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師 現代孔子 先師愛新覺羅(諱)毓鋆
將於民國一百年四月十日公祭
身世
老師生於光緒卅二年(西元1906年)，重陽節第二天，九月初十。老師的先祖，禮親王代善，是大清開國太祖努爾哈赤的次子。長子褚英有異志橫死，努爾哈赤諸子中，三個勳業彪炳的佐命鐵帽子王，除了代善外，另外兩位是十四子多爾袞和十五子多鐸。
努爾哈赤亡故，依年序和功業，次子代善可望襲位，但代善先擁立八弟皇太極(清太宗)即位，後擁皇太極之子福臨(清順治)即位。統領八旗正紅旗的代善因禮讓皇位，子孫世代襲封中國歷時上唯一的禮親王，直到清朝遜國，共歷十代，傳十四王，堪稱「清代第一王」。老師即為代善的唯一嫡系子孫，禮親王世子。
受教
老師於四歲時，由額娘(老師母親)啟蒙，親授四書，因為年歲和宣統皇帝(溥儀)相同，六歲被安排進入御慶宮，當同樣歲數皇帝的陪讀，由太傅、侍講、侍讀等飽學之士授以治平之道。老師曾親炙的名儒包括：王國維，陳寶琛，鄭孝胥，羅振玉，葉玉麟，康有為等人。老師於十三歲時讀完十三經，讀完中國經書之後，留學日本貴族院和德國，學習軍事。
經歷
學成之後，宣統帝特意將老師選至國務院跟隨國務總理鄭孝胥，而不是如傳統般進入內務府。在國務院內老師曾數次阻擋外國勢力的陰謀，維繫中華傳統的延續。老師歷經大清亡國，張勳復辟，滿州國興亡以及對日抗戰。老師不只是大時代的見證者，更是大時代的參與者。
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調查發現，老師秘密聯合抗日軍，為中國貢獻良多。在民國三十六年，中國煙硝烽火，風雨飄搖，國民黨節節敗退，蔣介石有計畫的運走黃金，國寶，還撤離了一批人才，以免為共產黨所用。老師也被點名送上飛機來台灣，但老師的額娘(母親)不願意來，老師只好讓師母陪伴娘親，隻身來台，但沒想到這一離開就是永別，午夜夢迴椎心之痛非外人所知。老師隻身在台六十多年，所幸在義子張景興一家的照顧下，略有家的感覺，所以老師經常說，這輩子最對不起的人就是他自己。
台東興學
來台沒多久，政府要求老師到台東幫忙辦學校。興學是功德善事，老師也想多了解台灣人，所以就欣然前往，擔任台東農校教導主任，亞洲鐵人楊傳廣就是當時的學生。當時在台東，也因為「鐵花路」的因緣而認識台東直隸州知州胡鐵花的兒子-曾任駐美大使的胡適。
胡適後來當中央研究院院長，當時有幾個喜愛中華文化的美國友人，找不到好老師。胡適跟老師商談後，向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文學院院長魯道夫推介老師。魯道夫聽老師上過幾次課後，更介紹數位在台灣研究中華文化的美國博士生，而開啟老師教洋博士的私塾教學。老師結束在台東六年的辦學工作，回到台北市繼續教導費浩偉等洋弟子，同時也在各大學開課講授經史。
天德黌舍/奉元書院
民國六十年，在滿州國不當漢奸，在老蔣時代不做走狗的老師，決定擴大私塾教學，以「天德黌舍」為名，招收大學程度以上的台灣弟子。剛開始時，老師利用週末早上時間，在四維路的一棟不大的平房裡，給同學上課。後來，搬到羅斯福路上課就改為晚上，每天固定，週一到週五，分別上大易，四書，春秋繁露，詩經/書經/禮記，以及子書。每年春末夏初，新進同學都得從週六的四書開始上起。
老師上課方式與別的地方不同。在民國六十幾年近七十年的時候，教室在下午六點多，就一排一排擺齊了七，八十個小圓板凳。同學經過點名以後進到房內，自己拿一個小木板，坐在圓板凳上等老師上課。七點一到，點名的同學將門帶上，老師通常身穿青長袍，腳趿青布鞋，頭戴藍小帽，鼻掛黑膠眼鏡，鬚髯飄逸，精神矍鑠，一入講堂，威儀懾人。老師進來以後，弟子立即起座，鞠躬致敬。老師右手上下揮動，連說「坐，坐!」大家才落座。
別的學校一堂課約五十分鐘，休息十分鐘。在天德黌舍，老師一開始上課時，一堂課就上了足足四小時。後來改到晚上上課，每一堂課上滿兩小時，還經常欲罷不能，超過時間，下課後擔心女學生的安全，不停催大家早早趕車回去。
在民國六十八年，老師搬到溫州街的寓所，地下室上課的空間比較大，學生可以坐在板凳上，在長木桌上抄筆記。當時的盛況空前，人數多的四書班經常有上百人同時聽課。人雖多，但老師一下來上課，同學悄然無聲，專心聽課抄筆記，和其他地方上課吵雜，同學姍姍來遲迥然不同。在民國七十六年，老師更將將天德黌舍更名為奉元書院，
從民國四十一年開始，直到近幾年體力衰退而不再固定上課，老師將其一生精力，從事中華文化的推廣發揚。六十多年不停的教誨，在台灣上過一年以上課的學生超過萬人，全台灣319鄉沒有一個地方沒有老師的學生。國內各大專院校文史哲的教授以及政商名人，許多都是老師的學生，如曾任暨南大學代理校長的徐泓教授，台大歷史系的阮芝生教授，政大歷史系的孫鐵剛教授，德簡書院王鎮華，台灣周易文化研究會的劉君祖，寶茶講堂的蔡明勳，海基會江丙坤，內政部長江宜樺，前外交部長黃志芳，工商界的溫世仁等，都是老師學生。
