，不管是在國家、地方政府、公司行號、利益團體或宗教團體裡面都可以用，所以每次看先秦諸子的書講「治理國家如何」，就算是只是一個小小的教會、念經堂，都是可以用的。
- 這個方法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第一步，當然是修身。修身其實很難，因為全世界「最不聽話」的就是自己！想想看，每次看到一個蛋糕，明知不可以吃，但不知為什麼就是把它吃下去了？然後每一次都跟自己講「不可以發脾氣！發脾氣沒有用！」可是就是沒辦法控制自己。所以這個是身體「是我的」，可「不是我」嘛！這個「我的」身體或「我的」心，是要修的。什麼叫做修呢？
- 《大學》裡面解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磋琢磨四個功夫。「切」是什麼？把骨頭拿來雕一雕出。「磋」是把象牙拿來雕一雕。「琢」是把玉拿來雕一雕，「磨」是把石頭拿來雕一雕。所有修身的方法，都是拿來「雕一雕」。什麼叫「雕」？把不該有的東西去掉。身體裡面，除了肥肉以外，還有很多不該有的東西需要把它丟掉。每一個丟掉的過程都不是一件輕鬆容易的事情。大家只要想一想，平常要控制自己的欲望是多麼困難﹗
- 跟大家講過地板與佛像的故事。地板說「我們兩當時是同一塊木頭啊，何以我天天被人踩，你天天被人拜？」佛像說，「你只是一塊木板而已，當時我從木頭變成佛像，一刀一刀都是砍到我身上」。如果不能忍受砍在身上的那一刀刀，就只能做地板。若運氣不好，連地板都做不到，只能做砧板，天天被人用刀子砍，那就更可憐了。所以寧願在年輕時修我們自己，把自己不該有的東西去掉。怎麼修自己？很簡單嘛！白居易問鳥窠禪師「要怎麼修行？」對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這兩句話。白居易一聽，「這太簡單了！連三歲小孩子都知道。」禪師對其言：「三歲的小孩子知道，八十歲的老翁都做不到。」所以只要看看自己，修身，是不是把不該有的東西都把它去掉？
- 修完身以後，從自己往外擴充，就要齊家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中國人的智慧是多麼高！家只能用齊的，不能用修的，回去試試「修」你太太、「修」妳老公，這個下場會悲慘得不得了。家不可以修，家裡面一定要用齊。什麼叫齊？毓老師當年講過，「夫妻夫妻」什麼叫妻？妻者齊也。太太跟你是等齊的。以前當官的人，做三品的官，太太就封二品夫人，太太的官階都比先生大，你在家裡面要對太太恭敬一點，家是要用齊的，齊就是用同樣的方法來對待別人。
- 印度聖雄甘地還在世時，一個媽媽帶著自己女兒去找甘地。印度是個經濟非常落後的地方，這位媽媽與女兒趕火車，大老遠地跑去找甘地，跟甘地講說，「你可不可以叫我女兒不要吃糖？」甘地說，「妳三個月以後再來」，然後媽媽就帶著女兒回去了。過了三個月，媽媽又千里迢迢帶著女兒去找甘地，然後請甘地讓她女兒不要吃糖。甘地跟他女兒講「不要吃糖」，媽媽問「然後呢？」甘地說「就這樣子。」媽媽說「那為何三個月前不講？還讓我跑來跑去？」甘地說，「因為三個月以前我也愛吃糖。我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把自己愛吃糖的習慣戒掉了。」如果自己沒有戒掉，一天到晚叫別人戒掉，誰會聽我們的？自己身修了，才能談到齊家。家與其它組織不一樣，家裡面不打考績、不發薪水，家只能齊。
- 為什麼中國人這麼強調「齊家」？因為古時候的家與現在的家很不一樣。中國最小的家，大概也是七、八十口人。「屋簷下面一堆小豬，才叫做家。」家裡面沒有一堆小孩子跑來跑去，就不是家。室與家不一樣，以前的人一大家子住在一起，然後小孩子生下來，到了差不多四、五歲以後，會住在一起，男子與男子住，女子與女子住，一直到他們結婚。結婚以後就讓他們新婚夫婦有自己的房間，叫做「授室」。可是授室是自己小兩口的房間，家是七、八十個人，有很多兄弟姐妹、妯娌、叔叔伯伯在一起。這時不能有好惡，同一輩的待遇都要一樣，買了衣服給這個人，他同一輩的每一個人都要有。這裡面非常需要智慧。
- 婆媳問題。假如媽媽跟太太吵架，應該站在哪一邊？絕大部分人都覺得「百善孝為先」，媳婦怎麼能與婆婆吵架？就站在婆婆那邊去講媳婦，到了晚上回去再請罪懺悔。但媽媽與兒子的關係是什麼？是血親，母子關係是打不斷的。丈夫跟太太的關係是姻親，姻親是大家有緣在一起，「夫妻本是同林鳥」，沒有緣就分開。所以當這兩個在吵架，是要站在永遠不會離開的血親，還是不開心就會離開的姻親？哪一個是比較對？根據毓門的家風，老師講過「毓門不收不孝之人」。我有自己的答案，但是各位想一想，我們為什麼會站在永遠不會離開的血親，而去欺負隨時可能打包走人的姻親？這是滿有趣的。
- 「不學無術，學則有術」，在這裡面，治理大國就要有術。老子裡面充滿了各式各樣的術，從這裡面就可以知道，為什麼老子下面可以分出道家、法家、兵家、陰陽家，就從法家角度來看一個立法。其實治理一個大的組織，最重要的是要有明明白白的法條規則。大家都在同一個條件之下，做什麼事情，就會有什麼樣子結果，一點驚喜都沒有。我從來不覺得世界上有驚喜，只有金庸，所有驚喜都不是好的，最重要是規則透明化，大家都看得到，都知道做什麼事就會有什麼樣的結果，所以訂立規則很重要。
- 最近與我一個同學很想在臺灣開始教育大家「怎麼樣開會」，許多公司經常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我們不會開會。中山先生其實滿厲害的，他最重要的三本著作《建國大綱》、《建國方略》之外，還有一本書《民權初步》。《民權初步》是什麼？就是西方開會的原則。所以國父一開始就教我們「開會」，現在大部人都不會開會。並不是在公司裡面才開會，家裡面開會也很重要。
