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奉元學會電子報 – 第59期

公元2018年11月7日夏曆戊戌九月三十

◉本期目錄

◼︎【編輯小語】新舊交替，推陳出新	文／編輯部
◼︎【奉元新猷】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文／秘書處
◼︎【奉元問學之一】研究明清史的學與思	文／徐泓
◼︎【奉元問學之二】白培霖老師：老子道德經的帝王學第3講摘要	文／蔡正道
◼︎【奉元問學之三】西洋近現代史課堂心得—— 李約瑟難題與外王思想	文／廖鶴群
◼︎【奉元薪傳】新書《孔子易》簡介	文／許仁圖
◼︎【新品發表】奉元書院易經筆記本─107年度會員大會紀念品	文／秘書處
◼︎【新品發表】毓老師的國學智慧與生活Line貼圖	文／秘書處

奉元電子報歷期文章目錄

【編輯小語】新舊交替，推陳出新

文／編輯部

今年 11 月 4 日，中華奉元學會舉辦「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中選出新科「第四屆理監事」。會後第一屆理事會，隨即選出理事長、副理事長與常務理事等重要職務。11 月份，是選舉月，美國今天（6 日，臺灣時間 7 日）正在進行川普任內的期中選舉投票，臺灣也即將於月底（24 日）進行九合一大選的投票。學會也趁機於會員大會，推陳出新，推出新的紀念品。

本期文章的主題，都圍繞在新舊交替、推陳出新的主題上。你知道研究明清近代史，有哪些重量級人物的著作必讀嗎？明清社會的發展中，哪些東西深深影響現代的華人社會嗎？歡迎閱讀〈研究明清史的學與思〉一文。你知道什麼是「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嗎？你知道毓老師是怎麼解說「企者不立；跨者不行」嗎？請參閱〈夏季班白培霖老師「老子的帝王學」第三講摘要〉。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和印度發生呢？又為什麼是在西方發生？請讀〈秋季班李淑珍老師「西洋近現代史」課堂心得——李約瑟難題與外王思想〉一文。你知道我們今天讀的《易經》，其實都是受到孔子的影響嗎？

最後，編輯部亦誠摯地歡迎同門先進與各界同道友人，能夠共襄盛舉，提供個人無論是讀書、教學、工作、生活上的感懷，或是經典智慧應用的心得，在奉元電子報的園地中「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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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元新猷】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文／秘書處

中華奉元學會於大前天週日（2018/11/04）下午假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舉行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本次大會應出席人數 302人，實際出席人數含委託書共 171 位，達到法定過半的開會人數，會中通過「106年度決算案」以及「108年度預算與工作計畫案」，另外完成第四屆理監事選舉。會中並播放毓老師上課影片，讓同門重溫當年老師講課的風采。之後由學會各委員會報告工作，包括課程委員會潘朝陽學長說明近期課程規劃；第二屆夏學研討會籌備會，也由負責的潘朝陽學長報告研討會的主題與專題；新成立的「奉元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吳榮彬學長介紹新書《毓老師講大學中庸》、《奉元語要》，並報告未來的出版規畫；臺大奉元社社長曾遠鵬說明社課推動概況與社團未來展望，最後由祕書處介紹今年新推出的紀念品「易經筆記本」與「毓老師Line貼圖」。大會結束後，隨即於奉元學會召開「第四屆第一次理事會」，會中推選新任常務理事以及正、副理事長。（備註：詳細的大會報導，請見下期：中華奉元學會電子報第 6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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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元問學之一】研究明清史的學與思

文／徐泓

編按：中華奉元學會創會理事長徐泓老師，今年（2018）8月23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專題演講，演講後即成一篇摘要（演講摘要請點此），專題演講頗受好評，本刊特別徵求徐泓老師同意特別刊登演講論文之全文，以饗讀者。

1961年泓考入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本科讀書。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創立於1928年。1949年國民政府遷到臺灣前後，一批由大陸來的史學家至本系任教，他們多來自北大、清華和中央大學，老一輩有沈剛伯、劉崇鋐、夏德儀、張貴永、李宗侗、勞榦、姚從吾、方豪、楊雲萍，青壯年老師有傅樂成、杜維運、許倬雲、吳相湘、余又蓀、李定一、林瑞翰、李守孔、孫同勛、張忠棟、王德毅等，名師雲集，是當代中國史學界一時之選。

泓於大學本科一年級時，上夏德儀老師的「中國通史」課。夏老師個頭高，穿著一襲中式長衫，說一口江北揚州話，聽起來格外有中國的感覺。他講課條理清晰，板書字跡方整，清瘦蒼勁有力，常指點我們進一步閱讀課外讀物，激起我們全班同學讀史興趣。二年級時，夏老師講授明清史，我們都去選課，用的教科書是他在北京大學念書時孟森先生寫的《明清史講義》，《明史講義》是臺灣書店出版的，《清史講義》是正中書局出版的。由於《明史講義》排版校對不善，錯字甚多，於是夏老師引導我們讀《明史》與《明史講義》相對校，當我們校出錯字來就很興奮，頗有成就感，後來知道夏老師以此教我們學陳垣先生宣導的史源學。三年級時，泓又選修了夏老師的「史部要籍解讀」，熟悉中國古代史的重要典籍。講到明清史書時，他就指導我們讀史語所出版的《明清史料》，先從句讀開始，讀沒有斷句標點的明清檔案。在閱讀明清史原典的過程中，更親切地感受明清時代人與事的震撼，因而決定跟隨夏老師攻讀明清史。

當時，國民政府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五十周年，以《清史稿》為基礎，修訂出版《清史》，定為繼二十四史之後的又一部「正史」。但《清史》匆促成書，相當不理想，連標點句讀的錯誤都到處可見。於是，夏老師指導泓以《清代地理沿革考》為題，撰寫學士論文，主要用《清實錄》校對《清史・地理志》。在這過程中，泓翻讀了《清實錄》《東華錄》和清代地方誌，除找到相關史事記載外，也常看到一些過去完全不知道的清代史事記載，同時對清代各地地名有較多的認識，收穫很大。這就正式開啟了泓的明清史研究歷程。

臺大歷史學系本科畢業後，泓先後考入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和博士班，繼續在夏老師指導之下，以明清鹽業為主要對象，研讀明清歷史。

由明清鹽業史研究出發

泓選擇明清鹽業史研究，其實是受到一些現實因素影響。那個時候，泓常聽諸如計程車司機等人講到：裕隆汽車是國民黨培植的產業，壟斷臺灣的汽車工業，車子品質不好又貴。泓頗有同感，對這種壟斷有些痛恨。讀碩士時，在夏德儀老師帶領下做了許多明史論文摘要，看到何維凝先生講明代的鹽戶和何炳棣先生分析揚州鹽商的論文，感覺明代鹽業壟斷的情況和現代如出一轍。

何維凝畢業於中央大學經濟系，從事鹽政工作，一生收集鹽政史料。抗日戰爭勝利，臺灣光復，何先生擔任臺南鹽廠廠長，將這批資料帶到臺灣，並出版《中國鹽書目錄》。何先生去世後，他太太何龍澧芬女士將其畢生的文章集結為《中國鹽政史》。泓後來讀到這本書，才對鹽政史料的情況有初步的認識。從該書序言中，泓得知何維凝的何斯美堂藏書全數捐給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國書館），立刻前往確認數據情況。當時這批資料尚未編目，幸好圖書館館員們同意讓泓先看，泓得以利用其中關於兩淮的一百二十種資料撰寫研究論文。後來知道主持道光年間淮鹽改革的陶澍的文集在傅斯年圖書館，可惜有目無書，幸好不久這部文集就由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掌握了這些寶貴的關鍵史料，泓的碩士論文《清代兩淮鹽場的研究》得以順利進行。

當時，臺灣不少學者受到韋伯學說影響，認同中國經濟發展沒有現代資本主義理性的說法，泓也以為這可以用來解釋明清鹽業發展無法近代化的問題。中國鹽商可能是當時全世界最有錢的人，但中國鹽商資本卻沒有向資本主義轉化，應是由於鹽業資本的壟斷性格，使商人不須改良產銷就可以獲暴利。過去有段時期，臺灣學界研究氛圍不容許談資本主義萌芽，但泓已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存在。商人生活奢侈，送紅包、模擬士人生活藉以提高社會地位等非經濟因素，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造成道光以後鹽商消乏，鹽業中落。第一個討論這個問題的華人學者是何炳棣，他的論文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1954])，已成為鹽業史的經典。泓也是受了這篇文章的影響展開論證，但泓把重點擺在鹽業生產方面，討論鹽場的生產組織、生產形態與鹽場社會的階級分化。

鹽業史研究的困難，在於鹽務制度極為複雜。惟有將鹽務程式搞清楚，才能真正釐清相關問題。泓從三條線展開對鹽業與鹽務的研究，先從全國最重要且史料最豐富的清代兩淮鹽區入手，再研究明代全國的鹽業與鹽務。

通過進一步研究，泓發現，在中國，從古至今，許多資本家與政治權勢結合，巧取豪奪，生活奢華，完全不符合韋伯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與倫理，但這些資本家不但未衰落，其事業反而越加興盛，這使泓不得不重新思考清代鹽商衰落的原因。過去認為的奢靡說、捐輸宗族說、為善說、窖藏說等，似乎不能解釋其衰落的關鍵。因為這些鹽商衰落的因素，在鹽商興盛時就存在，不是衰落時的現象。於是，泓寫了一篇論文《清代兩淮鹽商沒落原因的探討》（發表於《徽學》第7期[2012]，頁10-32），修正自己過去的說法。泓認為導致鹽商衰落的關鍵原因是銀錢比價，而不是過去所談的奢靡說等說法。鹽商賣鹽得的是銅錢，支付鹽價、鹽稅和捐輸用的是白銀，清初銀錢比價在一兩銀比銅錢八百文左右，光此一項就賺得兩成利潤，乾隆末期以後，銀錢比價大為變動，漲到一兩白銀比銅錢一千三百文至一千四百五十文，遂使鹽商在銀錢比價上要虧損三成至四成五。尤其是到了道光年間，銀錢比價的趨勢達一兩銀子比一千五、六百文錢，甚至高達兩千文以上，鹽商光是銀錢比價上的虧損就高達五、六成以上，甚至達到百分之百，運銷官鹽已經毫無利潤可言。正如魏源所說﹕「本高價重鹽不銷，減價敵私商失算。曩時銀賤尚支持，銀價日高銷折半。」銀錢比價的虧損過大，不是其他營運利潤，或政府恤商政策所能彌補。這從比較乾隆中期與末期兩淮鹽商營運的成本及利潤，其盛衰關鍵就很明顯了。

