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跟各位學長分享的，是一句話叫「閑邪存其誠」，我們要非常小心去面對內心的龍跟虎。我們說降龍伏虎，外誘叫做龍，而內欲，一己之私，叫做虎。降龍伏虎其實是降自己的外誘還有一己之私。我們學政治的跑到媒體，在那個時代可能想走修齊治平的途徑，希望為大眾做些事情，就到了媒體。因為當時還是解嚴前夕，如果沒有太顯赫的身家背景，大概很難直接從事政治，把心中認可的價值觀推行出來。從政不可能，如果不走學術，大概只能走到媒體了。老師教導我們的，多半是靜下來思考分析詮釋的訓練，電子媒體需要的是描述的能力。所以從原來Interpretive詮釋，到了Descriptive描述，就像把一塊大玉雕雕雕，到最後只剩下一個小的玉戒指，要廢掉很多可用之材。因為電子媒體本身荒疏的特性，膚淺的特性，以至於在老師這邊上過課的學長姐們，最後多選擇進入印刷媒體，而不是電子媒體，包括我的學長郭崇倫跟以前的主管胡元輝。進入印刷媒體可能可以保存一點「真氣」，把原來分析詮釋的訓練，變成一句兩句，一篇兩篇文章。在電子媒體就難了，左耳進右耳出，很難透過電子媒體讓人留下什麼。我進入電子媒體後，常常看到政治跟媒體之間的糾葛，以及人跟人之間的糾葛，不是辦公室的人跟人，而是人民跟權力之間的糾葛，私慾跟公義之間的糾葛，都滿赤裸也滿粗暴的。今天談慎獨，這邊列出來我淺略知道的，包括從孟子、從荀子、從大學中庸，還有明末的大儒劉宗周，跟後來曾國藩的誡子書。這一路下來我簡單的體悟就是「誠」。如果老師曾給我什麼樣的話，讓我經常拿出來鞭打自己，就是「不誠無物，不學無術」。老師不斷提醒我們，人啊不要自欺。老師常常開玩笑，也是認真地講，如果連老婆都不信任你，這個人大概就無可取之處了。我們倒過來說，女性如果連自己的子女都唾棄你，大概也就真的不成為一個人。我還沒有跟老師學的時候，看到的慎獨就是，一個人獨居的時候要謹慎，一個人時也要注意，要不欺暗室。之後我們看到歷代的大家也這樣註解。我後來想，這未嘗不是一種入門，終究它點出了一個獨字，也就是我自己。
那我自己跟你自己，跟他自己，中間的串聯是什麼？老師有一次提過，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身曰心，最後他加了「在己曰獨」。老師一直在講一以貫之一以貫之。那一刻我終於貫通了，原來天命、人性、身、心、己、獨是一貫的。所以慎獨其實是慎自己的那個元，慎自己之所以為人，之所以能有天命的那個東西，我們稱它the thing好了。這講得有點玄，有點奇怪，無以名之，就是那個根苗。老師也講過，聽他講時我不懂，愈大愈懂。他說中庸就如同佛家的心經，我後來才明白，原來如果能夠讀懂心經，就見性了，就能明心見性，立地成佛。讀懂了中庸，就知道自己如何努力成為一個儒者，也是從誠開始。
我是台大政治系的，75年應徵中視，還沒有面試就已經被封殺了。最後有一個人救了我，過程很有意思。當時我沒有辦法說服他們我是你們要選的人，因為他們怕台大，那時台大叫台灣獨立大學。他們私下開玩笑說，他們寧可要政治腐敗大學，也不要台灣獨立大學的。當時一位潘副總丟了一個題目給我，他說你是學政治思想的，可不可以用最簡單的話告訴我，什麼是中國政治思想的精髓，我說我試著這樣回答好了，就是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知道是不是能夠回答您，他就點點頭。我事後知道，因為他給了我球，我接住了他的球，他就力主把我留下來。進去之後他們希望我跑政治，我從第一時間就知道不能跑政治，那是保存自己元氣的唯一方法，跑了政治就立刻完蛋，不是坐實台灣獨立大學的罵名，就是變成傳聲筒。也就是說自己還沒有累積出一點立足之地的時候，不要想保留什麼真氣。多虧約略從老師的隻字片語中學到一點點，知道先求生存比較重要。當年那個環境，社會運動方興未艾，包括政治的反對運動，勞工權利運動，婦女運動，環境運動。學運則還沒有開始。我就決定跑環境運動，或許也真的呼應一點，我們不只要成己，成人，還要成萬物，環境跟我們之間不是對立的。跑環境有一個好處，不管執政者或在野者，嘴巴上都得要保護環境，沒有人敢說他不要保護環境。或許就這樣撿到一點便宜，讓自己先立身。
