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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奉元電子報

中華奉元學會電子報 – 第104期

【奉元問學之三】黃河之水何處來?

文/黃聲

黃河貫穿華夏文化圈,是孕育華夏文化的母親。但是,母親來自何方?卻是個撲朔迷離,困擾數千年的大哉問。天才洋溢、桀傲不遜的李白,曾寫過一首狂放灑脫、風靡世人的《將進酒》,詩中第一句是:「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其中的「天上來」三字,無心中點出了一個困擾著史地學家超過千年的大問題——黃河的源頭在何處?這個疑問,現在似乎解決了。只要問一位中學生,他就會毫無疑慮的回答:黃河發源於青海省巴顏喀拉山。知識更為豐富的學生還會告訴你:它從巴顏喀拉山北麓的瑪曲,流經一對美麗的姐妹湖——札陵湖與鄂陵湖,由阿尼瑪卿山脈的西端,一路順著它的南麓,奔流數百公里,遠達位於四川中西部的山脈東端,匆匆地與廣袤的若爾蓋大草原打了個照面,就突然轉了一個180度的大彎,再順著山脈的北麓流回青海,形成「百曲黃河」的第一曲。

在衛星定位地圖的鐵証下,這個答案不得不讓人心服口服。但是,這個答案在三千年前是否正確?三千年後是否也如此?就很難說了!為什麼?因為黃河源頭位於地質極不穩定的青藏高原,高原不但繼續隆升,地形地貌也持續在變化之中。雖不至於一變而成滄海,但絕對會有新的地層隆陷、河床切割與河川改道的情況發生。加上時下流行的「全球暖化」現象,更將造成氣流與季風的巨大改變。三千年後的黃河源頭何在,大概沒人敢打包票,自詡能鐵口直斷。三千年後的事難說,也還未發生,那就撇開一邊,先說說三千年前吧。

三千多年前,可信的相關線索大約有三條。其一,是《尚書・禹貢》的「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其中,雖沒有談到河源,但指出較近源頭的一個重要位置——位在甘肅、青海兩省交接處的「積石山」。雖然《禹貢》的成書年代仍難確定,但是不至晚於戰國。所以,大約兩千五百年前,黃河在「積石山」一帶,流出青藏高原,進入了甘肅省,開始了綿延數千里的黃土高原之旅。

第二條線索來自秦漢之際的著作。《爾雅・釋水》中說:「河出崑崙虚(墟),色白,所渠並千七百,一川色黃。」此時已經知道黃河上游的河水,不同於中下游所習見的「色黃」,而是「色白」,必然有些實際勘察的經驗。而所說的「河出崑崙」就應該不是全屬無根之談,而有可信的成份。雖然,古代「崑崙山」的確切位置不明,而今日的「崑崙山」則是位於新疆、西藏之間,綿延數千公里的大山脈。當時的黃河,是否真發源於今日的崑崙山脈?由山脈何處流出?仍在渺茫之間。但是,比起《尚書・禹貢》,總算又跨出了一步。

第三條線索則來自《史記・大宛列傳》:「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這是司馬遷根據張騫出使西域,歷經千辛萬苦所獲得的資料。于窴的古今位置大致相同,是在新疆西南部,接近葱嶺(今日的帕米爾高原)的一塊綠州,其南方則是前述的崑崙山脈。葱嶺既是高聳的世界屋脊,在其東部山嶺發源的河川,當然都流向東方低矮的沙漠。新疆最大的塔里木河的確向東流,注入東部的羅布泊,這就是《史記》中的鹽澤。

再讀下去,麻煩就來了!因為,到了此處,河流便潛行地下,不見了!但是司馬遷卻肯定的說:「其南則河源出焉」。既沒有說明究竟出於何地,更沒說明如何知道鹽澤與河源的關係。鹽澤到積石山的直線距離,至少有四千里之遙,居然就如此一筆帶過,以現代標準來看,實嫌馬虎。但是,一因出於域外無法考驗之地,一因出於太史公的如椽大筆,大家也只有默默接受。頂多,只能歸之於歷史「呆」案。