但歷史研究的開展往往受限於現存的史料，像私鹽的營運與發展就是一個重要卻難以處理的問題。由於官鹽的生產場地成本僅是市場價格的七十分之一，落差巨大，營運私鹽只要躲過官方緝拿，便可獲暴利。私鹽營運除了需要資金外，還要冒緝私的風險，而黑社會是最好的管道。可惜能看到的只有關於私鹽被抓的法令與案例，缺乏私鹽營運的具體史料，因此難以深入處理這個問題。私鹽販運有極大風險，雖然可以買通官道上的機構，但作弊有一定的限度，不可能全部夾帶在官鹽中，故而不可能只靠官道，大部分是另闢蹊徑。泓曾在日本天理大學見過一張圖，其中就標明私鹽販路。《天下郡國利病書》中亦提到，有一個小鎮因是私鹽必經之地而繁榮起來。由於材料的限制，泓的研究在寫完兩本學位論文之後便暫時停下來。當時雖然已經知道中國大陸收藏鹽務的檔案很多，但尚未開放，戒嚴時代也不容許我們去大陸搜集史料，難有進一步的研究成果出來。現在數據開放了，可以找到大批研究的好數據，鹽業史的研究可以繼續作較深入而仔細的研究，泓卻年過古稀，恐難有成，還有待年輕的朋友們的努力了。

轉入明清社會經濟發展與社會風氣變遷研究

轉入明清社會經濟發展與社會風氣變遷研究，這要從博士班考試講起。當年臺大博士班入學考試只考口試，通過後必須在一年之內完成資格考的筆試，才能算正式入學。在和夏老師討論考試範圍的過程中，談到明代後期政治黑暗，經濟卻很繁榮的奇特現象。那時已經可以在中研院看到部分資本主義萌芽相關論著，於是夏老師就出了這一道題目，要泓討論明代後期政治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係。

1974 年，泓在臺大教書後第一次申請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畫補助，便用這個題目。由於抗戰時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北平圖書館藏書，在 1960 年代中期送還中央圖書館，當時的館長蔣復璁先生奉命接掌臺北故宮博物院，便將這批書帶至故宮。泓一星期要教五班中國通史，只有一天空下來可以去故宮，翻閱其中的明代方志風俗志部分。當時交通極為不便，去一趟故宮，來回得要四個小時。泓花了一年的時間，才看完他們收藏的明代方志，並在摘抄風俗志的同時，把其他部分也認真地流覽一遍，抄了五本筆記本的其他社會經濟史料，最後寫成研究報告。

1986 年，韓國東洋史學會召開「明末社會變化與文化新傾向研討會」，邀泓和中文系吳宏一教授一起參加，我們兩人不約而同選擇明代後期時代變遷的議題，他講的是明代後期文體變遷漸漸朝向通俗化、世俗化，泓則談在社會經濟高度發展衝擊下的社會風氣變遷。泓本來想將整理的材料完整寫出來，後來發現光是江南的部分篇幅已經很長，於是先發表了以江南為例的《明末社會風氣變遷》。在「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研討會」時，泓再把華北部分寫出來，與江南作一個對照。這篇論文後來得到國科會的優等研究獎。雖然泓覺得應該再做其他地方以相對照，無奈正忙於行政工作，沒有足夠時間做研究，只好暫時放下。這方面後來在臺灣有林麗月、邱仲麟、巫仁恕、王鴻泰、吳奇浩等接著做下去，已有很好的研究成果出來。

2002 年，泓從暨南國際大學退休，轉到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書，得以擺脫行政事務羈絆，有比較多的時間放在研究與教學。在社會風氣變遷方面，先後發表兩篇關於明清福建社會風氣變遷的論文，一篇題為《明代福建社會風氣的變遷》（發表於《東吳歷史學報》第 15 期 [2006]，頁 145-171），另一篇題為《風華再現：清代福建社會風氣的變遷》（發表於《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4 卷 2 期[2006]，頁 37-70），又完成題為「明清廣東社會經濟與社會風氣的變遷」的「國科會」專題計畫的研究報告（2009.10）。通過這些研究，泓發現華南的福建與廣東的社會風氣變遷趨勢雖大體與江南和華北相似，卻又各有特色。明清之際的動亂與海禁、遷海等事件，嚴重地打擊福建社會與經濟，以致風氣大為改變，「由奢入儉，由華返樸」，「風華不再」。康熙二十二年之後，明鄭投降，臺灣納入清朝版圖，沿海展界、復界與開海禁，農工商貿易復蘇與發展，無論沿海或內地，均隨商品經濟、海外貿易的發展轉變，從衣食住行的物質文化開始，競相華侈僭越，「風華再現」，然後及於人倫道德關係之精神文化，重演明代從前期的儉約變為後期的奢靡的社會風氣變遷歷史。令人吃驚的是廣東方志的作者，對廣東的風俗的書寫注重在少數民族地區的開發及其與漢民族文化的差異，因此方志中呈現的社會風氣變遷，與同屬華南的福建有相當的差異，這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

從事明代家庭、婚姻及人口研究

明代家庭、婚姻及人口研究也是很有意思的課題。讀研究所時，泓曾選修當時臺大農業推廣系楊懋春教授的「中國社會史專題」，要求寫報告。泓當時正在讀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會史論》(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對社會階層流動很有興趣，便選了社會階層流動巨大的先秦時代，討論儒道墨法的社會思想。泓看了一些社會史相關研究論著，尤其佩服瞿同祖和仁井田陞的研究取徑，他們以法律條例、判例來討論其中反映的中國社會，對泓很有啟發。從他們的論著中知道除判例外，小說的事例也可以當作史料用，於是開始讀「三言二拍」、《金瓶梅》等明代小說。泓本來就愛看小說，但過去只把它們當故事書躺在床上讀，現在不同了，是坐在書桌前，嚴肅地把小說當史料讀，抄寫與論文相關的文字。後來寫了一個關於家庭的研究計畫，申請到東亞研究計畫獎助。八十年代後期，泓把這篇舊稿找出來，改寫為《明代的婚姻制度》，發表在《大陸雜誌》上。文章中運用《古今圖書集成·閨範典》內大量的《列女傳》女性婚姻資料，做了一個統計，分析明代女性的初婚年齡、地區與時間分類的表，後來常被討論明代婦女與婚姻史的朋友所引用。這篇文章也得到「國科會」優等獎。後來主編《輔大歷史學報》的朋友希望泓給他們一篇文章，泓就用法律條文和小說材料，寫成《明代家庭的權力結構及其成員間的關係》，被大陸出版的多卷本《中國家庭史》引用。

人口研究的部分，1980 年代受臺大城鄉所之邀在城市史課堂上講南京，泓找了一些南京的數據，其中談到明太祖革命初期南京人口的構成。以往論者多認為明太祖討厭南京人，因此打下南京後將南京人遷到雲南，而從江浙遷移大量人口填補。這個說法主要見於民國時期編的《首都志》。《首都志》是地理學家王煥鏕所編，過去大家都認為是一部很好的書。牟復禮教授 (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 在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G.W. Skinn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01-153. (中譯作《元末明初時期南京的變遷》，收入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陳橋驛校：《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文中很稱讚《首都志》，所以泓也跟著這樣講。但後來發現有問題，最明顯的是明太祖當時正在創建革命根據地，怎麼可能打下南京之後把自己的老同志搬走呢？而且《首都志》說明太祖打下南京後將南京人口遷至雲南，但雲南遲至洪武十五年才歸屬大明帝國。再看文中引用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回查史源後發現版本有問題，再往前追，文中提及此事發生在洪武十三等年，這也不對，更確定資料有些問題。

於是，泓從《明太祖實錄》著手，找到洪武二十四年時的一條資料，提到曾有人建議明太祖學漢高祖的辦法，把全國各地有錢有勢的人搬來繁榮京師，太祖原來並不贊成，這時想想才覺應該如此，遂下令移民一萬四千三百多戶，這就間接證明了此前南京並無大量的人口移入移出。後來泓又比對洪武初期與洪武二十四年戶口普查得到的黃冊人口數字，由《明實錄》中找到南京洪武初年的戶數數據，進一步估算不同戶別一戶應有多少丁口，推估出洪武初年的南京人口總數，再與洪武二十四年的數字加以比對。一個地方若未出現大規模移動，人口應呈自然增長，而當時南京人口確有自然增長現象，顯然這個問題值得再深入討論。

《明初南京的都市規劃與人口變遷》（發表於《食貨月刊》復刊第 10 卷第 3 期，頁 12-46）也是受到牟復禮教授啟發。他的題目很好，談明太祖如何將南京從革命根據地蛻變成首都，當時大家都認為這是一篇城市史經典之作。但泓細讀之後，發現還有許多可深入研究的問題，如都市計畫中土地分區利用的問題等。此外，牟先生引用的資料並不多，特別是《明太祖實錄》中有很多材料都沒有運用，於是泓寫了這篇較長的文章，比對《明太祖實錄》的相關材料，輯成一個明太祖時代南京都城營建年表，將明太祖的政治大事與都城的營建作歷史分期，具體說明每一個階段的營建工作與明初幾個大事件之間的關係。接著討論南京都城規劃時的基本理念及其實踐。並以此為代表作通過「教育部」的教授升等。

1981 年，中研院召開「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中國社會史）研討會」，會中泓提出一篇文章討論明代初年的戶口移徙，這個問題在《明史·食貨志》中雖有一些數字，但規模多大並不清楚。後來看到譚其驤教授《中國內地移民史湖南篇》（發表於《史學年報》，第 1 卷第 4 期 [1932]，頁 47-104）一文，以湖南人來源為例，討論中國的內地移民 (Internal Migration)，認為研究人口必須談人口遷徙，並檢討幾種人口史資料如族譜的優缺點，對泓啟發甚大。泓遂以此著手，從大槐樹故事談起。當時大家開始注重數字，1978-79 年，泓在哈佛進修時，曾上過 Robert W. Fogel 與 David S. Landes 合開的課 “Quantitative Method for Historians”，也想利用數字進行分析，但必須能找到數據。從美國回來後，泓曾申請哈燕社研究計畫補助，做《明實錄》分類目錄。當時從明太祖做到武宗，仔細讀了《明實錄》，泓記得《明實錄》中有許多戶口遷徙數字，遂將卡片找出來，作數量統計分析，依移出、移入與時間、空間分類，推算出明太祖初年遷徙人口最低數字，約有一百五十至一百六十萬。後來又接著做永樂年間的移徙。