再回頭說命、性、心跟獨。記得老師曾經問我們獨是什麼，要我們想清楚。我一個簡單的解釋，獨就是當我面對自己的時候，要知道自己的性命與天道。知道之後，要保住自己的性命與天道，更要隨時檢視自己的性命與天道有沒有被外誘或內欲給摧毀了？如果我能保存，又如何讓這個性命與天道誠於中形於外？這是我對慎獨粗淺的了解，就是經常去反省，沒辦法像曾子一日三省吾身，但是三不五時衝撞的時候會反省，為了公與義跟主管衝撞的時候會反省。我舉幾個例子來說明。剛剛講到環保，在民國78年1989年，已經解嚴了。有一年我在做系列報導，看台灣建築的廢土往哪裡去了，一不小心大刺刺的就拍到當時經濟部中華工程司倒的廢土，很清楚，公家單位倒的廢土，當然也就報導出來了。當天主管就接到電話，第二天就來了一票人。那一剎那覺得自己滿勇敢的，終於可以實踐一下什麼叫大無畏了。我還接到國民黨新聞黨部來函，要我寫報告，說我拍攝倒廢土的畫面危害黨國利益，我不記得我有沒有寫，只是大無畏的說照播，照用。我還自己報了曾虛白新聞獎，因為中視不想報獎，結果還得獎了。那件事讓我感受到，你還是可以在幽暗的地方想辦法切出一條縫來，只要懂得迂迴，先保存自己。那一刻我更清楚知道，我們沒有辦法像報社記者可以寫很多東西，能夠鞭辟入裡，但我們的優勢是你拍到了就是證據，你就可以很巧妙的讓證據說話。
同樣狀況也應用到1991年學運之後的國是會議，許倬雲院士當時是國是會議的小組召集人，後來學者憤而退出國是會議。因為許倬雲行動不方便，就慢慢一步一步從圓山飯店的一側走到另一側，走上講台，走得很慢，發表共同聲明退出國是會議。當時我跟攝影記者說，你不要動，就用長鏡頭，拍他一步一步走上去，回去之後直接播出，一刀都不剪。雖然是膚淺的媒體，還是可以想辦法把這東西展現出來。當然我們不能夾敘夾議，我描述他慢慢走向講台，走在學術與政治之間。我真的皮的是，那個時候我知道我為什麼要這樣講，看不懂的人看不懂，看得懂的就知道，那是走在公義與私利之間。他憑著道德勇氣決定要淑世，想用學術良心來協助一些事情，但事無可為，還是一樣走上去告訴你，我不做了，我不玩了，不卑不亢。他讓我看到，一個學者或知識分子怎麼樣在濁世行事作為。這些都讓我更有勇氣在每一次每一件新聞操作中，品味如何存那個天性。
我們讀了原始儒家的東西所學何事？我念研究所時，為什麼會寫孔子理想國的分析？就是思考了一個問題：民主政治跟儒家的修齊治平究竟有什麼異同？西方人跟中國人究竟在人上面有什麼不同？人民、公民、生民、天民究竟分野在哪裡？我有緣學了政治，念了政治思想，就寫下來了。我當時有個很好的老師孫廣德老師，他在政治系教政治思想。我在他身上看到一個實踐者，不是徒呼負負，書空咄咄的學者。他師從薩孟武老師，譚嗣同的仁學就在他身上展現。我同時上毓老師的課。這兩位老師讓我看到不同的生命境界，孫老師讓我看到怎麼樣在小地方仔細琢磨，不過度延伸，是微觀的視野，毓老師讓我看到比較宏觀的視野，我都非常感動。
因為帶著上述疑惑及對國家的思考進了媒體，就開始在媒體中側觀政治，也在媒體中側觀自己。做一個媒體人，也自許為中國讀書人，該怎麼做？關於橘逾淮為枳，我們那個年代有一些論辯，包括楊國樞等人，他們一直在談，究竟民主適不適合中國？那時用的是中國喔！現在用中國要很小心。他們問有沒有中國式的民主？也有人提出第六倫，好像我們五倫不夠用，要第六倫。我們說中國人，或是夏學的傳承者，或是中華文化人，我可不可以這樣說：我們念的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從人到天下是個同心圓，從內心開始的。在己曰獨，所以內心、自己所承的是天性，是天命，但是以形體來講是人，然後才從這個人開始。人往下擴充一圈呢？是家，再往下呢？我們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跟國跟天下中間好像沒有社會。西方政治思維最早從天賦人權開始，人跟人，你跟我，我跟他，他跟你，我們跟君王，君王會說我跟教廷，都是二元對立，因此政治體的最小單位是個人。對我們來說，我個人跟你個人不應該相扞格衝突。西方的政治思維則包括你爭我奪，你退我讓，你的權利，我的權利，之間是有分際的，人民跟政府是訂了契約的，有這種對立關係。中國因為少了這樣的思維，會不會社會那部分有所欠缺。所以當年一些學者會想，要不要有中國式的民主，要不要把第六倫加進去，彌補社會互動的規範。