天德黌舍以及奉元書院的學生，更遍及海內外各大洲。除了美國，日本，韓國，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學生較多，在歐洲各國，加拿大，以及其他國家也都有學生。對岸中國大陸，更有許多親炙的學生，曾接受老師的教誨。
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老師講經時總是鉤玄提要，以經解經，貫通六經，緊扣奧旨，不作支離破碎之論。有經有權，有體有用。即使有個人感慨，也是根據經文深意，諄諄善誘。常將歷史事件信手拈來融入經典的教學當中，每一則親身經歷，都成了課堂上活生生的實例。老師講起課來中氣十足，臧否時事一針見血，慷慨激昂，有時覆掌擊案，霍地一聲響，叫人警省開悟，興味淋漓。每次聽完課，學生胸中都充滿了浩然之氣，有一種說大人則藐之的氣概，又有五千年文化為己任的擔當。
老師講經，更可說是一字一天地。經常一，兩個字可以講上幾個小時，不蹈空虛言，也常叫我們學生從認字開始，譬如「人」和「民」的不同，「朋」和「友」又有何差別，什麼叫做「神」，「元」和「一」有何不同，甚至什麼叫「文」。論語裡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老師說已經做了這麼多，才可以開始學寫文章，有這種道理嗎? 他引經據典，先從尚書正讀裡點出「經緯天地謂之文」，御天叫做文。天地間充沛輝耀的都是文，所以天有天文，地有地文，人有人文，水有水文，連鳥獸都有文。帝堯是中國政治的開創者，所以稱為「文祖」，孔子宣揚這個文，所以叫「文宣王」。什麼叫文人? 要自我訓練成經天緯地的能才，才夠格。
對於中國文化，老師常說:「學中國文化先學什麼？」「學天下文化，學公，學大！」「大公忘私，有容乃大，天下無界！」「中國學問都是治國平天下的藥方。」老師重實學：「學問沒有作用，就不是學問。」「有利於民生就是實學！」「經書不講玄學、哲學，完全是解決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事，更要解決天下事。」所以奉元書院的宗旨就是「以夏學奧旨，尋拯世真文。」
老師說，書讀百遍自通，每一部經書都是要後人明白的白話文，那來文言文，重點是要抓住要旨。如講《易經》即重「通德類情」（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聖功」、「識時」之要義；講《春秋》即申論「深明大義，居正一統」、「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之大義；講《大學》即首揭「學大」，「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然人人皆可為堯舜，故人人皆可成大人，大人境界者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講《中庸》首揭「用中」，重視「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功夫； 講《史記》即重「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史筆深意。總結之，毓老師講學全在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氣魄和志向。
老師經常講「說容易，做難!」他諄諄教誨學生，做人一定要守誠信，所謂「不誠無物」；念書一定要下功夫，所謂「不學無術」。老師本人更是恪守著大易乾卦初九文言的義理:「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而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老師以身教、言教展現出中國文人風骨，人格與理想，學生間談起來都無限景仰與崇敬。對學生，老師也提醒我們「注意！必得要成就自己，人最重要的是人格，以德為本，為政以德，沒有成就，就是德不足。有德必有成、必有後。」
永陵和滿學研究院
除了在台灣講學，老師在民國七十多年解嚴以後，屢次回到東北，探望滿族同胞。老師結合遼寧省撫順市新濱滿族自治縣的當地力量，配合中國政府的支助，重修滿清永陵，並在2004年得到聯合國認證為世界文化遺產。老師也資助當地成立滿學研究院，希望將清朝滿族人兩百多年的經驗智慧，留給將來有志之士來用。
哲人其萎乎
老師一生以發揚傳統中國文化為志業，並戮力於經典的實踐，所以他平時總是言行如一，不苟言笑，而以身教來實踐與發揚經典的精神。我們可以從老師身上清楚的看到，他在實踐經典的過程中，所呈現出來，對人、對事一絲不茍的生活態度。
老師一生的經歷就是一部傳奇。「栽下梧桐樹，引得鳳凰來，」這是老師一輩子教書不輟的精神所在。在老師的心中，弟子的成就不在一時的名聲權柄，而在於有沒有把所學之道用於為人處事，能夠聖時濟世。哲人雖逝、典範永存，老師的公祭定於民國一百年四月十日下午二時，假台北市第二殯儀館懷親廳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