明初大移徙的原因很多，有的是社會經濟方面的問題，如戰亂造成荒田復墾問題；有的是全國人口空間分佈的調整問題，如將人口過剩的狹鄉移到人口稀少的寬鄉。當時就將山西過多的人口遷往人口密度低的華北大平原，移去的人都依人丁數分給田地，並給農具、牛、種子，同時優免稅糧。泓發現移民後農村經濟恢復很快，曾有一位派去驗收屯墾成果的官員回來報告，明太祖看完報告後說：「如此則吾民之貧者少矣！」另一個原因和軍事活動有關。明代將元末群雄投降的部隊和北方擄獲及投降的少數民族軍兵全分散至各地居住，但其領袖則留置京師，以消弭反轍。對於西南的民族，中書省本來也建議遷到中原，但由於種族太複雜而放棄，改在險要地方設堡，每堡之間約六十里距離，修整道路，強化衛所體制，以加強少數民族控制。

還有一種移民是首都移民。泓發現「靖難」之變後，由於戰事慘烈，人口大量流失，方志上多說這是「燕王掃北」的結果，許多地方空了出來，於是明廷又由山西移了一大批人到華北平原，特別是北京所在的北平布政使司。很早以前，泓讀《禹貢半月刊》，看過郭豫才《洪洞移民傳說之考實》（發表於《禹貢半月刊》第 7 卷第 10 期，頁 10）的論文，談河南汲縣找到一個關帝廟的碑，記載澤州建興鄉大陽都里長郭全帶領全里里民搬到河南汲縣西城南雙蘭屯居住的故事，泓以此出發，談永樂年間的移民。永樂移民的一個特點是首都遷至北京後，將大量南京官民移居北京，但北京附近被戰亂破壞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應如何恢復？後來在《明太宗實錄》看到永樂初年的報告說：經過四年戰亂，北京一帶人口大量減少，土地荒蕪，作為首都不應如此，因此首要之務便是處理北京的人口與社會經濟恢復問題。明朝自洪武十一年以來，首都在南京；永樂元年，改行南北兩京制度，永樂七年以後，永樂帝長年駐北京，除南京的六部外，另在北京設行在六部，且將北平布政司的層級提高到中央六部級，特設北京行部。永樂十九年首都北遷，中樞移至北京，行在六部改為正式的六部，北京直屬六部管轄，北京行部遂廢。仁宗力圖將首都移回南京，北京行部曾一度復設。宣宗即位，京師定於北京，北行部再廢。自明英宗朝以後，一般史書紀載已經混淆，多誤以為北京行部是中央部會之一，近代學者更多有誤解，這是因為行部的編制是六部級的，甚至比中央六部還高，有二位尚書四位侍郎。而實際上，它只是是直隸中央的省政府。明末，黃景昉《國史唯疑》中已注意到這個問題。泓以此出發，收集更多史料，把整個問題講清楚。這篇論文題名《明北京行部考》，1994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葛斯德圖書館寫成，寫完後給牟復禮先生和劉子健先生看，劉先生很高興，還幫泓寫了一個跋，後來發表在《漢學研究》第 2 卷第 2 期（頁569-598）。

官方移民與自發移民不同，自發移民是自願的，出自地區間的吸力與推力，時間長，效果慢。明太祖和成祖想要迅速達成效果，透過規劃，強力推行，但必然有人反對，只能用強迫手段。宣德以後，雖然曾有人提議仿照洪武永樂移民例，對漢中地區進行移民，但朝廷認為時局已經穩定，不應再由官方發動移民。泓沒有做自發移民，因為當時成文出版社雖出版一些鄉土志，刊載某地某村的始建時，戶口從哪里移來，是很好的史料；但臺灣現存鄉土志不多，自忖必須看過很多家譜才能進行研究，遂就此停下。1992年，曹樹基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黃宗智教授那邊作訪問研究，回大陸時經過香港，住在泓家。那時他正在寫鼠疫與人口變遷的文章，對人口史的研究很在行，便建議他利用地利之便，可做田野調查，到當地去廣泛搜尋家譜資料和訪談耆老。他還告訴泓大陸各地新編的地名志有大量移民史料可供運用，後來他利用這些史料估算出來明初的大移民有一千多萬，占全國人口六分之一。《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第五卷《卷後記》就談到這段往事。

涉足歷史地理與城市史研究

泓研究城市史是從歷史地理方面入手的，後來與都市計畫相結合，主要是做城市的形制和景觀研究。中學時，泓就對地理有興趣。當時高中的地理課本是師大地理系王益厓教授《中國地理》（臺北：正中書局，1957）的節本，高中時泓買了這本書對著地圖看，將書中講的每一個地名在地圖上點出來，對中國地理區劃、河流、山川的基本知識便是由此而來。泓原本想考師大史地系，但老師說師大限制太多，且要服務3年，於是泓改以臺大為第一志願，第二志願則是師大史地系。當年聯考的數學題目很難，很多人得零分，泓也只考得十分；因此，錄取總分大為降低，臺大歷史系大概三百三十分左右就可以進去了。泓以第一名三百八十二分考入，自我感覺良好，與那些念理工科的建中同學相處，沒有低人一等的感覺。

大學時代跟著夏德儀老師讀《中國通史》《史部要籍解題》及《明清史》，大四時在夏老師指導下寫學士論文。那時臺灣的中國歷史地理教學研究仍停留在地理沿革及政區變遷的研究，不像大陸歷史地理學界大力開展以地理學的角度研究歷史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泓的歷史地理研究也是從沿革地理入手，當時讀《清史・地理志》，發現不但記載錯誤不少，而且標點錯誤很多，於是選定《清代地理沿革考》為學士論文題目，另起爐灶，從《清實錄》中將省、府、州、廳、縣等地方行政單位的置廢沿革數據抄出，重編《清史稿・地理志》的地理沿革部分。那時兩岸的清代檔案還沒有公開，不能使用，也不知道臺北故宮博物院典藏圖書中有清國史館編寫的《國史地理志》，只能參考剛影印出版的《清實錄》。現在如果要做這個題目，能運用的史料就更原始，可以做得更好，相信大陸正在進行的國家纂修「清史」工程就是這樣做的。

泓將這本論文與《清史稿・地理志》相核對，寫了一篇論文《〈清史・地理志〉初校》，1977 年在《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二十六期發表，後來國史館校注《清史稿》和大陸纂修清史工程都參考這篇論文。清代地理沿革研究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例如，清初不斷新置州縣，後來雍正皇帝生氣了，認為有過分擴張和濫設之嫌而下令加以限制。但如永寧等新縣的設置，其實有特殊目的，並非如皇帝所說的單純擴充員額。後來泓將這些發現寫在《清代地理沿革考》的緒言中，本來碩士論文也打算以此為題再深入研究，後來因為被鹽業史的研究所吸引而放棄。

念研究所時，泓選修了一門夏德儀老師開設的歷史地理相關課程。夏老師與顧頡剛先生是好朋友，受顧先生的影響也關注歷史地理，在 1972 年退休前開了一門多年想開一直沒開成的「中國歷代地理」課。這門課結合講授與實做，教我們研讀研究地理沿革必讀的《漢書·地理志》，參考清人王先謙的《漢書補注》，補以地方誌地理志古跡項下漢某城遺址在某縣某鄉某村的記載，將漢代郡國及縣的地點相當於民國地圖上的地點考證出來。最後參考楊守敬畫的《歷代輿地沿革圖》，這本歷史地圖以清朝地圖為底，是黑色，上面套印紅色的漢代至明代的地圖。選課的同學，泓記得有孫鐵剛（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和黃沛榮（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我們每個人分別做幾個郡，不但要寫文字考證，也要畫圖。最後泓把所有數據重新整理，並補足沒人選做的郡國資料，用玻璃紙畫出西漢各郡分圖，然後拼起來，畫成西漢郡國全圖。我們未受過繪製地圖的專業訓練，完全是土法煉鋼，但夏老師很高興，還請臺靜農題字。這幅地圖如今已經很破舊，前幾年送到裱背店裱裝起來珍藏。多年後，在美國看到大陸出版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兩相比對之下，相差不太多，好是高興。

泓真正開始關注城市史，是因為建國中學初中同班同學茅聲燾在臺大土木系主任任內推動「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成立，他當時找了從哥倫比亞大學回來的王鴻楷教授和哈佛大學回來的夏鑄九教授籌備。夏鑄九和其他建築學界學者不同，關懷弱勢，極富社會批判精神，主張建築與規劃不能脫離人與歷史，要求研究生必修建築史和城市史課程，以培養研究生的社會正義感、人文關懷和歷史深度。王鴻楷也是泓初中同班同學，夏鑄九則是初次見面，但氣味相投，一見如故，便與內人王芝芝教授一起承接城市史的課，她教西方城市史，泓教中國城市史。講中國古代城市及建築歷史的研究，離不開創始的中國營造學社，但這批學者都沒有來臺灣。為使學生接上傳統，當年夏鑄九在哈佛留學時便影印《中國營造學社彙刊》這部臺灣禁書，偷偷夾帶回來。此後我們兩個人常常在出國時看到相關資料，如大陸的《文物》《考古》上的古代城址考古調查和發掘報告，就複印帶回來，後來將一些有忌諱的文詞刪去，改編為講義，1984 年由明文書局以《中國建築史論文選輯》為名出版，學生才有參考資料可讀。城鄉所規劃的城市史課程一開始找泓去講南京，此後泓也一直持續開課。此期間泓曾寫了兩篇討論明代南京的人口遷移和城市形制與城市規劃及其象徵意義的論文。

提倡和推動華南研究

華南學派結合歷史學與人類學，提倡文獻與田野調查並重，在當代學術界有重要影響，而泓對華南研究也盡過棉薄之力。1991 年，泓接受香港科技大學的邀請籌設人文學部，泓注意到人文學部員額少，要有所發展必須要有特色，於是決定以香港所在的華南地區之發展歷史作為教學研究重點之一，從澳門東亞大學找來蔡志祥博士負責，聯絡牛津大學科大衛教授（David Faure）、耶魯大學蕭鳳霞教授、中山大學陳春聲教授、劉志偉教授和匹茲堡大學廖迪生博士、華盛頓大學張兆和博士等人發展華南研究，籌設成立了華南研究中心。他們做得很好，主張結合歷史學與人類學，並提出文獻與田野調查並重的研究理念，除個人研究成果外，還創辦《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數據中心通訊》和《歷史人類學學刊》，後來被稱為「華南學派」。

泓回到臺灣以後，也一直提倡華南研究，主張把臺灣史放在華南的脈絡中討論。在籌設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所時，就如此設計，並將臺灣史與華南為主要原鄉的海外華人史領域結合起來，由於臺灣這方面的師資不夠，就請廈門大學陳支平教授和莊國土教授、鄭振滿教授，中山大學陳春聲教授、劉志偉教授來作一年或一個學期的客座教席。現在臺灣一些作華南歷史研究的青年學者，多從此培養出來。

