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19年2月7日 夏曆己亥正月初三
◉本期目錄
【編輯小語】一元復豕，萬象更新
文／編輯部
吉犬辭歲，金豬報喜。轉瞬間，戊戌狗年已過，時序已進入己亥豬年的正月。奉元學會即將於下下週日（2/17）舉行「新春團拜活動」，歡迎各位學長姐一起來敘舊語新！此外，開春後的三月第三個週末（3/16、3/17），將舉行「第二屆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毓老師紀念會」（活動網頁），非常感謝各位學長姐和舊雨新知的支持，活動已經額滿。研討會活動，為紀念 毓老師一生讀書百年、講學六十年的為學精神，同時繼承師志，弘揚夏學！
本期文章都圍繞在，承先啟後，傳承夏學的主題。你知道 毓老師的教育理念是什麼嗎？毓門弟子又可以怎麼樣去傳承 毓老師的教育理念呢？請見〈有教無類：恩師愛新覺羅毓鋆教育理念的承傳行踐〉一文。你知道 毓老師創立「天德黌舍」和「奉元書院」的構想是什麼嗎？你知道 毓老師的教學內容有哪些嗎？你知道 毓老師的教育方法有什麼特別之處嗎？歡迎閱讀〈跨世紀經學家愛新覺羅毓鋆與奉元書院教育（摘錄）〉。你知道傳統中國的價值認同、文化認同是什麼嗎？請參考〈冬季班「認識中國」課程心得〉。你想知道熊十力先生對於佛法有哪些詮釋呢？請閱讀〈熊十力《體用論・第二章佛法上》之讀書心得〉一文。
最後，編輯部亦誠摯地歡迎同門先進與各界同道友人，能夠共襄盛舉，提供個人無論是讀書、教學、工作、生活上的感懷，或是經典智慧應用的心得，在奉元電子報的園地中「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奉元新春】己亥庚言
文／劉君祖
戊戌年世局詭譎多裂變，其中又以中美兩大國間的貿易戰酷烈尤盛，影響也極深遠。英國公投脫歐弄得進退失據，法國街頭黃背衫抗議示威如火如荼，德國女總理默克爾長期執政後也將被迫下臺交棒，俄羅斯與烏克蘭間對峙難消，只有兩韓加速和解、化干戈為玉帛為唯一佳音。臺灣年末五都選舉執政的民進黨大敗，詭異的是國民黨也沒贏，長期的糾結抗爭耗散了島內的元氣，往下又當如何？
己亥末又逢總統大選，民進黨快速完成整合，國民黨仍在眾日爭輝的算計中，北柯南韓先後崛起的傳奇並非人人皆可輕易複製，二人更上層樓的想像也反映了基層選民的浮躁不安。兩岸關係擺脫不了中美博弈的宿命影響，島內政壇要角爭相赴美接受面試無論如何還是相當刺眼，以小事大未必換得來以大事小。全球政經情勢真正已沉陷谷底，癲狂亂世裡黑天鵝與灰犀牛屢見不鮮，長夏後還會爆發甚麼事端呢？
兩甲子前戊戌變法百日顛仆，緊接著是義和團與八國聯軍侵華，己亥後就是庚子賠款與辛丑合約，一甲子前發生八二三炮戰，兩岸由熱戰轉冷和。中國以干支計年由來已久，《易經》第六十卦為節，滔滔世變發展到一收束的關鍵時刻，《大象傳》勉勵人「制數度議德行」，《彖傳》警惕「苦節貞凶其道窮」，指引亙古的中節標準：「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蠱卦之後為臨卦，幹蠱改革以期自由開放，民粹濫用自由又成「八月之凶」。改革須「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啟動時代新運追求優越績效。巽卦深入鋪排潛移默化，君位爻辭稱：「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革卦覆地翻天，卦辭稱：「己日乃孚。」睽卦家人反目，猜忌深刻，癸末氣運已窮，難以為繼。宇宙人生的基本規律仍是「剝極而復」，剎剎生新，故故不留，所稱「七日來復」足以解釋一切事變，天干第七為庚，第八為辛，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庚辛﹞。庚之用即中庸之庸，應變求變得有細密章程，奉元君子時中用中，發奧質尋真文，其在是乎？
【奉元見聞之一】有教無類：恩師愛新覺羅毓鋆教育理念的承傳行踐
文／陳明哲
編按：本文作者陳明哲老師，為美國維吉尼亞大學達頓商學院（Darden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Virginia）講座教授，是國際商業管理學術領域的知名學者，融合中國思想後獨創「動態競爭」學說，影響深遠。此文初刊於上海財經大學《外國經濟與管理》期刊 2019 年第 1 期。本刊特別徵得陳明哲老師同意與《外國經濟與管理》期刊的轉載授權，特刊登此文以饗讀者！
**謹以此文獻給對我一生影響深遠的恩師愛新覺羅毓鋆，同時，感謝蔡嘉麟、林豪傑協助整理潤稿，謝嵐、呂玉華、馬越、劉剛、薛丹琦、孫中興提供潤飾意見。
**謹以此文與精一學堂學友分享個人對傳承與有教無類理念的知與行，既是互勉，更是期許。
前言
從就讀博士班時期的馬里蘭大學，到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再到現在的維吉尼亞大學達頓商學院，離鄉赴美轉眼已三十餘年，教學與教育始終是我的核心工作，教過的學生超過萬人且遍及世界各地與各行各業。每一年，學校都例行性地迎新送舊，我也經常收到畢業學生的回饋，但是，每當有學生告訴我，當年的某一句話、某一個觀念或某一段對話如何幫助他們的事業、家庭或生活時，還是讓期許成為一位「學行合一」管理學者的我，備感欣慰。2014 年，有幸獲頒國際管理學會（Academy of Management, AOM）「傑出教育家終身成就獎」[1]，一方面深受鼓勵，另一方面更感責任重大。感今懷昔，我之所以兢兢業業、終日乾乾[2]，熱衷於教學育人，三、四十年如一日，早年在臺求學及赴美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多位良師對我的啟發與教導[3]，實為個中關鍵；其中，尤以先師一代大儒愛新覺羅毓鋆（1906～2011）為最。
事實上，在美最初的二十餘年，因忙於取得博士學位、初任教職，再加上美國一流名校對科研、教學等專業的嚴格要求，因此，我的重點全放在西方社會科學研究，幾乎沒有時間接觸傳統中國的學問，自然也就很少溫故知新，重習恩師愛新覺羅毓鋆當年諄諄教誨的《四書》、《大易》、《春秋》、《老子》、《莊子》及《孫子》等諸子之道。一直到幾年前，當我重新審視我首創的「動態競爭」（competitive dynamics）與「文化雙融」（ambiculturalism）理論時，才驚覺恩師當年播種的華夏智慧，早已悄然地影響了我的思考、教學與做人行事，並根植於這兩個理論之中。回想當年在臺北天德黌舍（奉元書院前身）讀書時少不經事，國學基礎也不紮實，很難想像四、五年的私塾生涯會對我平日所思、所學、所行及下半輩子從事的管理學術與教育，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
我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離臺後，即長居美國，很少再回黌舍。沒有記錯的話，最後一次拜望老師是 2006 年短暫回臺北期間。黌舍位於臺灣大學附近羅斯福路的巷弄中，老師晚上九點剛下課，隨即在地下室的教室中接見我，談完離開時已是隔日凌晨一點過後！當時他老人家雖已年過百歲，卻仍一如過往地神采奕奕、目光如炬、字字珠璣，讓我茅塞大開，受益良多。老師的教誨，個人始終銘記於心，不敢或忘。2011 年，老師辭世，迄今已七載，海內外門生追思懷念的書籍及文章相當多[4]，內容真切感人，閱讀後不僅讓人留下哲人日已遠的無限追思，更令人動容，產生見賢思齊、效法承傳之心。
文化、思想、精神的傳承，嚴格來說用「承傳」兩個字更貼切。先「承」才能「傳，承先才能啟後，先繼承才能薪火相傳，一棒一棒的交（教）下去。至於「承」什麼、「傳」什麼？怎麼「承」、怎麼「傳」？這幾年來，我最大的體悟就是「繼志述事」，繼續先人之志、遵循先人之事[5]；用白話來說，就是承繼前人（輩）的志向願景（「志者，心之所主」），接續發展他們遺留下來的心願與事業。以下，謹由管理學術與教學行踐的專業及經驗出發，略抒我個人如何承傳毓老師的教育理念，藉此表達對恩師無限的追思與感念。
毓老師與「有教無類」理念
毓老師生平經歷與育人生涯
恩師的身份與經歷相當特殊。他是清朝宗室禮親王後裔，幼年進宮陪伴已遜位的末代皇帝溥儀讀書學習。少年時，留學日本、德國學習軍事；青壯年時，任職於滿洲國，直到戰敗結束。1947 年，因國民政府的安置，老師隻身遠赴臺灣。在年富力強卻又困頓受限的當下，老師毅然決定以傳承華夏智慧、弘揚中華文化作為後半生志業，開始了六十餘年的講學與教育生涯。最初，老師在臺東農校擔任教務主任[6]，1958 年開始，在臺北指導留學的外國博士生，後來陸續受聘至幾所大學短暫任教。1971 年，書院開辦，取名「天德黌舍」，傳授四書五經及道家、法家、兵家要籍等華夏經典[7]；1987 年，改名「奉元書院」繼續講學，一直到 2009 年 2 月才不再授課。
由於師承、歷練的不同，加上時代苦難的鍛造，老師的教學不像一般學院教授著重知識、技能的傳授。他始終訓勉學生不能做書呆子，要學做人，要能經世致用、道濟天下、掌握時勢、真誠實踐，在不同的崗位上承擔造福社會、解決時代問題的責任。數十年來，老師秉承「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理念，培育了兩萬多名學生，遍及海內外，分佈於各行各業，儼然孔子無私造就「三千弟子」的再現。[8]
有教無類的涵義
孔子被譽為中國第一位教育家，被後世尊為「大成至聖先師」，「有教無類」﹙及其相關理念：「因材施教」﹚是孔子的最高教育理想，也是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之一。毓老師盛讚這是孔子最偉大之處，因為當時只有貴族才能接受教育，他卻不分身份地位，什麼學生都收，相當於全民教育。對此，毓老師有一段深刻而犀利的評論：「不動聲色，對亂制作釜底抽薪的手段。百姓不再糊塗了，都有知識了，那做壞事的人焉能不小心？要向下紮根，根本解決問題。」[9]為什麼孔子會有這樣的理念？毓老師講述《春秋》時說過，孔子認為沒有人生來就是尊貴的[10]，政府官職只憑血緣就能世襲是不合「禮」（理）的[11]。因為人人平等，人人皆可為堯舜[12]，所以孔子畢生以實現「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春秋繁露・俞序》）為奮鬥目標。教育，正是達成此理想最根本的辦法。
孔子的「有教無類」還有另一層重要意義。孔子說過，一個內心安於「仁」、始終懷著仁愛之心的人，就沒有分別心，對所有人一視同「仁」。[13]孔子真正做到了，他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述而》），只要有心向學，都願意接納，正如錢穆的描述：「孔門富如冉有、子貢，貧如顏淵、原思，孟懿子為魯之貴族，子路為卞之野人，曾參之魯，高柴之愚，皆為高第弟子。」[14]既已入門，孔子傾囊相授，未曾保留或隱瞞[15]。孔子的言行啟示我們：每一個學生都有求知受教的權利，這是一個「人」生來俱有的基本權利，只要他﹙她﹚們真誠求教，做老師的就有責任去教，就好像醫生不能選擇病人，因為救人是他們的職責使命。更重要地，老師對所有學生都要完全尊重、一視同仁、平等對待，不可以因為個人背景、財富、資質或個性的差異，而給於不同的對待。
從教育的角度來說，有教無類實在是真知灼見，既然擔任老師，就應該有如此的自覺和信念。然而，說起來容易，真正去做卻不簡單。知理不難，知所以用理之為難[16]。這是因為，每一位學生的個性、資質、成長背景、學習態度都不相同，而且老師也是人，和一般人一樣有自己的偏好、甚至私心。例如，張三嘴巴甜，李四勤奮好學，王五天資聰穎，這樣的學生很容易受到特別關愛。只是，一旦有偏好或特別關愛，就會產生分別心，而有（分）「類」了。因此，對為師者而言，學習真正地落實有教無類，乃是終身不容鬆懈的修煉，做起來實在不容易！
毓老師有教無類的展現
毓老師如何闡述、行踐「有教無類」呢？我用兩件一直銘刻在我內心的小事來說明。第一，當年我在黌舍讀書時，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上課都像去「聽訓挨罵」。老師極具威儀，又以如雷的洪鐘之聲，抱著恨鐵不成鋼的心情，對於聽課的學生不僅諄諄教誨，更常疾言厲色，藉聖賢之言教訓學子平日言行應當如何如何。這其中，最讓我佩服的是：他能讓滿屋子五、六十位學生，每一個都覺得老師不是在罵別人，而是在講我，每一句話都直指自己，每個訓誨都鞭打在自己身上。正因為如此，不知有多少年輕的生命受到激勵而奮發！另一件事是老師過世後，許多弟子著書立說以傳「毓子」之道，多位師兄﹙姐﹚也藉此表達老師對他﹙她﹚個人的特殊期望。這一點正是毓老師與一般老師最不一樣的地方──他就是有辦法讓每一個被教過的學生都覺得，老師對我個人有特殊的期望。
