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奉元學會 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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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15年10月07日 夏曆乙未年八月廿五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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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第三屆會員大會之前〜「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一、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 「時習之」。 「因時」, 「先時」, 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朋」, 三、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 結語各位同學! 凡是曾經向內下過一點工夫的朋友,一定會認識到人的心性,是多麼的微妙難測。想要降龍伏虎,希聖希賢,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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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老師收我為門生時,他69歳,我19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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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三一九鄉款款行系列總編輯蕭錦棉先生,特地請資深編輯 陳世斌兄拍攝天下雜誌大會議室內的橫批給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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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居仁宅,先須入禮門呂本中《童蒙訓》收錄張橫渠詩云:「若要居仁宅,先須入禮門。」司馬光作《橫渠哀詞》曰:「教人學雖博,要以禮為先。」伊川先生云:「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先有所據守。」司馬溫公和伊川先生於詩中皆讚頌張載教學注重「禮」。為何張載如此重視禮教?為何他認為若要以仁愛治家,必得先持禮才行?禮儀對人究竟有何影響?茲析論如下: 一、禮之質,中正無邪《禮記‧樂記》曰:
此言禮樂之作,本於天地之精神和秩序,要遵守其形制,更要掌握其本質。「樂」起於天的陽剛之氣,「禮」起於地的陰柔之性,陰勝則秩序紊亂,陽勝則暴戾之氣起。故唯有通曉天地自然的陰陽剛柔,才能制禮作樂。雅頌之辭(論)與律呂之音(倫)不相悖逆,就是樂的根本精神;使人人喜悅歡樂、相互親愛,是樂的外在作用。使人中正平和,無偏邪的思想,這是禮在本質上的要求。注意外表的莊重、恭敬、謙遜、謹順,就是禮在形式上的要求。金石樂器若以合乎禮樂之心演奏,這樣傳出的樂音,才適合敬事宗廟、社稷、山川、鬼神,此等合乎禮樂之心,用來治理百姓也是同理的。所以禮樂的教化就在於能提升百姓內在的道德修養。 二、致禮則莊敬嚴威《禮記‧樂記》曰:
君子之所以禮樂不片刻離身,乃因深刻體會禮樂的作用。若用樂以陶冶內心,則平易、正直、慈愛體諒的心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有了平易、正直、慈愛體諒之心,就自然感到快樂,感到快樂就心神安寧,心神安寧心情就會長久的平靜穩定,心情能長久的平靜穩定不變,就能通達於天道自然,最終得到神妙自在的境界。修養能上通於天道自然,不待多言就可取信於人;達到神妙自在的境界,不待發怒就能使人敬畏──所以,致力樂的修為,就是為了陶冶心性。至於致力於禮的修養,是因為身體力行時,自身的外貌自然莊重恭敬,莊重恭敬就令人感到威嚴。如果內心有片刻的不和不樂,鄙卑詭詐的念頭就會乘隙而入;如果外貌有片刻的不莊不敬,輕忽怠慢的念頭就會乘機而入。所以說,樂是影響人內心的活動;禮則影響人外在的言行。