泓提倡華南研究，自己也應該做些貢獻。於是，後來投入福建築城和經濟發展及社會風氣變遷等相關議題的研究。研究福建築城運動，主要是讀了陳正祥的《中國文化地理》，他在書中提到中國南方沒有城，泓覺得很有意思，便開始關注福建築城問題，果然發現福建早期大部分州縣並沒有城，明代才陸續有幾波築城運動，將所有地方行政中心與軍事中心都興築城牆，民國時期拆牆運動興起之前，幾乎所有福建的城牆都是明代興建的。初步成果寫成《明代福建的築城運動》（發表於《暨大學報》，第 3 卷第 1 期 [1999]，頁 25-76），其中討論地方官員及地方士紳在築城經費籌措及營造工程統籌，啟發費絲言《磋商城市空間：都市化與晚明南京》（Siyen Fei, Negotiating Urban Space: 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對南京地區縣城營建的討論。清代的城承襲明朝，在這個基礎上修建。泓也收集了不少史料，但只完成初步研究報告，還未改成論文出版。

在研究福建築城的基礎上，泓又研究廣東的築城，明代部分初稿已經寫就，〈從「軍七民三」到「軍三民七」和「官三民七」：明代廣東的築城運動〉，發表《中國地方誌》，2018 年第一期，清代部分的研究正在進行。華南的城市、城牆及其作為公共工程的營建，地方勢力與地方政府之間如何合作，也值得研究。泓發現同是華南的廣東，築城的主導力量與福建有很大的不同，福建由地方官和士紳主導，廣東除地方官和士紳外，衛所官軍在城池營造的作用比福建大得多，其中原因還有待進一步討論，可與楊聯升開拓性的論文《從經濟角度看帝制中國的公共工程》（發表於《國史探微》[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頁 189-266）對話。

著力史源學與《明史紀事本末》校證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對清人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給與高度評價，認為無論是內容史料，還是史論評價，都非常好，是一部優秀的明朝歷史著述，完全可以作第一手史料來引用。但是，近年來，在泓的提倡下，臺灣的明史研究學者展開了《明史紀事本末》校讀工作，從史源學的角度來剖析這部書，證實其無論是內容，還是史論，都是拼湊、移植來的，甚至互相矛盾，絕不是一部優秀的史著。

史源學的訓練是歷史學入門的基本功夫。從前我們上明史課時，《明史紀事本末》是一本主要讀物，當時一路讀下來，沒有特別的想法，總覺得這本書把明代政治史事的本末交待得很清楚，是本好的參考書。九十年代中期，泓自己教明史時，就想帶著學生讀《明史紀事本末》，模仿杜維運老師校注《廿二史劄記》的方法，叫學生去找史源。這本是陳垣先生開創的史源學方法。夏老師也是這樣教我們的，老師曾教一位學長念《史記》和《漢書》，比對《漢書》承襲《史記》之處。後來泓讀《明史・食貨志》，參考和田清的《明史食貨志譯注》，他們也是比對《明史・食貨志》引用的材料後，注出《明史》記載與原始史料的差異，訂正其錯誤。

過去我們一直認為，《明史紀事本末》是一部好書，尤其史論部分寫得很好，見解高超，文字典雅。但是，很多人也懷疑谷應泰這本書稿是偷來的或買來的，張心澂的《偽書通考》甚至將之列為極少數的明清偽書之一。泓為讓學生們做史源學練習，就先做一個示範，當時選了其中《開國規模》，這是過去普遍認為寫得較好的一篇。泓根據《明太祖實錄》等原始史料與《開國規模》的文字一一比對後，發現差異不少，甚至明顯是《明史紀事本末》轉引原始史料不慎的錯誤，寫了《〈明史紀事本末·開國規模〉校讀：兼論其史源運用及其選材標準》（發表在《臺大歷史學報[傅故校長孟真先生百齡紀念論文集]》，第 20 期[1996]，頁 537-615），除校對文字外，並討論其作者及史書編撰水準問題。後來，泓又陸續做了幾篇校讀，包括《〈明史紀事本末．嚴嵩用事〉校讀：兼論其史源運用及其選材標準》（發表在《暨大學報》，第 1 卷第 1期 [1997]，頁 17-60）、《〈明史紀事本末．南宮復辟〉校讀：兼論其史源、編纂水準及其作者問題》（發表在《明史研究論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暨明史研究室成立五十周年紀念專輯]》，第 6 輯 [2004]，頁 167-193）和〈《明史紀事本末．仁宣致治》校注〉《東吳歷史學報》，第 38 期[2018.06]，頁 95-173)。

泓到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後，吳懷祺教授趁來演講的機會代大陸《史學史研究》向泓邀稿，於是把《明史紀事本末》作者這篇文章寫出來（發表在《史學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頁 62-71）。再後來，泓向教育部顧問室申請了一個讀《明史紀事本末》的讀書會，希望集眾人之力對這本書作徹底的校注工作，將各章各卷做出來。目前，這項工作還沒有完成，但已經有部分成果陸續發表。如林麗月教授《讀〈明史紀事本末‧江陵柄政〉：兼論明末清初幾種張居正傳中的史論》（發表於《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24 期[1996]，頁 41-76）發現，《江陵柄政》內容與後面的評論立場完全相反。邱炫煜教授《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新詮》（發表於《簡牘學報》，第 15 期 [1993]，頁 235-257）考證出，《明史紀事本末》中的「谷應泰曰」和蔣棻的《明史紀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一模一樣，同時《明史紀事》大部分章節名稱和《明史紀事本末》也完全相同，確定是谷應泰抄來或買來的。當時谷應泰找了一批人來編寫《明史紀事本末》，每個人依據史料不同，屬於急就章，有些內容和史論是硬湊起來的，就編輯來說不是一部好書。張岱寫《石匱書》時在谷應泰那裏看崇禎朝的邸鈔，一方面寫自己的書，一方面也幫忙谷應泰寫《明史紀事本末》。胡一民研究張岱就發現《石匱書後集》中一些篇章與《明史紀事本末》內容一模一樣，如李自成、張獻忠等部分，有一稿兩投的可能。未來希望能有時間，多找幾位朋友一起完成校注工作，出版一個新的《明史紀事本末》校注本。

投入明清歷史地位討論

明清王朝處於傳統中國社會的末期階段，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一直是人們好奇的問題，也是每一位明清史研究者繞不開的課題。明清歷史地位的討論，也因此從明清史研究初始階段就開始了，但因為立場、識見以及佔有史料的差異，研究者的觀點也不盡相同，甚至互相對立。尤其是圍繞「新清史」論戰，近幾年又形成一股熱潮。

正是這樣，研究明清史的人，不論做什麼具體領域的研究，都會關注明清時代的歷史地位。我們說，評價一個人物或時代，雖要依據史實，但不可諱言，評價卻常受時空環境影響。清末以來，因為革命反滿，學界、政界與輿論大貶清朝。民國初年以來，為追求民族復興，針砭弊病，而有新文化運動，清算傳統歷史文化。離現代最近的明清時代遂首當其衝，咸以為是中西發展消長的關鍵時期，從政體專制，思想禁錮，閉關自守國策，到社會經濟停滯等，被逐漸貼上標籤。明清時代的歷史地位，因此被貶至最低。國共內戰，國民黨為鞏固政權，乃利用特務，加強對學術和輿論的控制。學者文人為反抗國民黨統治，遂採取指桑罵槐的方式，拿明史為例，以古非今，影射國民黨政府為明朝，李自成為紅軍。其中，吳晗《朱元璋傳》、丁易(葉鼎彝)《明代特務政治》和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就是最好的樣板。於是，明代的地位更加貶低，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時代，君主專制，宦官濫權，特務荼毒，朝士或熱中黨爭，或專心貪瀆；苛捐重稅，地主鄉官橫行鄉里，欺壓人民；士人苦悶，或空談心性，或奢靡淫逸。終致民變四起，國家滅亡。很多學者還認為，與秦漢隋唐宋相較，無論典章制度建設，還是文治武功，明代都缺少足以誇耀的成績，顯得黯然失色。尤其明代與緊接的清代是處於長期停滯的傳統中國社會（或稱封建社會）的晚期，本身並無克服停滯性的能力，是造成近世中國沒落的關鍵時刻，得負起近代中國衰落的責任。這種評價太受政治環境左右，並不客觀公平。泓過去也和大多數人一樣，頗受影響。但是，隨著時代進步，中國國力強化，兩岸三地經濟力量提升，尤其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經濟、軍事和學術文化突飛猛進，中國以大國姿態崛起，民族自信心大為增強，中國學者遂能比較正面地看待中國歷史，尤其是明清歷史。而世界各國學者也受此影響，開始重估明清的歷史地位。

重估明清歷史地位，最重要的起點是中國學者尤其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左派學者提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這個研究範式在五十年代以後大為興盛，不但挖掘出前所未見的大量相關史料，而且粉碎了長期占統治地位的「中國社會停滯論」，大大地推動了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研究，進一步深化我們對明清社會與文化的理解，人們心目中的明清歷史面貌為之一變。於是，重估明清歷史的著作不斷湧現。最著名的是何炳棣的“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與“Salient Aspects of China’s Heritage.”(《中國歷史遺產的幾個值得思考的顯著特色》)。而中國學者李伯重，西方學者王國斌（R．Bin Wong）、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和貢德・弗蘭克（Gunder Frank）對東西經濟與歷史之比較，又否定歐洲中心論的提法，提倡要公平看待明清中國。晚明中國被認為是十六、十七世紀的世界經濟中心，那時候的江南經濟發達，社會繁榮，文化優雅，是令今人嚮往的生活時空。為整理這一重估明清歷史地位的史學史，泓先在2011年發表了《明史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收入陳支平主編《明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頁 1-7)。最近又整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歷史，完成一篇《「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範式與明清經濟史研究》，肯定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範式為尋求適合解釋前近代的明清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這篇文章先在林文勳校長與黃純豔院長策劃的《中國經濟史講座》上發表，修改後刊登於《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年第一期和林文勳與黃純豔主編《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至於清代的歷史地位，在何炳棣的文章發表後，已在史學界取得共識，大家不再一味地反滿，貶低清朝的歷史地位。尤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強調民族融合，中華民族一家親，肯定少數民族的貢獻，清代歷史的研究與著作大受重視，不但維護整理出版主要典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代檔案，而且傾全國史學界之力編寫三千萬字的《清史》。