學生們感覺毓老師對自己有特別期許絕不是空泛虛無的。我認為，那是老師內心相信每一位學生都是可造之材，對學生用心深細、始終如一，「知至至之」[17]，精深化育，不斷引導每一個人將特質與才能發揮到極致的自然結果。入學之初，老師都會要求我們寫一篇小報告或自傳，藉此瞭解每一位學生的基本狀況。上課時，老師會一邊講課，一邊以目光掃瞄並考察每一位學生的眼神、表情與舉止反應。只要持續在學，老師通常會分批或個別找學生交談，在聆聽、回答與發問的過程中，老師會細微地關懷每一位學生的個人與家庭狀況，引導學生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讓學生在談話結束後總是感受到老師的眷顧與激勵，帶著溫暖與感動或是慚愧與振作交雜的心情，離開書院。此際的老師，就如同子夏對孔子的形容：「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勉勵）」（《論語・子張》）。更重要地，每一次對話並未隨著時光的消逝而被淡化，因為學生提過的事，老師幾乎全記在腦海中，數十年不忘！正是這樣令人驚歎的基本功、這樣深度的瞭解與用心，讓老師可以個別提點與指導每個學生，幫助每個人瞭解自己的才能，知道自己在社會上要承擔的責任、發揮的作用。這正是「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的真實呈現！
毓老師經常訓勉每一位學生真正瞭解自己，檢討自己能做什麼、應該做什麼，不要自欺、不要妄想。這是傳統儒家真精神──「反求諸己」[18]的口授心傳，與「失之正鵠，反求諸其身」（《中庸》）、「嚴師出高徒」的道理也一脈相通。談到「嚴師出高徒」，一般人往往解釋為：嚴格（厲）的老師才能教出高明的徒弟。然而，毓老師根據傳統智慧的解釋卻是：嚴「身」之師出高徒。也就是說，一個老師對自己要求越嚴格，徒弟才會越有成就，這是言傳身教、潛移默化所能達到的最佳效果，也是一般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最好的說明，與「經師、人師」、「十年數木，百年樹人」[19]、「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韓愈《師說》）等，更是相互呼應。老師以「一字一義」的功夫來闡釋經典，果真是一字之差，境界迥異。
毓老師的一生就是反求諸己最好的典範。例如，他隻身在臺六十餘年，謹守《周易・乾卦》中一爻的「潛龍勿用」，雖有「龍德」，卻「大隱隱於市」，不仕任何官職。他對自己要求極嚴，常說：「君子當守身如玉」，「有守才足以有為」，以此訓示告誡我們。有一次，照顧毓老師晚年生活的關門弟子顏銓潁告訴我：顏回當年怎麼過，老師就是怎麼過（《論語・雍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太師母過世，他不能回大陸奔喪，為了反哺報恩，手繪觀音像千幅贈人，這需要何等毅力！常言道「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司馬光《訓儉示康》），若非對自己有最高的要求，以他出身前清皇族、前半生盡享優渥生活的背景，豈能甘居陋室、視榮華如糞土呀！
再如，與師母相隔兩岸，一個終生未再娶、一個終生未再嫁。老師曾收到師母輾轉送來的親筆信，信中有段詩文：「倚門閭而望穿雲樹，履林海而恨滿關山。兩地相思，一言難盡。花蔭竹影，滿地離愁；獨對孤燈，一天別恨。月夜，雨夜，無事夜；飯時，眠時，黃昏時，此六時滋味，不可言傳。」師母過世後，老師思念益深，曾寫無題詩一首：「餐唇啖鬢玉溫香，緣盡孤雁恨茫茫。空留今生懷幻想，怎醒黃粱夢一場。倚欄未了知心話，當在冥中訴衷腸。一年幾度情露水，都化清煙隨意狂。」含蓄之謂美，兩段詩文，彰顯了老一輩中國人字字句句所蓄足的無限情感。老師與師母的情深、愁思，以及對彼此感情的堅貞，在其中表露無遺，每次讀來都讓我感動莫名，難以自已。
我對「有教無類」理念的體悟、承傳與行踐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文天祥《正氣歌》），毓老師的言傳身教今日依然如此地清晰。回想過去三十餘年的教學歷程，我發覺自己在有意無意間，不但受到了老師影響，也與時俱進、因地制宜，推展了老師的核心教育理念。比方說，針對每一個課程，我自己最用心、也最樂在其中的一項，就是花大量時間與心力作課前準備。這不是指教學材料的準備，而是努力去瞭解每一位同學的背景與興趣，找到他（她）們的「一」[20]，不論是「一」個糾結、「一」個長處、「一」個短板，或是「一」個需求、動機。曾經有一位復旦 EMBA 的學員回饋：「陳教授的課前準備工作之細緻讓人驚歎，他對每一位同學的履歷、從事的行業、教育背景等等都如數家珍，娓娓道來，還為每一位同學準備了針對性的問題，在教育界充滿浮躁風氣的今天，實在是難能可貴。當他叫你的名字的時候，你感覺和他已經認識很久了，那種親切、自然、平等的感覺在國內的課堂上很難感受到。」[21]同學的溢美之詞，實在愧不敢當。飲水思源，這些都是毓老師當年對我潛移默化的結果。
平等待人，「奉元」育人
這份學員回饋中的「平等」兩字，其實也道出了有教無類的真諦。同學感受到的「平等」，或許是覺得我「通過各種方式謙虛、平等地與學生交流溝通」，沒有「國際大牌」的架子。[22]這樣的觀感，與我一直惦記、自我惕勵的一句話：「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周易・乾卦・文言傳》），乃是一致的。我總覺得，一個做老師的能夠做到不驕，做到真正的因材施教、教學相長，是因為他（她）沒有上下「位」的觀念。畢竟，「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23]，課堂中的老師只是某個專業的先進，其他方面未必賢於學生。我始終抱持這樣的觀念，將它轉化成為有教無類的內涵，並且持續努力地行踐。
平等待人、一視同仁，其實就是毓老師「奉元」理念的重要內涵之一。近年來，同門師兄弟對於「奉元」有過一些闡述，他們提到：老師曾說「所有東西看成一樣，所以我們才奉元」，因為，「奉元」就是「民胞物與」。能有萬物平等的基本體認，進一步落實「人人皆可為堯舜」、「群龍無首」的觀念，最終就能達到「天下一家」。[24]反覆溫習思考後，我的領悟是：「奉元」在教學育人上，就是要對所有人（學生）一視同仁（人），堅信每一個人都有無限可能的發展（「人人皆可為堯舜」），教師的職責就是引導學生發揮自己的潛能，成為社會各界的中堅（「群龍無首」）。因此，「奉元」育人豈不是有教無類的展現？
反思以往在教學上的實踐，以及最近對於「奉元」育人的體悟，我發覺自己多年來堅持的一個信念竟與老師的「奉元」理念契合，這個信念就是：我認為自己在課程中扮演的角色並不是一般定義的「老師」（雖然一生從事教育，但是「老師」這兩個字對我始終是沉重的負擔），而是「伴讀」。在我的認知裡，「伴讀」注重從知識傳遞到心智啟發與個人反思的整體過程；「伴讀」者需要建立節奏、在適當的時機進行適當的引導，並在關鍵時刻與當事人的體驗精準地對接。課前的充分準備，正是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精彩的故事，更不用說來到我 EMBA/DBA 或企業培訓課堂上的諸多「成功者」了。有一次，在北京的某個課堂上，一位助教於課前告訴我，某位學員在全球富豪榜中名列前茅；他見我沒有回應，第一節課後又來跟我說，有位著名的女明星追求過這位學員。未經細想，我直接告訴他：「那又怎麼樣呢？」儘管我的助教是好意告訴我學員的背景資料，但對我來說，學員的財富、身份、地位都沒有意義。比起對他們經歷的好奇，我更關心他們在我的課堂上學到了什麼，以及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他們狀態的改變、氣質的變化，甚至於行為的轉變。這期間，我會根據學生的狀況，因勢利導、唯變所適，調整原本預設的課程內容與次序；我的內心也經常在「潤物細無聲」的過程中，為學生們能在課堂中打開自己、推動自己的思考往前多走一步而喝彩，期盼每一個「我」都能夠真誠、平等地呈現出來。[25]課後，我也很用心地維繫彼此的情誼，在書信往復、會面交談中，關心學生的最新動態，分享我的心得與建議，並且樂此不疲。這樣的方式，乃是我終身追求、承傳自孔子與毓老師「有教無類」、「因材施教」教誨的學習和行踐！
記得毓老師說過：「誰知道天上的哪一朵烏雲會下雨？」以此形容人才培育的不可預期性。哪一位老師會料到：當年班上看似呆呆的學生，未來會不會成為一位成就非凡的學者或企業家？有教無類也可以如此理解。進一步說，有教無類也是教育的結果，通過教育，可以消弭不同人所受到的差別待遇。以企業界為例，如果企業家能把每一位員工都當作一塊璞玉，以播種、海納百川的心態，瞭解他們、雕琢他們，就可以發揮他們的最大潛能。由此來看，有教無類的意義既深且廣，可以延伸、應用到企業的經營管理層面，對企業家深具意義。畢竟，每一位企業家在自己的企業中，都需要帶領員工，有的甚至長達數十年。員工親眼目睹企業主怎麼做事、怎麼做人、怎麼樣興業、如何成長發展，並參與其中，在這過程裡，企業家實際上扮演著「社會教育家」的角色。
管理專業的精一行踐：教學與研究雙融並進
三十多年來，我在管理專業上努力做自己、一股傻勁地在教學與研究的路上奮力邁進，並且盡力保持兩者間的平衡。這種數十年如一日的精一堅持，就是為了承傳行踐「有教無類」。因為，研究成果能夠支持、落實於教學（育）；教學育人過程中遭遇的問題，則有助於研究議題的發想，教學相長更是我從事教研志業重要的動力！這種雙融而精一的堅持，一方面源自毓老師的教導，另一方面也要感謝各個任教學校對我的不同要求，以及其他多位師友對我的影響。比較可惜的是，在當今的學術環境下，同時對教學、研究灌注心力的學者仍是少數。
個人有幸先後任教於美國一流的研究型與教學型大學，深切感受到教學與研究的嚴重脫鉤與對立。簡單地說，哥倫比亞大學與賓州大學沃頓商學院都是研究型院校，我目前任教的維吉尼亞大學達頓商學院，則把教學當作第一要務。前兩校對研究極度重視，只有發表在少數最頂尖期刊上的文章，才會被承認、才算個人績效[26]。至於後者，個案和專書都被視為研究成果，而且學院實施教師研究室的「門扉敞開（open-door）」政策，歡迎學生隨時拜訪教師，標示辦公室時間（office hours）反而是一種禁忌，這和傳統認為公告辦公室時間是一種負責任行為的邏輯，落差極大。
事實上，先前我在哥大、賓大任教時，教學之外均專注於研究發表。但是，我在達頓商學院有寬廣的教學揮灑空間，因為達頓在創立之初即強調教學（尤其是案例），同仁均以成為全球最好的教師自許，所有權威評比也是如此，學術研究自然而然就被輕忽了。[27]即便如此，無論在哪裡，我都堅持兼顧研究與教學的平衡與融合。有趣（卻也寫實）的一點是，我竟然不經意地改變了一些達頓同事根深蒂固的想法；他們發現，原來做研究的人也能教書，做研究的也有「好人」。這些同事看到目前美國學術界很多做研究的人只在乎文章的發表，猶如「自私」、獨善其身的「個體戶」，於是將研究者歸類為「壞人」，形成了刻板印象。
重科研而輕教學，確實是當前中西學界的普遍現象。2016 年夏天，我參加第四屆「中國管理學者交流營」年會，與深圳大學韓巍教授、北京師範大學趙向陽教授交談時，也談到這種問題。他們問我：「在當下的學術環境中，只當一名合格的老師就足夠了嗎？」我回答：「已經綽綽有餘了。」隨後，我問他們：「管理學者能被稱為中國當代的『士』嗎？既能在專業上有貢獻，又能在中華文化的歷史傳承過程中扮演時代性的角色嗎？」他們立即回答：「絕對不可能！」我又回應他們：「如果是這樣的話，當今還有哪一個職業或者群體能夠（或是應該）扮演這個歷史角色？」[28]
這段對談，說明了學術界現在的核心問題與挑戰。管理學界如此，整個學術大環境就不難想像了。當然，在以發表優質論文為首要目標、為發表而發表的風尚中，仍有不少學者、教師，願意在科研之外，投注心力於教學上。只不過，受到學術考核規則之量化指標的束縛與扭曲，能夠兼顧教研、堅持到底的確實不多，很多教師甚至選擇對課堂教學避而遠之。「教學」受到冷落，「教育」更不用談了，著實令人痛惜！毓老師曾說：「中國人不寫書，一寫就驚天動地。美國制度，教授一年要出一本書，由此制度知美國人不足法。」（參見：《禮元錄〈毓老師說〉》，頁 59-60）毓老師批判大學教授追求研究成果的量產，不但不是做學問根本之道，更忽視了教學育人的本職。這句話對於長期在美國任教的我而言，既是當頭棒喝，更是隨時提醒我自己的警世箴言，鞭策我不能將教學（育）偏廢不顧，必須要教研合一，樹立典範。目前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管理主流學界偏重純學術研究（追求至少每年要發表一篇優質的期刊文章，而非過去的專書著作），輕忽實務應用性，而且不甚重視教學的情形，與毓老師當年的批評對照，實在是每況愈下。[29]以上所言只是當前教育界諸多問題的其中一項，盼望在「逆風」前行的路途上，更多有志一同的夥伴能一起加入改變風氣的行列。
感念師恩，自我期許