- 大陸因為以前一胎化，所以小孩子都非常寶貴。曾經有一對夫婦為了小孩子上學的問題，吵到要離婚，找了婚姻顧問都沒有用。太太抱怨，常常她在講話時，先生在旁邊又搖頭，又冷笑，她就跟先生講「你怎麼可以這樣子？」「你心裡面就是反對我﹗」先生回說，「妳又不是我，妳怎麼知道我反對妳？」經常這樣吵。後來一位顧問給他們一個建議，「夫婦兩個人就訂兩個規矩。第一、每一個人講話不超過兩分鐘。第二、一個人在講話時，另外一個不可以插嘴。」後來太太在講話時，先生馬上想要插嘴說「妳怎麼可以這樣子？」但又想到「兩分鐘內不能插嘴」，只好忍耐等兩分鐘後換自己講話。可是當他慢慢聽，聽了四十秒、一分鐘，覺得有太太講的好像有一點道理。兩分鐘到後換先生講。當他們用這個方式來溝通時，他們兩個人說，這是十年來，到了晚上，他們第一次相互擁抱，後來就沒有吵著離婚。常常很多吵架，其實是溝通不良，溝通不良是方法不對，只要非常簡單的這兩條原則就可以了！這對治理組織是很重要的啟示。
- 可是當這個組織超過三個人、五個人時，兩條原則是不夠的，至少還要加三條原則。第一、不可以跑題，一定要有人把跑題者拉回來。第二、不可以在討論的過程中，質疑對方的動機。你不是對方的肚子裡的蛔蟲，怎麼知道對方怎麼想的？不可以講說「你是不是什麼意思？」就只能討論事情。第三、要有主持人。中國人大多都不會做主持人，主持人是「不可以發言。」除非大家同意，否則他不可以投票！主持人不可以有立場，只是讓整個會議能夠進行。現在香港鬧得那麼厲害的那個立法會，立法會第一任的主席范徐麗泰退休後，人家問她，「妳做了十年的立法會主席，有什麼感覺？」她講四個字，「有口難言。」這才是一個好主席，好的主持人。主持人不可以一天到晚發表自己意見。
- 所以治理一個大的組織，要列下遊戲規則。列下來後，任何一個人，做什麼事，都可以知道自己會有什麼樣的後果，誰都不會抱怨。這裡就可以看出來，為什麼法家是出於老子。除了這個以外還有，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這是非常標準的法家想法，每一個人只是按照遊戲規則下做事情的人，沒有特別要照顧什麼人。
- 治理大國，要有方法、要有遠見。「小」是會做事，「鮮」是會用人。遠見怎麼來？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登高可以望遠，所以規劃可以遠，但是「小魯、小天下」，做事情要一步一步慢慢地走。怎麼能有遠見？這個是今天臺灣年輕人比較大的問題，不看世界、不看國際，電視都不大報導國際新聞。我今天花了滿多時間跟幾個記者談，希望他們去報導日韓之間的衝突。可是大部分臺灣的報紙都沒有報導這件事。全世界現在在去全球化這條路上，民粹主義在世界各地的發展，對將來有很大的影響，對經濟發展很不利。
- 臺灣現在一年外資投資 55 億，多還是少？哪些國家外資投資 55 億？澳門、北韓，臺灣現在外資願意投資來的錢，跟澳門、北韓一樣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今天我們不做投資，將來的年輕人從什麼基礎上與世界競爭？臺灣自己關起門來，自己跟自己玩選舉遊戲，消耗社會上太多的資源。
- 怎麼樣在一個團體組織裡面能有遠見？就是盡量從老闆的角度來看事情。我非常年輕時在美國加入了從兩個人開始做起的公司，所以一開始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部都要處理。從兩個人慢慢成長到二十幾個人，才回臺灣，這個經歷使我養成一個非常好的習慣：節省，每一分錢都好好的花。其中如何用比較少的錢做好門面，在公司剛起步時也非常重要，因為你的價值完全在對方的眼睛裡，對方覺得你值多少，就值多少錢，你沒有一個「天生的」價值，所以包裝很重要。
- 一個人沒有看過整體，就很容易從自己的本位來看事情。因為開過公司，所以能從全局的角度來看事情，並不會想說「我是市場行銷，要搶行銷的資源。」不管是錢、人，我都覺得這是「全公司的」。能從老闆的思維與高度來看事情，這是幫忙我們訂策略最好的方法。
- 老闆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不怕別人搶走你的位置」，要敢用人才，訓練出好用的人才後要敢放出去。因為一流的人敢用一流的人，二流的人就只敢用三四流的人。如果覺得自己是優秀人才，要能用一流的人。一起合作的人挖了你的角，都是撒在外面的網，對我們做事情幫助非常大。
- 《禮記》裡有一個詞「茂間」，這麼茂密，但是如何把間隙找出來？只要有間隙就有機會。當年準備大學聯考，很多人是這樣讀書：晚上八點半到九點半看英文，九點半到十點半做數學。這樣看書一點用都沒有，可能一小時不會看一頁。所以我都寫英文，把這一章的單字全部背完，或做數學習題。這樣子有一個好處，如果一個晚上定了兩個小時的時間，結果只花一個小時四十分鐘，就把事情全部做完，另外二十分鐘我絕對不會拿來懲罰自己，叫自己多看書，而是給自己一點放輕鬆、獎賞自己一下。這讓我每天晚上都非常希望能搶到十到二十分鐘的獎賞，我看東西、做東西越來越有效率。那段時間只要坐下去，都不太想起來，想趕快做完。如果做每一計畫都小小的，每天就只看當天的計畫要做什麼，完全不看別的，這樣子比較容易達成目的。如果每天看到都是巨大無比的，這也要那也要，每天都會擔心得要死。所以「小」，把大的目標拆成小計畫，是一個非常重要做事情的方法，能把事情做好。
- 「小」有很多的方式。現在很多人都還會說「新年新希望」。比方有人說「我今年要減輕二十公斤。」第一天好好運動，吃得清淡，到第三天一忙，忘了！然後晚上想「明天好好運動」，結果明天在去運動之前，又有國外來的朋友，跟他大吃大喝一頓，全部破功了。很多人這時都會跟自己說，「一年之內減輕二十公斤，這是人能做到的嗎？我已經努力了好幾天，一點效果都沒有。而且我這樣子做，是不是會對健康有不良的後遺症？」人很容易說服自己，所以平均新年新希望的時效，大概都是兩周到四周，然後到了明年再把它拿出來。