總之,《史記》所說的河源,可追溯到塔里木河。與《爾雅》所說「河出崑崙」不盡相同,卻有相近可通之處。今日的塔里木河主源雖出於天山南麓,而非崑崙山,但有些重要支流的確源自於崑崙山。所以,兩書所言,可能只是主流與支流尚未釐清,甚至是當時水流大小不同而引起的認知歧異,實際情況未必互相矛盾。這可由《史記》中,簡短帶過的另一句話得到支持。〈大宛列傳〉:「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可見當時的確認為河源(即塔里木河)位於于窴附近,正是位於崑崙山脈的北麓。更進一步的証據,得由兩百年後出版的《漢書》中尋得。〈西域傳〉中說:「西域⋯⋯中央有河⋯⋯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這段話清楚地說出:塔里木河有南北二源;出自于闐南山的,確實是「南源」,而其「北源」現在視作正源,由天山西部靠近蔥嶺的高山流出。這些高山峻嶺,當時若統稱蔥嶺,無可厚非。《漢書》此段雖以「西域以孝武時始通」開始,但其中所述的地理知識,包括鹽澤到玉門的距離,鹽澤的範圍,都已相當明確,未必是漢武帝初探西域時,即已勘查到的結果,更有可能是漢武以後諸帝,持續經營西域的累積成果。無論如何,《史記》留下的最大迷團——鹽澤與黃河河源的關係,仍是原地打轉。

將近一兩百年後,黃河源頭又有新的進展。一部不明作者的河流專著——《水經》問世了,此書前兩卷的主要內容便是河源。首卷只有寥寥五十餘字,說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其中顯然有些錯誤。例如,「崑崙墟」的高度,不可能達到「嵩高」(即河南嵩山)至「崑崙」距離的五分之一;而且「萬」之後再加上個「一千」,也有畫蛇添足之嫌。這還算是枝節,最為奇怪的是「入渤海,又出海外」七字!「渤海」明明遠在萬里之外,黃河怎能在還未進入黃土高原前,便一入一出?更為怪異的是,從酈道元的權威著作《水經注》開始,到當代的《水經注》專家,對如此怪異的敘述,卻似乎視若無睹。很可能,一般都使用「跳躍式閱讀法」,認為原句直接由發源處跳到終點。之後,再回頭細數流經之地。這類「提綱挈領式」的寫法,在古籍中並非罕見。但是,緊接著的「又出海外」就無法自圓其說了!黃河可能出渤海嗎?出來後,還可能別有流向?而且再緊接此句的,是黃河確實的河道——「至積石山」。除非,「又出海外」是衍文,否則,「入渤海」三字,便有嚴重的問題。

其實,這段文字已因循數百年之久。與《史記》幾乎同時代的一部雜家巨作——《淮南子》,就有類似的敘述:「河水出昆侖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以太史公的博學,不知此書的可能性不大,知而不言,便有緣故。其一,可能是政治考量——《淮南子》的掛名作者——淮南王劉安,是漢武帝的叔叔,因謀反罪被殺。但是考慮太史公的鯁直性格,可能性並不大。其二,這份材料源自於他所不信賴的來源。《山海經・海內西經》說:「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除了幾個流向在《淮南子》中省略掉外,其承襲的痕跡頗為明顯。甚至可說,《淮南子》像是由《海內西經》刪節而來。而太史公明言「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所以,第二項猜測很可能較近事實。此外,關於「渤海」一詞,在《山海經》中,竟然出現在遙隔數千里的「東山」、「西山」、「南山」等三個地理區域,不免使人懷疑其可信性。

下文中,筆者提供幾項証據,論證此處的「渤海」,既非今日習知的「海」,更非山東半島外的「渤海」,而是來自音譯之誤。這一錯誤,因循兩千年,一直沒釐定,實在令人扼腕嘆息。

在提出論証之前,先談《水經》第二卷中,牽涉河源的內容,以及衍生出的一連串問題。此卷開頭近百字,交代了「河出崑崙」的確切意涵,以及引出的一個千年迷團。第一段:「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極可能是敘述當時所知塔里木河發源於蔥嶺的這件新發現。第二段中的「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進一步印證《史記・大宛列傳》及《漢書・西域傳》的敘述。綜合起來,此時的新地理知識為:塔里木河有二源;一發於蔥嶺,一發於于闐南部的崑崙山。會流之後,塔里木河便蜿蜒東流,最後「東注蒲昌海」,即今日已成滾滾黃沙的羅布泊。這一部份,有古今河道的地質証據,大體無疑。