個人有幸接受毓老師的教誨，受惠於老師當年的啟蒙開示、耳提面命，以身作則、言傳身教。因此，從一開始我就把教學（育）與研究當作一件事，「精一」、「執中」[30]，自然不會有如何融合兩者的衝突與取捨，而是致力做到「無所不用其極」與「無入而不自得」。[31]《中庸》說：「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32]，我在教育上雖然摸索出了一點心得，但是「任重而道遠」，仍然不敢稍有輕忽、懈怠。
走筆至此，我想到某位師兄轉述的毓老師訓斥：「在學校教書的，你們能教什麼？你們教的又是什麼？自己好好想一想！」這句迎頭棒喝的警語，我一直惦記在心裡，提醒自己不忘當初選擇教育工作的初心。一名教師，或者說一位教育工作者，不能忘卻這個身份職位的責任、使命及影響力。毓老師常說「中國文化，就是遺愛人間」[33]，因此，有遺德於他人、有遺愛於人間，應該是當一個老師的根本初心與使命吧！
管理教育與其說是我一生的專（職）業，不如說是我的「志」業，更是我期許自己成為一個現代士的初心。三十多年來，我授課、教育的對象（不論是企業家或是專業人員），幾乎都是「企業或商場」中人，也是現代市場與經濟活動的主要推手。身為教育人，我對他（她）們有很深的期許，因為他（她）們掌握巨大的社會資源，影響到很多人、很多家庭。我期許他（她）們，不論企業大小，都能成為當代的士（也是我宣導的「企業士」），都能有「志」（《孟子・盡心》：「士尚志」；志＝士＋心），體認「企業家也是（社會）教育家」，需要擔當移風易俗、文明（化）進步動能的角色。我也期許他（她）們，不斷地進德修業，日新又新，美利天下，生生不息。凡此種種，正是有教無類此一華夏智慧結晶在當今管理教研上的承傳與行踐。
後記
師與生是相對的，我常說沒有「學生」哪有「老師」？一個老師要先發心，體察自己的角色與職責，從內心深處相信每個學生都是可造之材，「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誠於中，形於外」（《大學》），學生自然也會真實地感受到老師的期許，變得相信自己、願意去努力。我一個新聞界好友在看完本文初稿之後的回饋中說，這類「人的價值觀」在當今「草（小）民」集體意識普遍強烈的現代社會是稀缺的。她說，「從我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分三六九等了」，「我們這樣的小員工算什麼了」，「這樣的事情有領導安排，我們操什麼心？」；正如我的企業家學生在還沒有「進入狀況」，或是還未能完全掌握我有教無類、人人平等理念之前，總是在比企業大小、營業額多少、排名多高一樣。一般人會習慣性地以成績、表現來劃分人：優秀的、一般的、差勁的；似乎只有優秀者才會被青睞，才會被賦予期許。「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如何讓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很重要、都有無盡的潛能、都可以做到最好，都能對社會有所貢獻，乃是我們大家（教育家也好，企業家也罷）共同的責任。
毓老師過世多年，我除了在 2013 年國際管理學會的主席演講時，於來自全球各地千餘名學者面前播放過老師上課的視頻[34]、表達對老師的感恩與追思外，僅有銜哀謹守個人工作，未善盡弟子之責。當年子貢在孔子墓旁築屋守喪六年的千古美談，我也只能遙想，望塵莫及。本文嘗試從毓老師承傳孔門最高理念的「有教無類」精神與行踐入手，略抒淺見一二。老師常說：文化思想是跑接力的。老師跑了其中一棒，現在接力棒傳遞到我們手上，將來還要一棒接一棒承傳下去。諄諄之語，無時無刻不在我的耳際迴蕩，門人後輩豈可懈怠？謹以此文感念恩師，自我惕勵，並與同道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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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際管理學會（AOM）每年會從散佈於 100 多個國家的 20,000 多名會員中，選出一位「傑出教育家終身成就獎」（Career Achievement Awards for Distinguished Educator）得主。
[2] 「終日乾乾」出自《周易・乾卦》，就是與時精進、敬業不懈的意思，原文請參見注 17。
[3] 在此僅列出幾位老師（或益友）做代表。如：當年鼓勵我出國的姜占魁教授（前中興大學法商學院）（請參考：「Reflecting on the process: Building competitive dynamics research,」(Chen, Ming-Jer),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0, 27(1): 9-24），亞洲最早一批在美國取得管理博士學位的許士軍（元智大學）與司徒達賢（政治大學）兩位教授，我在馬里蘭大學讀博士班時的 Professor Samuel Kotz（請參考：「Sam Kotz-Teacher and Mentor」 (Advance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tatistics: A Volume in Honor of Samuel Kotz, Norman L. Johnson and N. Balakrishnan (eds.), John Wiley & Sons, lns. 1997)）與 Professor Frank T. Paine（請參考：「Reflecting on the process: Building competitive dynamics research,」 (Chen, Ming-Jer),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0, 27(1): 9-24），以及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時，Professors William H. Newman（請參考「In memoriam: Remarks in Remembrance of Professor William H. Newman」 (Academy of Management News, December 2002)）與N. T. Wang（王念祖教授）兩位亦師亦友的忘年交。
[4] 請參考許仁圖：《長白又一村》（高雄：河洛圖書出版社，2012 年），張輝誠：《毓老真精神》（臺北：印刻文學，2012 年），李淑珍：《毓老時代的開闔起落》（收錄於《夏學論集（壹）：愛新覺羅毓鋆先生百歲晉拾紀念》，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7 年，頁 57-129）。
[5] 原文出自《中庸》：「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6] 臺東是位處臺灣東南部的偏遠縣份，是我出生、成長的地方，一直到十七歲才離開。
[7] 毓老師講學以《大易》、《春秋》為本經，「四書」為入門，曾講授《詩》、《書》、《禮》，以及《荀子》、《老子》、《莊子》、《管子》、《商君書》、《韓非子》、《孫子兵法》等各家要籍，也講授《人物志》、《資治通鑒》等書。
[8] 在 60 多年的教學生涯中，毓老師除了在臺灣培養出許多優秀的學生（如前行政院長江宜樺、已故英業達集團總裁溫世仁等人）外，也指導了許多在美國聲望卓著的漢學家，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學院的創辦人魯道夫（Richard Rudolph）、哈佛大學的包弼德（Peter K. Bol）、芝加哥大學的孟若（Donald J. Munro）、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席文（Nathan Sivin），以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已故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教授等人。
[9] 愛新覺羅毓鋆講述，陳絅筆記：《毓老師講論語》（下冊）（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5 年），頁 231-232。毓老師所說的「亂制」是指夏、商、周三代的「家天下」、世襲制度，都不合於堯舜時代的「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準則。
[10] 原文出自《禮記・郊特牲》：「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11] 《禮記・仲尼燕居》記載，孔子說：「禮也者，理也。」《春秋公羊傳》，隱公三年四月：「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意思是，依照禮，一個國家的官職，公卿、大夫、士，從上到下都應該選賢而用，不應當世襲，父死子繼。
[12] 孟子曾經引述孔子得意門生顏淵的一句話：「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就是說，舜是人，我也是人，只要發憤有為，都能和舜一樣的有成就，所以，孟子肯定「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傳承孔子思想的顏淵、孟子有這樣的想法，可以推知孔子必然有如此的主張。
[13] 這是毓老師對「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禮記・表記》）的解釋。「仁」也有「人」的意思，《中庸》記載，孔子答魯哀公問政時說：「仁者，人也。」
[14] 請見錢穆：《論語新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4 年），頁 454。在此段引文之前，錢穆對「有教無類」有所解釋：「人有差別，如貴賤、貧富、智愚、善惡之類。惟就教育言，則當因地因材，掖而進之，感而化之，作而成之，不復有類。」
[15] 在《論語・述而》中，孔子說：「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16] 清末民初學者辜鴻銘曾說：「蓋天下事非明理之為難，知所以用理之為難。」（《張文襄幕府紀聞・權》）
[17] 「知至至之」出自《周易・乾卦・文言傳》：「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的意思是，知道自己可以到達的最高目標、境界，而且致力達到，不是空談理想而已。
[18] 孔子、孟子都以「射箭之道」來比喻反求諸己的重要性。《禮記・射義》指出：「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然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並援引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孟子也有「仁者如射」、「反求諸己」的相同說法（《孟子．公孫醜》）。
[19] 典故出自《管子．權修》：「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20] 這裡所說的「一」，是指「精一」。「精一」是我對《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句的擷取，也是我一生為學處世的圭臬，並將它譯成「the power of ‘one’」，帶進西方的企業管理中（參見陳明哲：《精一管理：企業永續經營的生生之道》，《清華管理評論》，2016 年第 12 期，頁 90-91；“Using the Power of ‘One’ as a Business Practice,” (Chen, Ming-Jer),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8, 2012.）。什麼是「一」？什麼是「精一」？我很難做出精確的定義。簡單來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本質、特質，都有一個內在力量，能促使我們在日常的各種活動中發揮最優的效能，這就是「一」的作用。當我們將「一」淬煉到極致，或者說「一招用到極致，就成絕招」，就是「精一」最簡明的意思。「精一」可以讓我們與自己進行對話，找到自己真正的價值，進而在面對生活中的各種人事物時，依此思考、甄別、取捨，做出連貫一致的決定。精一的重要性毋庸待言，為了闡揚此一理念，一群曾經上過我的課的學生更在 2017 年自發性地成立了精一學堂。