- 這就是不會做事。會做事的方法是什麼？與其看減重二十公斤，不如每一個月減輕半公斤，不要去想那二十公斤，就看那半公斤。甚至如果想要做運動，都有更簡單方法。現在給自己定的計畫，在手機上就有我每天的微計畫，每天給自己定的運動計畫，一定是達得到的小計畫。我的計畫是，「每天至少做一個伏地挺身」，我的經驗是，當趴下去做了完了一個，我覺得還可以做第二個，第三個。我到現在「沒有一天只做一個」，可是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太累了，真的什麼事情都不想做，最起碼做完那一個，我都可以完成今天的計畫。
- 用這一個方法，可以慢慢養成我們運動的習慣。這樣子去養成的習慣，目標是一定要百分之百達到，一次都不能放過，不要想「每天做十分鐘好少」，可是一定會有一天身體很累，然後身體對你講「睡覺吧」！你還要跟自己掙扎。就做一個小到完全不合理的這個小，但是去做，會發現自己會比較開心。更好的是，每次做完記錄一下，有了三十個紀錄後，只要記錄不斷，一定會堅持做下去，這就是人性，就是會用「小」。所以很多事情，不要看那個「大」，「大」會把我們嚇壞。一點小小的事情，小小的習慣，日積月累，這是老子非常重要的概念。每天一點小小的運動習慣，就可以決定身體；一些小小的財務習慣，就可以決定財務狀況；小小的飲食習慣，也可以決定體重。大的東西，分成小的，一步一一步去做，按照時間的累積。所以「好的習慣加上時間，成就不可限量！」但是也要記得，壞的習慣加上時間，壞的程度也是不可限量。所以一定要注意，每天養成的習慣是什麼。
- 不管是用人還是用勢，「鮮」很重要。當場釣出來馬上吃叫海鮮，冷凍到了市場叫海產，醃製後送進內陸叫海貨。這裡的「鮮」就表示我們對所有的事情，都要「因地制宜」，看當地的特色。淡水有淡水的海鮮，旗津有旗津的海鮮，淡水產的魚想在旗津吃，就一定吃不到最新鮮的。同樣，對於任何事情、做事情的態度，也都要用不同的看法。很多人喜歡讀偉人傳記，覺得學習成功的人，自己就會成功。這世界有任何一個人跟著別人的路走而成功的嗎？沒有，一定要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改變，要「鮮」，這樣子才能夠有用。先秦諸子的書，對我們人文素養很有幫助，可是不是泥古不化。孔子一直講古聖先賢堯舜，是他心目中的聖人的典範，可是老子講先王要道在今天是「餘食贅行」，是吃剩下的剩菜剩飯，是根本不必用的行為，都是不好的。所以要針對眼前的環境，用不同的做法，絕對不要照本宣科，否則就變成紙上談兵的趙括，結果是長平之戰三十萬趙軍被活埋。
- 如果過分的強調理論，強調在學校學的東西，這就不「鮮」了，都是「餘食贅行」。在不同的時空環境裡面，一定要用不同的方法。最簡單的例子，什麼地方是個戰場？股票市場一定是個戰場。所有好用的選股方法，一定沒有用，因為哪一個方法，不管是波浪理論還是什麼，只要稍微有一點用，用的人就很多，就沒有效果。所以若能因地制宜，隨時出新招，這個才「新」才「鮮」。
- 這個「鮮」除了對事情以外，對人也非常重要。常犯的一個錯誤是，覺得全世界人都跟我一樣。有一次在一家公司，下面有一位我很喜歡的職員要離職，就跟他講半天，「你如果離職很可惜，在公司裡面努力了這麼久，我們每一人都非常欣賞你的才能，你如果離職了去一個全新的環境，人也不熟，市場也不熟，去了很可惜。在我們這邊，我對你很有期望。」我覺得自己講得很好，而且替公司留下了一個非常優秀的人才。結果他回：「我們現在都沒有人想要有成就感了，都只想有愉快歡樂的生活。」那個時候，不管他講的對不對，可是給我一個非常強烈的感覺，就是他的想法跟我非常不一樣。我常常覺得做什麼事情，做完事情有成就感，自己很開心，可是他是要過一個快樂的日子。他說，「現在已經沒有人在比上班上得長了。」我們那一代，還很多人一天上班十幾個小時，而我相信未來的年輕人，沒有人需要這樣子工作，未來的年輕人是人跟 AI合起來，那些需要做這麼久工作的都可以用機器取代。但是重要的是，「每一個人都不一樣。」可以藉由不同的分類方式來認識他人，而不是把所有人都變成像自己一樣。將來如果有機會管理眾人，在組織裡面，所有人都像我們一樣的想法、做法，這是一個非常殘忍的事情。
- 所以這裡面提醒我們幾件事情，治理一個大的組織，要有夠高的程度，要有老闆的思維來看我們的遠見。做事情「小」的方法，不要一天到晚看那個巨大無比的目標，這容易帶來心理障礙。「小鮮」事情要用新鮮的態度來看待，這樣的人生會有趣很多。
- 虎媽蔡美兒曾說，很多人把自己人視作一個小組織，小組織以外的都是外人，臺灣現在這個問題非常嚴重。而通常任何一個小部落掌權時，都必然會壓抑其他部落。如果能用「鮮」的態度，了解其他人雖然跟我們不一樣，但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看法，用一個適合他的方式來對待他。有時上位者要做的不是去改變下屬，而是設計一套制度，讓他發揮長處，而避免其缺點。我也常跟大學生講，千萬不要去想，「愛，能改變對方」，不可能的事情。去找「可以容忍的對方就可以了」。千萬不要想去改變人，人是不會改變的。想想自己，從來也沒有說要改變自己，就改變了，不容易！自己都沒有改變，怎麼可能改變別人？
- 人生遇到挫折怎麼辦？中山先生說，「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毓老師說，「中山先生太樂觀了，人生不如意事者十之十。」這是他的經驗。的確是這個樣子，人生不如意事者，其多無比。所以，碰到挫折怎麼辦？
- 第八章「上善若水」，最好的善意與水一樣。為什麼是「若水」不是水？因為善是無形的，水是有形的。為什麼上善若水？因為「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它不會說它養活了我們，叫我們去拜它，也從來不會因為滋潤了我們，而要我們聽它的話。而且「處眾人之所惡」，人都喜歡高的地方，水卻往低的地方流。非常接近道。