其實想一想什麼叫第六倫？如果每個人都能做到修己的功夫，我們不一定要加第六倫，第七倫，因為都在裡面了。推己及人不就是第六倫嗎？一定要是兄弟父母夫婦君臣師生才是嗎？其實第六倫就是第Ｎ倫，說穿了早就有了。為什麼我們原來有的民本思想、民權的思想沒辦法轉化成民主的制度？我有一個小心得，就是我們講民本，公羊春秋講到人有革命權，但都是討論治權。治權違天道時，人民可以推翻它，但政權沒有違天道時，人民跟政權的關係似乎比較模糊。民主機制是不是只針對治權，而不能針對政權？我還沒有想通。那麼社會跟天下，天下又是什麼？天下是Universe還是Cosmos？我們似乎沒有像西方的二元說，形上形下，我們都是融在一起的。我們現在所有的學科，是不是從一個共通的東西分出來？都是sub-field？如果是這樣，它只是Spread out，是分化，而不是獨立。這麼一想，我的政治跟媒體就連在一起了。
拉斯威爾是政治學者，但涉獵傳播，這表示西方學科也殊途同歸了，因為都跟人有關。他有一句名言：什麼叫權力？就是誰得了什麼？在什麼地方？用什麼方法？就像媒體說的五個W一個Ｈ。其中WHY問你為什麼要說，就像問你為什麼要從政。如果從政，我們想治國平天下，如果做媒體，我們要什麼？政治人物在平天下的過程中，如果治權違逆天道，身為政治主體的人如何遂行其公義？體制內的改革跟體制外的革命都可以是我們思考的方向。終於在那個時候把政治跟媒體接在一起了，就是WHY。問為什麼就可以檢驗，也可以發現媒體跟政治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制度上的制衡，那是西方來的，但到頭來還是自律。政治人物的操守在哪裡？媒體人操守在哪裡？就回到自律。我在學校的時候，胡佛老師一再講，制衡翻譯成Check and balance不對，是Checks and balances，講的是每一個單元之間的制衡，你跟我的制衡，我跟他的制衡，我跟國家的制衡，國家跟我的制衡，團體跟團體的制衡。但自律不一樣，自律問的是我們有沒有慎己之獨？我們的政治人物中國文化的底蘊還在不在？他們引介或操作西方政治法律時，是不是完全丟掉了中國的東西，還是他不知道他已經丟掉了。統治者或有權力者沒有那塊自律，沒有做到誠，沒有做好慎獨，沒有守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更不要說修道之謂教。看起來十二年國教跟中國傳統價值會漸行漸遠，未來教育能著力的地方可能更少。
毓老師常常提到，你們老說美國好，政治民主，那時代台灣政治不民主，你們到美國去啊！要想清楚喔，留有留的打算，走有走的想法。現在看到很多人到最後沒有辦法融入，我很多朋友第一代移民到了英國美國，借用二元對立下的民主法治跟個人權利保障，到他的孩子才是分享，直到他的孫子才真正擁有，因為已經是在地人了，所以移民三代以後才能融入。我們留在這裡也要有留的打算，但我們為這個社會推進了什麼？成了什麼？我們推己及人了嗎？
我思考政治，觀看政治從以民為本變成以民為主的過程中，看到了台灣媒體跟著政治一起提升與沉淪。我進大學那年是民國68年1979年，發生美麗島事件。我進媒體的第二年解嚴了，剛好見證轉變的過程，那個時代充滿一切可能，但沒看到有人舉起儒家精神的大旗，看到的是引進西方的勞工人權、婦女人權、環境權，也引進了民主政治。那時我看到的是一個迸發，媒體是推波助瀾的角色。但媒體跟政治其實一起集體自欺欺人，包括我自己。只要跑社會運動街頭運動，回來稿子裡提到的人數一定會被改，說大約有三萬人或大約五萬人，一定改為大約數千人，不到一萬人。更早以前會說一小部分，聽起來像一小撮。最後我說，我不講可以吧，讓畫面說話，最後畫面被發現，又三令五申告誡攝影記者不要帶大景，只要小景，還交代要拍經常出現的面孔，讓人覺得永遠是那些人，這就是我們集體自欺。
後來我覺得已經到了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時候，到了大突破的時候，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來臨。解嚴之後，很不幸的，媒體走向新型態的權力依附跟商業的買賣。早些年談起自立晚報，很多人引以為傲，因為在那個氛圍下，自立晚報是唯一敢跟權力面對面的，它確實也衝撞了東西。但自立晚報隨著媒體開放，社會開放，慢慢也式微了，關鍵力量本來是可以往上提升的，卻沉淪了。我也在思索為什麼？我以自己的經歷管窺其大，因為自立已經隱含了一個立場。它的立場是我一定要有稻草人，我就是唐吉柯德，稻草人倒了，我會再找一個稻草人。