[21] 韓冬，《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陳明哲先生側記》，《復旦大學 EMBA》，2011 年夏季刊，頁 78。
[22] 這是復旦大學管理學院蘇勇教授的觀察與美言，蘇勇教授說：「EMBA 的學生都是成人，都是各種『領導』，有著一定的地位、財富和權勢，所以形成很強的思維定勢，而且往往有著『成功者的自負』。而陳明哲教授的高明之處在於，通過各種方式謙虛、平等地與學生交流溝通，而且這種謙虛、平等是發自內心、非常真誠的，正如中國先賢所言：『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再加上陳教授的『國際大牌』身分，學生更覺其難能可貴，備受感動，所以會有分手時的依依不捨，會有最後時刻的『熱淚盈眶』。」請見：蘇勇，《世界上就怕「認真」二字──聽陳明哲教授授課有感》，《復旦大學 EMBA》，2011 年夏季刊，頁 76。
[23] 此句是韓愈《師說》的名言，其前後文為：「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24] 1987 年，「天德黌舍」易名為「奉元書院」後，毓老師即不斷闡揚奉元的意義，如：「奉元文化，民胞物與，人人皆可為堯舜，亦即群龍無首」（參見許仁圖主編：《禮元錄〈毓老師說〉》，高雄：河洛圖書出版社，2012 年，頁 191）；「奉元，得止於元」；「要以『元』化際與界，天下一家，一統」（參見陳絅筆記：《毓老師講學庸》，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4 年，頁 44）。上面所說的「民胞物與」，出自北宋・張載《西銘》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毓老師這麼解釋：「民（人）與物都是同根生」，「樹立發掘同根情，才能發揮同根愛」（參見許晉溢筆記：《毓老師講中庸》，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3 年，頁 237）。所謂「同根」，意即天地萬物（包含人類）的共同根源就是「元」。至於「群龍無首」，老師說：「天德不可為首也（《周易・乾卦・象傳》），大家都不爭領袖，才能奉元，奉元才能天下一家」。其緣故是人人都有「龍德」，每個人都是「龍」，都有相同程度的德，不爭領袖，所以能見（現）「群龍無首，吉」，由此達到天下一家（參見蔡嘉麟：《略論奉元理念與孟子思想要點》，收錄於《夏學論集（壹）：愛新覺羅毓鋆先生百歲晉拾紀念》，臺北：中華奉元學會，2017 年，頁 271-272）。其實，「群龍無首」也可比喻為每一個人都是 CEO，用英文講就是「leaderless leadership」，亦即沒有領導人的領導。
[25] 近年來，利用互聯網線上授課，並將課程內容、授課影片公開於網路的教學型態，日益普及。網路教學讓全球各地的人們可以零時差地共同學習，因此，不但課程的學員數可能巨量地增加，求學者的身份類別也更為多樣。網路教學可視為「有教無類」理念的一種時代新面向，在此當中，教師如何去應對更複雜多樣的學習需求，並善盡如同傳統課堂中「伴讀」、教學育人的職責，是我這幾年持續思考的課題。
[26] 以哥倫比亞大學為例，在管理學門數百本管理學術期刊中，僅承認其中的四個期刊為「研究」（research）。（請參考：“Becoming Ambicultural: A Personal Quest─and Aspiration for Organizations, ” (Chen, Ming-Jer),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4, 39(2): 119-137.）
[27] 達頓商學院的同事專注教學，比較不看重研究發表。幾年前，我個人在 A 級期刊發表的文章篇數竟占全院六、七十位教授總和的 32%。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案例，但也清楚地說明了我們學校以教學為使命與專注的獨特性，有其特殊意義。
[28] 請參考：“The research-teaching ‘oneness’ of competitive dynamics: Toward an ambicultural integration,” (Chen, Ming-Jer),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8, 35(2): 285–311.
[29] 請參考：“The Business School ‘Business’: Some Lessons from the US Experience,” (Pfeffer, Jeffrey and Christina T. Fo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4, 41(8): 1501-1520.
[30] 如何貫徹把教學（育）與研究當作「一件事」，而不是「兩件事」的概念？一方面要「精一」，另一方面則是「執中」（雙融）。簡單地說，一輩子做好一件事，例如一輩子只做一個研究主題，把這個主題做到極致，就是「精一」。面對看似對立衝突的教學與研究，能夠執守中道、調和兩者，做到雙融、發揮加乘的效果，就是「執中」（參見：呂力，《管理學研究的「精一」、「雙融」和「經世致用」：對陳明哲的訪談》，《管理學報》，第 13 卷第1期，2016 年 1 月，頁 1-6）。
[31] 「無所不用其極」、「無入而不自得」分別出自《大學》、《中庸》。根據毓老師解釋，「無所不用其極」的意思是，沒有哪個地方不用最高段的辦法、最好的修養來處理各種事務。「無入而不自得」則是說，無論進入什麼樣的環境，都要堅持自己的理念志向，認真踐行，最終達到自己的志（自得己之志）。
[32] 《中庸》原文是：「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同樣指反求諸己、從自己做起的意思。
[33] 毓老師也經常訓誨，很多人想流芳百世，但是回顧歷史，真正能被後人懷念的有幾人？真正能留下的是什麼？其實只有「德」。「德」不是嘴上說的仁義道德，而是有實際作為，能夠惠及他人。簡單來說，德就是行的總和，因此我們常說德行、德行。老師最常舉晚清名臣林則徐的例子：林則徐曾被革職、發配新疆充軍，他未曾喪志，主動負責修築並推廣「坎兒井」（荒漠地區的特殊灌溉系統），農業生產因而大規模地發展。當地民眾感念他的功勞，稱之為「林公井」或「林公渠」。
[34] 這段視頻是同門師兄弟於老師逝世後製作的追思紀念專輯，大部分是老師最後兩年上課錄影的剪輯。後來，經由當年的天德黌舍同窗好友臺灣大學孫中興教授協助翻譯，加註英文字幕，對海外宣揚老師的教誨貢獻良多。（“Becoming Ambicultural: A Personal Quest─and Aspiration for Organizations,” (Chen, Ming-Jer),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4, 39(2): 119-137.）
【奉元見聞之二】跨世紀經學家愛新覺羅毓鋆與奉元書院教育（三之一）
文／黃忠天
編按：本文作者黃忠天老師，為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資深教授，清華大學中文系與交通大學通識中心兼任教授，從學 毓老師時期為民國 66-69 年。此文初刊於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通訊》第 32 卷第 1 期，為一萬五千多字的精簡版，本刊特別徵得黃忠天老師同意轉載二萬七千多字的完整版，以饗讀者！本文從四個方面來介紹 毓老師：生平事蹟、書院興辦、講學特色與人才培育等。本期將先刊登「生平事蹟」和「書院興辦」兩部份，內容包含 毓老師的生平事略、師承學養、著作撰述、書院課程與出版品等等。（下一期文章連結）
摘要
愛新覺羅毓鋆（1906-2011）為前清皇族，曾師事陳寶琛、王國維、葉玉麟、康有為等等望眾士林學者，並於臺灣轁光養晦窮經皓首六十餘年，堪稱為跨世紀最後的通經大儒。其一生歷經光緒、宣統清帝以迄馬英九總統等無數政權，並斡旋於中外無數政要名流。從溥儀身旁運籌帷幄的謀臣，至講學於臺北閭巷間潛龍勿用的隱士，讀書一百年，教學一甲子，門生一萬人，可謂開曠古未有之傳奇。1947年愛新覺羅毓鋆遭遣送來臺監管後，先後成立「天德黌舍」、「奉元書院」。惟其最終理想則在籌辦大格局之「華夏學苑」，藉以傳承夏學文化使命。本文擬從其生平事略、師承學養、著述相關問題，以及書院興辦原委、書院課程內容教材、書院出版品、書院講學要旨與特色、書院人才培育等等加以論述，冀能對於臺灣書院史與臺灣經學史做補苴罅漏工作，亦願藉本文羅縷紀存那曾與臺灣經濟由蟄伏而起飛的年代，奉元書院如何吸納來自臺灣各大專院校莘莘學子同歸一宇的盛事，與一代鴻儒的文化志業，以發其潛德之幽光。
關鍵詞：愛新覺羅毓鋆 天德黌舍 奉元書院 書院 經學
Cross-century Classics Scholar Aisin Gioro Yu-Yun and the Education of Feng Yuan Academies
Chung-tien Huang*
Abstract
Aisin Gioro Yu-Yun (1906-2011) was the last cross-century classics scholar familiar with all the Confucian classics. He lived through the reign of Guangxu Emperor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several regimes, as of the governance of President Ma Ying. Moreover, he socialized with many political and business elites throughout his life. He used to be a counselor of Puyi, and then became a hermit who taught in alleys in Taipei. He spent more than a century studying and taught students for 60 years. His students were more than 10,000 people. His colorful life made him become an unprecedented legend. In 1947, after being sent to Taiwan under surveillance, Aisin Gioro Yu-Yun established “Tiande Academies” and “Feng Yuan Academies” to educate adolescents in Taiwan with all his life experiences and intelligence in the hope that his students may inherit the Chinese culture. This study intended to probe into his life, and investigate his cultural background, relevant publications, reasons for establishment of academies, teaching materials of academies, publications of academies, teaching objectiv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academic talents. It was hoped that this study may record the economic take-off ear when college students from various universities in Taiwan learnt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from him.
