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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奉元學會 電子報 第二十五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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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2016年01月07日 夏曆乙未年冬月廿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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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飛逝，世局動盪、災難頻仍的乙未年即將過去，丙申遄至，接著丁酉、戊戌，兩個干支循環前，從甲午敗戰割台到康譚戊戌變法圖強，近代史的斑斑血淚痕跡未乾，而今雖時移勢轉，積業猶在，面對錯綜複雜的世紀新局，我們當如何慎思明辨？怎樣果行育德？
毓師曠代人傑，渾綸大氣，由天德至奉元，從長白趨華夏，實已卓立萬世儀規，在台六十四載的苦心經營，有待後之賢才志士繼往開來。老師民國百年登遐，今年春分時節兩岸奉元弟子都有五周年大祭，寒露清秋時紀念老師一百一十壽誕，台北主辦首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誠心探究真儒底蘊，由夏而諸夏而華夏，秉奧質尋真文，敬邀有志者麗澤講習。每月奉元講座與經子課程傳述持續開辦，整理出版毓師筆記更是重中之重，《禮記‧儒行》垂訓：「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本期電子報改版，編委會成員皆碩學高才，器識通達，新闢「奉元論壇」尤為特色。極深研機，通志成務，毓門弟子素其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終須歸結於篤行。《易經繫辭傳》論述憂患九德，崇尚實踐的履卦居首：「履，德之基也..履以和行..履，和而至。」履虎尾，敬慎以成。初九素履無咎獨行願，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大有慶。奉元學會草創四年歷艱辛，期盼同門諸君子和衷共濟開新局。
本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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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新覺羅毓鋆老師於辛卯年(民國一百年，2011)三月二十日坐化後，弟子們承遵遺訓，成立中華奉元學會，賡續 奉元書院講學，傳承 毓老師遺志，針砭當代，「以夏學奧質，尋拯世真文」。
近代中國國勢衰落，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日本侵華戰爭等接踵而來，割地賠款，生靈塗炭。國人為抵抗侵略，復興中華，發奮圖強，而有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的自強運動，有光緒皇帝和康有為、譚嗣同、梁啓超等的維新變法，有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有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由百年追求民族復興過程的挫折經驗，國人體驗到復興中華不能只靠政治與軍事，更要靠學術文化。近代西方之興起，以勇猛精進之科學與學術文化為基礎；因此，各派政治運動發動者對西方的態度雖不一致，但都執行學習西方的改革政策。
學術界、文化界不斷地檢討近代以來中國衰落的原因，也得到類似結論，認為主要在於傳統學術和文化的僵化，不足以應付這數千百年以來未有之變局；於是有五四新文化運動，全盤西化運動，要打倒孔家店，要把傳統經典「線裝書拋入茅坑」，這一連串反傳統的運動最後以「除四舊」和「批孔揚秦」的文化大革命達到頂峰。
但近代中國國勢衰落的原因，除外力入侵外，主要在近代以來，國人追求近代化，買櫝還珠，不加深究便與傳統決裂，喪失自家文化的主體。政治、社會與學術文化界的領導人，將中華五千年悠久文化，棄之如敝履，不能從中吸收智慧精華；而社會也因禮壞樂崩，人倫價值體系喪亂，無所適從。皮毛的西化，又不能仿效西方建立以法冶為基礎的民主自由和社會主義正義；是以廉恥盡喪、社會解組，政治動亂。其間雖有民初以來提倡國學的運動，但國學界主流在整理國故，把中國傳統學術視為「故去」的死學問，國學研究只是「尋章摘句的考證」，解說經書、子書、史書，好似解剖大體，是沒有生命的學術。
其後，國民政府在臺灣雖然曾提倡讀經，並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但基本上仍是與大陸文化大革命針鋒相對的政治操作。最近十多年以來，大陸領導階層檢討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與文化，發現許多政治社會腐敗現象及貧富不均產生的暴戾之氣，與長期以來否定傳統文化有關。於是，不再強調鬥爭而倡導「以德治國」與「和諧社會」，傾全國之力，提倡國學研究與教學，並在全球各地創設孔子學院，宣揚中華文化。