- 下面有很多個善，「居善地」，要處在一個最好的地方。「心善淵」，心要像在深淵裡面。不管水面上大風大浪，湖底永遠是平靜的。心要像湖底平靜一樣，不管外面碰到大風大浪，心要能沉靜下去。第一、要能安靜，碰到事情，起碼要管住嘴，不要碰到事情馬上講出來。生氣時講的話，多半會讓我們後悔，最起碼要能安靜。安靜後要冷靜，不要激動起來。冷靜之後，要能平靜，不是努力把氣壓下去，而是心裡面不起生氣。最後到達寧靜，外面怎麼樣隨他，心要能像在深淵一樣，不受外面的起伏。魚在深淵為什麼會出來？就是被餌釣出來了，不要隨隨便便被餌把我們從深淵裡面釣出來。
- 「與善仁」，給別人東西能像仁，因為仁者愛人，仁者無不愛也。「言善信」，講話要言出必行，守信。「政善治」，所謂政就是管理眾人之事，要能治理眾人。「事善能」，做事情很能幹。「動善時」，平常不動，但是時候到了就動，一定挑最好的時機才動。「夫唯不爭，故無尤。」就是因為水不跟其他的物體競爭，所以不會犯錯。這七個都是善。
- 關於水有兩種解釋，都是當時跟毓老師談的。除了老子講的「上善若水」，還有「盈科而後進」，從孟子裡面出來。泉水從山上面下來，再往海流時，半路上碰到一個水坑，泉水不會繞過水坑或跳過水坑，就到水坑裡面去，慢慢把水坑填滿，填滿後就會繼續往下走。我的解釋是，世界上所有不公平的事情，只要我像水一樣，只要我流過去，世界上不好、不公平、不正義的事情，都盡我的力量讓它變成正義，這是我的理想。
- 我同學的解釋是，人生常碰到挫折，當碰到挫折，就好像水從高山往海裡面流。流到一半，碰到了前進的阻礙時，怨天尤人、顧影自憐、抱怨，都於事無補，最好專心把這個小水坑填滿，填滿了以後，就可以繼續往下走了。
- 平常碰到什麼事情會讓我們產生挫折？基本上就是人與事，碰到不對的人，尤其是不對的老闆，或者是碰到不如意的事。水的特性是不捨晝夜，水的德性是盈科而後進。碰到困難，當水掉到水坑裡，不要去抱怨，抱怨一點幫助都沒有，就來解決問題。像前面講「小」一樣，只要解決眼前的問題，不要想說「我這個三億的庫存怎麼解決？」只要解決這個禮拜該付的錢付得出去，下禮拜再考慮下禮拜該付的錢，慢慢難關就過去了。毓老師講過，「難關只有頂過去的，從來沒有躲過去的。」很多人碰到危機，就希望自己不看以後，危機會自己消失，這世界上的危機是不會自己消失的，只有頂過去，才能過這個危機。所以當碰到不如意事時，一定要有所動作，做一點事情，把這個事情度過去，就算是運氣不好，到最後失敗，可起碼盡了一切的努力，問心無愧。
- 如果碰到不好的人呢？碰到不好的人，很可能老闆不好。常跟學生說，找職業的時候，不要去找今天最紅的公司，要去找五年、十年以後最紅的公司。第二個條件，除了公司以外，要看老闆是誰，要找一個心胸寬大的老闆。要是找一個嫉妒人才的老闆、小心眼的老闆，你再努力，發展的前途也很有限。找一個能夠容忍人的老闆，非常重要。
- 但是如果真的被公司調到不好的位置，或者遇到一個不好的老闆，怎麼辦呢？在困難的地方把事情做起來，其實是我們的一個機會，「升虛邑」，不要去搶大家都喜歡的地方，自己從頭開一個比較重要。如果老闆是一個妒忌英才的人，就要趕快換老闆。怎麼知道這個老闆好不好？就看他下面的團隊怎麼樣。是不是一個夠開放的團隊？如果老闆真的是不好的話，要趕快逃命，沒有必要浪費自己的生命。
- 最不該做的事情是生氣。什麼叫做生氣？生氣是拿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生氣，都是別人做了對你不對的事情。別人欺負你一次，你可以不停地欺負自己三次、四次，其實是滿可憐的。達賴喇嘛有位修車師傅，修車時頭一抬撞到車頂，那位司機非常生氣，結果就是拿頭不停地去撞那個車頂。我們現在是不是常常、每天「拿頭去撞車頂？」當碰到什麼事情不開心時，腦中不斷重放這些讓自己不開心的畫面，不正是拿頭去撞車頂嗎？車頂被撞了一點感覺都沒有。覺得那個人對我不好，一直這樣想，結果那人根本不知道我這樣想，可我卻不停地在傷害自己。
- 有的人覺得，放下這些事情，是不是顯得太軟弱？其實原諒別人比較不容易啊！跟別人生氣很容易，原諒別人才是真正厲害的人！但是如果一輩子都這樣，是否變成濫好人、軟柿子，一天到晚被捏？不是很可憐嗎？所以「上善若水」，用拳頭打水，拳頭就到水裡面去了。很多人做了不好的事情，或是講話刺激我們，如果去針對他的話做反應，那就是中了圈套，達到他的目的。可是水也有硬的一面，哪一天當被人欺負太離譜，在人家不注意時，一次反擊，反擊要致命，至少將來不會再有人來欺負我們。
- 很多人覺得受到挫折是人生一段不愉快的事情。可是美國人常講，「不要隨隨便便浪費掉一個失敗。」每一個失敗都是很好的學習機會。連許文龍都說，「跌倒不要急著站起來，先在地上摸一摸，看有什麼可以撿的東西先撿起來。」
- 當初因為環境不好，關掉公司，剩下一點錢，就先還清貸款與支付資遣費，而剩下的錢完全不足以付給欠債最多的供應商。這時有一位前輩說，「做事業是短暫的，做人是永久，絕對不可以把橋燒掉。」所以挑了幾個最大的供應商，一個一個去拜訪他們，跟他們講說，可以用什麼樣的條件跟他達成協議，而且我非常透明，也誠懇地跟他們談，跟他講能授權的範圍。如果他們不接受我的條件，可以完全同意他們，但就必須把它帶回去，交給董事會，這就有風險。到後來每一家供應商都跟我達成協議，還有很多人變成好朋友。怎麼樣讓別人能接受我的條件？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大概知道每一位供應商在我們這邊賺多少錢，最起碼讓他們不要虧本，也把自己能做的，公開攤給他們看。
- 一個公司經營不成功，受到影響最大的就是股東，所以那個時很多股東反應強烈。作為公司總經理，有股東就向法院提告，有很多法律程序。整個程序跑了三年快四年的時間，給我最大的教訓是，「我知道我可以忍受一千多天的壓力」。所以學習增長自己能力的過程，都是非常痛苦的，但只要走過這條路，又會習得新的能力。
- 「動」才能出險，動是要「因時而動」。不改變現狀，然後希望有不一樣的結果，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碰到挫折與困難，該離開時就要離開，不要懲罰自己，不要埋怨，把眼前事情做好，之後就會有下一個境遇。