Keywords: Aisin Gioro Yu-Yun, Tiande Academies, Feng Yuan Academies, Academies, Classics Studies
一、前言
愛新覺羅毓鋆（1906-2011）為本世紀最具傳奇性人物之一。其一生歷經清光緒、宣統二帝，以及民國以來孫中山、袁世凱、德王、張作霖、吳佩孚、蔣中正、汪精衛、毛澤東、蔣經國、陳水扁、馬英九等等政權，並斡旋於其間中外無數政要名流。從身為溥儀身旁運籌帷幄、叱吒風雲的御前行走，到講學於臺灣臺北巿巷弄間潛龍勿用的隱士，一生傳奇無數。雖然在臺灣講學一甲子，受業弟子超過萬人，然由於身份特殊，復遭監管，加上長時期處於臺灣戒嚴時期，[1]以致其行事極為低調謹慎，弟子亦不敢造次提問，更遑論撰述老師生平事蹟。雖然在其生前曾有少數文章略有撰述，如賓靜蓀〈長白又一村——愛新覺羅毓鋆〉[2]、蔡明原〈圓通經脈的身教鴻儒—愛新覺羅．毓鋆〉[3]、張輝誠〈毓老真精神〉[4]、〈不可思議的太陽〉[5]、〈大隱──懷毓老師〉[6]、許仁圖《廿四個晚上：相逢如夢》[7] 等等，然不僅大陸十二億人口幾乎未聞其名，即使在臺灣仍有許多人不知其人其事。直到2011年3月20日在其仙逝後，門人追念師恩，始略有若干文章與專著問世。其中除張輝誠陸續發表於臺灣各大報刊雜誌的文章外，[8]另有《毓老師紀念集》[9]、《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10]、黃大炯〈程門今已矣立雪再生來〉[11]、許仁圖《長白又一村》[12]等紀念集與專著，以及發表於同門書信間的文章，如劉君祖〈盤皇另闢天〉、潘英俊〈懷毓老師──與聞養生妙道的開示〉、董華春〈到底該不該為老師寫傳記〉等等。[13]上述諸文，或感懷師恩，或表達哀思，或略論生活點滴，或記錄訓誨話語等等，其中較全面性敍述愛新覺羅毓鋆一生行誼者，惟許仁圖《長白又一村》與張輝誠《毓老真精神》二書[14]。本文於撰寫愛新覺羅毓鋆之生平事略、師承學養、書院興辦方面，除親炙於毓師者外，亦多所參覈上述二書。惟於毓師著述相關問題，以及書院課程內容教材、出版品、講學特色、人才培育等等，許、張二書雖略有論述，然仍亟待深入闡發，冀能提供來有志於臺灣書院史與臺灣經學史撰寫者的參考，亦願藉本文羅縷紀存那段臺灣經濟由蟄伏而起飛的年代，奉元書院召喚臺灣各大專院校莘莘學子同歸一宇的盛事，與一代鴻儒的文化志業。
（一）生平事略
愛新覺羅毓鋆為前清皇族，生於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曾自號「安仁居士」、「仁匃遯者」、「明不息翁」、「奉元老人」、「仁匃遯叟」，[15]為清太祖努爾哈赤次子和碩禮烈親王代善十一世裔孫。父為禮惇公，母親與妻均為鈕祜祿氏。[16]自幼接受宮廷教育，十三歲留學日本、德國。眼界為之遼濶，益增其經國大志。1924 年前清遜帝溥儀遭軍閥馮玉祥逐出紫禁城，並廢除「清室優待條件」，以及接踵而至的盜陵事件[17]，皇室王公舊臣在種種屈辱之下，遂萌有復國之志。時值日本為戰略目的，正欲利用溥儀控制東北，建立傀儡政權。於是溥儀遂在日人威脅利誘下，於 1932 年成立滿州國。毓師與溥儀名為君臣，情同手足，不忍見溥儀受日人宰制，遂受任為御前行走，投身政治，並與素所顧慮的日人周旋。溥儀於國務軍機多所倚重，更譽之為「內廷良駒」。1945 年八月十五日，日皇裕仁宣佈無條件投降，滿州國亦決定歸順國民政府，遂在溥儀宣讀「退位詔書」下，解散亡國。惟蔣中正委員長仍要求毓師至南京接受審訊。由於毓師於滿州國時不作漢奸，蔣介石亦未嘗加害，惟於東北雙雄──張學良與毓師，始終懷有戒心，因而繼張學良於 1946 年遭遣送來臺後，毓師亦於隔年（1947 年），被送至臺灣監管。初於臺東農校（今臺東專科學校）任教，1954 年移居臺北，並藉胡適的推薦，於1958年開始教授外國博士弟子。[18] 1967年毓師應聘至中國文化學院（今文化大學）哲學系任教，一年有餘，與主事者理念不合而辭職。1971 年成立「天德黌舍」，其間亦曾先後兼任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與政大哲學系教職。1987 年臺灣解嚴，「天德黌舍」改名為「奉元書院」。兩岸開放往來，毓師以八七高齡返回瀋陽新賓故土，捐貲修建滿清永陵，[19]並與地方政府洽商創辦「滿學研究院」，傳承滿族文化。後藉其門人董華春與北京清華大學副校長陳吉甯教授商議，清大並願將梁啟超舊居古月堂相贈，以便於毓師回歸復興國學。2010 年陳副校長率代表團至臺北拜會毓師，面邀參加清華百年校慶，並商談於該校成立書院，毓師欣然同意，並遣弟子徐泓接洽後續相關事宜。惜毓師壯志未酬，竟於 2011 年 3 月 20 日清晨溘然長逝，未及親見此生最後的心願，享壽一○六歲。[20]
（二）師承學養
毓師為前清皇族，與溥儀同年，六歲入紫禁城毓慶宮為溥儀之伴讀，[21]時宮內教育由太傅陳寶琛負責，先後有鄭孝胥、羅振玉、柯紹忞、王國維、葉玉麟等等望眾士林學者加入教席，另有英國教師莊士敦教授西學。[22]十三歲（1918年）完成十三經誦讀後，[23]留學日本、德國。1924年溥儀遭馮玉祥逐出紫禁城，賃居於天津張園時，康有為曾晉見溥儀，推想毓師師事康南海，或即在此時，並頗受其春秋公羊學的影響。1925年初，清華學校設立國學研究院，[24]由籌備處主任吳宓延聘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等人為教授，[25]王國維並特別指示毓師前往旁聽。1927年5月王國維自沈北京頤和園昆明湖而亡，毓師向來敬重王觀堂先生學問，惟對於王氏天天教人救世，卻不能自救，臨用事竟沉湖，除傷痛惋惜外，亦萌「百無一用是書生」之嘆，從此遂堅定其一生提倡「治世實學」的信念，即任何學問倘未能發為世用，等於空談，此亦影響後來書院所招收弟子，理工法商等科者為數眾多的原因。
子夏云：「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此語衡諸孔子頗為恰當，用之於毓師亦然。按《說文》，「學」是「覺悟」之意。[26]朱熹亦云：「學之爲言效也。」綜合上述二說，即如毓師常謂「學」字含「知」、「行」二義。毓師十三歲以前熟背十三經，奠定其良好的經學根基，此後並隨著歲月的增長，閱歷的積累，在學習上漸擴及先秦諸子百家之學，乃至於佛教、基督教諸經典。更難能可貴者，復將上述經典融而為內聖外王的智慧。如果將毓師一生師承學養分為幾個階段來看：第一階段 1906 – 1927（21 歲以前），主要為宮廷教育時期，在眾多宮廷名師的教誨，並與康有為、王國維諸師切磋請益之下，除奠定經學根柢外，並確立其後來公羊學路數；第二階段為 1928 – 1946（22 歲 – 40 歲），主要將其所學經典智慧轉化為個人智慧，實際運用於謀國治國；第三階段為 1947 – 2011 年（41 歲 – 106 歲）監管於臺灣時期，專事治經與講學，將其一生最純熟的學識與智慧奉獻給臺灣青年，直到生命的盡頭。
（三）著述相關問題
毓師曾說：「孔子的六經都沒人讀了，我們寫的東西還有誰會去讀？著書立說有什麼用，不如直接讀六經。」[27]也常說：「中國學問是解決問題，不是寫一本書教後人研究。古人的智慧，講就夠了，放著《論語》不讀，還讀什麼語啊？思想還有新舊？會用都是新的，不會用都是舊的。」[28]在如此觀念之下，毓師一生述而不作，不願著書立說，並留下任何文字，便可想而知。不過依據美籍弟子魏菲德（Frederic Wakeman, Jr.）《無隱錄──致敬劉毓鋆論文集》序後所附毓師傳記云：
獨學卅餘年，以春秋公羊學之微言大義為用，以《大易》為歸，貫徹群經，成《愛新氏八經微義》（易、書、詩、禮記、公羊春秋、論、孟、孝經），並著《新清史》、《受想行識集》（記乙酉以前事）及《無受想行識集》（記乙酉以後事）等稿。[29]
由上述文中，可見毓師往昔似曾撰有《愛新氏八經微義》、《新清史》、《受想行識集》及《無受想行識集》等書。另筆者猶依稀記得毓師曾云其撰有中國近代史相關著作，[30]如果依魏菲德與筆者記憶所及屬實，則毓師生前至少應曾撰有五種以上的著作。可惜毓師逝世一年多，未聞有任何著作留下，不僅為門下弟子之憾，更為海內外知識份子之遺憾。面對此一問題，筆者曾於《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撰述〈存典型乎百世，流德芳於千年——毓老著作纂輯芻議〉一文如下：
毓鋆老師（1906-2011）辭世迄今百日，身為黌舍弟子，常思索如何方能將老師一生德業學術傳流後世，藉以樹立他老人家不朽之盛事。尤其老師教學一甲子，門弟子萬千，所授典籍繁富，記憶所及，如《易經》、《尚書》、《詩經》、《禮記》、《公羊傳》、《春秋繁露》、《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通鑒輯覽》、《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孫子兵法》、《昭明文選》等等，可謂遍及經史子集。老師解經除植基於傳統訓詁工夫外，更重視通經致用，故頗能於傳統經典中，賦予其創造性的詮釋。往昔學界曾稱廖平（1852-1923）為中國近代社會最後一位經學家，但我個人卻認為毓老師纔真正堪稱是中國近代社會最後一位經學家。老師令人敬佩的不僅是學識的淹博，更令人景仰的是一生人格精神的崇高，值得後人永遠懷念與學習。但是一個偉大的經學家不能沒有著作或論述，否則難以存典型乎百世，流德芳於千年。每思及此，便很自然地連想到北宋代兩位偉大的教育家──胡瑗與程頤，因為他們生前似乎都不太措意於著書立說，最後，卻幸能有著作傳世。胡瑗（993-1059）字翼之，北宋・泰州如皋人（今江蘇如皋縣）。諡文昭，祖籍安定（今山東范縣東），故學者稱安定先生。歷任蘇、湖二州教授、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以太常博士致仕。胡瑗教授四十餘年，學者數千，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造就人才無數。胡瑗著述多達十三種，可惜除《周易口義》、《洪範口義》、《皇祐新樂圖記》三書外，其餘均已亡佚。清‧朱彝尊《經義考》引李振裕之說云：「安定講授之餘，欲著述而未逮，倪天隱述之，以其非師之親筆，故不敢稱《傳》，而名之曰《口義》，傳諸後世。」可見胡瑗的著作中凡有「口義」二字者，應為弟子所輯錄，幸有弟子輯錄，否則後人誠難瞭解胡瑗一生學術。程頤（1033-1107）字正叔，北宋・河南洛陽人，學者稱伊川先生，為著名理學家和教育家。程頤一生安貧守道，不求祿仕，早年與兄程顥在洛陽講學，雖蒙薦而屢辭。司馬光執政時，被薦為崇政殿說書。又曾為哲宗皇帝侍講，以天下為己任，議論褒貶，無所顧忌，聲名日高，從遊者日眾。其後，程頤因新舊黨爭被貶，任西京國子監守，不久削職，被遣送至四川涪州，交地方管束，其間完成《周易程氏傳》。徽宗即位，得以赦免，但不久又受排斥，遂隱居龍門以終。程頤主要著作有《周易程氏傳》，還有《河南程氏遺書》、《河南程氏外書》、《河南程氏文集》、《河南程氏經說》、《河南程氏粹言》等等，上述諸書除《周易程氏傳》為程頤生前自撰外，餘幾乎均為弟子及後學所編輯，並大多以語錄的方式呈現。從上述胡瑗、程頤兩位偉大的教育家來看，他們的著作多半是藉由弟子後學纂輯整理而成，後代學者也得以藉由他們的著作，瞭解二人生平德業與學術。