兩岸先後以政治力提倡國學的方式，表面上看來很是熱鬧，檯面成績不凡。但以政治力量提倡國學，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反感，誤把提倡孔學、儒學的中國文化復興，與當政者畫上等號；於是在有心人操作下，儒學、國學遭到妖魔化。前些年，同門學長江宜樺出任行政院長，才引幾句《四書》說明其施政理念，馬上就被主流媒體譏之為：「儒家幽靈又在臺灣上空飄蕩！」
毓老師教誨我們：當今之世，撥亂反正，唯有「自牧」華夏聖學，於華夏學術奧質中，尋拯世之真文。毓老師稱華夏學術為「夏學」，而不稱「國學」或「漢學」，固然是要避免「國學」被「國故」化，妖魔化，陷入「東方主義」的邊緣化，更重要的是要彰顯「夏者，中國之人也」(《說文》)，「夏學」乃「中國人之學」的正面意義。《爾雅》說：「夏者，大也。」「有容乃大」，則「夏學」不限於「國學」或「漢學」，亦不僅限於儒學，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在春秋戰國各家思想的激盪及魏晉隋唐佛學的傳入下，不斷吸收諸子百家和外來學術文化之精華，産生包容儒釋道及諸子百家的華夏學術。當今之世，我們講「夏學」雖以傳統中國學術為主，亦不當以此自限，應與時俱進，融合中外學術精華，豐富「夏學」內涵。
尤其「夏學」乃「大人之學」，如辜鴻銘所說：「大人之學，則所以求明天下之理。而不拘於以一技一藝名也。洎學成理明，以應天下事，乃無適而不可。」在理想境界方面，講「夏學」，是講大同世之學，講：「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是民胞物與、仁民愛物之學。
大而言之，當今世界，弱肉強食，西方霸權政治，宰制世界資源，挑起族群與宗教衝突，恐怖活動盛行；毫無節制的經濟發展，挑起人類貪婪欲念，掠奪與浪費自然資源，加大貧富差距，製造社會矛盾與對立。提倡包容，追求民胞物與大同理想的「夏學」，正是針砭當世亂局之奧質真文。尤其正在擺脫貧弱，邁向繁榮昌盛，從崛起到走進世界，幫助弱小，以期共存共榮的華夏，宣講「夏學」，推廣「夏學」，更是責無旁貸。
小而言之，今日臺灣，政治惡鬥，經濟滯後，社會對立，國力內耗。二十多年來，「去中華」歷史文化的教育結果，社會價值錯亂；致有寧可認同美、日，卻不認同華夏的數典忘祖風氣；寧可反對慰安婦之被迫，而不同情其悲慘地遭奴役的「反課綱微調」學運。但值得欣慰的是台灣的民間道德價值、社會文化和宗教仍秉持華夏傳統，臺灣民間崇拜華夏聖人、英雄與神祗，文武廟既祭孔子，又拜關公、岳飛。天后宮拜媽祖，集應廟拜張迅、許遠，韓文公祠拜韓愈。此外更經常組團回祖廟朝香。為推廣庶民的華夏文化和道德教育，民間的廟宇，不論佛寺、道觀或一貫道道場，仍繼承清代和日據時代講漢書的傳統，教授四書五經，廣印《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等童蒙教本，當作善書印送。這一樸素厚實的基礎，尤其在鄉間保存，遠非城市政界與學界表面上的去中國和反華夏的聲浪所能摧毀的。在這個深厚的基礎上，我們更要傳承 毓老師遺志，大力賡續 奉元書院宣講「夏學」學的傳統，「以夏學奧質，尋拯世真文」。
本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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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上論語每一章的「時」，就有了哲人孔子 文/許仁圖
「哲人其萎」四字，常作為今人的追悼之辭，但很少人知道這是孔子卒殁前的最後歌吟：「太山（泰山）壞乎！梁（樑）柱摧乎！哲人萎乎！」
從孔子歌吟聲中，可以說，孔子自稱「哲人」；孔子以哲人、哲學家自許，「論語」有兩章，分別向弟子曾參和子貢說：「吾道一以貫之。」一貫之道就是有通貫的思想、哲學。
孔子生於西元前五五一年，迄今二千五百多年，遺憾的是，後世學人若非以文學筆法來為孔子立傳，就是以史學考據方式作傳，似乎未見以哲學家、哲人的一貫思想體系寫孔子傳──這個原因，跟「論語」這本書的著作體裁顯然有關。
「論語」是孔子最詳實可靠的生活和思想記錄，屬於格言體。格言體的優點是文句簡短，文義明白；缺點是孔子講學或與弟子、時人對談的時、地和周遭不明，章章不連貫，不易理出頭緒，易讀也容易誤解或淺解。像「子路篇」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讀來覺得孔子談為政之道，要使近地方的人民能夠安居樂業而歡悅，遠方的人就會自然來歸附一樣，沒什麼高明見解。但是，當我們了解孔子見楚國葉公時，人在蔡國，前一年，葉公攻打蔡國，將被攻下的蔡國城邑百姓強 迫遷移到負函，負函本是蔡國城邑，也淪落成葉公直轄土地。葉公以武力逼迫蔡國人民遠別祖先墳墓，不悅歸順，孔子說近悅遠來，有針對性，寓指葉公的侵略蠻橫，話中有話，實為勇者的智慧之言。
再則，「論語」的孔子出生和幼少成長以及家居生活著墨又不多，作傳不易；「論語」的口語文字不深，看似少有一貫體系的深奧哲理，遑論以哲學家的標準為孔子立傳呢？