520農民運動，我在採訪新聞，抗議民眾看到中視，就罵國民黨的抓耙仔、走狗。他要拉我們攝影記者的東西，而且很粗暴的說識別證要給他，然後還碰我們的鏡頭，要搶我們的鏡頭。我擋在前面說，你不可以動我們鏡頭，就被他們踢倒，跌個狗吃屎。回去之後，可以看到我們講的如何維繫那個根苗。主管說一定要告自立晚報，我說不要告，他們非常生氣，因為我跟他們講，他們推倒的不是屠乃瑋，他們推倒的是國民黨，是國民黨的傳聲筒。哇！他們氣死了，你這個人真不知好歹，人家打了你還這樣講。第二天報紙出來，他們說你還是要告。因為自立晚報做了完全不符事實的描述，就為了凸顯國民黨的媒體在權力侍從下的不堪，恰巧我又是女性 他就把對女性的不禮貌全放上來，例如說媒體是政治的奴婢，把它結合成一張圖像。他的描述我當天穿著裙子，很無聊，我怎麼可能穿裙子去跑那個新聞，被推倒了，還在遭到不禮貌的輕薄，我心想這什麼跟什麼。它已經預設了他要用最極致的方法來告訴別人，國民黨可惡，國民黨的媒體何鄙，國民黨的工作者一點都不可敬。這個報導出來之後，主管要我告，我也不告。
有趣的是，之後我做了一個觀察。正巧我到2003年進了公視，剛開始做製作人，後來做經理。要我做經理的是待過自立晚報的李永得。我要談的是人有沒有自欺。我跟他講這件事，想看他的反應，他沉吟了一下說他不知道這件事，他當時應該不是總編輯，然後就沒有下文了。胡元輝總經理來的時候，我已是經理，我也告訴他這件事，他就想那是哪一年，胡總是很仔細的人，回想那一年他在哪，有沒有參與其中，或知曉不知曉，開始認真追索。看得出來他不太知曉，還很細的問是哪一個記者報導，我說我沒有記，對我來說不必要記，因為那不是人跟人的問題。是不是老師的門生會有一些不一樣？就在有沒有一點點根苗，這個根苗或許年輕時種下才有用，晚了大概也來不及了。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媒體都是自己腐敗的，如果每個人不能自律跟自覺，不能管好自己的分寸，而集體自欺，就會集體腐敗。從以前的老三台，兩大報，到後來不見的自立，到現在統統一樣。那時自立有它的政治跟道德光環，跟自立對立就是不道德的。如果我們再用老師常說的話來反省，都是自欺！如果不能把持那個根苗，讓根苗在制度中運轉不停的話，都是自欺。當時是權力的交換，後來呢？難道新聞的置入行銷不是自欺嗎？
我的同學江宜樺也是老師的學生。有一年他還在做老師，我在做公視經理，我們請他來，幫我們做在職訓練，因為他是研究民主理論的。他當時說他還是個奉行儒家精神的讀書人。他認為人的本性到後來會不會變，在於小時候父母重利輕義還是重義輕利，以及年輕時心靈是否受過儒家的洗禮。他做了研考會主委後，有一次見面，就講到新聞的置入性行銷，他問媒體上的專輯或什麼企劃是什麼意思？我就解釋置入性行銷的概念給他聽。他那時候說他很困惑，因為前人留下了案子要執行，就是在某一個媒體登一個置入行銷的東西。我說可不可以這樣，你要求只要是公布研考會的政令政務，有美言的，你就清清楚楚說本文或是本專輯由研考會贊助，要求媒體這樣做。他問我只要要求就可以嗎？我說當然，媒體只要拿到錢，不管是明著告訴讀者，暗著告訴讀者都行。結果過了很久，他已經到了內政部，我才從別的教授嘴裡聽到，覺得非常安慰。那個教授說所有政府部門，只有內政部要求政府標案不准放在新聞裡，內政部的標案不准在新聞裡做置入行銷，我的政府標案或是我的政府要買的廣告，我清清楚楚告訴大家，這是內政部贊助。至於他到了行政院情況如何，我就不清楚了。
回到最先談的，什麼力量讓我對抗或不順從時維持初心？我為什麼要做媒體？為了公嘛，虛名浮利都要壓到最低，所以才會說閑邪存其誠。我記得老師當時講閑邪存其誠，就說是用柵欄把邪關起來。西方心理學家講，你心中有壞的黑狗，有好的白狗，白狗可以出去，黑狗要關起來，就是閑邪存其誠。很清楚那個根苗就在你心裡。或許這就是萬物萬事的本源吧，不是儒家多麼有先見之明，回頭還是講那個元，不管你用什麼語言，什麼樣的思維，什麼樣的文化背景，那個源頭那個元，就是我們現在所奉的元。如果回到了政治跟媒體的初心，就是天下為公。我感覺除了他院長就職時說要富而好禮，貧而樂道之外，沒有看到太多不一樣之處。老師常覺得他教書是為了要帶鳳凰來，沒有梧桐樹哪來鳳凰呢？現在好不容易有了一個鳳凰了，如果鳳凰一個人飛也不成數，也不成群。目前看到的知道的，政界真的少有保住老師根苗的人，即使保住了，可能只有一個，一個人會死在沙灘上，這是沒有辦法的，一定要一群，但是這一群，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我知道同學為難之處，我只寫信請他太太李淑真告訴同學，我替他加油，不會再多言什麼。因為以他的學貫中西，以他的認真，不可能對於奉元書院教的無所體會。
