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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元演講、花絮、全文】1/12 (日) 下午二至四時 屠乃瑋學姐:淺談慎獨-政治與媒體之間的一點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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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跟各位學長分享的,是一句話叫「閑邪存其誠」,我們要非常小心去面對內心的龍跟虎。我們說降龍伏虎,外誘叫做龍,而內欲,一己之私,叫做虎。降龍伏虎其實是降自己的外誘還有一己之私。我們學政治的跑到媒體,在那個時代可能想走修齊治平的途徑,希望為大眾做些事情,就到了媒體。因為當時還是解嚴前夕,如果沒有太顯赫的身家背景,大概很難直接從事政治,把心中認可的價值觀推行出來。從政不可能,如果不走學術,大概只能走到媒體了。老師教導我們的,多半是靜下來思考分析詮釋的訓練,電子媒體需要的是描述的能力。所以從原來Interpretive詮釋,到了Descriptive描述,就像把一塊大玉雕雕雕,到最後只剩下一個小的玉戒指,要廢掉很多可用之材。因為電子媒體本身荒疏的特性,膚淺的特性,以至於在老師這邊上過課的學長姐們,最後多選擇進入印刷媒體,而不是電子媒體,包括我的學長郭崇倫跟以前的主管胡元輝。進入印刷媒體可能可以保存一點「真氣」,把原來分析詮釋的訓練,變成一句兩句,一篇兩篇文章。在電子媒體就難了,左耳進右耳出,很難透過電子媒體讓人留下什麼。我進入電子媒體後,常常看到政治跟媒體之間的糾葛,以及人跟人之間的糾葛,不是辦公室的人跟人,而是人民跟權力之間的糾葛,私慾跟公義之間的糾葛,都滿赤裸也滿粗暴的。今天談慎獨,這邊列出來我淺略知道的,包括從孟子、從荀子、從大學中庸,還有明末的大儒劉宗周,跟後來曾國藩的誡子書。這一路下來我簡單的體悟就是「誠」。如果老師曾給我什麼樣的話,讓我經常拿出來鞭打自己,就是「不誠無物,不學無術」。老師不斷提醒我們,人啊不要自欺。老師常常開玩笑,也是認真地講,如果連老婆都不信任你,這個人大概就無可取之處了。我們倒過來說,女性如果連自己的子女都唾棄你,大概也就真的不成為一個人。我還沒有跟老師學的時候,看到的慎獨就是,一個人獨居的時候要謹慎,一個人時也要注意,要不欺暗室。之後我們看到歷代的大家也這樣註解。我後來想,這未嘗不是一種入門,終究它點出了一個獨字,也就是我自己。
那我自己跟你自己,跟他自己,中間的串聯是什麼?老師有一次提過,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身曰心,最後他加了「在己曰獨」。老師一直在講一以貫之一以貫之。那一刻我終於貫通了,原來天命、人性、身、心、己、獨是一貫的。所以慎獨其實是慎自己的那個元,慎自己之所以為人,之所以能有天命的那個東西,我們稱它the thing好了。這講得有點玄,有點奇怪,無以名之,就是那個根苗。老師也講過,聽他講時我不懂,愈大愈懂。他說中庸就如同佛家的心經,我後來才明白,原來如果能夠讀懂心經,就見性了,就能明心見性,立地成佛。讀懂了中庸,就知道自己如何努力成為一個儒者,也是從誠開始。