1996年，新當選的美國亞洲研究學會主席羅友枝（Evelyn S. Rawski）教授發表就職演講《再觀清代：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1996.11)。羅友枝不同意何炳棣對清廷「漢化」問題的論斷，認為清王朝能維持近三百年的統治的關鍵，主要原因不在於「漢化」，而在於他們對不同地區採取不同文化政策。透過整合各種不同語言，信仰不同宗教，維持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地區，清朝統治者將帝國打造成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因此能有效地處理與內陸亞洲蒙、回、藏、維等非漢族的關係，從而良好有效地統治清帝國。接著，知名的《國際歷史評論》（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1998年6月出了一期討論清朝帝國主義的專號(Special Issue on Manchu Imperialism)。不久之後，所謂的「新清史四書」，即羅友枝《清代宮廷社會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半透明之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歷史與族性認同》（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路康樂（Edward J.M. Rhoads）《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和政治權力》（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歐立德（Mark C. Elliott）《滿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華帝國晚期的族群認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陸續出版，「新清史」學派逐漸成形。2004年，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在《激進史學評論》(Radical History Review)全面評述「新清史」，「新清史」學派正式成立。

何炳棣重力反駁，指出羅友枝忽視滿族之所以能夠有效地統治人口最多、政治傳統和文化最悠久的中國，在於他們成功地運用漢族傳統和制度。羅友枝提出遼、金、元、西夏政權統治漢人與漢地，都只任用漢族官員，但在意識型態上卻拒絕漢化的說法，是片面而錯誤的。何炳棣特別分析遼、金、元、西夏四個政權最終都採用漢文化和制度，甚至意識型態上以漢族五德終始的正統論合理化其政權。何炳棣還批評羅友枝忽視國際學術研究的共識，全然不顧各種前人研究中關於征服王朝要鞏固其統治，漢化是不可避免的結論。他質疑羅友枝討論中國歷史文化，只強調占少數的 3% 的民族，放棄對占 97% 的漢族及其文化之關注，這樣的論述怎麼站得住腳？何先生強調拋棄漢化因素，就無法理解清帝國統治成功原因。隨後，西方學者和華裔學者分別就研究立場、運用史料及論爭議題核心——「漢化」問題開展論爭。2000 年以後，隨著相關論著的陸續譯介，兩岸史學界也加入討論，論爭劇烈而白熱化，甚至出現某種程度的意氣相爭。

泓因此整理「新清史」論爭的歷史，撰寫《「新清史」論爭：從何炳棣、羅友枝論戰說起》一文，說明其緣由和發展，厘清西方學界一些爭辯以及其後引發兩岸學的關鍵，既點明論爭蘊含的某些政治性質，也呼籲學者謹守學術規範，以使日後討論更能回歸學術本質。該論文在《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年第1 期(頁 1-13) 刊出後，受到各界關注，先後被收錄於《新華文摘》2016 年第 10 期（頁 57-62) 和《歷史學文摘》季刊 2016 年第 2 期（頁 32-34)，並在網上轉載，產生了一定影響。

譯注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及重估明清向上社會流動率

重估明清時代的歷史地位，就不能不提何炳棣教授的《明清社會史論》(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他在這本書中大量運用附有三代履歷的明清進士登科錄及會試、鄉試同年齒錄等鮮為人注意的科舉史料，作量化統計，分析社會流動。在資料的數量與涵蓋面，均遠遠超越前人，統計分析的樣本，進士達一萬四五千名，舉人貢生達兩萬多名。分析結果，以平均數而言，明代平民出身進士約占總數 50%，清代則減至 37.2%；而父祖三代有生員以上功名者，則由明代的 50%，升至清代的 62.8%。可見，平民向上流動機會漸減。而在清朝，尤其清代後期，大行捐納制度，導致富與貴緊密結合，影響力量趨強，遂使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何炳棣教授在書中也討論了向下流動及其導因，闡明促進社會流動的各種制度化與非制度化管道的存在。他認為，明清社會幾乎沒有制度化的機制，阻止高地位家庭長期的向下流動，均分遺產的習俗可能是最有力的因素。除縱向垂直的上下流動外，何炳棣教授又專章討論士農工商、軍民匠灶的橫向水準流動，並論及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和影響社會流動的各種因素。社會流動比較研究的結果，何炳棣教授認為明初精英的社會流動率，「即使近代西方社會精英社會流動的樣本，也可能很難超越」。

《明清社會史論》作為中國史研究、社會史研究與東亞史研究及社會科學界劃時代的經典巨著，泓捧讀已久，近年決定把它譯成中文，以廣流傳。以 1967 年的修訂本為底本，泓不只是單純翻譯正文，還做詳細注釋，除一一查對何教授引用之原始文獻，還原於譯文之中，若有出入則以「譯者注」形式說明，其特色是力求詳盡，徵引許多何先生未引用的史料和近人研究的成果。何先生認為這「足以教導入門者如何收集與運用史料」。由於這本書出版已五十年，在此期間有不少相關文獻與研究論著出版，與何教授對話。對於不同的意見及補強或修正的文獻資料，泓也以「譯者注」形式說明。長達萬言的「譯者注」，何先生讀後高興地說：「對泓這個原作者以及廣大讀者都極有參考價值」。編排上也大大改善了英文原著中的排印次序與方式，將全書每一註腳都與同頁正文密切聯繫，何先生說：「讀來令人重生親切之感」。這個《明清社會史論》譯注本，得到何先生的贊許，應該是比英文原版更為理想的版本。自 2013 年年底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印行以來，已多次刷印，最近修訂，不久將再版，北京中華書局也要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印行簡體字版。

但這本書究竟是五十年多前的著作，何先生做此研究時，只能使用北美的圖書館館藏。現今中國大陸圖書已經開放，能運用的圖書比之從前不知多了多少倍。以研究明代向上社會流動為例，明代的進士登科資料，何教授運用來作統計分析的只有二十二科，大陸各大圖書館和藏書樓現存的進士登科資料（包含登科錄、會試錄、進士同年錄、進士履歷便覽）未為何炳棣教授使用的達五十九科，共一百四十種，不但未被使用的科數是何炳棣教授使用過將近三倍，而且分佈均勻，明代每一皇帝統治時期都有，大有利於進一步研究明代舉人的社會流動。於是，泓帶著研究生到大陸來廣搜明代進士登科資料，取得明代向上流動分析樣本 57 科 15,528 件，比何先生的 22 科 6,332 件，多了兩倍半。統計分析結果，以平均數而言，明代平民出身進士約占約總數 56%，而父祖三代有生員以上功名者也約略 44%。比何先生的明代平民出身進士與父祖三代有生員以上功名進士比的 50% 比 50%，平民出身的還要高出 6%。何炳棣教授的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占了整體官員的一半以上的論點得到支持，也證實了所謂明朝「官場對有才能人士開放」的傳統說法。因此，我們的研究再度證明，何炳棣教授在科舉與傳統中國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研究史上，無論在運用的史料，還是統計分析的方法，其開創的地位及獲致結論的堅實，均歷久彌新，屹立不動。這項研究成果已分別發表於〈《明清社會史論》譯注及其後續研究：重論明代向上社會流動〉《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 17 卷上(2016.10)和〈明代向上社會流動再探〉《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15 卷 1 期(2017.04)。

致力研究回顧與史料編纂

在五十餘年的研究歷程中，泓也曾致力於明史研究回顧與相關史料等的編纂工作。1960 年代中期，哈佛燕京社資助臺灣大學歷史系編寫《中國史論文提要》。在此之前，由於政治局勢的緣故，1949 年以前在大陸出版的文史論著，多因作者未來臺而被深鎖於圖書館特藏室，學生能閱讀的書刊不多，歷史系學生的學習只能依賴課堂講義及教科書。隨著臺灣政治的逐漸鬆綁，1949 年以前出版的書刊逐漸開放，但多藏於南港「中央研究院」，閱讀很不方便。當時的系主任許倬雲老師就向哈佛燕京學社申請資助編寫《中國史論文提要》計畫，動員歷史系師生，選擇重要的學術期刊論文，編寫提要。負責明史部分的是夏德儀老師，蔣孝瑀學長和泓擔任研究生助理。後來孝瑀學長赴牛津深造，改由尹章義接替。《明史論文提要》的編寫，對泓全面掌握臺灣明史研究的方向與內容大有幫助，但不知何故書稿並未出版。泓到東吳大學以後，深感這本《明史論文提要》是研讀明史的入門好書，就在歷史學系李聖光主任的大力支持下，把夏老師交給泓的定稿整理出版。

1960 年代末期，正中書局打算編輯出版一套《六十年來之國學》(1974)，讓泓負責明史和臺灣史。他們原本要做的是關於史書《明史》的研究回顧，而泓誤會了，做了民國以來六十年間學界研究明史的成果總結，主編程發軔教授寬容大度，就依泓繳交的文稿排版印行。近年來，由於數據開放，相關著述資訊完整，發現舊文遺漏和錯誤不少，於是將原只有四萬多字的文章增補為九萬多字的《民國六十年間的明史研究：以政治、社會、經濟史研究為主》，刊登在《明代研究》第 12、13、14 期（頁 129-170、187-232、141-162）。2011 年底，承時任臺大出版中心主任的暨大老同事項潔教授邀約，將這篇文章連同其他評介明史研究學者及其作品的文章集結起來，以《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為題出版。

泓編災害史料也和建國中學老同學茅聲燾教授有關。當時他們主持國科會「臺灣大型防災研究計畫」（1982 年起，五年為一期，共三期），研究臺灣地震、風災、水災、旱災，有儀器的數據從日據時期開始，但沒有儀器的年代只能靠史料補充，遂計畫做地震、風災、水災、旱災和冰雹雨雪等災害史料的編纂。由於計畫人員都是理工背景，對史料的搜集考證不熟悉，於是茅聲燾找泓來編一本日據時代以前的臺灣天災史料集，泓就找了吳密察教授、賴惠敏教授、李今芸教授、牛道慧教授等幾位朋友，在方豪老師《二十世紀以前臺灣地震記錄匯考》（發表於《現代學苑》第 1 卷第 1、2、3 期[1964]）和曹永和院士《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增補。我們從故宮博物院藏的清朝檔案和臺灣公藏方志中抄出相關檔案數據，最後由泓來逐一整理、考證和注釋，並請賴惠敏畫了一系列的清代臺灣地理沿革圖，這本書稿《清代臺灣天然災害史料彙編》1983 年由國家科學委員會出版，成為許多研究臺灣震災、風災學者的主要資料。

1999 年臺灣 921 大地震後，災害問題愈來愈受到重視，在廈門大學陳支平教授的建議下，泓在既有的基礎上進行增補工作，把過去未發現的史料，特別是大陸檔案開放後陸續發現的大量新史料納入，在暨大博士生張繼瑩協助下，編成《清代臺灣自然災害史料新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新編的史料集篇幅，比原來增加了約三分之一，不但豐富了災害實況的記載內容，而且改正了一些舊編的錯誤。