我覺得媒體人的專業，除了操作的專業，意理上的專業，比較難的是倫理，是面對私利跟公義之間的分寸。面對權力、有權力的人，跟權力機構時的態度，也是分寸。你可不可以把黑狗關起來？先要閑邪才能有那種浩然之氣吧？所以媒體不應該有王，不必有王，媒體不必是西方制衡下的第四權。我一個奉元子弟一個媒體人怎麼定位自己？就是千萬不要因為恐懼權力而依附權力，厭惡權力而盲目對抗權力，反而塑造另外一種權力。這是非常弔詭的，就像被綁架的人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很不幸，我在同儕間發現，在威權時代長大的我們，厭惡威權卻依附威權。就像自立這樣打著反威權旗號的人有那種行徑，一不小心就變成另外一種霸權。
我應徵公視時，總經理李永得問我為什麼要來？我說現在有大愛電視台，大愛叫做真小人，一切以上人為依歸，跟上人有關的新聞就是新聞，跟自己有關係的新聞是新聞，你不愛不要來，那是真小人。同樣的道理，人間衛視也是真小人，好消息也是真小人。我沒有貶抑的意思，他們擺明我的宗教放在我的新聞前面。其他媒體則都是偽君子，說自己公與義，都不是，都是私與利。他問那麼公視是真君子囉？不是。那你為什麼來？我說它可能成為真君子，但還沒看到。因為很多人為了媒體不公義，跑到公視來，結果不但不反省自己學藝不精，還以為自己很公共，別人都不公共，我講的就是現在的狀況。我現在所在的環境，一點都不是烏托邦， 一點都不是理想國，還是一樣，只不過披了一張皮，叫公共。舉個例子，你只要走進公共電視，大聲講我贊成核能，馬上會得到一大堆dirty look，只要說我反對同性戀，馬上被認為落伍，只要講經濟還是要適度開放，馬上被認為不愛台灣。這跟自立後來的自腐有一些幽微的關聯。
在我看來，公共電視真的應該解散重新來過，當然我也做不到，若做到了我要先失業。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現在的政治跟現在的媒體，都有一樣的問題，就是都是一缸餿水。多少清水進去都變餿水的時候，只能把所有水倒掉，把缸洗乾淨，重新注入清水。可能嗎？不可能。所以變成穿衣服補衣服，衣服愈補愈糟糕。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公視還沒有出現。有一位我很佩服的傳播學者馮建三，他質疑我們公共，他說你們知道公共跟公益有什麼不同嗎？非常好的問題。公共跟公益不一樣。老師常說好好色，公益有美名，美名就是好色。任何人都可以做公益，公共卻要有一點道德勇氣，而道德勇氣從何而來？要從每一天面對自己的閑邪存其誠而來。
老師一再講他是國破家亡妻離子散，我們只聽聽覺得對仗而已，不了解這八個字有多少血淚。我們想因為他生在末代帝王家，感觸特別深。但他講亡黨指日可待的時候，他有提到國不會亡。我們會不會有一天讓我們現在認同或所屬的這個國亡了？我開始覺得戒懼，真是可怕的感覺。經過這一番爬梳，我終於體會到老師為什麼那麼急切，因為老師老早就看到，只是我看不到。
最後我想跟各位分享，我們可不可以每個人都在自己的領域，在專業的知識，專業的技巧之外，加一個專業的倫理？不只是那個領域的倫理，而是回到奉元的倫理，回到天下為公的倫理。唯有如此，我們看到的政治群魔亂舞，媒體群魔亂舞，才可能有一天變成群龍無首，因為不必有首。各正性命就是我對自己的期許，也是對媒體人對政治人的期許。我永遠會提醒自己，權力跟名聲會如何害了這個本？我年輕時覺得當主播好有名，好多人認識。後來琢磨到一點：我什麼都不是的時候，有沒有辦法有一些作品或成果，贏得別人的肯定跟尊敬，而不是螢幕展示效果？就這樣轉了彎，不再做幕前的工作。我真的體會到老師常講無欲則剛，我不敢說我無欲，只能說寡慾。欲愈寡心愈靜，比較能隨著生命的起伏，體會出保持初心是可以做到的。
我們作媒體跟政治的共同點就是天下為公，追求天下為公是可行的。我還是會繼續鼓勵我的同學不要輕易被逼退，不要輕易地喪志，有一絲機會，就有一絲的成果。起碼他當行政院長的時候，他們夫妻說，他們沒有一天忘掉自己是老師的學生。我也很高興跟各位說，你們可以告訴人家，同門裡有一個叫江宜樺，現在的行政院長，他跟太太都是我們老師的學生，他們到目前為止都會提醒自己，不要忘掉自己是老師的學生。我誠心誠意的說，如果自己一路走來保留了一些什麼，保守了一些什麼，就是小小的慎獨功夫。終究已經年過五十，果然比較懂得要知天命了。隨著年齡增長，我會不斷保守這個功夫，慎獨的功夫。獨是誠，慎獨是誠之者，誠者天之道，慎獨是人之道。我們就是要一步一腳印往前走，還是要試著持續一個禮拜天天讀書，不要讓草長得太快，把路給掩埋了。