我是台大政治系的,75年應徵中視,還沒有面試就已經被封殺了。最後有一個人救了我,過程很有意思。當時我沒有辦法說服他們我是你們要選的人,因為他們怕台大,那時台大叫台灣獨立大學。他們私下開玩笑說,他們寧可要政治腐敗大學,也不要台灣獨立大學的。當時一位潘副總丟了一個題目給我,他說你是學政治思想的,可不可以用最簡單的話告訴我,什麼是中國政治思想的精髓,我說我試著這樣回答好了,就是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知道是不是能夠回答您,他就點點頭。我事後知道,因為他給了我球,我接住了他的球,他就力主把我留下來。進去之後他們希望我跑政治,我從第一時間就知道不能跑政治,那是保存自己元氣的唯一方法,跑了政治就立刻完蛋,不是坐實台灣獨立大學的罵名,就是變成傳聲筒。也就是說自己還沒有累積出一點立足之地的時候,不要想保留什麼真氣。多虧約略從老師的隻字片語中學到一點點,知道先求生存比較重要。當年那個環境,社會運動方興未艾,包括政治的反對運動,勞工權利運動,婦女運動,環境運動。學運則還沒有開始。我就決定跑環境運動,或許也真的呼應一點,我們不只要成己,成人,還要成萬物,環境跟我們之間不是對立的。跑環境有一個好處,不管執政者或在野者,嘴巴上都得要保護環境,沒有人敢說他不要保護環境。或許就這樣撿到一點便宜,讓自己先立身。
再回頭說命、性、心跟獨。記得老師曾經問我們獨是什麼,要我們想清楚。我一個簡單的解釋,獨就是當我面對自己的時候,要知道自己的性命與天道。知道之後,要保住自己的性命與天道,更要隨時檢視自己的性命與天道有沒有被外誘或內欲給摧毀了?如果我能保存,又如何讓這個性命與天道誠於中形於外?這是我對慎獨粗淺的了解,就是經常去反省,沒辦法像曾子一日三省吾身,但是三不五時衝撞的時候會反省,為了公與義跟主管衝撞的時候會反省。我舉幾個例子來說明。剛剛講到環保,在民國78年1989年,已經解嚴了。有一年我在做系列報導,看台灣建築的廢土往哪裡去了,一不小心大刺刺的就拍到當時經濟部中華工程司倒的廢土,很清楚,公家單位倒的廢土,當然也就報導出來了。當天主管就接到電話,第二天就來了一票人。那一剎那覺得自己滿勇敢的,終於可以實踐一下什麼叫大無畏了。我還接到國民黨新聞黨部來函,要我寫報告,說我拍攝倒廢土的畫面危害黨國利益,我不記得我有沒有寫,只是大無畏的說照播,照用。我還自己報了曾虛白新聞獎,因為中視不想報獎,結果還得獎了。那件事讓我感受到,你還是可以在幽暗的地方想辦法切出一條縫來,只要懂得迂迴,先保存自己。那一刻我更清楚知道,我們沒有辦法像報社記者可以寫很多東西,能夠鞭辟入裡,但我們的優勢是你拍到了就是證據,你就可以很巧妙的讓證據說話。
同樣狀況也應用到1991年學運之後的國是會議,許倬雲院士當時是國是會議的小組召集人,後來學者憤而退出國是會議。因為許倬雲行動不方便,就慢慢一步一步從圓山飯店的一側走到另一側,走上講台,走得很慢,發表共同聲明退出國是會議。當時我跟攝影記者說,你不要動,就用長鏡頭,拍他一步一步走上去,回去之後直接播出,一刀都不剪。雖然是膚淺的媒體,還是可以想辦法把這東西展現出來。當然我們不能夾敘夾議,我描述他慢慢走向講台,走在學術與政治之間。我真的皮的是,那個時候我知道我為什麼要這樣講,看不懂的人看不懂,看得懂的就知道,那是走在公義與私利之間。他憑著道德勇氣決定要淑世,想用學術良心來協助一些事情,但事無可為,還是一樣走上去告訴你,我不做了,我不玩了,不卑不亢。他讓我看到,一個學者或知識分子怎麼樣在濁世行事作為。這些都讓我更有勇氣在每一次每一件新聞操作中,品味如何存那個天性。
我們讀了原始儒家的東西所學何事?我念研究所時,為什麼會寫孔子理想國的分析?就是思考了一個問題:民主政治跟儒家的修齊治平究竟有什麼異同?西方人跟中國人究竟在人上面有什麼不同?人民、公民、生民、天民究竟分野在哪裡?我有緣學了政治,念了政治思想,就寫下來了。我當時有個很好的老師孫廣德老師,他在政治系教政治思想。我在他身上看到一個實踐者,不是徒呼負負,書空咄咄的學者。他師從薩孟武老師,譚嗣同的仁學就在他身上展現。我同時上毓老師的課。這兩位老師讓我看到不同的生命境界,孫老師讓我看到怎麼樣在小地方仔細琢磨,不過度延伸,是微觀的視野,毓老師讓我看到比較宏觀的視野,我都非常感動。