先師愛新覺羅毓鋆讀書百年，在臺講學四十多年，開課授徒百餘班，六經讀過千萬遍，他訓誨弟子欲通貫孔子哲學的「任督」二脈，有兩個秘訣：一、熟讀論語後，再讀六經，讀通六經始懂「論語」，「論語」不只是孔子的論道之語，也是結論之語，孔子給六經作總結之語；二、夏學奧質在「元」，「元」最重要的是在這個字「點上那一點」，積點成一，由一生二。伏羲就因點上元那一點，畫了陰陽二爻，孔子之學也要點上那一點。
毓老師的話聽似簡單，我個人沒那境界，怎麼為論語點上那一點？想了好多年，才想到類似情形，書法家點上那一點，寫成了「永」字八法；近人大畫家張大千的潑墨畫，也是點上那一點，再揮灑成畫。
「點上那一點」不能侷限寫字方面，它蘊涵創發、創新、創生，重開新生面。那麼，似乎沒有時序前後的「論語」，是不是也可以點上創生的新一點呢？
孟子稱讚孔子是「聖之時者也」的「時聖」。易經乾卦文言說「先時」，王夫之談「治時」，毓老師認為若能「聖時」，將時義、時之義推到入聖境界，才能成為「時聖」孔子的門徒。個人這才恍然大悟，若能明辨「論語」每一章的「時」，孔子的形貌和哲學，便會隱然浮現。
個人以「論語」前四章為例，略作淺解。
「學篇」第一章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第一章的文字是孔子歷經得志與失意，為晚年孔子的感觸：孔子認為只有他和顏淵堪稱「好學」，「學而時習之」是「好學」的下手處；孔子在魯定公九年當中都宰，「史記．孔子世家」說「一年，四方皆則之」，四方諸侯國派人來參觀學習，則是「有朋自遠方來」；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不為世用，「人不知而不慍」是時舍的晚年心境。因此，「論語」一章當是孔子在人生的最後歲月，包括學時，用時，時舍三個階段，向弟子的教誨。弟子編集「論語」時，夫子叮嚀言猶在耳，列為第一章。
「學而篇」第二章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傳統注解，沒有時間性，沒對對話人物。參證「顏淵篇」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冉求為季氏宰，孔子回魯，有若入仕為顧問式的家臣，魯哀公因而問有子歲用問題。第二章有子說「犯上」、「不好犯上」，應該是有若隨孔子回魯後，回魯哀公的話。至於有子談的孝弟和第六章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義差不多，有子顯然引孔子之言略加變動，第二章的時序當在第六章後，而第六章應是孔子早期的講學內容。有子面對魯哀公之問，言孝弟和薄稅都是遵循夫子教誨，所以孔子死後，弟子思慕孔子，因有子言行像似孔子，
有些同門交換意見，有意共立有子為師，好像事奉孔子。
「學而篇」第三章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孔子有些論德行文章，像這章說仁，看不出時間性，但綜合閱讀，可讀出孔子思想深義。「巧言令色」近「佞」、「鄉愿」，「鮮矣仁」，皆是鮮仁害德。孔子當大司寇，殺少正卯，即因少正卯鄉愿，鮮仁害德。
「學而篇」第四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這章是曾子向弟子講學，而非孔子的講學。時間在前三章後面。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周遊列國時，曾參才九歲，不可能隨行；孔子回魯後，曾參二十二歲，向孔子親自問學機會很少。 論語有不少曾子言行記錄，除了「里仁篇」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是曾子和夫子的答問外，其餘「曾子曰」都是曾子和他的弟子對答，論語未見曾子向孔子直接問學記錄。且孔子觀察曾參無法見其一貫之道，還說「參也魯」，曾子未列入 四科十哲，十分公允。
以「時」點上論語各章，其他篇章有些時序十分明確，像「為政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以確定是孔子七十歲後、七十三歲臨終前的心路歷程自述。
有些篇章則推論可知。「述而篇」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朱子注解「衛君」是衛出公輒，這注解有問題。魯哀公三年、衛出公元年，（西元前四九二年）孔子在陳國，與孔子同在陳國的冉求，受季康子之召回魯國，冉求不可能透過子貢，問四年後第四度到衛國的孔子幫不幫忙衛出公輒。因此，冉有問子貢夫子是否為衛君乎，所問的衛君是「衛靈公」而非「衛出公」。冉有、子貢此問，大概是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隨從孔子的冉有才問子貢，子貢也想知道夫子的意向，所以設詞問夫子。
能釐清「論語」章節的前後時序，孔子的哲學思想形成、轉變，才能明朗化，才能探究孔子的一貫體系哲學，也才能為哲人孔子作傳。
孔子是儒家之祖，儒學是中華文化的主流文化，但「儒」這個字只出現在「雍也篇」：「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論語」未見「儒」的其他立說，後學真不知「儒」在中國之學的重要，也不曉孔子何以成為「儒家」的大宗師。詳閱周公所作 的「周官」，才知道教萬民的「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以及「六行」的孝、友、睦、婣、任、恤，和「六藝」的禮、樂、射、御、書、數，正是「儒」的範疇；「禮記．儒行篇」可說是孔子接著周公，將儒的境界接著往下說。