下一段則是關鍵所在。「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又東過榆中縣北。又東過天水北界。」從「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以下,是穿過積石山後的河道,與現況相似,可以不再討論。前半段明白點出,黃河至少在敦煌附近現了身,而且沿著祈連山麓的河西四郡流到積石山。如果黃河是沿著祈連山北麓流向東南,應當出於積石山的後方,而且會縱貫河西走廊中的幾條向東北橫流的河川,這應留下明顯的地質遺跡。在兩者皆非的情況下,合理的推測即是,此河流經祈連山南麓。此一廣大地區,由北至南,有流至敦煌附近的疏勒河(見附圖一)及黨河,發源於張掖附近的大通河及布哈河,及發源青海湖北方山區的湟水。值得注意的是,疏勒河、大通河與布哈河的源頭極為接近,其間又頗多沼澤,以四、五千年前更濕潤的氣候推論,此一區域極有可能是廣袤無垠的湖澤。如此一來,這些河流就可能是相通的。至今,布哈河仍是青海湖的最大水源;昔日,水量應當更為充沛。果真如此,河流由敦煌直通青藏高原的第一大湖,便有實際的可能,而隱藏在「入渤海」這句話的意義,也隨之隱約可見!

圖一、青海省東半部簡圖。主要山脈以藍字標出,主要河流名稱以圓圈標出,黄河源頭的札陵湖與鄂陵湖以矩形標出。(圖片提供:黃德華)

至於「又出海外」,有兩個可能。湟水上游的南支流(今西川河)與青海湖十分接近,若其間的分水嶺尚未隆起過高,且水量豐沛時,湟水便可能與浩瀚的青海湖相通,而成為後者的外流河道。若此,「又出海外」就非純屬虛構。第二個可能是青海湖東岸的倒淌河。青海湖東面現因日月山及青海南山的鉗形交錯,形成進入青藏高原的垭口。由此處發源的倒淌河,向西流入青海湖。但在垭口尚未形成的地質年代,倒淌河是由青海湖反向流入黃河。所以,倒淌河也是「又出海外」的可能來源之一。若青海湖果真與黃河相連,無論是經由湟水或倒淌河,以今日青海湖的豐沛水量推想,這一河道的總水量,應該大於源自巴顏喀拉山的另一黃河支流(現在的正流),因此可能被視為主流。如此,「入渤海,又出海外」所產生的迷團,就不難解釋。但是,這兩項可能都牽涉到地質變動,所須時間應為數萬年或數十萬年之間;而人類則至少是遠處於舊石器時代,文字尚未產生之時,所有的知識僅能依憑地方父老口耳相傳,極難回溯來源。

這個假說的關鍵,在於「渤海」與青海湖的直接關係。有幾個問題,必須要有合理的解答。第一,「渤海」的「海」字,可以指湖泊嗎?青藏高原的住民,的確稱湖為海子。不但青海湖中帶有「海」字,黃河源頭的姊妹湖——扎陵湖與鄂陵湖,也稱「茶靈海」與「鄂陵海」,都帶有「海」字。第二,有直接証據顯示青海湖曾稱為「渤海」嗎?這個答案較為複雜。青海湖的藏語音譯是「錯溫布」,與「渤海」的關係,在漢字上完全看不出來。但「錯溫布」中的「錯」是藏語的「湖」,「溫布」則是藍色之意。「溫布」的羅馬拼音是Ngon Po,最後的Po音,不必譯成「布」,而可譯成更精準的「波」、「柏」甚至「渤」。所以,「渤」字在藏語中,有語音的脈絡可尋。這答案回答了青海湖有可能稱為「渤海」,卻沒回答下一個更為困難的問題:歷史上是否曾經使用「渤海」,或類似的名稱,稱呼過青海境內的湖泊?這個問題要再等四百多年,才有了較為清楚的線索。

《新唐書》中記載,唐太宗時,曾派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率軍平定吐谷渾叛亂。侯、李兩人追擊吐谷渾國王時,曾在青海湖附近,經「空荒二千里」而「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可見此處有大湖,且稱「柏海」。「柏海」之名,應該源自藏語,而「柏」與「渤」音同,青海湖與「渤海」的關係又加深一層。但是,後代資料卻顯示「柏海」似乎另有歸屬。《新唐書》中記錄文成公主出嫁吐蕃國時,國王松贊干布曾迎公主於「柏海」。網路上常見的說法是:位於河源附近的札陵湖旁有文成公主廟,所以「柏海」即是札陵湖。此外,又有「柏」即是「白」的說法,認為札陵湖湖水偏白,所以又稱「白海」。但是,這些觀點中的疑點甚多。