因為帶著上述疑惑及對國家的思考進了媒體,就開始在媒體中側觀政治,也在媒體中側觀自己。做一個媒體人,也自許為中國讀書人,該怎麼做?關於橘逾淮為枳,我們那個年代有一些論辯,包括楊國樞等人,他們一直在談,究竟民主適不適合中國?那時用的是中國喔!現在用中國要很小心。他們問有沒有中國式的民主?也有人提出第六倫,好像我們五倫不夠用,要第六倫。我們說中國人,或是夏學的傳承者,或是中華文化人,我可不可以這樣說:我們念的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從人到天下是個同心圓,從內心開始的。在己曰獨,所以內心、自己所承的是天性,是天命,但是以形體來講是人,然後才從這個人開始。人往下擴充一圈呢?是家,再往下呢?我們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跟國跟天下中間好像沒有社會。西方政治思維最早從天賦人權開始,人跟人,你跟我,我跟他,他跟你,我們跟君王,君王會說我跟教廷,都是二元對立,因此政治體的最小單位是個人。對我們來說,我個人跟你個人不應該相扞格衝突。西方的政治思維則包括你爭我奪,你退我讓,你的權利,我的權利,之間是有分際的,人民跟政府是訂了契約的,有這種對立關係。中國因為少了這樣的思維,會不會社會那部分有所欠缺。所以當年一些學者會想,要不要有中國式的民主,要不要把第六倫加進去,彌補社會互動的規範。
其實想一想什麼叫第六倫?如果每個人都能做到修己的功夫,我們不一定要加第六倫,第七倫,因為都在裡面了。推己及人不就是第六倫嗎?一定要是兄弟父母夫婦君臣師生才是嗎?其實第六倫就是第N倫,說穿了早就有了。為什麼我們原來有的民本思想、民權的思想沒辦法轉化成民主的制度?我有一個小心得,就是我們講民本,公羊春秋講到人有革命權,但都是討論治權。治權違天道時,人民可以推翻它,但政權沒有違天道時,人民跟政權的關係似乎比較模糊。民主機制是不是只針對治權,而不能針對政權?我還沒有想通。那麼社會跟天下,天下又是什麼?天下是Universe還是Cosmos?我們似乎沒有像西方的二元說,形上形下,我們都是融在一起的。我們現在所有的學科,是不是從一個共通的東西分出來?都是sub-field?如果是這樣,它只是Spread out,是分化,而不是獨立。這麼一想,我的政治跟媒體就連在一起了。
拉斯威爾是政治學者,但涉獵傳播,這表示西方學科也殊途同歸了,因為都跟人有關。他有一句名言:什麼叫權力?就是誰得了什麼?在什麼地方?用什麼方法?就像媒體說的五個W一個H。其中WHY問你為什麼要說,就像問你為什麼要從政。如果從政,我們想治國平天下,如果做媒體,我們要什麼?政治人物在平天下的過程中,如果治權違逆天道,身為政治主體的人如何遂行其公義?體制內的改革跟體制外的革命都可以是我們思考的方向。終於在那個時候把政治跟媒體接在一起了,就是WHY。問為什麼就可以檢驗,也可以發現媒體跟政治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制度上的制衡,那是西方來的,但到頭來還是自律。政治人物的操守在哪裡?媒體人操守在哪裡?就回到自律。我在學校的時候,胡佛老師一再講,制衡翻譯成Check and balance不對,是Checks and balances,講的是每一個單元之間的制衡,你跟我的制衡,我跟他的制衡,我跟國家的制衡,國家跟我的制衡,團體跟團體的制衡。但自律不一樣,自律問的是我們有沒有慎己之獨?我們的政治人物中國文化的底蘊還在不在?他們引介或操作西方政治法律時,是不是完全丟掉了中國的東西,還是他不知道他已經丟掉了。統治者或有權力者沒有那塊自律,沒有做到誠,沒有做好慎獨,沒有守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更不要說修道之謂教。看起來十二年國教跟中國傳統價值會漸行漸遠,未來教育能著力的地方可能更少。
毓老師常常提到,你們老說美國好,政治民主,那時代台灣政治不民主,你們到美國去啊!要想清楚喔,留有留的打算,走有走的想法。現在看到很多人到最後沒有辦法融入,我很多朋友第一代移民到了英國美國,借用二元對立下的民主法治跟個人權利保障,到他的孩子才是分享,直到他的孫子才真正擁有,因為已經是在地人了,所以移民三代以後才能融入。我們留在這裡也要有留的打算,但我們為這個社會推進了什麼?成了什麼?我們推己及人了嗎?