培育明清史研究人才

泓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先後在臺灣大學、暨南國際大學、東吳大學等指導碩士研究生四十七名；從八十年代起，先後在臺灣大學、中國文化大學、暨南國際大學等指導博士研究生十名。他們畢業以後，很多人留在臺灣、香港、大陸以及美國、韓國等科研院所、高等學校，繼續從事明清史研究和教學工作。經過他們自己的刻苦努力，許多人已經成為知名的明清史專家。例如，賴惠敏是泓指導的碩士（1982）、博士（1989），畢業後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工作，擔任研究員，學術專長為清代家族史、社會經濟史，著有《明代南直隸賦役制度的研究》、《天潢貴胄：清皇族的階層結構與經濟生活》、《續修澎湖縣誌‧財政篇》、《但問旗民：清代的法律與社會》、《清代的皇權與世家》等專著，並發表論文數十篇。2014 年，她因專著《乾隆皇帝的荷包》而獲得科技部頒發的年度傑出研究獎，這是臺灣地區獎勵傑出科研人才的最重要獎項。現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的于志嘉，就在泓鼓勵下寫作學士論文《明代的軍戶》（1978），而終身研究明代軍戶與衛所，著有《衛所、軍戶與軍役：以明清江西地區為中心的研究》、《明代軍戶世襲制度》等。邱澎生是泓指導的碩士（1989）、博士（1995），先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工作，擔任研究員，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他關注明清商業法律與市場演化，出版《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當法律遇上經濟：明清中國的商業法律》“The Discourse on Insolvency and Neglige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等專著，發表論文數十篇。邱仲麟是泓指導的碩士（1991）、博士（1997），先任淡江大學副教授，現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著有《獨裁良相張居正》《人口增長、森林砍伐與明代北京生活燃料的轉變》《保暖、炫耀與權勢──明代珍貴毛皮的文化史》《明代的煤礦開採──生態變遷、官方舉措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等書文百餘部篇，在明清都市社會、生態環境、明清社會慈善、中國近世醫療文化等領域均有建樹，獲得過中央研究院2006年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巫仁恕是泓指導的碩士（1991）、博士（1996），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專長領域是明清城市史與明清社會文化史，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明清城市群眾集體抗議、明清物質文化與消費文化，出版《奢侈的女人：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等，發表論文數十篇。費絲言是泓指導的碩士（1997），現為美國賓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歷史系教授，其《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和 Negotiating Urban Space: 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對史學界影響甚大。唐立宗是泓指導的碩士（2001），現為暨南國際大學副教授，出版有《在「盜區」與「政區」之間》《從〈定氛外史〉看明代惠州礦徒事件、劃疆分邑與士民議論》等書文十數部篇。吳大昕是泓指導的碩士（2002），研究倭寇，著有《猝聞倭至—明朝對江南倭寇的知識(1552-1554)》等，現為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

另外，泓還指導一些國際學生。如韓國尹貞粉是泓指導的碩士（1982），現為韓國德成女子大學教授，曾任韓國東洋史學會會長、明清史學會會長。

對於研究生的指導，泓首先注重基本功，要他們熟悉中國史尤其明清史的基本史實、史料學與常識，遵守學術規範。大家依各自的興趣與能力，選擇研究關注的領域。先熟悉相關領域的研究狀況，研讀重要論文、專著，然後再找題目。題目決定後，便開始擬定研究計畫，注重問題意識的梳理，還要總結前人研究成果，找出前人研究的破綻或不足之處，作為入手的著力點。泓還鼓勵同學們去外系修習相關輔助，學科，協助建構自己的研究與解釋體系。在臺大教書時，邱澎生、費絲言、巫仁恕、邱仲麟等都去修習黃應貴老師的人類學，對他們的論文幫助大。泓還要求他們培養討論的風氣，大家同讀一本書，交流心得；擬好的研究計畫和寫好的文章，師生一同論辯，效果很好。同學們選定的領域都不一樣，但皆卓然有成。

除了在臺灣教書授課、指導研究生，近些年泓還被聘為大陸廈門大學人文學院終身講座教授、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吉林師範大學講座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客座研究員、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講座教授等。尤其在廈門大學、南開大學，泓都開設了明清史課程。教書授課、指導學生，也是泓的樂趣。

回顧與展望

雖然在這四十多年中，泓作了一些研究，探討了一些問題，也有一些發現。但越來越覺得自己所知甚少，至今還有太多的明清史事泓不知道和不了解，有太多的問題要進一步探討。如今已經到了古稀之年，應該退休了。今後想做的事，除了將手邊未完成的研究計畫執行完畢，就是要把已結案的研究計畫寫成論文，並且整理舊作，集結成書，給自己的研究生涯作個總結。

經常有一些年輕的朋友問泓該如何進入明清史研究之門，泓除以上述回顧來現身說法外，對於正在學習明清史及未來可能投入明清史研究的年輕朋友，泓期許他們能夠從「通」、「博」、「專」三個方面努力。「通」與「博」是對歷史基本知識的掌握，「專」是對自己關注的研究領域下的功夫。但這還不夠，應該注意到史學的經世致用，及其對個人為人處世的作用。

「通」、「博」是做研究的基本功，要研究明清史，中國通史尤其是明清通史知識要豐富，基礎要穩固，選擇幾部重要的明清通史書籍認真地讀，基本史實要記憶，人地時事應有基本概念，不能到時候再查。「專」的部分是指自己的研究領域重要的問題及其相關論著要熟讀。在「通」、「博」的基礎上，瞭解自己的研究與整體大歷史之間的關係，雖然為了研究需要，下筆之時不免要有所取捨，但有大歷史的基礎，小歷史才不會被切開，孤立起來。做研究要從前人研究成果出發，以前人研究為基礎，並能與其他相關論著對話，因此必須確實掌握前人和近人研究的成果。為熟悉研究行情，應讀一些研究回顧和研究入門的書，並應擺在手邊，隨時查找，如：山根幸夫的《中國史研究入門》、岸本美緒等編的《中國歷史研究入門》、日本史學會編的《史學雜誌》每年的5月號《回顧和展望》、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編的《中國史研究動態》和《中國歷史學年鑒》等，都是合適的參考。要注意新書、新文章，經常逛圖書館或上 Google 搜尋，以跟上研究行情。特別是幾個重要學報如我們的《明代研究》、《新史學》，大陸的《明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歷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日本的《東洋史研究》，美國的 Ming Stud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要常常去看，對自己的研究領域各方面行情才能跟得上。

年輕朋友們對於研究領域，一定要有所抉擇，應選擇自己真正關注且有能力去做的領域。選擇的方法是在「通」、「博」的基礎下，瞭解前人尚未解決的問題，並能兼顧自己的興趣。選領域儘量不要只顧追風、追流行，做研究最忌諱是不問自己的興趣，不管自己的能力，隨著流行走，大家在做什麼就去做什麼。其實每個人條件不同，如果不顧自己的興趣，一味追求流行，做自己沒有興趣的題目，就很勉強了。掌握做研究需要的工具也很重要，所謂的工具包括做研究需要的語文與輔助學科的能力，要考慮自己有沒有這些能力，如果沒有就要去補課，例如做清史可能就要花時間去學點滿文。要不然，就要避免做自己能力不逮的題目。

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是資料。以前學者要花很多時間上圖書館，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抄數據。現在資料搜集越來越方便，許多大部頭的書都有電子版，甚至是可以檢索下載的電子資料庫，省卻許多來回圖書館和抄寫數據的時間。尤其大容量的外接硬碟，越做越小，價格越來越便宜，整個圖書館藏的明清史料往往可以放入一個 2TB 的隨身硬碟，帶在身邊。許多研究期刊的資料庫如「中國期刊網」等都可以在家裏與圖書館聯機，隨時下載閱讀。但切記不要過分依賴資料庫，特別是可檢索的資料庫。應注意以關鍵字檢索資料庫所搜獲的數據往往零碎而不完整，而且不看全書往往難以真正瞭解該書作者的寫作用意與目的，實際上這是一種斷章取義的搜集資料方法，從研究的角度而言是十分危險的，何況許多資料庫本身並不完整，甚至是錯字連篇的。因此，一些重要史料如《明實錄》《清實錄》這一類基本典籍應儘量自己讀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進行研究就容易得多。黃仁宇就說過，他是在通讀《明實錄》的基礎下寫就許多著名作品。另外，建議年輕學子應利用省下跑圖書館抄數據的時間，加強一般研究者較缺乏的問題意識、切入點、分析方法、解釋理論等等能力，好好精讀相關領域的經典之作，研究前人經典論著是如何建構問題意識，因問求法，選擇切入分析的方法與解釋的理論，學習如何組織論文的結構，如何建立論述的邏輯。唯有如此，才能從溫故出發，啟發知新，自然而然培養出自己研究的本領。

最後，就是關於「繼承傳統」的問題。今日歷史研究與中國傳統史學最大不同在於注重事而不注重人，往往忽略歷史中人物、人群的作用。須知唯有知道人在歷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從中總結經驗及教訓，才對「個人」有利。今日歷史研究朝向注重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社會文化史研究，對個人在職場上、在社會上待人接物相關的史事，對國家民族及世人命運相關的重大事件，漠不關心，尤其不論褒貶，不論是非善惡，造成歷史研究零碎化，與現實脫節，寫出來的學報論文沒什麼人要看，「聞見雖多，辨證雖詳」，也不過是王夫之批判的「玩物喪志」之學。那麼，歷史研究就會變成只是個人在職場上混飯吃的職業，而不是志業。我們讀歷史，為職場所需而研究撰著，自是無可厚非，但還是應該儘量與應世相關。如果歷史研究能回歸中國傳統史學精神，強調歷史教訓及學習為人處事方法之初衷，以之為「為己之學」而非「為人之學」，作為志業而非職業，讀書才不會白讀，歷史學才不會被社會所遺棄。

我們從事史學工作的人都應該好好地讀王夫之《讀通鑒論・敘論》，學習傳統史學增長人類智慧及應世能力的方法。把歷史人物當作自己，討論他們的抉擇，抉擇的依據，評論其成敗得失。例如讀完明朝開國史之後，我們來討論如果我們是朱元璋，面對元末動亂之後的爛攤子，這個大局有哪些當務之急，找出明初國家社會面對難題的關鍵字，一件一件地討論朱元璋對問題的瞭解及其解決之道，評論其成敗得失，假設我們來做會不會也採取和朱元璋一樣的政策，如果不是，可能會來什麼不同的結果。把歷史情境當作我們訓練自己能力和增長智慧的場所，歷史研究就能活起來了。雖然這不合現代學院內的規矩，可能會被譏為野狐禪，寫成的文章難以被 SSCI、CSSCI 或 THCI 期刊接納，但對自己的處事能力與心胸之拓展大有幫助，不是只會寫學報論文的小儒，而是能應世的大儒。現代的中國學者應該有兩套本領，一方面要能寫學報論文，瞭解國際學術界的行情，與他們接軌，並駕齊驅；一方面要繼承傳統，學習古人從歷史中學習歷史人物的經世致用經驗，出處抉擇之道，成敗得失的教訓，並能將心得用於實務上，用於日常生活的為人處世上。如此歷史學才是有用之學，才不致淪於王夫之說的「玩物喪志」。願與我們有志於史學的朋友共勉之！