「樂」終極的目標在於使人內心和暢,「禮」終極的自標在於使人恭順。內心和悅而外貌恭順,那麼民眾只要看到他的臉色表情就不會與他抗爭了;望見他的儀容風采就不敢有輕慢的念頭了。由此可見,出自內在的德行所煥發出來的風采,民眾莫不樂於聽從;合於禮的進退應對,民眾莫不樂於順從。所以說:窮究禮和樂的真諦,並將它加以弘揚,身體力行,則用此來治理天下,就沒有什麼難辦的事情了。所以,能致禮於個人言行者,則「莊敬嚴威」,故「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 三、行禮能居仁由義行禮何以能「居仁由義」?究竟「仁、義、禮」三者之間又有何密切關係?《孟子•告子篇》曰: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又《孟子•離婁篇》曰:
仁,是人人固有的愛人之心,故曰「人心」。義,是人人應該走的大路,故曰「人路」。舍其路而弗由,是棄義;放其心而不知求,是棄仁。若一個人不知禮義之為美,言行戕害了禮義,捨棄了「仁」和「義」,就要深自警惕,那是一種自暴自棄的行為,是極其令人悲哀的事了!因為不信禮義之美,不行仁義之事,縱然有聖人在旁與居,也無法感化他啊! 蔡仁厚教授認為:因為能立公心(居仁)者,在實踐中必求正當合理(由義而行);故知「仁」是義的基礎,「義」則是仁的客觀顯現。《論語•顏淵篇》則更進而說明「禮」與「仁」的關係: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朱熹認為:己,謂身之私慾;而禮者,乃天理之節文。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慾而復於禮。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其效甚速而至大也。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是以,蔡仁厚教授說: 禮以義為實質,義又以仁為基礎。三者相循而溯其本源,乃可推進一步說:仁是禮的基礎,禮是仁的表現。此之謂「攝禮歸仁」。 由此可見,禮是仁之表,仁是禮之基。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不仁之人不能立公心,自然就發不出要求「正當合理的意識」,也就建立不起禮的社會秩序。是以,唯有先「克己復禮」,即蔡教授所謂的「攝禮」,才能「為仁」、「歸仁」。 而《論語•衛靈公篇》曰: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言君子做人,以義為本質,依禮而行,出以謙遜,而成之以信。君子的實質既在於「義」,須通過「禮」而實踐於外,是以《禮記•禮運篇》曰「禮可以義起」,《管子•心術篇》曰「禮由義出」,蔡仁厚教授說:
中庸曰:「義者,宜也」,凡事合理合宜就是「義」。所以蔡仁厚教授所謂的「人之要求正當合理」即是「義」,他提出「攝禮歸義」之說,將孔子「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闡論發明,可謂定義明確。 綜上可知,攝禮可以歸仁,攝禮可以歸義,「禮」與「仁、義」之間的密切關係於此可見。 又《孟子•盡心篇》曰: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齊王之子墊,曾問孟子:農工商賈各有其業,只有「士」鎮日閒閒,獨無所事,不作事而坐食,他們所憑藉的是什麼呢?孟子答以士能「尚志」,即「士,志在仁義」,他們心志高尚,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故士雖然未得公卿大夫等之大人之位,卻於大人之事體用已全。故〈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有如《禮記‧學記》所云: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所以, 士雖不作事而坐食,但「士尚志」,能居仁由義,能行禮之事,真正體現道德仁義。因此,非得藉由士的遵行禮樂教化,居仁由義,才能建立良好的家教,建立和諧的社會。 故孟子在告訴宋句踐遊說諸侯的道理時,要能「尊德樂義」,悠然自得,所謂「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即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是以,知識分子的言行若不能「居仁由義」,即一無是處。知識分子唯有「攝禮歸仁」、「攝禮歸義」,建立起有秩序性的「禮」,正當合理性的「義」,與正當合理又依於公心的「仁」,教化百姓,「行禮能居仁由義」即在於此。 四、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禮記•樂記篇》曰:
此言王者功業成就時開始作樂,天下底定時就開始制定禮儀。王者的功業越大,所創作的樂越是完備;王者的政治越普遍穩定,所制定的禮越是周全。治理天下必須制禮作樂,而唯有聖人方能使禮樂明備。手執干、戚而舞,並非完備的樂;用烹好的熟食祭祀,並非最隆重的禮。五帝所處的時代各不相同,所創作的樂自然不相沿襲;夏、商、周三王是不同世代,所制定的禮當然也不相沿襲。若操弄樂到極致時,就會使人沉溺其中而有不能自拔的憂慮;若禮儀草率,失去聖人制禮的本義,言行就會趨向偏頗了。真正能做到使樂保持敦厚而不致因追逐聲容之盛以至於憂,使禮完備而不走向偏頗的,恐怕只有大聖人了! 故孔子曾慨嘆:「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徒有玉帛節制外在形式的禮,或只擊鐘鼓而發出樂音,卻遺失了禮之敬,樂之和,就稱不上是禮樂了。 而《禮記‧郊特牲》亦言:「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如果失去聖人制禮作樂的本意,只記得行禮時各種禮器的多寡之數,就是祝史們純事務化的作法。所謂「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禮記‧禮器篇》云:「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先王藉由觀察禮樂的情況,便可了解國家是治還是亂。 國家如此,個人亦是如此,既然「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正,無文不行。」當個人行為在禮制上不周全,其立身處事必然產生偏差的行徑,影響別人對他的看法。 譬如《禮記•禮器》記載:
「隘」就是狹陋。齊國大夫晏平仲生活節儉,他祭祀時所用的豬蹄膀份量甚少,裝不滿一個盛器,又在上朝晉見國君時穿著洗舊的衣服,戴著洗舊的朝冠,君子認為他行為太狹隘簡陋了。 因為「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禮既是眾人的綱紀,綱紀一旦渙散,眾人的行動就會紛亂,故君子於執行禮時務必竭盡真情,極其慎重,要致其敬愛,要有這樣的誠意,要遵守先王禮儀,美觀而文雅,而不可一味的自以為是。此即《禮記•禮器》所謂的「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晏平仲貴為齊國大夫,其一言一行動見觀瞻,影響社會風氣甚大,卻於祭禮和朝見禮上如此輕慢簡陋。而《禮記》上批評行禮不當的人為「不成人」,就是筋骨還沒發育健全的人。《禮記•禮器》曰:
依〈禮器〉之說,「禮」就像人的軀體,若一個人的身體筋骨發育不健全,就是沒長大成人(有如臺語所說的「嬰仔屁」)。所以,禮若設置不當,就像沒長大成人,還不懂人事的小孩。則禮必須做到恰如其分:禮有規模大的,如全國共行的大禮;也有個人施行的小禮;有的儀式意義醒目,令人一目了然;有的則隱微,不易看出其中的義涵。但皆不可輕率增減損益。禮的表達也有出於外在和內心的差別,若是禮須由外在表現的,就要合於禮的展現出來而不可遮掩;若是當含蓄於內心的,就不可故意張揚出來。不論是常禮的三百之目,或是三千的細目,其最終的目標是一致的。這就像一個人不可能不經過門戶就能進入內室,因此,君子要成為真君子,對於禮儀務必竭盡真情,極其慎重,有致其「敬」的誠意;同時禮儀也要美觀而文雅,具備有「美」這樣的誠意。 正獻公呂公著之子滎陽公呂希哲就曾說:「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唯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所謂「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即是表現於外的禮。滎陽公以為君子、小人、貴賤、壽夭,都和禮有密切的關係。可見禮不可偏,一偏就粗,就「體不備」,成了君子所謂的筋骨還沒發育健全的「不成人」。豈不哀哉! 綜上可知,禮中正無邪的本質,莊敬嚴威的外貌,令人能知禮義之為美,而尚志承順,不自暴自棄,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可見禮儀對人的影響,莫怪張橫渠說:「若要居仁宅,先須入禮門。」 註解請下載附件https://goo.gl/Mjsmz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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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之作,肇跡軒史,道樸風淳,文用尚質,降及唐虞,爰迄三代,世祀遐絕,載曆綿遠。自倉頡造字開始,中華民族歷經五千年滄海桑田,最近兩百年來,西方工業革命船堅炮利,中國一度乾坤倒懸,危如累卵。西風東漸,國學在全盤西化中分崩離析,美德讓位於厚黑學,孔夫子讓位於偶像派,向善之心讓位於惡趣味,社會浮躁,文化媚俗,傳統瓦解,心靈憤激,絕大多數中國人無暇思考中華民族的來路,只知人云亦云,無法洞察中國未來的去處。 報名須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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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選摘】