【奉元問學之四】熊琬老師「史記究天人之際的史觀」心得（二）
文／廖鶴群
編按：《易經・兌・象傳》：「君子以朋友講習」。為學需要同門同好互相切磋、互相砥礪，才能一起成長並進。秉持此一理念，也為了傳承 毓老師講學精神，奉元學會常務理事潘朝陽老師，特別舉辦以研討中國經典為主軸的讀書會，名為「中國義理與文化的經典和論著」，每月一次，週日上午十點到十二點於學會現址舉行。從去年（2018）八月底開始至今已聚會研討十四次。參與的學長姊們都是學有專精的前輩，分享內容引經據典又切合時事，非常精彩。本文為最近一次讀書會（2019.10.20）的心得，討論主題「史記究天人之際的史觀（二）」（直播影片請點此）。下一次讀書會預計將於十一月十七日（週日）上午舉行，歡迎各位同門同道一起來研討！
上個月的心得，從熊老師論《史記》的史觀，談到了中國傳統史學的褒貶傳統。這個傳統在對歷史事實或褒或貶時，其作為核心的判斷標準乃是既靜態又動態的。在靜態的一面來說，褒貶的最高依據所在，可以說是導於一個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永恆價值——即是所謂的「道」。然而，在動態的一面，中國傳統史家也並非僅是公式化的按標準去評斷人事。太史公在〈伯夷叔齊列傳〉中，就對善惡報應一事提出一個殊不可解的問題——「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我們發現，史家們其實是透過歷史書寫，在「事實」和「價值」的辯證性關係之間尋求他們心中的問題的解答。這個過程一方面以更久遠的傳統為依據，另一方面也是在和這個傳統對話，構築並且延續這個傳統的內涵與生命。
更深一層的去看，這一傳統在追尋、彰顯一個超越性的「道」的時候，其實仍懷抱著對現實的深刻關懷。不論是究天人之際，或是以史為鑑，或是使亂臣賊子懼，史家們追求「道」的最終目的，是要讓褒貶傳統——或者即是史學本身——在現實世界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因此，也正如上篇所述，中國傳統史學中的褒貶傳統，在中國史學史裡，儘管並不乏對它的反思及討論，但最終，褒貶傳統仍然被視為是史學的主要意義及功能之一。它的價值在傳統中國裡是受到肯定的。
褒貶傳統所遭遇的真正挑戰，是在邁入二十世紀以後。西學東漸以及五四風潮對傳統所帶來的衝擊，已不需贅述，褒貶傳統的處境也不例外。傅斯年先生發表於 1928 年的，著名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是這種衝擊最具體的象徵之一。他在文章之始開宗明義的寫道：
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1]
不難看出，寓褒貶於歷史書寫之中，是傅先生不太認同的。誠然，傅先生有其理想，他也很了解當時西方史學界的發展動態，有時他對史學的觀點近似於蘭克（Leopold von Ranke），但卻又不盡然。這裡不能詳加討論。需要指出的是，傅先生認為「古世中世」與「近代」在著史上的差別，在於「近代」是與西方知識對話以後的階段，是「科學」的，而非主觀的。因此他說：
一、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起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
二、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
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2]
這些文字當然不一定是傅先生的本意。王汎森先生即指出，傅先生自己的歷史著作就有歷史解釋及歷史想像在其中，此外，傅先生也抱持有矯枉必須過正的心態。[3]不過，作為當時中央研究院下研究機構的宣言，這篇文字在其內容之外，其影響以及時代的象徵意義，仍是不言而喻的。
如今，我們已經跨越二十世紀，來到了二十一世紀。當時最新穎、最進步、最革命性的文字，今天看來不免也顯得有些拘泥、保守、封閉了。可是，我們當下的史學，究竟是保守的，還是開放的呢？
作為一個生活在二十一世紀，在海島上的本土化教育之下學習中國歷史的筆者而言，這個問題是非常有趣且辯證的。過去，在臺灣島上對立於傳統中國歷史觀的史觀，是以胡適、傅斯年等先生為代表的，強調科學及實證的歷史觀。然而今日，與傳統中國史觀對立的，卻是政治及主觀意義濃厚的臺灣本土史觀。因此，這個有趣的辯證正表現在：當年隨著1949渡海而來的，標榜科學和客觀，以史料為主體的史觀，是如何轉化，或者被替代為今日政治色彩及主觀性均極為濃厚的史觀？
王晴佳先生在《臺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一書中，[4]將臺灣的史學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五〇年代到六〇年代中期的「以史料學派為主的科學傳統」；其次為六〇年代中期到解嚴時，「融合西方理論和社會科學的史學」；以及解嚴以後至今，「臺灣本土意識興起後的史學」。筆者以為，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可以說學術的內在理路的影響大於外在環境。但從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則無疑是外在環境的影響高過內在理路。王晴佳先生也指出，無論是杜正勝先生提出的同心圓史觀，或是其他臺灣本土史觀，甚至也包括後殖民主義史觀，都是以政治包裝歷史解釋，將歷史昇華成意識形態的衝突。他並且提到，這些史觀之紛雜從解構大中國史觀而興起，但其實他們在不知不覺間，卻仍然繼承了中國史學的傳統，即是前述的「事實」與「價值」的交融。李師淑珍也曾指出，這些本土史觀雖然力求與中國史切割，但其實它們仍然保持著經世史學的特徵，更重要的是，它們也都以自己的史觀為正統，而呈現出排他性。我們不難發現，「日據時代」與「日治時代」，「光復後」與「戰後」，這些用字上的爭議，不僅為史觀的衝突，在現實中，更是表現成為意識形態的衝突。「正統何在」，仍然是今日我們在追問的問題。