附註：本文係徐泓將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聖明極盛之世？——明清社會史論集》的代序。部分內容見於曾美芳博士〈專訪徐泓教授〉，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通訊》，（電子期刊）第 36 期（2013.07.15）和何孝榮教授〈明清史研究的學與思：訪徐泓教授〉《中國史研究動態》，2018 年第 3 期（2018.06），頁 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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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元問學之二】白培霖老師：老子道德經的帝王學第3講摘要

文／蔡正道

編按：毓老師曾說：「不讀孔子不知中國文化之博大，不讀老子不知中國文化之精深。」奉元學會常務理事白培霖老師，於夏季開講『老子道德經的帝王學』課程，發揮毓老師治學的實用精神，分享老子領導統御的智慧，以及將這套學問運用在工作及生活當中的體會，頗受學員歡迎，座無虛席。許多學員反映，課程結束後依然意猶未盡。因此，編輯部特別邀請蔡正道學長幫忙摘錄課堂重點，羅列摘要，以饗同好。本篇為第三講的摘要，總共四講。

《老子》講「報怨以德」，儒家講「以直報怨」。
「圖難於其易」，做困難的事情要從簡單的事情入手。只要把眼前事情做好，一步一步就可以達到未來。如何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繼續運作？如何從每一步中針對眼前來做反應、調整步驟？只要不停地做，到了最後通常都可以達到。
「為大於其細」，想要做大事，必須要注意到細節。美國有研究者計算出，我們人一生共花掉五年的時間在「排隊」（如上廁所、等車等）。如果我們能把這些時間善於利用。把零碎時間累積起來，積沙成塔。《老子》有個重要思想就是「積」，一點一滴地累積起來，這些小時間慢慢地就變得很大。
不只是好事，壞的事情也是從一點一滴累積起來。「勿以小惡而為之」，以為沒人知道而去做違心之事，便是墮落之始，因為「我的心」知道。在社會生活上，「破窗理論」也可以應證這個思想：小惡可以漸漸累積成為大惡。
風水沒有用，但是我們自己累積德行，好心有好報，絕對是有用的。不過也常看到很多人好心沒好報，毓老師說，「好心一定有好報。老實的人吃小虧，不吃大虧。」另外如果對自己父母都不孝順，求神無益。父母是我們家裡的神。
「輕諾必寡信」，隨隨便便答應人，而能把自己答應的事情真正實踐出來，是很少的。「信」非常重要，論語中有一段提到：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領導統御最重要的是信任。
信任事很難建立而很容易摧毀的，需要一點一滴地累積起來，像搭帳棚一樣，必須滴水不漏，才有信任。又像氣球，只要有一點小破洞，很容易讓氣球爆炸。破鏡重圓後的裂痕永遠留在那邊。
勇於認錯，並說明自己下一步要怎麼做，反而比較容易得到人的信任。這世界上沒有不會犯錯的人。不怕犯錯，只怕自己改過的速度太慢。
我們不是只有在大事上才注意言可信，而是在日常小生活上就要練習，因為很多細細小小的事情累積起來，就變成大事。
女生與男生溝通，最要注意的是對方的「面子」；男生與女生溝通，最要留意對方的「情緒」。所以如何溝通？在「大人物」（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時代，軟實力變得更加重要。怎麼與人溝通？怎樣了解對方？在 21世紀遠遠比會做科技來得重要得多，這是永遠不會被取代的。
物理上兩點最短的通常是直線，而人與人之間直線通常是最長的距離。繞一圈過去，能夠達到終點的阻力反而更小。
「多易必多難」，如果把什麼事情看得太容易，反而會遭受到很多困難。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形。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第二十四章

為什麼需要「企」（墊腳根）？表示能力不夠，卻想要讓別人覺得我的能力很夠。《易經》裡面有鼎卦、革卦。為什麼鼎的腳會斷掉？因為能力不夠，但付得責任太大。毓老師曾批評當時的當政者都是「區公所程度」，所以把國家管理成這個樣子，不但自己出問題，也壞了整個組織。有時因為主事者自己個性的缺點，造成整個組織都很「苦命」。
大部分公司，對忠誠度的看重高於能力。有能力，不要自以為能力很強，而忽略了人際關係。能力是第二義，第一義是要跟對一個老闆，然後成為是團隊中的一份子，而不是單打獨鬥。要有眼光選擇對的團隊。
領頭的要有下屬的信任，下屬要讓領頭的知道你是他的子弟兵。帶頭的人，絕對不能傷子弟兵的心，否則丟掉的就不是一個人，而是整個團隊都會被你丟掉。
《中庸》有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中「體群臣」，要體諒身邊重要幹部的心，這樣他就可以變成你的子弟兵。
「自伐者無功」，我們平常多誇獎別人，多把好處給別人，對自己的幫助是比較大的。要在社會上成功，已經很困難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有人在旁邊等著落井下石，這對我們是有很大的傷害，所以平常不要樹敵。「愚者好自用，賤者好自專。」很多中階主管都不敢承認自己的錯誤，下面的人又怎麼會信任你呢？
「有往學，無來教」，老師不能像賣藥的一樣到處去賣。

上善若水。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為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第八章

很多人以為《老子》「無為」，什麼事情都不做。非也，《老子》一直講我們要幫忙別人，要「滋養」萬物。現在人不是，一天到晚與人爭這爭那，就算爭不贏也偷偷打人一下。水則是到自己不喜歡的地方去滋養萬物。怎麼滋養？有七個方式。
「居善地」，善地是不會出事的地方，什麼地方不會出事？沒人要去的地方。居在別人搶不走的地方，這就是孫子兵法講的，藏要藏在九地之下，別人是沒辦法打的。所以《孫子》絕對是出於《老子》。
「心善淵」，要像在非常深的水潭裡面，外面可以大風大雨，但心完全不動，這才是厲害。碰到任何事情，不要急著去反應。碰到大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先睡一覺。另外，在深淵的心，不要被人用餌釣出來了，日常生活中有太多釣我們的餌了。會被餌釣出來，通通都是欲望。有非份的欲望，就容易被釣走。
「與善仁」，仁者愛人，無不愛也，就是能普施大眾而不求回報，就像下雨，雨露江河。以仁對人，以義鎮我。仁也如同能生的種子，不像「孟山都」的種子。
「言善信」，當年毓老師罵我們的嘴巴像是「租來的」，好像不一直用它就覺得吃虧了。《周易繫辭》：「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講一句好話，別人聽了三春暖，講一句不好的話是六月霜，所以講話非常重要，要知道自己講的是什麼。《禮記學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不要完全不分差別，一天到晚想教育人家。這世上誰都想學，但沒有人想被教的。
「正善治，事善能」，水的能幹在什麼地方？大可船運，小到洗衣煮飯也需要用它。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位是政務官，職是事務官。所以「選賢舉能」，賢的人是要選出來的，德行好的人去提拔能做事的人。如果能者在位，賢者在職就糟糕了。
「動善時」，水的德是「盈科而後進」（《孟子離婁下》）。當往大海流的途中掉到小水坑時，不要在裡面怨天尤人，這於事無補，應該就專心地把水坑填滿，就可走到下一階段了。另外一個體悟是，天下不平，但凡我經過之處，必能「盈科」使其平，最起碼用自己的能力把不好的情況變得好一點。只要我秉持著服務人、幫助人的心，這世界上就開始變得比較公平了。只要我們心好，便能開始改變周圍的環境。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第二十六章

《孟子》也講「集義」，換句話說，童子軍的日行一善都是「輜」。
每個人都有「主君」，就是我們的「心」，這顆心非常尊貴。能不能管好這顆心，讓其不要輕舉妄動！「輕」是我的心，「躁」是我的意，所謂「心猿意馬」，這兩個我們要能抓得住，抓不住就很危險了。要常常注意自己的初心。
最不值得去爭的就是那一口氣。活著的這一口氣都還在啊！爭的那一口氣是虛假的。為了這一虛假而丟了寶貴的，是不值得的事，所以要抓住自己的心。
在生氣當下要告訴自己「不生氣」，很困難，硬壓也傷身。我們可以試著跳出來看自己「在生氣了」，這時氣就會自己跑掉。
今天社會滿亂的，碰到事情，我們要有本領做中流砥柱，成為大家的「大石頭」，碰到什麼事情我們要能頂得住、能助人解決問題。那如何能定得下心？先從簡單自己的生活做起。
「燕處超然」。「燕」與「閒」不同。還在家裡客廳，沒有換衣服，這是燕。當準備休息、換成睡衣了，這叫閒，所以燕居時可以見客人，但閒的時候就不能見客人了。某次有人來找毓老師，毓老師說，「我已經閒著了」，那人不明白，回說，「就是你閒著我才來找你啊！」毓老師的「閒」是已經換成不見客的衣服了。
心定不定還有一件事情可以檢視。現在人得到什麼，自己都守不住、忍不住，很開心想與人分享，但這裡面要注意對方的感受。如果可能的話，「肉還是埋在碗裡面吃。」
「雖有榮觀」，要常注意我們給下位者「觀」了什麼。毓老師曾說，任何批評我們的人都要看一下，那人有沒有資格批評？一個沒資格批評我們的人，隨便戳一下我們就跳起來，這樣會有成就嗎？不可能讓天下人對我們事事滿意。
要相信自己的好處、尊貴。我是天民，所以修我的天德，自然有我的天爵，便會有我的天祿。
人怎麼往下修？善人的特色是，「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再往下修成賢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再往下成聖人，「聖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儒家最高的是大人，「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所以儒家一路上來，能造福的群眾愈來愈多。
道家反過來，它要人們從人變成「小孩」，小孩子是「充滿無限可能」，然後變成「嬰兒」。嬰兒是「無私」，會把到手的糖給你。等到哪天會把糖藏到背後時，就從嬰變成小孩了，所以儒家與道家走的路是不一樣的。儒家是非常辛苦的學問，必須「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可是往道家的路上走，可以「無為，而無不為。」
每個人都有自己在世上的任務，我們知不知道自己的任務？絕對不是來開開心心地吃一頓過了這一輩子。所以要不停累積錙重，管理好心君，然後知道自己要幹什麼，才去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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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元問學之三】西洋近現代史課堂心得——李約瑟難題與外王思想

文／廖鶴群

編按：今年的春季課程，李淑珍老師開講「臺灣當代文化史」課程，講述深入淺出，生動活潑，頗受學員好評。今年九月開始的秋季班，李老師接著講授「西洋近現代史」，本期再次邀請該課堂的學員廖鶴群撰寫上課心得。