同樣地，毓老師一生雖謙稱述而不作，不過，由於他講學逾一甲子，其經說與論述豐富而多元，鈔錄於門弟子筆記者，亦應琳瑯而滿目，若再加上其私人詩文、信函與札記、平日話語，乃至於一生行誼與軼聞趣事等等，若善加纂輯整理，應頗為可觀，或可媲美胡瑗與二程，足供後人探賾索隱，鉤深研幾，進而從中領略一代大儒風範，這是我毓門弟子責無旁貸的工作。但毓老師著作纂輯，茲事體大，整理恐費時耗力，非短期內可以畢其功，建議先成立編輯委員會，開會討論，分工合作，並於完成後再經審查小組做最後的檢核（小組成員宜有學界同門參與），方不致出現文字訓詁上魯魚亥豕的問題；或誤解老師講課原意；或聽錯音、鈔錯字等等情事（畢竟入門時，大多數弟子學殖尚淺）。至於老師的著作，預期或可編成者如下：《毓子語錄》（上課或平日所論雜事軼聞等等）；《毓子文集》（雜著、書啟、遺文、詩詞、雜文等等）；《毓子經說》（經學通論，非專就某一經經文之訓解）；《周易口說》（或《周易來註口說》）；《春秋繁露口說》；《尚書口說》；《老子口說》（或《老子王注口說》）；《孫子口說》；《荀子口說》；《莊子口說》（或《莊子郭注口說》）；《四書口說》（或分作《論語口說》；《孟子口說》；《大學口說》；《中庸口說》）等等。以上祇是個人淺見，尚祈同門學長們提出更為具體可行的方案。總之，這項千秋大業，若未能趁我輩記憶猶在，書籍筆記猶在，耳提面命餘溫猶在，快快蒐羅記錄，更待何時？至於作法上，初期宜先建立較完整的同學錄，再以正式啓事通知同門廣求所需的筆記與書籍。由於老師講學時間甚長，若有前中後期筆記更佳，亦可藉以比較老師說法是否有所修正或增補。至於所提供的筆記或書籍，或存留於黌舍（書院）做為歷史檔案，或鈔錄後奉還原主做為個人留念，均悉聽尊便。盼望此項任務能早日完成，吾同門弟子得藉以告慰毓老師在天之靈。[31]
奉元書院弟子面對毓師遺著整理問題，或許與當年程門弟子在二程亡故後，所面對的問題近似。雖然毓師生前或基於述而不作的精神，盡燬其平生著作，不過除了上述編輯的拙見外，猶記毓師當年亦習於其授課用書劄記眉批，茲舉其劄記於《大學》一書者為例：
大學者，學大之道也。大者何？惟天惟大。天可學乎？曰：可。「一畫開天」，羲皇之學天也。「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黃帝之學天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帝堯之學天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學天也。「余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子之學天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孟子之學天也。[32]
筆者推想毓師生前或燬其個人著作，然應不致燬其授課用書或藏書，倘能仿嚴幾道先生評點《道德經》之例，將曾經評點之圖書整理刊印，當可啟發後學，亦可略見毓師學術梗概。我想毓門弟子在喪師之慟漸漸撫平之際，目前業已展開整理授課筆記工作，相信早晚必能繼志述事完成此項艱鉅之任務，讓一代大儒著作重現世人眼目。
二、書院興辦與課程內容教材
（一）書院興辦
毓師於 1954 年由臺東返回臺北定居後，陸續教授外國學生，時家居臺北內湖週美（舊稱洲尾）兩層樓公寓，並於家中授課。其後賃居臺北四維路金姓管理局長宅。一年後，又搬遷賃居於臺北臥龍街成功新村某立法委員宅。1971 年於住處正式成立「天德黌舍」，並招收大學生為門徒[33]。之後黌舍先後遷居新店巿寶元路、臺北天主教耕莘文教院附近巷弄一處平房，1979 年終於定居於臺北巿溫州街現址。1987 年臺灣解嚴，毓師取意《易經・乾卦・文言》：「元者，善之長也」，將「天德黌舍」改名「奉元書院」。惟毓師最終理想乃籌辦格局更大的「華夏學苑」，藉以傳承夏學。他曾預為此學苑撰有一聯如下：「學由不遷怒不貳過臻聖王至德，苑育仁者相帝者師履一平要道」，可惜其壯志未酬身先死，徒留一代大儒千古遺憾。
（二）課程內容
1971年「天德黌舍」正式成立之前，毓師早已在五、六○年代招收外籍學生，並採個別授課方式。依據魏斐德教授（Frederic Wakeman, Jr）《無隱錄──致敬劉毓鋆論文集》序文[34]曾提及當時毓師曾授其《孝經》、《四書》、《道德經》、《春秋公羊傳》等等。由於毓師教授外國學生均採個別指導，推測其教授課程除上述諸書外，或有因材施教另授其他課程者，惟詳細內容不得而知。迨「天德黌舍」正式成立，毓師改採大班教學，所授課程則更為繁富多元。
以筆者就學期間（1977-1980 年）而言，每年於上下學期週一至週五晚間 19：00－21：00 上課。當時開課情形：週一為《易經》、週二為《四書》、週三為《春秋》、週四為《詩》《書》《禮》[35]、週五為子書[36]、寒假由於假期較短，加上逢舊曆年假，例不開課，暑假則或開《孫子》、《通鑑》、《冰鑑》、《孝經》⋯⋯等書。另據同門張輝誠所撰〈毓老師與天德黌舍、奉元書院〉一文云：
臺灣解嚴之後（1987年），毓老師將天德黌舍改名奉元書院，⋯⋯奉元書院牆上還掛著「天德黌舍」舊課表，課表上寫著週一至週六晚上七點至九點皆有課。週一上「四子書」，週二上「大易」，週三上「詩書禮」，週四上「大易」，週五上「春秋」，週六上「子書」(子書包含《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孫子》、《管子》等先秦諸子，並涉及《資治通鑑》及《人物誌》。)當時還有選課規定，必須先選修四書一年，然後才能選讀其他課程。而進書院讀書必須有人介紹，經同意後才可聽講，聽講後不久還必須寫一篇自傳，讓毓老師看。[37]
就張氏所見「天德黌舍舊課表」，與筆者就讀天德黌舍時相較，除每晚授課科目略有調整外，課程內容大致無別。不過，由此一課表週六仍有排課觀之，亦可以反映當年黌舍盛況。張輝誠於 2004 年入奉元書院時，毓師已屆 98 歲高齡，此班為毓師最後一批「關門弟子」，由於毓師年事已高，當時每週講課已縮減為三天，即週一《易經》、週二《四書》、週五《春秋》。毓師一生講學科目與時間或有變動，然由其最後所授課程縮減為《易經》、《春秋》、《四書》，與其一生講學尤重《大易》與《春秋》相符。至於《四書》或因其為根柢之學，所以亦未嘗停授。
（三）課程教材
毓師授課大多均有特定教材，所用教材除少部分由書院自行出版外，大多購自書坊，其中頗多出自同門許仁圖所經營之河洛圖書出版社。毓師授課一甲子，由於時間甚長，涉及科目甚多，加以教材亦時有變動，茲就所知，並同門劉義勝學長等所提供之資料，臚列如下：
1、易經：早期曾採用坊間朱熹與程頤合刊本，中後期則以書院影印自掃葉山房本《易經來註圖解》為主，並為紀念太師母，於書名上加上「慈恩本」三字。
2、四書：採用臺北．啟明書局所刊蔣伯潛《四書讀本》，此書各頁眉批部分附有朱熹《四書集註》，正文之後則有蔣伯潛的語譯廣解，頗便上下參照。
3、春秋：春秋用書有二：其一《春秋繁露》。先是採用臺北．世界書局所刊（清）凌曙《春秋繁露》（南菁書院本），後則採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所刊（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其二《公羊傳》。曾採用臺灣商務印書館所刊（清）陳立《公羊義疏》，後因字體太小，改用臺北．中華書局所刊（四部備要本），亦曾講授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版本不詳）。
4、詩經：採用（宋）朱熹《詩集傳》（不限書局）。
5、尚書：曾用蔡沈《書集傳》（不限書局），後亦採用臺北．華正書局所出版（清）曾運乾《尚書正讀》，並輔以馬浮《復性書院講錄》。
6、禮記：採用臺北．世界書局所刊（元）陳澔《禮記集說》及孫希旦《禮記集解》，並輔以熊十力《讀經示要》論《禮記．儒行》部分。
7、老子：採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所刊（魏）王弼《老子王弼注》，亦曾輔以下列諸書：臺北．三民書局所刊（清）宋常星《道德經講義》，臺北．廣文書局所出版（清）嚴復《嚴幾道先生評點道德經》，臺北．里仁書局所出版朱謙之等著《老子釋譯》，臺北．廣文書局所刊河上公本《老子道德經》等等。
8、莊子：先是採用臺北．世界書局所刊《莊子集釋》，內有（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唐）陸德明釋文、（清）郭慶藩集釋。後因其字體太小，改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所刊郭慶藩《莊子集解》，亦曾採用過王船山《莊子解》。
9、韓非子：採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所刊陳奇猷《韓非子集釋》。
10、荀子：先是採用臺北．世界書局所刊《荀子集解》，內有（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後採用臺北．華正書局所出版梁啟雄所撰《荀子簡釋》。
11、孫子：採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所刊《竹簡兵法》，為嚴靈峰無求備齋諸子文庫本，內有十一家注，並有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竹簡兵法書影。後期採用臺北．夏學社《孫吳兵法太公六韜》、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所刊魏汝霖《孫子兵法大全》，或臺北．史地教育出版社景印明萬曆九年內閣刊本《武經七書直解》。
12、吳子：採用臺北．夏學社所刊《孫吳兵法太公六韜 》
13、商君書：採用臺北．世界書局所刊朱師轍《商君書解詁》。
14、管子：採用戴望校釋《管子校正》、郭沫若《管子集校 》。
15、孝經：採用臺北．中華書局所刊喬一凡《孝經通義》。
16、冰鑑：影印綠園主人編著《冰鑑七篇之研究》。
17、資治通鑑：採用世界書局新校本等（或不限書局），亦曾講授臺北．夏學社所刊《歷代通鑑輯覽》。
18、人物誌：採用臺北．中華書局所刊（魏）劉邵《人物誌》。
19、鹽鐵論 ：採用臺北．世界書局所刊（漢）桓寬撰、王利器校注、王佩諍札。
20、呂氏春秋：採用臺北．華正書局所刊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
21、淮南子：採用臺北．中華書局所刊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
22、潛夫論：採用臺北．中華書局所刊（漢）王符撰、汪繼培箋《潛夫論》。
除上述諸書外，毓師亦曾選授（漢）王充《論衡》、（南朝．梁）蕭統《昭明文選》等等多篇文章。以一人之力，講授古籍之多，講授時間之久，蓋可謂近世所罕見。
（四）書院出版品