我思考政治,觀看政治從以民為本變成以民為主的過程中,看到了台灣媒體跟著政治一起提升與沉淪。我進大學那年是民國68年1979年,發生美麗島事件。我進媒體的第二年解嚴了,剛好見證轉變的過程,那個時代充滿一切可能,但沒看到有人舉起儒家精神的大旗,看到的是引進西方的勞工人權、婦女人權、環境權,也引進了民主政治。那時我看到的是一個迸發,媒體是推波助瀾的角色。但媒體跟政治其實一起集體自欺欺人,包括我自己。只要跑社會運動街頭運動,回來稿子裡提到的人數一定會被改,說大約有三萬人或大約五萬人,一定改為大約數千人,不到一萬人。更早以前會說一小部分,聽起來像一小撮。最後我說,我不講可以吧,讓畫面說話,最後畫面被發現,又三令五申告誡攝影記者不要帶大景,只要小景,還交代要拍經常出現的面孔,讓人覺得永遠是那些人,這就是我們集體自欺。
後來我覺得已經到了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時候,到了大突破的時候,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來臨。解嚴之後,很不幸的,媒體走向新型態的權力依附跟商業的買賣。早些年談起自立晚報,很多人引以為傲,因為在那個氛圍下,自立晚報是唯一敢跟權力面對面的,它確實也衝撞了東西。但自立晚報隨著媒體開放,社會開放,慢慢也式微了,關鍵力量本來是可以往上提升的,卻沉淪了。我也在思索為什麼?我以自己的經歷管窺其大,因為自立已經隱含了一個立場。它的立場是我一定要有稻草人,我就是唐吉柯德,稻草人倒了,我會再找一個稻草人。
520農民運動,我在採訪新聞,抗議民眾看到中視,就罵國民黨的抓耙仔、走狗。他要拉我們攝影記者的東西,而且很粗暴的說識別證要給他,然後還碰我們的鏡頭,要搶我們的鏡頭。我擋在前面說,你不可以動我們鏡頭,就被他們踢倒,跌個狗吃屎。回去之後,可以看到我們講的如何維繫那個根苗。主管說一定要告自立晚報,我說不要告,他們非常生氣,因為我跟他們講,他們推倒的不是屠乃瑋,他們推倒的是國民黨,是國民黨的傳聲筒。哇!他們氣死了,你這個人真不知好歹,人家打了你還這樣講。第二天報紙出來,他們說你還是要告。因為自立晚報做了完全不符事實的描述,就為了凸顯國民黨的媒體在權力侍從下的不堪,恰巧我又是女性 他就把對女性的不禮貌全放上來,例如說媒體是政治的奴婢,把它結合成一張圖像。他的描述我當天穿著裙子,很無聊,我怎麼可能穿裙子去跑那個新聞,被推倒了,還在遭到不禮貌的輕薄,我心想這什麼跟什麼。它已經預設了他要用最極致的方法來告訴別人,國民黨可惡,國民黨的媒體何鄙,國民黨的工作者一點都不可敬。這個報導出來之後,主管要我告,我也不告。