不少「論語」章節若能通貫六經合讀，不再是枯文死句，而有了活血生機。
不過，在所有古籍中，獨缺孔子嬰兒、少時史料，必須有賴文學創作補足。傳記本為文學寫作體裁之一，文字敍述宜靈活多樣，孔子出生後的父子之情、母子之情以及孔子十七歲後合葬父母的心情，俱無記錄，「哲人孔子」不得創作了孔子周歲及祭祖情節，此為人情之常，請讀者毋須作史實考證。
司馬遷所寫「史記」，是中國第一部正史，藏諸名山，傳諸後人，但有些文章可能失察，像「仲尼弟子列傳」說「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論語有「魯哀公問社於宰我章」，孔子回魯已是六十八歲，魯哀公問過的孔門弟子宰我和有若，都已成為季氏家臣，魯哀公才會問二人。孔子卒殁前二年，陳成子（本名田無宇，田氏本為陳人，避禍到齊，改姓「陳」，田常謚號「成」，孔子故稱陳成子）弒齊簡公，孔子請魯哀公討伐。陳文子早有謀叛作亂之心，宰我當時人在魯國，因魯哀公問社回話太多，遭孔子指責，怎麼可能分身到齊國當臨菑大夫。古時的真正專制天子從秦漢後才出現，才有天子下詔夷族情事，春秋時代的陳成子自己是殺君篡國的執政卿大夫，何能夷宰我之族。孔子雖不喜歡宰我利口辯亂，仍十分器重宰我，讓宰我隨從周遊列國，楚尹子西特別稱讚孔子四賢，宰我居其一， 孔子怎麼會在宰我遭夷族時，以宰我這個徒弟為恥呢？
不過，司馬遷個人可能不喜歡利口辯辭的宰予，但他說宰予與陳成子作亂，遭夷三族，孔子恥之，並非自己惡意杜撰，可能是不當引用「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哲人孔子」的撰著，以「論語」及孔子所學及所作的思想根源六經為主要依據，特重遭漢儒改竄的「禮記」，再參酌「史記」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十二諸侯年表」、「齊太公世家」、「魯周公世家」、「衛康叔世家」以及先秦諸子學。「春秋左氏傳」僅作參考，而被視為膺編的「孔子家語」，雖遭致後代學人批評為王肅偽作，但書名既稱「孔子家語」，必有一些文章援引前人相關孔子的記載，不可視為全為杜撰無用之書，「哲人孔子」也引用一些文章。
「史記」敍述孔子的史實，出現一些疏陋處，必須辨疑考訂。「哲人孔子」的撰著用心，本為哲學家孔子立說，仍不得不加了必要的史實辨疑考證，夾議夾敍的寫作方式，必然產生一些閱讀的阻力。
「哲人孔子」某些引述原文頗為深奧，作了語體譯述，方便讀者閱讀。「哲人孔子」體例不作統一，有的先引原文，括弧譯文；有的直作白話行文，括弧原文；引用原文和語譯部分依文義必要，或全段援引、語譯，或節譯部分。引文出自「論語」章節，出處未全寫出。
「哲人孔子」既然以「論語」為撰述主軸，用辭也以「論語」為準。「論語」的
「陽貨」，史記作「陽虎」，取「陽貨」；「公山弗擾」，「史記」作「公山不狃」，取「公山弗擾」；「論語」的「陳成子」，「史記」作「田常」，採用「陳成子」。
「禮記．曲禮下」：「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今時民主時代，人民為大，往生作古都叫「死」，「哲人孔子」從俗，但不全用「死」字，為靈活文句，或用「作古」、「辭世」、「過世」、「逝世」、「過世」、「逝世」、「往生」等今人熟悉用語。
「禮記．檀弓上」：「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孔子叫弟子稱名，顏淵叫「回也」，季路叫「由也」，子貢叫「賜也」，子夏叫「商也」，子張叫「師也」；季路姓季，名仲由，字子路，「論語」多數稱「子路」，也用第三人稱「季路」，如「顏淵季路侍」，「政事：冉有、季路」。「論語」的孔門弟子，字大都加個「子」字，曾參字「子輿」，宓不齊字「子賤」，原憲字「子思」，公冶長字「子長」，言偃字「子游」、端木賜字「子貢」、卜商字「子夏」、顓孫師字「子張」、商瞿字「子木」、高柴字「子羔」等等，多數弟子以字行，「論語」子貢少用姓名「端木賜」，子游也少見姓名「言偃」。不過，也有些孔子弟子不稱呼其字，像曾參，罕有人呼「子輿」，顏淵也少呼其字「子淵」。為了方便讀者認知，「哲人孔子」儘量從俗，「顏淵」不叫「顏子淵」、「季路」也不叫「季子路」，其他多數弟子稱字。
常見書名如「論語」、「孟子」，一般不加引號；書名加篇名需要突顯時，才加引號。
毓老師認為，文化是全人類的共同遺產，不專屬於各別族群。古為今用，「哲人孔子」冀望從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智海中，汲取醒世智慧、立身之道。
毓老師說：「學問沒有作用，就不是實學，有利於民生，即為實學」、「中國學問是實際解決問題的學問。儒教是教化、教育，並不是宗教」、「我講的是實學、活學問，你們不要儍呆呆的。」
文天祥「正氣歌」最後的歌吟：「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哲人孔子，典型常在，古道今山，德過堯舜。
師兄吳榮彬說：「毓老師的學問兩個字：『時』與『實』。」「哲人孔子」盡個人所能，點上論語每一章的時，鋪陳孔子七十三年的哲學人生；音容宛在、再見仲尼，冀望孔子的時中之學能為今人實用。
「哲人孔子」的封面，是楚戈兄於民國六十四年九月，為河洛圖書出版社（個人獨資）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說叢刊」所作的設計繪圖。楚戈任職故宮博物院，不只詩、書、畫馳名藝文界，還精於古器物鑑賞研究。