毓師向來主張「述而不作」，以致生前未嘗出版個人任何著作，歿後亦未見有任何著作留存，箇中原因尚待瞭解。是否早期曾經著書立說，後又自行焚燬？或確有著作另存他處，尚未問世？不過，毓師雖「述而不作」，生前卻曾多次刊刻各種書籍，早年如《易經來註圖解》（1975 年），1980 年後成立夏學社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後，並由義子張景興為發行人，從此刊印較多，如《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全套七冊（夏學社，1980 年）、《船山易傳》（夏學社，1980年）、馬浮：《復性書院講錄》（夏學社，1981 年）、《孫吳兵法太公六韜》（夏學社，1981 年）、《新校慈恩本周易集註》（夏學社，1985 年）、《妙法蓮華經》（夏學社，1986年）、《資治通鑑讀法》（夏學社，1987 年）等等。書院所出版書籍（包括夏學社成立前後），其裝幀往往精美，其封面裡（即貼合紙）均印有六龍圖案，其中尤以《易經來註圖解》一書，更附有兩頁簽名頁，一為鏤花雪白宣紙，一為灑金宣紙，甚稱講究。其上印有「仁匃遯者，行年七十有一，恭上慈親九秩晉一千秋，遵母命，刊經籍，廣聖學，興治藝。丙辰正月，既望之吉」[38]，從中可見毓師的風木孝思。
（未完待續）（下一期文章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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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onfucian Classic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1] 指 1949 年 5 月 19 日，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佈戒嚴令，至 1987 年 7 月 15 日解除戒嚴令為止，長達 38 年的時期。
[2] 賓靜蓀〈長白又一村——愛新覺羅毓鋆〉（臺北：《天下雜誌》第 200 期，1998 年元月號）。
[3] 蔡明原：〈圓通經脈的身教鴻儒——愛新覺羅毓鋆〉，原文刊登於（高雄：《百世教育雜誌》第 156 期，2004 年 9 月號）
[4] 張輝誠：〈毓老真精神〉收錄於氏著《相忘於江湖》（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2007 年）。
[5] 張輝誠：〈不可思議的太陽〉（臺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8 年 04 月 02 日）。
[6] 張輝誠：〈大隱──懷毓老師〉（臺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0 年 01 月 01 日）。
[7] 許仁圖：《廿四個晚上：相逢如夢》（高雄：河洛圖書出版社，2009 年）。
[8] 如〈泰山頹兮──悼毓老師〉（臺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1 年 04 月 08 日）、〈毓老師與我──悼毓老師〉（臺北：聯合報副刊，2011 年 4 月 8 日）、〈那你來吧──悼先師愛新覺羅‧毓鋆先生〉（臺北：中華日報，2011 年 4 月 10 日）、〈吾無隱乎爾──毓老師與洋學生〉（臺北：印刻文學生活誌，2012 年 1 月號）、〈毓老師與天德黌舍、奉元書院〉（臺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2 年 01 月 29 日）、〈毓老師與養生之道〉（臺北：中華日報，2012 年 02 月 8 日）、〈毓老師與師承〉（臺北：印刻文學生活誌，2012 年 3 月號）、〈毓老師與大學之道〉（臺北：中華日報，2012 年 4 月 15 日）、〈毓老師書畫文〉（臺北：印刻文學生活誌，2012 年 5 月號）、〈毓老師晚年訓勉〉（臺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2 年 6 月 12 日）、〈毓老師與書院傳統、精神〉（臺北：中華日報，2012 年 6 月 11 日）。
[9] 《毓老師紀念集》為奉元書院弟子於愛新覺羅毓鋆 2011 年 4 月 10 日公祭時所編印，內容收錄如下：李濟捷節錄〈毓老師身世與經歷〉、賓靜蓀〈長白又一村——愛新覺羅毓鋆〉、張輝誠〈毓老真精神〉、〈大隱——毓老師〉、〈泰山頹兮——悼毓老〉、〈毓老師與我──悼毓老師〉、蔡明原〈圓通經脈的身教鴻儒—愛新覺羅．毓鋆〉、龔鵬程〈臺灣民間講學與藏書之風〉、〈散記一代國學宗師——愛新覺羅．毓鋆〉、鐘友聯〈一○六歲的恩師愛新覺羅毓鋆大師〉、黃憲宇〈平凡中見堅貞——毓老〉、王鎮華筆記〈愛新覺羅毓鋆講述：不誠，啥事也做不成〉、〈一分精神一分才〉、〈今晚這番話〉、黃德華〈外籍學生與老師〉、劉君祖〈有孚惠心──永懷毓老師〉、孫中興〈從「老親王」到「太老師」〉、賴聲羽〈懷念毓老〉、蔡明勳〈經者風範〉。
[10] 《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內容收錄有王鎮華〈經常立格，權變則通〉、林義正〈其猶龍邪？—— 悼毓老師〉、周義雄〈心塑巨碑永懷毓老〉、李蓬齡〈悼永遠六十八歲的毓老師〉、黃德華〈餘暉天際驚燦爛〉、林明進〈元學第一村——（一）跟毓老師說說話〉、黃忠天〈存典型乎百世，流德芳於千年——毓老著作纂輯芻議〉、陳復思〈煙波致爽園記〉、郭中翰〈毓老之於我〉、龍思明〈竹影花陰黃昏后——奉元求學憶我師〉、曾百薇〈毓老追思會有感〉、吳孟謙〈永不止息的鐸聲〉、吳哲生〈繼潛龍之志述群龍之事——念毓師並祝「奉元典範」開新天〉、薛丹琦〈懷念毓老師〉。（臺北：奉元書院自行刊印，2011 年 7 月 3 日）
[11] 黃大炯：〈程門今已矣立雪再生來〉（毓老師百日紀念會講稿，2011 年 7 月 3 日）。
[12] 許仁圖：《長白又一村》（高雄：河洛圖書出版社，2012 年）。
[13] 劉君祖：〈盤皇另闢天〉（臺中：臺灣周易文化研究會電子報 2012.04.01）、潘英俊來函（2012 年 3 月 18 日）、董華春來函（2012 年 4 月 27 日）。
[14] 張輝誠《毓老真精神》（臺北：INK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2 年 7 月）
[15] 毓師四十歲時自號「安仁居士」，七十歲時自號「仁匃遯者」，八十歲自號「明不息翁」，九十歲自號「奉元老人」、百歲時自號「仁匃遯叟」。
[16] 其母為咸豐孝貞顯皇后姪女，妻為咸豐皇后孫姪女。
[17] 如軍閥孫殿英軍隊挖掘東陵乾隆與慈禧墓，將殉葬品盜竊一空。國民政府對此均未能加以嚴懲，滿人對國民政府痛恨，對其恢復祖業，復辟建國，自有助長之勢。
[18] 其中如魯道夫、魏斐德諸人。理查德・C・魯道夫（Richard C. Rudolph）曾任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東方語言系主任。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曾任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資深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為美國最負盛名的漢學家及最具影響力歷史學家之一。
[19] 清永陵位於遼寧省撫順市新賓縣永陵鎮，為努爾哈赤祖先之陵墓，又稱「興京陵」。葬有孟特穆（肇祖）、福滿（興祖）、覺昌安（景祖）、塔克世（顯祖）以及努爾哈赤的兩位叔伯禮敦和塔察篇古以及他們的配偶。始建於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後多有改造和擴建。1988 年成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2004年作為明清皇家陵寢的擴展部分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
[20] 有關愛新覺羅毓鋆生平事蹟，可詳見許仁圖《長白又一村》一書。另可見張輝誠《毓老真精神》（擬於2012 年 7 月由臺北印刻出版公司出版）。
[21] 毓慶宮為同治、光緒兩朝皇子讀書之所。溥儀三歲即帝位，六歲入「毓慶宮」就學，推測毓師應在六歲左右與其他皇子伴讀。
[22] 依據毓師的美國學生魏菲德（Frederic Wakeman, Jr. 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於 1970 年編錄《無隱錄─致敬劉毓鋆論文集》（“Nothing Concealed” Essays in Honor of Liu Yu-Yun），序後所附毓師傳記云：「吾師姓愛新覺羅，名毓鋆，號安仁居士，清光緒領班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公之孫。幼承庭訓，及長，師事太傅陳公寶琛、鄭公孝胥、羅公振玉、柯公紹忞、王公國維、康公南海、梁公啟超、葉公玉麟諸大師，攻經、史、子、集；英人教師莊士敦傳西學。」（Taipei：Cheng wen ch’u pan she: distributed by 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1970）筆者按：同門黃德華（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員）2012 年 5 月 17 日曾來信，提及毓師親云世鐸為其世伯，魏斐德發表前，未經老師過目，致文中有誤。
[23] 太福晉（太師母）曾因此責備其「沒出息」，蓋因皇子多在十二歲即背完十三經。
[24] 清華大學其前身為 1911 年的「清華學堂」，1912 年改稱「清華學校」，1928 年改稱「國立清華大學」。
[25] 此四人即後來成為名動天下之「四大導師」。
[26] 《說文》：「斆，覺悟也。」「學」字篆文作「斆」，今省筆而為「學」。（臺北：蘭臺書局，1977 年），頁 128。
[27] 筆者與毓師會談語，時間約在 2004 年左右。
[28] 張輝誠：〈泰山頹兮—悼毓老師〉，《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1 年 04 月 08 日）。
[29] 魏菲德(Frederic Wakeman,Jr.：《無隱錄──致敬劉毓鋆論文集》（“Nothing Concealed” Essays in Honor of Liu Yu-Yun），（ Taipei：Cheng wen ch’u pan she: distributed by 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1970）
[30] 1979 年於天德黌舍上課時，某日毓師心情頗佳，說道：「我今天很高興，因為我寫的近代史已複製兩份，分別託人帶往日本與美國，現在即使把我給斃了，我也了無遺憾。」
[31] 奉元書院：《毓老師百日紀念會文集》（臺北：奉元書院自行刊印，2011 年 7 月 3 日）。
[32] 筆者《大學》一書眉批，抄錄自毓師上課用書。
[33] 記憶中毓師只收大學生或研究生，不收社會人士，因為社會人士較為複雜。
[34] 由於文長，詳見本文附錄。