Q:媒體的自欺從依附政權走到了依附商業利益，該如何改變？我們很多東西學自西方，媒體運作也是，但是西方媒體有ethic code，我們好像沒有學到這個，我們的教育哪裡出了問題？我百思不解。為什麼不能制止墮落？只是誠的問題嗎？還是有別的因素？A:很多傳播學者在問，怎麼我們教的好好的學生，到了你們媒體都變壞了？這群學生都經過良好的訓練，也包括ethic code。我的觀察是，若沒有素富貴行乎富貴的修為，就很容易便宜行事的透過他認為的工具或管道遂行他認為的公義。例如我作主播會有名，就比較容易採訪到重要的人，就比較可能批判政策或影響政策，但這中間有幽微的部分，就是工具跟目的間的替換。如果沒有 耐寒的心，可能就沒有辦法。其他國家媒體有ethic code， 我會回答你，我們也有。公共電視最該有，也確實有。我們有個製播準則，但我必須說，那個節目製播準則是看了NHK，New York Times等等弄出來的，很漂亮。坦白講，那個製播準則每個字都看得懂，但都不會去做，因為每個字都跩文，只是文字的拼貼，而且非常量化。例如看了紐約時報說，他們的記者若得到15塊美元以上的饋贈，就不能收，否則會影響你的報導。15塊美元就是三百多塊，我們就把它改為一千塊。這是看得到的，其實看不到的最難。前陣子因為食安問題，我們有個同仁採訪手榨苦茶油，他收了餽贈，事後我知道那瓶油要九百塊。我的問題來了，我要不要記你過？我要不要拿出製播準則說你不對？我究竟該怎麼做才不自欺？憑良心講我處理得不好。我已經給了他最低的評價，也準備調動他的職務。結果我憂讒畏譏，限縮了我的道德準則，沒有直接記他過，只用節目的預算買了等值的禮品寄給受訪者。這麼做是不好的，不對的。不是我殺你一刀，你捅我一刀，就是公平正義。所以操作的過程很幽微，又很明顯，你到底怎麼畫每一條線？我在世新教過三學期的新聞倫理，後來不上了，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每學期第一堂課問學生，將來要從事媒體工作的有多少？都不到二分之一，要從事新聞工作的更只有三兩個。他們大部分要從事公關、廣告，或其他行業，所以他只是要文憑。第二個原因，請問你幾年級？四年級。如果你等到四年級才來上新聞倫理，因為必修，我要不要當掉你？我當掉你是因為你不夠符合新聞倫理，還是因為你不夠用功？還是因為你已經在工作心有旁騖，將來也不想做新聞？我只請世新把它改為大二必修課，後來改了，但我已經不教了。如果倫理是大四時的必修，匆匆忙忙去拿個分數，不可能落實，不可能內化。我的觀察是，西方走過依法而治跟法治兩個階段。依法而治是Rule by law，惡法亦法，台灣以前也有，威權時代的違警罰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最後走到法治Rule of law，它的前提還是制衡，因為它有司法獨立，有行政司法還有立法的調查權監督權，還有媒體，所以媒體才叫第四權。我們沒有，我們向來沒有走過這一段。我套一句胡佛老師的感慨，他是服膺五權憲法的，他認為五權不是國父拼湊出來的，現在經過幾次憲改，我們其實已經是另外一個國家了。胡佛老師的感慨跟我的兩個印象很像，一個是我看《北京法源寺》裡面寫康有為永遠走在時代前端，當你說他先進的時候他很先進，可是時代浪頭過去他就變得落伍。我覺得老師也有類似的喟嘆，胡佛也是這樣。當年還沒有解嚴時，我們上他的中國憲法與政府，一班八十個人上完課，就看到他自動跟兩個穿得乾乾淨淨的人走了，幹嘛呢？警總的人請他去喝咖啡。當年他有他的堅持，可是他主張的內閣制，現在大家認為落伍了。他講過我們早就是另外一個國家，自己不承認。他曾經在台大演講講到民粹，我們問他怎麼會變成現在這個狀況？因為我們只學到民主政治的操作手法叫選舉，選舉就有權力的交換，當選人進入公職之後，權力的交換會變成金錢的交換，於是形成政治化的社會體系。結果只見西方民主皮毛之流弊，未見其精髓及碩果。胡佛老師有一個很精準的說法可以參考，他說我們不斷選舉，不斷選舉，選舉就變成一個漩渦，選不上也能變成somebody，影響力就會更強。現在台灣一個選舉兩種解讀，對綠的人來說是在選國家，對藍的人來說是在選政府。每一次選舉究竟是要在體制內(In the system)改變，還是根本要推翻你這個體制(Beyond the system)，這裡面有太多牽扯，所以沒辦法回歸到本質。我們的教育究竟在教什麼？我問我自己，父母、學校、老師這邊，對我到底代表了什麼？我們心中嚮往的大人在哪裡？嚮往的大學在哪裡？