楚戈兄鉅著「中華歷史文物」由河洛出版，兩人因而結緣數十年。楚戈兄作「龍史」時，個人提供毓老師講述易經有關龍的看法。
楚戈兄於民國九十九年住進台北榮總加護病房時，個人稟報毓老師，一Ｏ五歲的毓老師竟然指示安排見楚戈兄。個人擔心毓老師年紀大，不便出門，不免遲疑，執料楚戈兄竟於民國百年二月往生，而毓老師也於三月作古。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楚戈兄幫我繪製的第一張設計圖只見一彎明月，一棟小屋，幾條垂柳，浮顯在無際無邊的暗黑中，頗有萬古長夜的感覺。念及毓老師、楚戈兄同年隔月相繼仙逝，而個人也在今年十月瀕臨死境，不禁清淚泫然。望明月而撫心，是耶？夢耶？個人因而將四十年前的楚戈兄舊設計圖，作為「哲人孔子」一書的封面。
感謝「奉元學會」第三屆理事長劉君祖師兄為「哲人孔子」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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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統，是現在談之令人色變的三個字。大陸愛談統一，尤其喜歡「大一統」的氣勢，好像這是天經地義的一件事，達不到這個目標，就對不起祖宗，對不起歷史。台灣則反其道，一聽到「統」字，就像捅了馬蜂窩，馬上就要倒大霉。沒什麼人好好想一想，統一是否即是一統？更不要談什麼是大一統了！
這三個聽起來像是繞口令的詞彙，有相當的關係，可是代表的意義大不相同！ 統一，是先統後一；一統，是先一再統。先統後一，必然以武力作後盾。所謂「打遍天下無敵手」，有這樣的本事，就可以君臨天下，生殺與奪，令由我出。先一再統，則是先建立共識，有了「送做堆」的渴望，再來辦喜事。這兩者的區別，用孟子的兩個字–王、霸–立刻畫龍點睛的顯現出來。孟子喜歡用「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形容一統。也就是說，能夠讓對方的人民歡迎你、信任你，深信你的來臨是來解決困境的，叫做一統，稱之為王者。相對的霸者，則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來了以後，不但不解決問題，還用武力作進一步的剝削與鎮壓，這就是只在乎統一的霸者。王、霸之辨，是戰國時代儒、法兩家針鋒相對的重點之一。儒家之中，孟子又發揮得比荀子更透徹，所以到了一千年後的宋朝，宋儒特別欣賞他的貢獻，因此讓他配享孔廟。《孟子》一書，也由子書升格變成《四書》之一的經書，成為後代科舉的指定教材。
一統前面加上一個「大」字，不是用來形容一統的氣勢磅薄，更不是歌頌武力統一的豐功偉業。而是讚賞用公理與正義所一統的王朝，有一致的制度與法令，讓人民在合理、安定的環境中，安居樂業，使得華夏文明更加充實、興盛。與之相反的，則是各路諸侯各有法令，各使心眼，互相猜忌、攻擊，讓夾雜在諸侯國之間的夷狄，有可乘之機，侵略、屠戮華夏子民。
「大一統」的觀念，是近代知識分子相當鄙薄的孔子，在唯一的著作—《春秋》—中所提出來的。這本著作由「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八個字開始，一直到他臨死前，總共編寫了二百四十二年的東周前段歷史。後來的儒者，由這「春王正月」四個字，進一步闡揚「大一統」的理念。開始八個字中的「隱公元年」，指的是孔子甚為欣賞的魯隱公即位之年；「春王正月」中的「春」字，是自然界的時序；「王正月」則是從周文王立國以來，沿用數百年的周王朝曆法。這裡特別標出「王正月」三個字，是強調和讚賞文王所一統的周王朝。
為什麼讚美文王，而不是真正開國的武王？因為即使「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仍然畢恭畢敬的臣事商紂王，直到武王繼任，得到絕對多數的認同與擁護之後，八百諸侯和周師會軍孟津，才推翻了殷商。在這個權力過渡中，文王沒有實際奪權，而武王則使用了武力。雖然後者有其正當性，但是一則難杜「篡位弒君」的悠悠之口，二則與孔子所嚮往的和平轉移政權的禪讓制度，有相當大的差距。所以，孔子對文、武二王，給了不同的評價– 文王是「可謂至德也已矣」，而武王則是「盡美矣，未盡善矣！」。至於春秋時代的禮壞樂崩，貴族階級為了權力、美色，幹盡了弒君弒父、兄弟相殺、父盜子媳、兄妹不倫的醜事，更是讓老先生痛心疾首，為之口誅筆伐，不遺餘力。此書的嚴謹，即使是孔門的傑出門徒，都難以更動一字。而其中所蘊藏深厚的心血，更是讓老先生深嘆「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
知道這三個字的來歷後，再看看中國歷史，就更有意思了！基本上，秦朝以前的夏商周三代，夏朝是禪讓來的，商和周的改朝換代，開始使用武力。但是，即便如此，只需打倒當權的腐敗皇帝，並不用掃蕩全國，殺得人仰馬翻。然而，從秦朝開始，幾乎每一個朝代的更迭，都是人民的大劫難，須要至少百年的時間，才能恢復元氣。兩者的區別，簡單點說，前者「近」於王道，後者全用霸術。後世稱譽景仰的豪傑，像項羽、劉邦之輩，在毫無基業之時，便野心勃勃的想「彼可取而代之」，作起皇帝夢。一旦打下江山，就有漢高祖小人得志般的向老父宣稱：「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唐太宗顧盼自雄的「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宋太祖氣度褊淺的「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一至於慈禧狹隘的「寧與外人，不與家奴」。這些話，表面上，容或有高下之分；骨子裏，卻是一脈相傳— 以國家民族為私產。這種醜陋的心態，才造成了兩千年來不斷的砍殺悲劇！