首先,考慮追擊吐谷渾國王一事。札陵湖離青海湖甚遠,侯、李二人不但得長途跋涉高原地區,還得由較為低平的共和盆地攀登高聳的「漢哭山」(可能是今日鄂拉山,見圖),面臨到「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糜冰,馬抹雪」極為艱困的情況。已是人乏馬困之時,還要迅速回師青海湖南岸的大非山(今青海南山),與李靖所率的大軍會合,再次出擊。軍情變幻莫測,時機極難掌握,如何有閒情逸緻南下「漢哭山」,再行軍百里,來到札陵湖畔「覽觀河源」?然後再一上一下「漢哭山」?其二,松贊干布既迎公主於「柏海」,其地當在吐蕃境內,侯、李二人豈可隨意進出?其三,當時似乎並不確知貫穿札陵湖與鄂陵湖的小河即是奔騰萬里的黃河,如何「覽觀河源」?而積石山若指甘青交界的「小積石山」,則遠在千里的茫茫天外,更不用說其間有無數高山橫亙,如何觀望?若為「大積石山」(今日的阿尼瑪卿山脈,見圖),距離或許不是個大問題。但有一重要前題——必需具備正確的地理知識,了解到黃河繞行阿尼瑪卿山幾近千里,形成「黃河首曲」,才知此山與河源有關,值得大費周章,行軍不毛。這一地理知識,在此前一百多年才出版的《水經注》中並不具備,還需等待數百年後的元代探勘。所以,此處所謂的「河源」恐是泛指,缺乏實質意義。其四,中原湖泊大都混濁泛白,與號稱「白海」的札陵湖湖水並無太大區別,為何值得在兵馬倥傯之時,特地來此一觀?其實,青海高原的湖泊多呈鮮亮的青藍色,與中原湖泊迥然不同,對中原人士不免具有強烈的吸引力。侯、李二人要看的,恐怕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藍湖,而非白湖。其五,札陵湖東邊的鄂陵湖即是藍湖,相距不過十餘公里。而文成公主廟則位於兩者南方,約一百五十公里處,可說與兩湖等距。所以,依據地理位置相近,而推論「柏海」即是札陵湖,理由並不充足。事實上,鄂陵湖畔有措哇寺,其旁有「迎親灘」,傳說是松贊干布迎接文成公主處。如此,「柏海」應為鄂陵湖。其六,白字與藍字,藏語尾音雖都是「po」,但前一音節的發音卻不相同。藍字的「po」音前,是較為含混的音節(Ngon),對應的漢音是「鄂」、「溫」。而白字卻有較清晰的「ga」或「za」音在前,對應的漢音是「札」、「加」。依據情理,藍字較白字更容易誤聽為單音的「po」。無論「柏海」究竟對應的是藍色的鄂陵湖,或是稍微泛白的札陵湖,「柏」應為藏音「po」的直接音譯。由漢語的「白」、「柏」音近,而認為「白海」可因此轉變成「柏海」,極可能是由漢音反推,而產生的錯誤聯想。其七,高原湖泊呈現的青藍色,與湖泊的澄清度與深度有直接關係。札陵湖湖水本呈青藍色,但是黃河上源沖刷而下的泥沙,因波浪翻騰而增加混濁度,造成局部的白光反射,在青藍色的背景下特別顯眼,與他湖之湛藍相比,或許可稱為「白」。但是,初唐時期,此地未經大量開墾,植被必然十分充沛,黃河上源的含沙量應當遠低於今日。當時是否可見白浪,殊為可疑。

綜合而言,札陵湖位於河源,為元代以後的地理知識,在五百年前的唐初並不具備,而其湖水未必色白,更不可能因此取名「白海」,進而演變成「柏海」。而「柏海」的「柏」字,極可能是「po」的音譯,泛指青藏高原中的大型湖泊。「柏海」既指大型藍湖,而青海湖即是其中翹楚,可以「柏海」稱之。雖然《新唐書》中青海湖已用今名,但是,其他較為漢人罕知的湖泊,仍然保持「柏海」的稱呼,是可以想見的。由此前推千年,漢人初見青海湖,詢問土著名稱時,極可能誤以尾音較重的「po」為名,而稱之為「柏海」。此後再因漢語「柏」、「渤」音同,而誤寫為「渤海」。至此,可知《水經》所述之河道源流似乎並非了無依據。