以前進台大很光榮，覺得接近宇宙的精神，覺得在吸取宇宙的精神，不知現在台大學生是否還是如此？感覺現在形而下的事情愈來愈重要。林懷民說現在的用語都不是正常的用語。你們看報紙看電視就會知道。我對語言沒有任何偏好，但是看到大大的標題說什麼東西 「落漆」或是「踹共」，我會納悶這為什麼會變標題呢？我們為什麼要用不正常的語言來傳播呢？為什麼不用正確的國語，漂亮的語言，優雅的語言，有人文素養的語言來傳播呢？如果我們天天用這樣的東西思考，出來的就是那樣的概念。你看什麼書，用什麼語言思考，會影響到你說出來的話。這是個不正常的社會，不正常的國家，因為沒有人拿優雅拿人文自我期許，拿它作自我肯定的標竿。老師一輩子和而不流，但那好難喔，我們做得到嗎？以前在新聞系上課，有學生問我對台灣的媒體有信心嗎？我說我對明天很悲觀，但是對後天很樂觀，只是不知道要多少個明天才能到後天？典範的轉移跟大突破什麼時候會來？只能點滴在心頭一步一腳印。
Q:您說淺談慎獨，我說您今天真是深談，用心在談，講得太好了，尤其是誠這個字。很多人認為要把我們傳統的東西拿出來跟西方對抗，在我看來中西是互通的，沒有對抗的問題，對抗是因為我們不了解它，不知道它的真心。任何專業固然有專業上的知識，可是最重要在它的倫理，很可惜我們近代引進西方東西、西方學術的時候，只引進西方的術，沒有引進它的倫理。台灣很多學會只管會內的選舉，沒有人 願意討論正事，早上選舉完了，下午的研討就鳥獸散。台灣最大的問題是，學者對學術沒有興趣，對權力有興趣。有一次錢賓四老師講，我們歷史學家在一起只能談電影明星，而且我學的東西跟你學的東西愈近，我們愈不會談那個學術，好像學術是軍事機密。簡單來說，學術只是敲門磚，每個系可以有路線鬥爭，不該有權力鬥爭，但現在每個系都有權力鬥爭，這最可怕的事情，學者沒有真心，沒有誠字。中國最重要的一個字就是誠字，西方也一樣。美國歷史學會有個Standard for Professional Conduct，從1890年代成立學會以後，每隔幾年修一次，最近十多年連修了四五次，修到最後這一次的版本，從頭到尾最重要的一個字就是Honesty，因為美國的歷史學界也出現了問題，有人也是抄襲，抄得非常巧妙，可是還是抄襲，抄襲的人還得到布希總統獎。所以學會就放棄了一件事。以前學會會受理揭發抄襲，有個委員會會處理這些指控，後來這個部門不敢再做這個事了，因為現實情況是抄襲得愈厲害的人，愈有權力的人，他愈得獎，所以不應該再做這個事情，應該回過頭來教育學生，教育會員，喚起大家對誠字的認識。寫歷史是這樣，寫新聞也一樣，最重要是誠字。有制度沒有用，最重要是人心，心靈改革是騙人的，最重要的是我們發自心靈的真誠。您講的跟西方現在講的完全相符，我覺得我們學會未來不只要強調傳統儒家思想多麼美好，而是要強調我們找到了Universal Truth。所以我們講課可以連結西方的情況一起講。您講的全是真話，這才是最令人感動的。我想請教一個問題，您可以不答。您這樣的行事風格跟作法，在您的單位為什麼能活到現在？在我的經驗是活不下去的，最後都是要走的。
A:我當時選跑環境線，先有了戰功，這決定了後來的日子。我形容我在中視十五年，前五年是中視忍受我，後五年是我忍受中視，最後五年是大家相安無事。頭五年我把當年所有可以幫他們得到的榮譽都得到了，或許是祖上積德，當時有那樣的靈動選了環境線，我還是很努力在環境線自得其樂。但自得其樂的同時有沒有一點好好色？有。誰都希望有一些自我成就或自我完成。後五年大概中視覺得好吧，都已經這樣了，也就不必除我而後快了。最後五年往自己臉上貼金的說法是受到打壓啦，於是我就沉潛，也做了不少開拓。後來不讓我碰政治議題，但 我還是會跑到，它終究還是會找上來，這很妙。有一天我代班，去清泉崗看IDF試飛，好死不死試飛失敗，我也沒有多做什麼，只是很清楚的拍到了李登輝張著嘴說「奈A阿內？」當天回來時國民黨文工會還告訴三台說，飛機偏離跑道沒有飛起來，黃沙滾滾的畫面不能用，我跟攝影記者說開什麼玩笑，我們拍得這麼好，可以看到它的輪子怎麼樣怎麼樣，我們要用慢動作，攝影就點頭如搗蒜，你轉過去拍到的「奈A阿內？」的畫面也要放進去，我們統統不用講話，直接用畫面說故事，攝影就說好好好。然好很巧妙的，做完時剛好 是播出前一秒鐘，邊喊來不及了來不及了，交完帶子我們就溜走了。據說經理摔門說要辦人，當天李四端在台視晚間新聞就播了，第二天中央日報 也登了，我們組長就跟經理說，晚上人家李四端播啦，第二天中央日報也有啦，經理拍桌大罵：因為我們先犯規，他們才犯規的。後來就記過吧， 我就想，你可以記我功，也可以記我過。我跟你就是退兩步進三步。