當然，從大歷史的眼光來看，夏商周三代和後世不同。前者屬於部落或封建初期的諸侯時代，每個諸侯都有相當的實力與地盤，進可以為華夏共主，退可居一方稱霸，不需要殺得你死我活。秦代以後，則是贏家全贏，輸家全輸的局面。一切由集權的中央發號施令，不再允許王法不及的領域。所以，只要有異姓蠢動，一別苗頭的可能，就必然有血流漂杵的掃蕩與殺戮！然而一家專政之後，也必然會產生絕對的權力，和與之俱來的徹底腐敗。這個中央集權及家天下的制度綁在一起，循環兩千年的魔咒，也許是西方民主制度可以破解的。但是，制度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問題？在思考華夏民族長治久安的藍圖時，應該特別留心！先哲在兩千多年前，對於國家機器的運作，有獨特的看法，也許值得有心人重新省思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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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老師經常語重心長告誡臺灣人不可以搞臺獨。因為臺獨是不義的，會給臺灣帶來劫難，也是反中華文化道統的逆流。
孔子修《春秋》，孟子紹述孔子曰：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孟子‧滕文公〕。
孟子指出因為孔子之世，「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聖人懼畏天道將斷喪而生民將禍亂，故以平民身份修《春秋》。其目的正是希望立聖道之言，用以辟除邪說暴行而振興世道。
孔子的春秋理想，孟子加以承繼。孟子生逢的戰國時代的據亂世，如其所言，乃是「孔子之道不著，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之「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的亂七八糟、昏天暗地的時代。故孟子才會特別標舉孔子修《春秋》的本懷，而亦學習孔子，立志奮勵地說：「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其晚年返魯與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整理纂輯乃成《孟子七篇》，弘揚孔子的仁義之道而寄望聖王出世可施行仁政王道。
可證孔子《春秋》之志，一是闢除一切邪說暴行，一是振揚聖人天道，一則是實現仁義之政。
孔子的《春秋》和《孟子》是「經」，其人文和道統之理想，是中華文化的最高典範。「經」者，常道也，而常道之變易之方則是「史」。而「史」作為中華文化的最高典範，則是太史公與其《史記》。太史公在其序中論孔子《春秋》宗旨曰：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引董仲舒之言，孔子見天道潛隱，故乃修《春秋》，其主旨是為了「以達王事」。何為「王事」？古注多謂為天子之事，豈是如此！毓老師明指「王事」即「文王之事」也，然而卻又有人以為此文王是指周文王，其亦非是，老師再又指明此文王是指「文德之王」，實即從天命而下降的聖王以及其真能實踐之仁體仁道仁政是也。孔子之《春秋》大義，根本是期待真正的仁義之政的道統的完全實現。太史公再曰：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太史公自序〕。
孔子《春秋》一經中記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的春秋時代慘酷之史實，太史公說如此慘烈，察其原因，都是因為春秋之際，被弒之君、被亡之國以及離散滅絕之諸侯，均喪失其正道天命故然。
因此，在中國歷史的精神中，聖王的仁政王道是最高的中華文化道統之踐成典範，若失此典範，必喪亡邦國而淪落中華之慧命。
毓老師的道，就是《大易》的「乾元」，也是《春秋》的「文王」，兩者其實就是仁體天道一脈相承，歷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三千年而凝煉成為中國的人文命脈，它是中國人的心神，是中華文化的中軸。背離此道，就是亂臣賊子，是為中國聖人聖王所不許，亦是老師所不許。
臺灣分裂運動，其核心操作是「去中國化」，而所以去掉的「中國」是以儒家常道慧命為其根基的，分裂者的分裂標的，其實就是孔孟一脈相傳的「春秋志節」，亦即要將臺灣的「華夏性」徹底鏟光而代之以「夷狄性」。臺灣分裂運動是邪說暴行、洪水猛獸，違逆《春秋》正道，臺灣人若是如此沈淪，勢必自取滅亡，其罪深不可逭。臺灣發展之政治態勢，已逼近深淵斷崖，《易》與《春秋》是我們的日月光照，若昏昧而不追循光明正路而行，一旦失足，將萬劫不復，痛悔莫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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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Ｏ六歲的恩師愛新覺羅毓鋆，於民國百年（西元二Ｏ一一年）三月二十日向大地揮手，人間作別。「奉元書院」弟子風木哀思，歷歷難捨，同年十月成立了「中華奉元學會」，矢志凜遵師訓，接著老師之學講下去，會中並選出徐泓師兄當首屆學會理事長。