筆者在此暫時不對上述種種史觀表達價值評判。需要指出的是，史觀的不同，是可以理解的現實存有，有如西方史學傳統中所揭示的道理；但史觀的不同造成歷史事實也隨之不同，莫衷一是，就是人們所不該接受的情形。不幸的是，在這個海島的當下，部分史觀為了達成自己的理想抱負，經常扭曲史實以致超出了歷史解釋所許可的邊際。故而有時候，經世的理想越濃厚，其信念越強烈，「真實」也就往往隨之犧牲得越多。面對這種情形，我們益發感到「真實」對於「歷史學」的重要性。因此，正如傅先生當年認為的矯枉務須過正，如今，在歷史書寫時盡可能的力求客觀和真實，或許再一次成為迫切的要求。
但是，難道我們的史學將再一次走回頭路嗎？在東西史學均對史料學派有所反思以後，我們的史學仍要再度重新標榜科學實證嗎？誠然，在多元化的時代，建構一個所有人都能認可的判斷標準也是極為困難之事，或許只有「真實」才是最有說服力的共通語言。但這一共通語言，是否僅僅只有「真實」？
史家杜維運先生的思考，或許是一個可能的解答方向。杜先生是對中國史學的褒貶傳統有更多關心的一位史家。他認為真實之於史學，固然是最為可貴，但歷史書寫中的褒貶，則是「無法也不必避免的」。[5]對於歷史書寫中，價值評判是否有共通的標準，他曾論述道：
平情而論，是非隨時而變，有其真理，然不變的公是公非，仍然存在於天地之間。正義永遠為正義，慈悲永遠為慈悲，榮譽永遠為榮譽，誠實永遠為誠實；屠戮不因時間不同而非屠戮，叛異不因空間不同而非叛異；迫害、詐偽、自私，無一而非邪惡。凡此都是不變的。當一些是非隨時代而變時，這些都不變，人類的文明，也隱隱系之於此。孔子的是非，雖非全不可變，然絕大部分，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後世應予尊重，不應盡去之以為快。[6]
這段論述鏗然有聲，不禁讓人覺得，這是否即是那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東西相通的道理呢？
事實上，遺憾的是，杜先生的觀點並沒有成為史學界的共識。倡導歷史書寫應該發揚人類文明光輝一面的杜先生，期望求真與求善兼得，但不僅學界仍然有所質疑，在他自己，也不免有時還是有所疑惑。至此，又回到了最根本的問題。史學究竟應當求真或求善？真與善是對立的嗎？真與善可否兼得？
這個問題，恐怕永遠將見仁見智。筆者只能提出自己的觀點。筆者認為，「真」不一定即是「善」，然而「真」的本身卻也是一種「善」。而在歷史書寫中，倘若要追求更多更大的「善」，那「善」若要有說服力，要打動人心，那這個「善」必定同時要是「真」。歷史書寫不是小說，只有「真」，才有力量。我們可以有也必然有自己的史觀，但在所有對「歷史」的「觀點」出現之前，我們必須先盡一切可能與力量去接近「歷史」的「真實」。王汎森先生也指出，在現代歷史書寫中，有許多案例可以證明，深刻的歷史解釋和嚴謹的史料不一定是衝突的。[7]
回到熊老師論《史記》，筆者認為，史記的偉大之處，正在於太史公對真、善、美的揉合。誠然，太史公有許多歷史想像，但他對史實的掌握同樣是驚人的，在二十一世紀回頭考證《史記》，我們不能不讚嘆太史公求真的精神、態度和成果。他的史評、史論以及體裁安排，表現了他的價值評判，而他的歷史想像與歷史書寫，更是千百年來文字之美的標竿。同樣的，春秋筆法的可貴之處，並不在於褒貶，而是它呈現了字斟句酌、審慎嚴謹的書寫態度和成品。
最後還需要指出的是，歷史書寫和讀史是不一樣的。本文主要談的是歷史書寫。對於讀史者而言，大可自有取捨，但求心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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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7），頁 3。
[2]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頁 10。
[3] 王汎森，〈歷史研究的新視野：重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古今論衡》（2004:11），頁 5。
[4] 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出版，2002），頁 XV。
[5] 杜維運，《變動世界中的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 93。
[6]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 685。
[7] 王汎森，〈歷史研究的新視野：重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頁 5。
【奉元薪傳】有悅有樂，有朋有君子，這才是人生
文／許仁圖
編按：奉元學會理事許仁圖老師今年十月出版新作《串起來講論語大易》一書，以融會貫通的方式，探討《易經》和《論語》的關聯。機緣難得，本刊特蒙許仁圖老師同意，摘錄新書序文，以饗讀者。許仁圖老師目前正於奉元秋季課程主講「串起來講孔孟道不同」（課程簡介），歡迎大家每週四晚間一起來聽課！