什麼是《易經》? 《易經》是中國流傳最古老的一部經典,名列四書五經之首,有「群經之王」的稱號。經文本身才四千多字,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卻無比深遠,幾乎中國所有的學問和技藝,都直接或間接受其啟發。《易經》中有神秘的易占、易數,透過術數之學的推廣,和傳統的平民生活也密切相關。自古迄今,論述《易經》的文字當以億計,而且隨著時代的演變,還不斷產生嶄新的詮釋和應用,好像易海無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易經》屬於集體創作,從傳說的伏羲畫卦開始,可能經過周文王姬昌修訂卦、爻辭,到孔子經傳思想的集大成,長達四千多年才定稿。書中充滿了歷代聖賢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深沉的思想智慧,後浪推動前浪,義理愈研愈精,在各方面都達到了難以企及的高峰。 卦、爻辭的文字相當精簡,通常都是描述現狀、預測未來,並告知行動準則,以謀趨吉避凶。人生任何決策,總得以相當的預測為基礎,往前看得愈遠、愈準,成功的概率自然就比較高。 《易經》的「易」字,主要是指「變易」,成住壞空、生老病死,面對宇宙間不斷變動的現象,人應當如何適應、理解及運用呢?「易」又指「不易」,變動的表象背後,自有永恆不變的法則,只要我們深入掌握,再去處理事情就能化繁為簡,以簡御繁,故「易」又有「簡易」的含義。 佛教有三法印之說,即「諸行無常」、「涅槃寂靜」、「諸法無我」。這和《易經》變易、不易、簡易的說法相通。 「簡易」是悟道之後的境界,表示修行的過程中得節制嗜欲,無私無我。莊子說:「嗜欲深者天機淺。」(〈莊子‧大宗師〉)反過來說,嗜欲淺者,天機必深,天機深,才能徹悟大道。 書名:《毓老師講學庸》 講述:愛新覺羅 毓鋆 記述:蔡宏恩 整理:許晉溢 出版:中華奉元學會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 【序文選摘】
夏學悠悠的古調 林明進 《毓老師講學庸》,是毓老師化為文字的遺音,也是毓門最精粹的古調,古調雖自愛,我們還要琴之瑟之,傳之承之。讓夏學悠悠,以中道正道之光華天下。 毓老師給了我們一條江,我們即使成不了一彎溪,每個人也要給中華文化一滴水。 《大學》,學大;《中庸》,用中。這是毓老師從天德黌舍到奉元書院,常常提,時時說的話,學姐、學長、學妹、學弟,最耳熟能詳的聲音。老師講學,依經解經,每一句都有出處,每一個結論都有真味。以原汁原味的本色來印證中華文化的原貌,這是毓老師在臺講學六十年的真精神。 「夏學」,是內聖外王之學。字書上說,「夏」,中國之人也;「學」,是覺悟之意。夏學,華夏之學,是中華民族自覺覺人的學問。 孔老先生在論語上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論語‧為政第二),這是孔子自述為學修德的歷程與進境。 孔夫子說自己的志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於學什麼?志於學夏學,志於學大學,學大人之學,學治國天下平之學。《禮記》有<大學篇>,大學者何?大學,學大,學天。憑什麼這麼說?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論語‧泰伯第八),「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大學的大唯天足以稱之,唯堯足以法之,所以奉元書院主張大學學大、大學學天。這是論語的證據。 中庸這樣讚美孔子:「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中庸第三十章)子思贊孔子之道如天地之化育萬物,天地之所以為「大」在此,孔子之道之所以為「大」也在此。這是中庸的證據。 孟子云:「大而化之之謂聖。」(孟子·盡心下篇)夏學的修為不在內聖而已,自己達到「大」的境界,還要教化人人也要達到「大」的境界,這才是真正的有容乃大。