二Ｏ一五年十月十八日，理監事會確定於該日下午二時，假台北羅斯福路耕莘文教院舉行第三屆理監事改選大會；四年間，「奉元學會」已由二百餘人擴增至三百餘人，奉元弟子聞悉，由世界各地回台際會。
十月十八日的會員大會，我一定滿心歡喜參加：那是一種信守，「奉元學會」如青山，奉元弟子如永世不相負的磐石；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耽擱我，連天老爺都不能。
我沒有讀通「論語」，「微子篇」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我不知天命，敬畏不足。
三十年來，我未曾在北、中、南公立或大型私立醫院掛號看病，沒有病歷卡。我長住高雄，只在住家斜對面的李醫師診所拿高血壓、血糖的藥。
三月初，我的身體出現頻尿、尿失禁、尿液偏紅現象，我以為是血糖偏高，請教李醫師，醫師說是肝膽問題，要我到對面另一家內科診所求診。這家以療治肝膽為主的診所醫師幫我作了超音波，說是肝膽起了小水泡，開給我每天一顆藥丸的藥方。醫師未作警示，我當然「我行我素」，依舊天天讀書寫字。
十月十七晚上大約九時，臨行前一晚，我開小冰箱，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屁股失去知覺，我手扶冰箱，愕然發現無力站起，一而再嘗試，終是徒勞。
我對疾病的反應可說遲鈍，我的下半身已經虛脫，顯然已罹患重病，一般人連小孩都會求救，我卻毫無驚覺，腦海仍盤繞那個不變的信念堅持：天亮後，我將北上，參加「奉元學會」大會，與同門歡聚。
我心想：明天要能北上，必須洗個熱水澡，睡個安穩的覺，我得設法，到二十步遠的浴室。
上蒼並未奪走我的全身力量，我雙手扒地，如幼兒學步，半步半步奮力挪前，艱難爬進浴室，就著一張矮凳，打開熱水器，沖熱身體大約二十分鐘，活熱了一些血氣，我扶牆上牀。
我的確睡了安穩的覺。
隔日早晨九點醒來，我在床上先輕動腳趾，再嘗試微動身軀，然後小心坐起，坐在床沿片刻再曲身下床，歇息半小時後整裝，預計搭十一點多的高鐵北上。
出門時，似乎有個預感，心生不安：昨晚寸步難行，今日真能平安走進會場？如果中途行步困難，身子撐不住，那該如何？於是，我取了門邊雨傘充當拐杖．以防走路摔跌－－這是我面對病魔，唯一所作的理性防備。
吳榮彬學長家住臺南，我住高雄，「奉元學會」開會時，兩人相約同行，同車而回。為了參與這次大會召開，吳學長人在日本拓展業務，特別縮短時程趕回。劉義勝學長每當我北上開會，都會在臺北車站附近的天成飯店前接我。榮彬學長當天早回臺北，確定我到臺北時間，相約下午一點半，三人仍在天成飯店相會。
高鐵進站前，我的身子有些冷寒。下車後，我略為藉助雨傘前行。我一坐進義勝學長的車子，開始抖顫起來。義勝學長見狀不安，有欲驅車直往臺大醫院，我堅持到大會會場。車子駛進耕莘文教院，我的意識已模糊不清。淺淺記憶中，我欲舉步離車卻是不能，我殘存的最後影像是毓老師的慈顏。
義勝學長見我顫抖不停，急呼附近的學長賈秉坤，快快請在臺大醫院當主治醫師的徐思淳學長或周正成學長幫忙。徐學長是理事長公子，也是「奉元學會」同門，每次學會有活動，他不只與會，還常幫忙錄影。所幸那天，徐學長已在會場，立刻與賈學長上車，看到我的情況，立時判定我是「敗血症」。三位學長在我的家人未趕到之前，將我妥當地送入急診病房。
徐學長是臺灣骨髓移植先驅、幹細胞開拓者、臺大法醫學創建者陳耀昌教授的得意高足。陳教授與我相交二十年。
榮彬學長相約下午一點三十分相會，正是我開始發顫時刻，他通知義勝學長接我時間，如果晚十分鐘，不堪設想。
每回，義勝學長得悉榮彬學長和我北上開會，都會驅車接送，我內心感覺不妥，常向他表示：「我們搭計程車就成了！」這次北上，我本已婉謝他接車的好意，由於榮彬學長說他將趕來會合，義勝學長於是通知我仍在天成飯店前相會。事後想起，當天若是自己一人搭計程車，昏迷車內，司機不是送我進入警察局，就是醫院急診室，勢必延遲搶救機會，我可能已走完人生。榮彬學長一通電話，接通了我的生機；義勝學長開車接我，開出了我一息尚存的生路。
臺大醫院急診室視按照病人的病情嚴重程度，安置於三區：一般急診的輕症區、暫留觀察區和在生死掙扎中、必須傾力搶救的重症區；重症病人在病情未明顯惡化或重症區滿床情況下，會先安排在暫留觀察區搶救。
初入急診室，意識已經有點障礙的我，被安置在內科暫留區Ｍ10的病床診治。徐學長長期浸淫血液腫瘤研究，正確判定我得了膽道疾病引發的敗血症後，立即建議第一線搶救的醫護同事，施用他指定的抗生素。「敗血症」若未及時判斷感染的原因與細菌種類，使用妥善的抗生素，立即控制感染，很可能會迅速進展為敗血性休克，導致多重器官衰竭，死亡率極高。
事實上，在使用抗生素之前，我已經意識譫妄，血壓偏低、腎功能異常，臨床上已有敗血性休克現象，狀況危急，已在搶時間和死神拔河。
徐學長指定使用的抗生素，提供了現場施救醫師緊急救治正確意見，縮短了醫療觀察流程，為其後的急救措施奠定了先機，也為我的生命爭得生機。
周正成學長隨後趕來，發現我血氧濃度不符理想，建議進入重症區Ｃ8病房搶救，被暫留觀察區主治醫師接受。