但是,《水經》句首的「又東入塞」卻成了另一絆腳石。這四個字指明了,河水由蒲昌海流到敦煌。但是在《史記》時代,兩地之間似乎只有黃沙,而無相通的河流。所以,從《史記》開始,採用「伏流說」,認為河水「潛行地下」。其重要理由之一,在於蒲昌海這個號稱廣袤三百里的大湖,由西接納了源源不絕的塔里木河,雖沒有出口,卻「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既然只進不出,又不見增漲。所以,認為它別有地下出口——「皆以為潛行地下」。現在看起來,這個推論似乎荒謬。但是,當時卻應有現實經驗做為背景。直至今日,塔里木盆地的多數河流一方面消失於沙漠之中,而另一方面,卻有「伏流」不時冒出地面,形成大小不一的綠洲。這種地方特色很自然地引發「潛行地下」的說法。當然,古人不會理解,河水的消失,更可能來自沙漠地帶的快速蒸發現象。但以當時的知識水準衡量,並不算過於牽強。更有趣的是,在某個未知年代,疏勒河不但流過敦煌,而且直通蒲昌海。這條已乾涸的河道,現在仍然有遺跡可尋。所以,塔里木河經由蒲昌海到達敦煌,極有可能是流傳於當地的口傳事跡。但是到了《史記》時代,兩處已經斷流,只能代之以較符現實的猜測–「伏流說」。

到此為止,表面上似可解開塔里木河、蒲昌海、河復出、入渤海、出渤海、出積石山等一線相通的迷團。但是,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卻浮現了。在這一線上的河道,大體上必須遵循由西向東的流向。然而,在敦煌附近的疏勒河,流向卻恰好相反。雖然疏勒河與布哈河源頭相近,極有可能互通,卻是各奔東西,並不能串聯成一條由敦煌流至青海湖的河流。但是,如前所述,青藏高原的地質極不穩定,在印度次大陸的推擠下,青藏高原不斷地在隆起、塌陷的動態變化中。疏勒河流域是否會因此改變流向,而由原本東流的河流,變成反向西去?此則有待日後的地質研究,方能釐清。但此一假設中的地質變動問題,與前述青海湖與黃河的連結相似,所須要的時間都得以萬年計。這些事件都發生在人類有書寫文字之前,須要經由當地父老間代代的口耳相傳,以保留遠祖的知識。在數百代的口述傳承中,是否因為前人觀察不實或誇大其辭,後人傳述錯誤或誤解原意,而使得原本終結於蒲昌海的兩條河流,說成流向一致的一條河流,則是更難釐清的問題。

綜合而論,新疆的塔里木河,源頭之一的確是崑崙山脈,也的確流入了羅布泊。相對的,疏勒河與布哈河的源頭很可能曾經相通,但卻是流向迥然不同的兩條河。如古書所暗示,曾有一條流經敦煌附近乾躁的沙漠區,再向東南流向地勢較高的地區,而與布哈河聯貫的大河,機率實在不大。此一傳說,或許導自於「以訛傳訛」的誤傳。至於「伏流說」,考慮羅布泊與敦煌之間,直線距離遠達三百公里,可能性也頗為微小。此說之所以產生,最有可能是因為羅布泊接納源源不絕的塔里木河,卻「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而引起的揣度之詞。

不容誨言地,古書中有真實的知識,也有誇大之詞,更有可能誤傳,以及受時代限制所產生的一廂情願的揣測。居今論古,在許多層面上,今日知識的精確度都遠遠凌駕在古代之上。所以,在衡量古代的敘述之時,今人常會低估古代知識所反映的真實性,而在不自覺中,以先入為主的成見,認定古代知識必然貧乏,標準必然低落,任何不符今日認知的事物非錯即偽。以人類文明演進的眼光來看,人類對外在事物觀察與所產生的觀念,必然是由粗至精,由狹至廣。古代知識當然有其局限,需要後人進一步的改進,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在對待古代知識時,若以古今不符,輕易的將其蔑視屏斥,而忽視了古今時空、生態、地貌的不同所造成的矛盾,很容易錯失了重塑原貌的可能。本文以黃河源流為例,試圖解析古代知識中所存在的,一些被今人視為荒謬可笑的迷團,重新考量古代知識所可能反映的事實基礎與其限制。所得的結論,是基於手邊有限的史地資料,按照合理的分析推衍而得。是否真正如此,則需專家們進一步的,根據實地探測的方式斷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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