[35] 由於《詩》《書》《禮》三書篇帙繁多，基本上是擇三書精華篇章，以一年為期，分別講授。
[36] 由於子書包含範疇較大，基本上是一年授完一子後，改授另一子。
[37] 張輝誠：〈毓老師與天德黌舍、奉元書院〉，《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2 年 1 月 29 日），B6 版。
[38] 此書為同門周義雄所精心設計。書後出版頁另有「歡迎翻印以廣流傳」字樣。
【奉元問學之一】冬季班「認識中國」課程心得
文／廖鶴群
編按：奉元書院於今年（2019）冬季課程，開設了【認識中國】系列講座課程，特別邀請四位大師級的專家學者從四個不同面向與主題來探討「傳統中國」的歷史、文化與思想，頗獲學員好評。編輯部邀請學員廖鶴群撰寫心得，以饗讀者。【認識中國】系列講座課程，亦將於春季班繼續開講，主題將會調整為「當代中國」，時段調整為週日上午十點至十二點，形式將改為公益推廣課程。屆時歡迎大家一起來聽講喔！
本期奉元書院冬季課程中的「認識中國」，是一門特別的講座課程。每堂課程敬邀不同的師長，各以專長與關懷的問題，就「認識中國」這一主題進行講演。首四堂課程，依課程順序，分別由黃麗生院長、劉君祖理事長、熊琬教授、高瑋謙教授四位老師為同學解惑。本科主修中國史的我，也在本期課程中再次感到「中國」的遼闊與深不可測，並在四位老師的帶領下，重新「認識中國」了一番。
第一堂課程中，黃老師在「中國何以為中國」的講題下，講解了中國之所以形成中國的淵源脈絡，從中國文明的早期發展開始，到「中國」一詞的概念化及其演變，使我們對「中國」的意象與意涵有了更全面、深入的掌握。劉老師繼而從《易經》這部作為中國文化及學術起源的經典出發，談論文化中國的精義所在。熊老師著眼於中國學術的著重「人」的獨到之處，藉由與西方學術的比較，闡發了中國人文主義精神的珍貴內涵。高老師以「讀經」為切入點，說明「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的意蘊，既使同學認識中國傳統教育的精神所寄，也進一步思考將這一精神實踐於自我與當代的可能性。
我以為，本期講座課程最特別之處，莫過於在短時間之內，深入淺出的從多個角度剖析同一個大主題。不僅使同學在個別課程中有所收穫，並且能夠刺激同學將課程內容綜合貫通，進而對主題有更廣大的視野與認識。
或許是個人興趣使然，我從黃老師的課程開始，特別留意到了歷史上的「夷夏之辨」。有趣的是，在劉老師，以及熊老師、高老師的課程中，也對「夷夏之辨」有所闡發，似乎在中國學術文化精神之中，對此自有一原則與堅持。
我想到，在中國正史之中，以宋代歐陽修所著《新五代史》，最明夷夏之防。其中固然有因宋代苦於外患，故而欲鑑於唐代的時代因素，但是不是在此時代因素之外，也有超乎時代的文化精神蘊於其中呢？
眾所周知，夷夏之間並不以地域、種族、血緣區分，而是以衣冠文物有別。此衣冠文物，即是所謂「禮義」。皇甫湜語：「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為頑人矣」，[1]明白簡要的指出此一分野所在。《禮記．冠義》更直書：「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2]則「禮義」應指人倫，而論「禮義之大宗」，正是《春秋》。
司馬遷之著《史記》，有繼《春秋》意，歐陽修著《新五代史》亦同。《宋史．歐陽修傳》載修：「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3]當中法、旨，當指春秋書法義例而言。宋代繼五代而起，又值外族壓迫，對「正統」觀念有所注意，同時重視夷夏之辨。但歐陽修自謂「《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4]則更有一種具有超越性的關照現世的精神在其中，因此在夷夏之辨的義類推闡之間，必不止於當代外患而已。
〈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5]孟子曰《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6]按齊桓、晉文事，即尊王攘夷；其文為史，史乃整齊舊典；[7]至於其義，即所謂「丘竊取之」，蓋褒貶正道也。程頤曰：「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所以謹嚴者，華夷之辨尤切切也」，[8]亦有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意。[9]
時至今日，傳統中國的「夷夏之辨」，經常被不識者加以攻訐。或謂傳統中國有種族歧視，不將外族視為同類，而以禽獸視之。又或謂此為一種文化霸權的中心主義。固然，「夷夏之辨」本身即蘊含了一種對世界觀的想像前提，在歷史的長河中，也經過許多意涵的轉變，並被不識大體者所曲解應用。但是，若回歸「禮義」的準繩，那麼在這一意義下，與其說「夷夏之辨」的目的是區別種族，是否不如說是一種對自我的要求及對大群人倫的期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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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邱濬，《大學衍義補》（北京：京華出版社，1994一版），卷75，頁642。
[2]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冠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一版），卷61，頁1614-1615。
[3] （元）脫脫，《宋史．歐陽修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一版），卷319，頁10381。
[4]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十國世家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74一版），卷71，頁881。
[5] （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一版），卷130，頁3297。
[6] （漢）趙岐注、（宋）孫爽疏，《孟子注疏．離婁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一版），卷8上，頁226。
[7] （晉）杜預，〈春秋左傳序〉「仲尼因魯史冊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收於：（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春秋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一版），卷1，頁11。
[8] （唐）皇甫湜，〈東晉元魏正閏論〉，收於：（清）董誥編，《全唐文》，卷686，頁7030-7031。
[9] （漢）趙岐注、（宋）孫爽疏，《孟子注疏．離婁下》，卷8上，頁223。
【奉元問學之二】體用論佛法上心得
文／張慧玉
編按：此文去年（2018）12月23日「中國義理與文化的經典和論著」讀書會後，學員張慧玉學姊的心得文。（讀書會介紹請點此）
本章熊先生認為大乘佛法空宗的法性、法相被割裂為兩重世界，法性為萬法實體，法相為不斷變化的心物諸行，空宗破相顯性，而性是相的自身，知相破盡，則性亦無存，諸法皆空，空宗思想引群生破執著、終歸寂滅；而熊先生認為空宗的性體寂靜過於滯寂溺靜，以「體用不二」來反對佛家「體用皆空」，認為實體自起變動而成大用，若將空宗的法性視為實體，法相視為功用，亦可說法相是法性之生生流動；換言之，熊先生藉由佛法空宗思想中的法性、法相，來探討宇宙本體和功用，反對空宗裡空一切相、性體空寂，認為過於「求體廢用」，否定了萬事萬物變化不竭的真機，以儒家中宇宙實體德用自然來強調「即體即用」，體與用看似可分，實不可分，最後以入世之盡人能來弘大天性，對照佛家反人生之出世精神。
雖然熊先生反對空宗的空寂，提出精彩的論述，但回到大乘佛法重要兩大主題─般若與慈悲，倘若一切皆空，也沒有慈悲的必要，聆聽潘朝陽老師講授後了解佛法對一切物的存有以「不執著」的心去面對，以此觀之，佛法雖是出世法，但是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雖然生活中各人事務都不是恆常不變，但在其中歷事練心、提升自己境界，以此「借假修真」；而熊先生提出體用論中強調的宇宙有實體、功用，兩者相互配合以達生生不息，宇宙之道要落實在現實人事環境中，相對佛家，儒家以入世之心實踐出世之事，希望達到「超凡入聖」的理想，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大乘佛法空宗的「真」與體用論的「聖」都是一種人類想向上、追求美善的精神欲求，兩者都具有人類積極意向的宇宙胸懷。
熊先生談體用論時引用王陽明的觀點，不禁讓我想起張之洞「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體用之說，雖然兩者體用的概念不同，但體用的辯證在中國哲學中似乎是個很常被討論的主題，而熊先生借大乘佛法空宗的法性、法相之說來對照自己的本體和功用，我想兩者都企圖能從自身現實生活去感悟宇宙存在的奧秘，而宇宙到底是什麼？沒有人真的摸得到或看到，對哲學家而言，借現實存在物去探究萬事萬物背後的終極存有，對世界各族群而言，各自觀看世界的鏡頭產生各式各樣的宇宙觀，在各式宇宙觀論述背後似乎又有共同隱藏規則，熊先生試圖從體用不二的概念來揭開宇宙隱藏的規則，常舉例大海水與眾漚的比喻，本體宇宙與心物諸行產生的功用是渾然一體，頗似近年來熱門的 3D 全息影像技術（holography），以此技術拍攝一朵花，在水波漣漪的底片上看不出花的影像，任意撕下一小截底片拿去投影，可以投出整朵花的影像，而不會像傳統底片僅出現部分花的影像，雖然全息理論中缺乏體用論中生生不息的能動性，但是從全息影像理論中「部分片段內含一個縮小的整體影像」概念出發，假設我是宇宙中的一個碎片，在我裡面可以投影出一個模糊的宇宙縮影，從這樣的觀點來看饒富趣味，體用論和當代科技間的匯通也許還有新的可能性。
【公告事項之一】新春團拜活動
文／秘書處
【公告事項之二】2019春季課程公告
文／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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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課程簡介：
◆週二【論語】
◆週三【商鞅與商君書——兼論春秋戰國時期霸權移轉與秦統一六國】
◆週四【熊先生與毓老師的大學詮釋】
◆週六上午【走入易經的世界】
◆週六下午【老實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