學大就是要成為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何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宇宙為一大天地,人為一小天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天地有好生之德,聖人有愛物之能,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西銘語),是人的責任。人為萬物之靈,萬物役於吾心,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仁民愛物,就是無差等的極致。 學生,覺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繫辭下傳第一章),「生」是地上草之始生,以草木始出土上設喻,象徵自然造化之德。就人而言,學生,學「生」,學怎麼活,學怎麼做一個人,人,是天地之性(生)最貴者也。自覺身為人的責任,也要覺人尋繹人的價值。從人生面看,學陌生的知識、學生存的能力、學求活的韌力、學生活的情味、學生命的價值、進而學生生不息的使命。 大學從生命哲學出發,推而發衍出人生哲學、政治哲學。明明德,即《周易‧乾卦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的明「大明終始」之德,從伏羲三畫卦發展到文王六畫卦,由始終到終始,「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大學經一章),終而復始,生生不息,自然不盡之意繫焉。繫辭傳云:「生生之謂易」(繫辭上傳第五章),大學的明終始之德不就具體而微的闡釋周易「生生」至美至善之德? 文言傳開宗明義第一句就是:「元者,善之長也」(乾卦文言傳),生是自然變化之大德,元就是生命最初的大能,最大最美的善,「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繫辭下傳第一章)。正,从一止。元是體之本,一是用之端。止於至善就是止於一、止於元,就是正道。夫子在《周易文言傳》:「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的結語,更是明明白白揭櫫正道之要。 一,為初大(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華夏之學起於一,人皇伏羲「一畫開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第四十二章),一(元)產生作用,透過乾元坤元,生天生地,然後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是老祖宗生命哲學的起頭,是觀察萬化後而得的思維。孔夫子的「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篇、衛靈公篇)、孟子的「定於一」(孟子梁惠王篇)、老子的「抱一」(老子第二十二章)、「得一」(老子第三十九章),莊子的「原于一」(莊子天下篇)等等,豈偶然哉!大學學大,止於一,止於元,就是學至乎「正」而後已。說大學核心價值在正道,不亦可乎。道家從自然看生生,發明清靜無為;儒家從兩性太和之德創造仁愛學說,此皆源於「一」所自出。大學止於至善之正,不正是春秋「大居正」、「大一統」的微旨? 我們再從夫子「五十而知天命」,進一步橫向連結,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第七),可以確知學易在知天命,是夫子自覺之見性,學易可以無損人之過,是夫子修德之悟心。 中庸首句:「天命之謂性」,從敬畏天的立場而言,上天所賦與我們的、我們所稟受於天的就是人性,「命」當動詞用,上天所生之謂性;從對等面來看,天命就是人性,在天言命,在人講性,「命」當名詞用。天為一大宇宙,人為一小宇宙,天大地大人亦大,天的一切全體大用,在人身上都有,「無量眾漚,都以大海水為本。」(熊十力先生語),大海水的全體大用,眾漚亦皆具體有之。 所以,王陽明的<尊經閣記>,闡釋尊經,他說:「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天命、人性、身心,原本一也;在天之位曰命,在人之位曰性,在身之位曰心,只是位不同釋名不同,其實三而一,本質是一樣的;命、性、心,原是一體,沒有什麼神祕感。毓老師云:「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身曰心」之外,又提出「在己曰獨」,別有高悟。 中庸第二句:「率性之謂道」順性而為就是中道,中道就是盡性而為。從人性出發的作為就是中道,所以入手處從自己開始,道也者既然不可以須臾離開人性,可以離開人性的作為自然就不是中道。合乎人性的中道是不假外求的,是足乎己而無待於外的,得之於吾心,就有中道之理,就能生中道之用,就能發揮人性的光輝。