十月，李淑珍老師的西洋近現代史課程進入了十八世紀，講到了啟蒙運動、科學革命以及工業革命等等。一方面，我們經由李老師細緻的講述，深入瞭解了西方歷史發展的軌跡；另一方面，或許一個關心中國文化與中國歷史的人，也總是會在此時不由自主的聯想到一個問題，那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s Grand Question）」。這個問題由英裔的中國科技史學者李約瑟在一九三〇年代提出，他問道，「Why did modern science, the mathematization of hypotheses about Nature, with all its implications for advanced technology, take its meteoric rise only in the West at the time of Galileo [but] had not developed in Chinese civilisation or Indian civilisation?」，換句話說，儘管在人類科技史上，中國取得過成功，也有許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多年以來，許多學者從哲學、歷史、經濟、社會科學等各種角度出發，試圖對李約瑟難題做出回答，各有各的獨到見解。儘管至今對李約瑟難題仍未有定論，但在研究過程中也並非沒有形成一些共識。當中最重要的共識，應當是釐清了西方的科學——或者說是歐陸的科學——與中國的科學是兩種不同的典範模式，正如同中國的科學與伊斯蘭世界的科學有不同的脈絡取徑一樣。因此，它們從事科學的方式，關心的問題、發展的時間跨度均有所差異，我以為，西方的科學並非一把公規的量尺，而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模型。在這個前提之下，西方的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沒有搶先在中國發生，也就不足為奇——因為那是屬於「西方的」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

譬如，西方的科學，在實用技術的層面（科技）之外，其實也蘊有其獨特且重要的精神傳統。試舉如下：

一、為真理而真理，求全知之求真態度。此種精神是西方最根本的科學精神，源於希臘。

二、「知識即權力」的戡天役物之態度。培根（Francis Bacon），曾提出要以科學的力量征服宇宙，此種「向外征服」的意態，可能源於羅馬。

三、因謙遜與信仰而求知。康德（Immanuel Kant）堅持「本體」不可知，作為主體的人只能謙虛而現實地去求知以不斷擴充「現象界」。又譬如牛頓（Isaac Newton）認為自己畢生的研究旨在證明造物的完美。這一態度可能源於基督宗教之傳統。

從這三點當中，我們可以發現，西方科學其實而非只是那種放諸四海皆準的數理邏輯系統的「科學」，其背後有西方獨一無二的文化因素，包含地理、歷史、宗教等等各種因素，絕非任何文明可以直接搬移或複製的。

不過，承認中西差別的這一共識雖然在根本上對李約瑟難題有所分疏，但並沒有就此解決問題，或者說，還進一步引起了更多疑問。譬如，中國的科學與西方的科學究竟有哪些差別？這些差別從何而生？中國之「缺乏」西方科學的文化背景，是不是代表中國發展不出現代化，科學無法生根呢？不幸的是，近代以來，有許多人將中國傳統文化認定為阻礙科學發展的元兇，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互不相容，以此作為上述問題的解答。但我認為事實或許並非如此。

即以現代化而論，倘若我們以韋伯（Max Weber）所論，將現代化視為以「功效理性」為基礎而推展的「理性化」這一發展過程，則中國傳統文化裡的「功效理性」，一直是相當充分的。《尚書．大禹謨》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者，盡人之性以正人德，盡物之性以正物德，而後利用，最後仍然是為了厚生。蕭公權曾認為中國人過份重視實際，過份講功效，有其道理所在。如先秦諸子，均是為了拯世而思索奔走，近代從清末自強運動到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系列的變革，雖然有種種取向之別，更無一不是以「富強」為目的。即便如民主這類政治制度，也經常被視為使國家獨立繁榮的途徑，而非以超越的態度信仰其本身的價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格物致知仍然是為了治國平天下。這都是非常實用取向的功效理性。

那麼，中國傳統文化既然如此重視實際的「功效理性」，是否就因此忽視了西方科學那種為求真而求真的「超越理性」呢？我認為答案也是否定的。中國的「超越理性」，在傳統儒家精義裡有很明確的趨向，或許能以「道問學」精神為代表。又有清儒錢大昕曾云「學問乃千秋事，訂訛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已有求真的實證精神，而清代考證學的末流被認為為考證而考證，其實也能稱得上是「為真理而真理」了。由此可見，中國並非沒有純粹的超越性求真精神，只是並非表現在自然研究上，而是重視人文研究，從此而有「格心」與「格物」之別。中國傳統文化一向不認為單憑物質的成就與客觀認識即可治世，《禮運．大同篇》是大家所熟悉的。在這段文字裡，我們絲毫不見任何有關「技術面」的描述。這種對人文的，道德的超越取向在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裡始終是第一義，其作為「功效理性」的終極關懷，也使得「功效」不致淪為「功利」。

事實證明，保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臺灣、新加坡等華人社會不僅完成了現代化，而且避開了西方歷史上的宗教、種族等障礙，進步得非常迅速。關於中國傳統文化在此方面的助力，也有許多學者留心。可惜的是，不能否認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的傳統文化精神確實淡薄了，也因此失卻了制衡功利取向的憑藉。中國人的人生一向混成一片，俗世與道德一體兩面，當物質與功利主義侵蝕了文化傳統，人生與社會便不免沈淪難以超拔。與此同時，在學科日益專門化的當下，理工學科與人文學科壁壘日益分明，「隔行如隔山」，不僅理工學者對人文學往往未及措意，文史哲學者也往往對理工知識不甚留心，各行其是，學院派的門牆日益高深。

面對功利觀念瀰漫的今天，以及人文學問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鴻溝，我以為傳統文化中的「外王之學」或許是是兩者間很好的過渡橋樑。儒家內聖外王思想中的許多精神資源，如注重實踐性、知行合一，「道器不二，方可致天人合一」等等，都有助我們會通道德的、人文的精神與物質技術、自然科學的真理。須知自然科學與物質技術之瞭解、應用，背後仍必有一「人」。外王思想的意義轉化，或許正在於將自己（的道德實踐）積極的關涉到外在世界中，而對社會與自然的「外在實在」的客觀瞭解，則可以促進這種關涉。換言之，知性的研究也有外王的意義。此種轉化如何理論化，固仍有待於討論，然其實踐當下可行。知難不礙行易，行中亦是為知。　　回過頭看李約瑟難題，我想在「過去」的一面，大疑難已經解決，剩餘的主要是學術細節問題。我們認識到各文化發展有其獨特性，[1]也證明華人社會能夠現代化並取得科技上的成功。此外，如牟宗三先生的「新外王學」，也為我們證明了在邏輯上，中國傳統文化具備著開出（西方式）科學的可能性。因此，如今相較「為什麼不能」的問題形式，「如何能」的問題形式也許更為要緊。今天，已經有許多學者致力於予中國傳統文化以現代的轉化，以求銜接現代社會，為人類文明提供新的思想資源。而我以為，在　毓老師所教導的夏學裡的外王之學，重視實學，既讓理工科學學者懷抱有人文關懷，也敦促人文學者多加瞭解理工科學，除了自我的修身，也得多著眼於現實，博學有容，實事求是，毋意毋我，以求成己成物，正德厚生。這應當正是當前我們所最需要的一種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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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約瑟本人即從地理環境出發，云：「如果中國人有歐美的具體環境，而不是處於一個廣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斷，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叢林，東面是寬廣的海洋的這樣一個地區，那情況將會完全不同。那將是中國人，而不是歐洲人發明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歷史上偉大人物的名字將是中國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頓和哈維等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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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元薪傳】新書《孔子易》簡介

文／許仁圖

編按：奉元學會理事許仁圖學長於上個月（2018年10月）出版新作《孔子易》一書，整理分享跟隨毓老師學習《易經》的心得與體會。機緣難得，本刊特蒙許仁圖學長同意，轉載新書簡介資訊，以饗讀者。

先師稱許熊十力為學「用心深細」，而形容自己為學「小氣」，每一個字都不放過；在先師的教悔下，我深悟為學要「表裏如一」，不只念表面的文字，還要透視裏面深意。我自認學《易》四十年後，終於釐清了《孔子易》和《古易》的分際，才有勇氣向學《易》的同道報告：我們學的是《孔子易》。

「不占而已矣」、「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是《孔子易》的要旨；孔子戒占，顯示先民重占筮。那麼，孔子既言「不占而已矣」，為什麼還講了「天地之數」、「大衍之數」？本書因而首章寫「卜筮是理性行為，學《易》不算命」、第二章寫「知占不占，正宗蓍筮方法是孔子教的」，並且在第六章寫「孔子學的《古易》，其要无咎」、第七章寫「古今一王者，我們學的是《孔子易》」、第八章「《孔子易》是富有大業日新盛德」，六、七、八這三章敘述的是《孔子易》和《古易》的不同；也就是說，有一半的篇幅在解釋我為何以《孔子易》作為書名的原因。

《易》的辭、變、象、占、爻等都非孤立名詞，而是相關相連，言象難免說爻，講變一定要提到占，因而在不同章節難免重覆敘述；又因個人有些看法和傳統不同，難免反覆絮叨和申論。

先師說包犧氏始作八卦是為了「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所以卦皆談人事，所談的皆人易犯的毛病，而《易》之智海，總開生路，決無絕人之路。近十年來，我天天讀《易》，以《易》印證自己的患難人生，寫了自己六十年的生命歷程「絕路盡頭還有路」，還希望把先師啟示的《易》道公諸社會，但自覺才學魯鈍，讀《易》未通，直至近年才有所悟。

思想立說沒有是非對錯，只有層次有別，就看讀的人能不能接受。《孔子易》有些論點和傳統說法不同，個人拙見不求大家接受，只求大家指教。

購書連結

博客來：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03956

三民：http://www.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698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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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發表】奉元書院易經筆記本─107年度會員大會紀念品

文／秘書處

隨著 107 年度的會員大會，在眾會員滿懷著對毓老師精深廣博學識的思緒下圓滿結束。其中今年大會的一大亮點即是推出了「奉元書院易經筆記本」（下圖左一）作為此會的紀念品。

毓老師講解經書，以《易經》為歸，過去學生必先修習四書滿一年，始可深入研習《易經》、《春秋》。足以可見毓老師對《易經》的重視以及對後學的高度期盼。

「奉元書院易經筆記本」的內容是摘錄自《毓老師講易經》，併邀請毓老師門下弟子合力修編，進而完成毓老師當時言簡意賅的解釋，與《易經》六十四卦完整的編排。另外，此次特地邀請國立歷史博物館展覽組研究員─蔡耀慶老師擔任藝術總監，從筆記本的外觀、內容的編排等，皆從習《易》者的角度來出發。務必帶給廣大的《易經》愛好者一番全新的體驗。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一下內頁與購買連結（如欲購買請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