儒、道大不同，《老子》開卷講「道可道，非常道」，老子是個莫測高深的老頭子；《論語》開頭講悅樂君子，孔子雖是高高在上的聖人和先師，卻是火熱肝腸，對世間有情，對學生一團愛。
奉元書院今年暑假班只有四堂課八小時，我每堂課多上半小時，這十小時中，我翼望能串起來講活《論語》和《大易》。
先師愛新覺羅毓鋆講學一甲子，晚年教誨講學要講活用的白話，而且要串起來講；先師又說，《論語》和《大易》相表裏。因此，我串起《大易》和《論語．學而篇》首章、《先進篇》第二章的孔門弟子四科十哲，以及性德來通貫孔子之學。
講學要能活用，我依文講「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也上下易文講「不亦說乎！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君子乎，人不知而不慍！」
串起來講《論語》和《大易》，我因而引了《大易》的「隨卦」、「兑卦」和「乾卦」來講《論語》的《學而篇》首章：「天下隨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君子以朋友講習。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孔子是「聖之時者也」的「時聖」，貫通「學而時，習之」，就可窺探孔子富美的聖學廟堂。
《論語》未經編輯，幾乎章章不連貫，多數章節無頭無尾，我們只能尚友古人，與孔門四科十哲及另外幾名高賢弟子對話，《論語》之門才能打開。
為了讓同學們比較容易聽聞，課堂上，我以第一人稱觀點敘述，而且說了一些笑話。先師曾說，他講經，同學們正襟危坐；一講笑話，大家眉飛色舞，勤作筆記。何況《論語》開宗明義，即講悅樂精神。
熊十力先生說，絕不可把孔子活活潑潑地精神，說成死板無趣矣。我認為以第一人稱寫作講課，容易讓聽聞者融入，但講者難免少了些謙卑，多了些我見。先師講學謙沖有德，不為人已甚。此書中，我則直言無諱，些許意必固我，在所難免。
《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作古是「卒」，因為古人亡故，稱呼有固定用字：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庶民稱「死」；孔子亡故身分是大夫，《史記》故稱「卒」，但孔子於唐玄宗二十七年（西元七三九年）追封為「文宣王」；先師為「禮親王」。故而，本書稱孔子、先師皆書「薨」。
《串起來講論語大易》大約四分之三在課堂上講過，成書約莫多了四分之一。近三年來，我一直沉浸於《大易》的智海中，暑期班講學和出版屬意外偶得。感謝奉元書院學長，尤其是吳榮彬學長的長期支持鼓勵。
蔡耀慶學長在《奉元書院》講授書法，書院所開課程公告均請蔡學長書寫，《串起來講論語大易》即蔡學長所書。此書出版，商得蔡學長應允，提供封面印製，十分感謝。
此書出版日期擇定二Ｏ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紀念我正式邁入七十的老年境界，也紀念四年前掙脫死神的難忘歷程。
【新品發表】2019年度會員大會紀念品——《毓解老子語要》編輯記
文／陳明德
編按： 毓老師生前於課堂講述《老子》時曾說：「不讀孔子，不知中國文化之博大。不讀老子，不知中國文化之精深。」、「悟得老氏妙，申韓弊可調。」為了延續 毓老師生前刊經籍、廣聖學、興治藝之精神，奉元書院此次特邀陳明德學長主持《毓解老子語要》筆記本的彙編工作，歷經幾番功夫後，如願趕上今年的會員大會，以此作為會員大會紀念品（如欲購買請按我）。
去年，社團法人中華奉元學會 2018 年會員大會時，參與了《毓老師講易經》筆記本的編輯工作，此小書兼具筆記本之功能，是當年大會的紀念品之一。《毓老師講易經》筆記本有完整的《易經》六十四卦大象傳原文及毓老師講授之要點，所以只取大象傳乃受王夫之《周易大象解》之啟發。船山先生在《周易大象解・序》中開宗明義地說：
「大象」之與「彖」、「爻」，自別為一義， 取「大象」以釋「彖」、「爻」必齟齬不合，而強欲合之，此《易》學之所由晦也。《易》以筮而學存焉，唯「大象」則純乎學《易》之理，而不與於筮。
《易經》大象傳精簡，上法自然而踐履其理於人事之中，實仍夏學「天人合一」之一大寶藏。
毓老師說：「古人那麼多書，我們讀都來不及，⋯⋯得來最易，容易吸收的即子書。⋯⋯八子必讀⋯⋯。應世，選一子，爛熟在胸。」毓老師曾多次講述八子。[1]
- 兵家：《孫子》（搭配《六韜》和《吳子》）。
- 道家：《老子》、《莊子》。
- 法家：《管子》、《商君書》、《韓非子》。
- 儒家：《荀子》。
- 墨家：《墨子》。
在八子之中毓老師至少講過二次《老子》，其中一次是依嚴復先生《評點老子道德經》（王弼注）為主，另一次是以清代宋龍淵《道德經講義》為本。老師講《老子》時特別推崇王弼注，認為王注《老子》是注得最好的本子，以其思想精密深邃。毓老師有時引用嚴復評點，以嚴氏能將當時西方流行學說（如嚴復所譯赫胥黎所著之《天演論》），與老子思想相結合，應能對今人有所啟發。宋龍淵曾任職於康熙朝之侍讀學士，致仕修道二十餘年，為金蓮正宗龍法派第七代。修道有得，故康熙為其書作序，稱讚「其言洞徹，秘義昭融」。
《老子》一書版本紛雜，有其中以王弼《老子注》和《老子河上公章句》流通最廣。此外漢代嚴遵《老子指歸》、唐景龍二年河北易州《龍興觀道德經碑》與宋代范應元《老子道德經古本集注》等皆據古本，而有可觀者。近代考古發掘了戰國中期的郭店楚簡（甲、乙、丙）本及西漢初年馬王堆帛書（甲、乙）本，更為遠古，但有不少殘缺的文句，且借假字之使用不慎重，並不適合直接研讀。
今年初受奉元書院祕書處同仁之邀，參與設計今年會員大會紀念品筆記本工作，共同決定編輯《毓解老子語要》，一則因為老師重視子書，一則以《老子》五千言之精簡適合筆記本型式。在編排《毓解老子語要》時，以《老子》八十一章原文依次錄於左頁，右頁則摘錄有毓老師講解《老子》之要點。《老子》經文及標點以嚴復《評點老子道德經》為底本，並參照了吳克和劉昊學長整理，養正堂出版之《毓解老子》、樓宇烈《王弼集校釋》、及陳鼓應注譯《老子今注今譯》。