「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篇),堯舜,「性之」而已;「人皆可為堯舜」(孟子告子下篇),堯舜也是凡人日起有功的典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春秋繁露俞序篇),人人盡性就是學大而成其大;「用九:見群龍无首,吉」(周易乾卦用九),人人內聖,人人正己,人人止於至善,這是理想的太平世界。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第二十二章)這是中道率性、世界太平、天下一家,人人可以嚮往之路。 《大學》學大,自明其德以止於至善而後已;中庸用中,盡己盡人盡物之性,可以參天地之化育。學大人要與天地合其生生之善,要與日月合其明明之明,要與四時合其終始不殆之誠,要與祖宗聖賢合其吉凶之德。中道之用要盡本然之性,發而中節,慎其獨具的本心,不可背離吾心,不能悖違人性。大學在修「心」學大,中庸在盡「性」用中,大學中庸二書相表裡者以此。 大易首<乾>終<未濟>,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推演天道之常,示吾人學天為法;春秋藉魯隱公到魯哀公,以十二公之世襲、兄終弟及的亂制政體,褒貶人事之亂,欲後來者為戒。大學中庸隱約而彰化,含章而恢宏,莫非大易春秋之道也。 論語有一章記子貢慨嘆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第五);另一章記載:「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第九)成為孔子罕言天命的說辭。我們來看看《中庸》第二十章:「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命才能知人之性,知人之性才能知吾身之心;反過來看,知吾心就知人性,蓋性相近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子貢不可得而聞,大易、春秋垂教於今,昭昭然。「性與天道」可以合看,不是「五十而知天命」嗎?性與仁也可以合言,仁者無私,仲尼尚公(尸子語),何必言利? 「子罕言利」,不是不言利,「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卦文言傳釋乾元),是言大利不言小利,言利天下蒼生不言個人一己之利,子夏不是說:「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言仁」,凡九十七處,子大言仁,焉有不言?「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關鍵應在「與」的解讀與認知,「與」者,稱許之意。稱許「命」、「性」「心」,天道有常,吾人才能「法天」、「盡性」、「明心」以學天覺人。政事紛擾,吾人才能體悟「守正」、「用中」、「安節」、「識時」以學大自覺。 《論語》,是夫子論道之語,也是結論之語。《中庸》與《大學》二書相表裡,是《大易》《春秋》的縮影,唯有旁通原始儒家經典,依經解經,用心深入,庶幾可以窺其全豹。僅以「吾十有志於學」與「五十而知天命」兩句為基調,說一說讀《毓老師講學庸》的心得。 餖飣之語,文繁意雜,只是陋見。《毓老師講學庸》是毓老師課堂講述,是繼第一部奉元叢書《毓老師講中庸》後出轉精的力作,由同門學長蔡宏恩、許晉溢共同完成的課堂筆記,精闢周詳,椽筆逼真。抑揚頓挫,如聞其聲;唯妙唯肖,如見其人。親炙弟子,讀之如木鐸流心;私淑友朋,味之心自嚮往之。 讀筆記,思其德,肩負「以夏學奧質,尋拯世真文」,大家起步走;追其音,想其人,油生「華文五洲首,夏化一統流」,一同向前看。吾師已矣,教徽永存 ,同門弟子要以天德的仁心知周萬物;奧質夏學,繼天開運,同門弟子要以奉元的書香道濟天下。 從一九七五年進入師門,除服役外,一直樂在洋洋盈耳的杏聲中,從青少年到中老年,早就慣聽那杏香盈室的鐸韻,那來自氣節滿胸的大音,聲如洪鐘,聲聲貫耳也聲聲洗心滌慮,聲聲叮嚀也聲聲啟蒙養正,聽慣了就印心了。這本書完全忠於毓老師的講課內容,完全捕捉住毓老師縱論經典的神情樣貌,可以說完全貼近課堂現場,是巨細靡遺的講學實錄。老師的高見如天上來,老師的溫煦慈若晚陽。一章一節,清清楚楚如響玉;一字一句,明明白白若珍珠。慕之者讀奉元書院筆記可以啟心,同門弟子再溫毓老師筆記可以療心。實在欽佩他們的用心深細,真不知兩位同門學兄是怎麼辦到的?字字珠璣、句句瓊琚,如映水江月,如懸玉北辰,我們是怎麼也忘不了的……… 毓老師講學庸、講孫子、講莊子、講大易、講春秋、講論語、講孟子……奉元門生,將會如原泉混混,繼天奉元,映帶中華文化的長河,奔騰於炎黃子孫的血液中。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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