十月十一日，同門師妹婚宴，我赴會祝福，坐在同門學長周正成旁邊，正成學長是臺大醫院聲譽卓著的小兒科主治醫師，他見我神色灰頹，斷定我的肝膽可能有問題，促我就醫問診。隔天，主動來電，告訴說已幫我掛號內科醫師高嘉宏。兩天後門診，高醫師當天詳細問診，並抽血七小管，作較縝密的檢查。
陳耀昌教授也與舍弟國勝熟稔，陳教授從思淳醫師得到我病危消息，通知國勝弟與弟媳婦秀枝，國勝立即轉知我的兒子許農。正成學長檢視我在幾日前，由高嘉宏醫師安排的檢驗結果，認定早就有感染。隨後的未打顯影劑之緊急電腦斷層攝影，顯示肝臟應有膿瘍，但肝的靜脈亦有少見的栓塞現象，且膽囊有異常的陰影，不能排除併存腫瘤。當晚十一時許，正成學長強烈建議儘速接受經皮穿肝引流，但有他科醫師持保留態度，擔心若是腫瘤，插針刺破，腫瘤細胞將擴散，十分危險，因而等待第二天早上，由陳耀昌教授、思淳醫師延請王秀伯醫師進行的超音波檢查，確定感染了肝膿瘍，才動手術進行引流。
生死之間，我因施打對症下藥的抗生素，穩住了生機，但我卻陷入了虛幻。
我在觀察區Ｍ10，似乎見到一個詭譎的鮮明景象：有一個頭戴黑長帽、身穿大紅長袍、類似明代的大官坐在長榻上，前面有一個同樣裝扮的官員，半跪請命，我心生驚怖；不久，我移至重症病房Ｃ8，Ｃ8的搶救儀器齊全，病患的一舉一動，醫師全盤掌控；我移至重症區Ｃ8時，求生強烈，試圖坐起，似乎有走出去的衝動，遭醫護人員制止。
近半年來，我深深覺得古今學人講孔學，不是以座右銘的文學欣賞方式講解，就是以史學辨疑方式為孔子立傳，毓老師卻認為孔子是思想一貫的哲學家，而以哲學的深度講孔學，我應該遵循毓老師的教誨，撰寫「哲人孔子」。十月十八日北上會員大會時，已近脫稿。
十八日晚，看護未到，兒子照顧，我依稀記得他幫我換掉穢物髒衣。兒子事後告訴我，我蓋了兩層被子，還全身顫抖不已，護理師取來兩盞暖燈，幫我取暖。
十九日引流後，病情獲得有效控制，意識逐漸恢復，但我的思路卻極其狹隘、駁雜、如浮光掠影般的不連貫。附近不時傳來呻吟哀叫聲，隔床人來人往，男女聲夾雜。可能是虛幻的記憶中，我突然心動，掀開布幕一角偷窺隔床，赫然看見房中景象，如同我先前偶然所見，兩名明朝官員動作如前。我煞時驚怖大叫，以為有凶神惡煞企圖阻止我完成「哲人孔子」，口裏嘶叫著：「我要回去寫書」，並且雙手迅速扯掉插在頸子的導管。睡在我身旁的剛來看護大駭，雙手制止我拔掉插在頸子的僅剩中心靜脈導管。並且說：「不要寫了，以後再寫！」
那一晚的掙扎，十天後，我在病房走道遇到當晚值班的護理師，她除了驚訝我恢復不錯外，說：「你那晚太恐怖了！糟透了！你還說：我一定要站起來，走出去！」護理師面對重病者生死掙扎的慘狀習以為常，該名護理師竟對我那晚的強烈掙扎，記憶猶新。
臺大醫院的重症病房Ｃ8是搶救生死之間的掙扎者，一旦渡過險境，立即移房，留給後來重症者。我在十月二十日移至內科病房。二十日那天，我已清醒，思緒也不再雜亂。我似乎還能分別「虛」與「幻」。
「虛」與「幻」兩字常連用。「虛」近「無」、「空」，看不見，摸不著。我直躺病牀，張開眼睛，眼前景象變化萬千，時而萬馬奔騰，時而千魚躍水，時而群鳥戾空，時而日照平沙，時而野地崢嶸－－我闔眼，倏忽不見。
十月二十一日，我睜開眼睛，看到的不再是變動不居的幻影、幻象，而是真實的天花板，我還聞到同門送來的蘋菓香－－我重生了，而十月二十一日正是六十七年前，母親生我的日子。（隔天十月二十二日是毓老師的生日）
臺大醫院的卓越醫師群救了我。肝膽名醫高嘉宏不時探視，主治醫師蘇東弘，住院醫師鍾安妮、李威龍悉心照顧。
「奉元學會」師門兄姐接二連三前來關切，是我擺脫病魔糾纏的生力根源。我移至重症病房聽到他們由心田深處發出的焦慮溫暖呼喚，可惜的是，我只感覺到模糊的身影，無法叫出他們的名字。有些同門學長三兩天就來關切，有的多至四、五次。師兄黃大炯從花蓮來看我，他手書「琴操」，並在病榻前為我歌吟。
同門學長周正成每天晚上九時左右前來關注，有時一天來兩次。他身穿白長醫師袍，口袋內還帶聽診器。
十一月十日，我照完核磁共振，近月來的憂慮大為釋放：肝膿瘍原來仍有四公分長的膿未能流出，核磁共振後發現僅剩一．八公分，而原先擔心的膽，雖有一塊陰影，判定是膽結石，栓塞部分也屬感染，而無惡性腫瘤之虞；否則，藥石罔效，且預估只能再活數月。
正成學長當晚臉上現出一抹欣悅的神色。他說，一個醫師對病人要知危，不能忽視最壞的情況，他一直擔心我的感染程度，以及始終未完全排除的惡性腫瘤轉移。看到核磁共振圖影，確定我的其他器官，只有肺部感染了一個小地方。為了徹底根治我身上可能的病疾，他請來一般外科醫師胡瑞恒，幫我療治膽結石和栓塞，莊立民教授幫我診治內分泌。正成學長還題了蘇東坡一首「八聲甘州」的詞相贈。這詞本是蘇東坡「寄參寥子」：「算同門（蘇詞作「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
同門師兄姐在我病牀旁，聽我談起自己在十七日已告虛脫，仍堅信隔日能北上參與「奉元學會」會員大會，強行北上，沒有留在高雄，終而得以死裏逃生，似乎有一個共通的想法：我若沒有堅持參加會員大會，高雄又沒有一個熟識的醫師朋友，我可能就在十八日這天，從人間消失，是毓老師召回了我－－數十多年來的勞往迎來，我當有一些事做得未盡心力，辜負了一些人，而且還有一些事未做好，毓老師要我補過。
毓老師開班收徒，班數過百，他給最後一班取名「急救班」，他憂心中華文化不能接著講下去，他要急救，我雖未能聽「急救班」的課，毓老師卻急救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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