後來到了公共電視，還得說是運氣好。它現在是假公共，但終究名字還在。虎皮還在，就可以當真老虎。其實處得不愉快，有時候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就真的傷痕累累。它只能容許一種聲音，就是現在民粹社會標舉的正確，上綱到跟國民黨有關的都是可惡的，跟漢族理念的外省人有關的也是可惡的。
問我怎麼活到現在？我還是得說有一些運氣。大概祖先給了我一點道德勇氣，從小爸媽也這樣教我，加上老師的一些提點。現在不必搞革命，就可以輕鬆的把幽微的東西放在作品裡，讓看得懂的人看懂。
Q:我們的主管其實不是壞人，我們應該激發他的良心，當然很重要的一定要有戰功，所以他非要你不可。任何一個領袖，要有弄臣也必須要有諍臣，也必須要有能臣。沒有能臣沒有諍臣，就不能養活他的弄臣。所以我們如果真的有一些事情做得好，他也非得容忍我們不可，因為各級領袖都很聰明，如果屬下東西做不好，光拍馬屁是不能長久的，必須有人能做事。我記得有一次請虞校長跟孫校長吃飯，我很真誠地站起來敬禮，感謝他們容忍我這麼久。一九八五年剛好是整個要轉型的時候，他們要我作系主任，我就請教老師，我說我不能做這個工作呀，他們要把我當傀儡呀。老師把我臭罵一頓，說：「光會讀書不做事可以嗎？該做事了。他把你當傀儡，你不會把他當靠山啊？」整個就轉過來了。還有一句話老師沒講，就是假戲可以真做，就是剛剛您講的。不管公共是假戲也好，真戲也好，我就根據這個名字來做真戲，他也不能對我們怎麼樣，當然中間還有很多彈性作法可以把事情化解。所以我很佩服你。
A:我今天很感動，因為我也是新聞工作退休，做了二十年。我想講幾個對比。從新聞機構還有新聞機構老闆的歷史故事中，我看到很多皺摺及反摺，像當時兩大報的王老闆，其實他是阿兵哥出身，沒什麼學歷，也沒有養成，但他憑著霸氣跟純真，還有國民黨中常委這個位子，保護了一群真正做事，真正寫文章的人。那時有一晚有一個新聞事件很忙，出報很趕，老闆也很急，從十一樓下來說怎麼了？我的長官是掌門人，他就把筆一拍說：「我編還是你編？你來編好了！」老闆轉了一圈，馬上跟他鞠躬說：「我失禮了，你編。」當時我非常感動，不管中國時報怎麼批評我們，我看到他以謙卑的心保護著一群台灣的文人，讓社會上的良心有機會茁壯起來。可是現在的老闆拿新聞去換錢，他要記者跟受訪者說，如果你不要登，我就登你的同業，因為你的同業給了我錢。那個錢不是新聞記者放在口袋裡，是要往上繳的。這是蘋果來了之後才有的變化。
現在講一個蘋果的故事。蘋果剛來的時候，要採訪你這個餐廳，在你休息的時間，請你做整桌菜，他們拍拍拍，錢他全付，還付你採訪費。除了你的時間我買，你做菜的所有材料我也買。然後再派一組記者，在不同的時間去試吃，就像一般食客一樣，這樣兩方平衡報導，他們是這樣做。蘋果的老闆大家不認同，可是他能做得這麼到位，這是另一種霸權，用這麼細膩的商業手法，讓所有的年輕人只看蘋果日報，把老老實實一行一行寫文章的全部打垮，把四十五歲以上中華民國最精英的一群人全趕走，用兩萬三萬找小朋友來當記者，手機費跟採訪的油錢都不夠。 現在所有人也不看報紙了，小孩子連耐心看一行字的能力跟情緒都沒有，神經系統都錯亂了。美國也列出十大快速消失的產業，包括報紙，然後就是電子媒體。現在電子媒體的問題就是學藝不精，包括攝影編導還有主播，全部荒腔走板，標題也亂七八糟。電視讓客廳成為很重要的教室，每個家庭都可以開的一個教室，這麼重要的電視業，卻交給一群學藝不精的人在經營，還唯利是圖。原本我們要譴責的人可能反而保護了這個社會的生機，現在大家欽佩或歌頌的人反而對社會是不利的。例如賈伯斯告訴大家，每個人都是媒體，但從此沒有人替我們揀選新聞，製作精緻講究的東西，於是這個世界隨時都可以讓每個人神經騷動。
Q:我想以老師的一句話做個總結，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思想拿什麼普照於世界，要以中國的思維處理世界問題，這樣才不會變成老二。意思是一切跟著西方走，西方走了十步，我們只跟五步，永遠追不上，永遠是老二。除非有自己的思維，能對我們社會的問題提出根本的解決方法，才能跟別人並駕齊驅。什麼事都照抄，永遠抄得不夠快。
A:最後的小回應。老師常說好名者必作偽，我這個媒體人也從好名走向面對自己的好名，再到宣稱自己不好名這整個過程。還是那句話：天天要閑邪存其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