《漢書・藝文志》認為：「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老子為周之守藏史，熟識歷史上各朝代的治亂興衰的規律和成敗福禍的因果，對社會文化和風氣之演變有敏銳的觀察。因而得出「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等原則。老子對戰爭深識其害，故以「兵者不祥之器」、「兵強則不勝」勸人主。王弼《老子指略》中指出老子思想的要點是「因而不違，損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賤夫巧術（按：看輕奇巧之術），為在未有；無責於人，必求諸己。」毓老師則以「以靜制動，以弱勝強。重為輕根，輕為躁君。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為研究《老子》必知的幾個原則（見《毓解老子》）。
以外王之道而言，老子為「君人南面之術」。是故歷代不少帝王為其作注，至今流傳下來的有：唐玄宗李隆基的《道德真經注》和《道德真經疏》、宋徽宗趙佶的《老子注》、明太祖朱元璋的《道德經注》、清世祖（順治）愛新覺羅福臨的《御注道德經》。朱元璋因讀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而減其殺戮之嚴刑。老子「專氣致柔，能嬰兒乎」、「致虛極，守靜篤」等名言，則為內聖之學，可以此修身，亦為歷代養生家所宗。
《老子》一書文句近乎格言，而卻超越格言體之著作。《老子》各章大都可以用不到百字之文，分別論述樸直的本體論、認識論、和辨証法，其文字精簡嚴謹而有層次，頗能激發吾人全面的思維。《老子》經文中多對文及韻文，八十一章僅五千言，易於朗朗上口。故此次在《老子》經文的編排上，利用縮格方式，以顯其對文之妙及層次之分，亦可見老子「萬物負陰而抱陽」之旨（如下四十二章所示）。大膽創新之舉，尚祈方家指正。
《毓解老子語要》筆記本摘錄毓老師講解《老子》之要點時，主要根據了幾位學長及筆者當年課堂之筆記。在選錄語要時，則以「經子互証，經權並用」著眼，並盼能表毓老師「融通百家，不拘一格」於萬一。然因為篇幅之限制，取捨之間難免掛一漏萬。讀者欲窺毓老師講解老子之妙智慧，則得研讀養正堂已出版之《毓解老子》，方得見其全貌。
編選《毓解老子語要》時，蒙學長們在選輯時提供寶貴意見及素材，蔡耀慶學長給予美術及版面指導，林明輝在電腦排版方面專業的編排，秘書處吳其諭由始至終的從旁協助，皆功不可沒。在君祖理事長的指示下，熊羿秘書長，不辭辛勞將中華奉元學會歷年來開設過的課程，以及舉辦過的專題演講、論壇與座談整理出來，一一列舉，附於書末。八年來諸學長在堅苦之環境下，為夏學存其血脈之心，於茲可鑑。盼各界賢達及同門能同心同德，持續對學會及書院之支持，故為文以誌編輯《毓解老子語要》筆記本之終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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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陳絅整理，《毓老師說人物志》，中信出版集團，2016 年 4 月，頁 129。
—全文完—
【奉元社快訊】2019會員大會奉元社報告
文／奉元社
奉元社一整年的社團活動可以用「承先啟後」四個字做為代表，並延續曾遠鵬社長「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的精神，在 2018 至 2019 這一年中，請到吳孟謙學長與尹建維學長，舉辦了兩次專題演講，還有社團指導老師閻鴻中老師開設了《大學》、《中庸》的社課，並請到熊羿學長在奉元書院開設了《三國演義》社課。
首先，是在 2018 年末的專題演講，「目擊道存——談毓老師對我的啟迪」。
吳孟謙學長在因緣際會下，成了毓老師急就班最後一批關門弟子，而在之後也成為了臺大奉元社的創社社長，因此特別邀請孟謙學長回來分享當年親炙毓老師的種種往事與將經典活化在自身的經驗。（演講影片連結請按此）
接下來在新的學期，今年的三月到五月間，社團指導老師閻鴻中老師應我們奉元社社員的請求，特別開設了學庸一系列的課程。
閻鴻中老師從《大學》、《中庸》原文開始，逐字逐句地帶領我們了解經典的義理究竟是什麼，並結合閻老師豐富的學識經驗，激發我們去思考經典如何對我們人生有所幫助。
相關課堂筆記請參閱奉元學會 第 64~67 期電子報【奉元社快訊】專欄。（社課課堂隨記：《大學》尋奇、《大學》解謎、《中庸》關鍵字、《中庸》的意義）
同時，很榮幸地在四月底，我們也請到尹建維老師為我們演講「超越時光永遠的領導力——度量與仁善」。
尹建維老師對於經典的精煉與反思是非常精彩的，尹老師善於從兩個相似的詞彙去深度解析其中的微妙不同之處，並在字裡行間中貫徹書就是要拿來用的道理，追根究底的把原本模糊的概念做有系統的區分。（演講影片連結請按此）
最後，奉元社也有幸請到熊羿學長在奉元書院的講堂為我們開設「品三國——如何說出好故事」的系列校外社課。
熊羿學長家學淵源，自身對於《三國演義》也是研究的相當透徹，社課藉由毛宗崗批三國（毛批）來告訴我們，《三國演義》中有哪些文學技巧，使我們能夠更加深入的了解三國故事為什麼這麼好看，熊學長也常常在社課中以現代的小說、電影為範例，讓我們知道講述一個好故事的技巧是不分古今的。（第一講影片連結請按此）
奉元社員都是被毓老師傳授的經典智慧所吸引的一群年輕人，在曾遠鵬社長的領導之下，努力地共同去學習和發揚傳統經典的智慧，希望各位學長姐能夠繼續支持、愛護奉元社，並代為宣傳給身邊的晚輩和青年，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