有趣的是,之後我做了一個觀察。正巧我到2003年進了公視,剛開始做製作人,後來做經理。要我做經理的是待過自立晚報的李永得。我要談的是人有沒有自欺。我跟他講這件事,想看他的反應,他沉吟了一下說他不知道這件事,他當時應該不是總編輯,然後就沒有下文了。胡元輝總經理來的時候,我已是經理,我也告訴他這件事,他就想那是哪一年,胡總是很仔細的人,回想那一年他在哪,有沒有參與其中,或知曉不知曉,開始認真追索。看得出來他不太知曉,還很細的問是哪一個記者報導,我說我沒有記,對我來說不必要記,因為那不是人跟人的問題。是不是老師的門生會有一些不一樣?就在有沒有一點點根苗,這個根苗或許年輕時種下才有用,晚了大概也來不及了。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媒體都是自己腐敗的,如果每個人不能自律跟自覺,不能管好自己的分寸,而集體自欺,就會集體腐敗。從以前的老三台,兩大報,到後來不見的自立,到現在統統一樣。那時自立有它的政治跟道德光環,跟自立對立就是不道德的。如果我們再用老師常說的話來反省,都是自欺!如果不能把持那個根苗,讓根苗在制度中運轉不停的話,都是自欺。當時是權力的交換,後來呢?難道新聞的置入行銷不是自欺嗎?
我的同學江宜樺也是老師的學生。有一年他還在做老師,我在做公視經理,我們請他來,幫我們做在職訓練,因為他是研究民主理論的。他當時說他還是個奉行儒家精神的讀書人。他認為人的本性到後來會不會變,在於小時候父母重利輕義還是重義輕利,以及年輕時心靈是否受過儒家的洗禮。他做了研考會主委後,有一次見面,就講到新聞的置入性行銷,他問媒體上的專輯或什麼企劃是什麼意思?我就解釋置入性行銷的概念給他聽。他那時候說他很困惑,因為前人留下了案子要執行,就是在某一個媒體登一個置入行銷的東西。我說可不可以這樣,你要求只要是公布研考會的政令政務,有美言的,你就清清楚楚說本文或是本專輯由研考會贊助,要求媒體這樣做。他問我只要要求就可以嗎?我說當然,媒體只要拿到錢,不管是明著告訴讀者,暗著告訴讀者都行。結果過了很久,他已經到了內政部,我才從別的教授嘴裡聽到,覺得非常安慰。那個教授說所有政府部門,只有內政部要求政府標案不准放在新聞裡,內政部的標案不准在新聞裡做置入行銷,我的政府標案或是我的政府要買的廣告,我清清楚楚告訴大家,這是內政部贊助。至於他到了行政院情況如何,我就不清楚了。
回到最先談的,什麼力量讓我對抗或不順從時維持初心?我為什麼要做媒體?為了公嘛,虛名浮利都要壓到最低,所以才會說閑邪存其誠。我記得老師當時講閑邪存其誠,就說是用柵欄把邪關起來。西方心理學家講,你心中有壞的黑狗,有好的白狗,白狗可以出去,黑狗要關起來,就是閑邪存其誠。很清楚那個根苗就在你心裡。或許這就是萬物萬事的本源吧,不是儒家多麼有先見之明,回頭還是講那個元,不管你用什麼語言,什麼樣的思維,什麼樣的文化背景,那個源頭那個元,就是我們現在所奉的元。如果回到了政治跟媒體的初心,就是天下為公。我感覺除了他院長就職時說要富而好禮,貧而樂道之外,沒有看到太多不一樣之處。老師常覺得他教書是為了要帶鳳凰來,沒有梧桐樹哪來鳳凰呢?現在好不容易有了一個鳳凰了,如果鳳凰一個人飛也不成數,也不成群。目前看到的知道的,政界真的少有保住老師根苗的人,即使保住了,可能只有一個,一個人會死在沙灘上,這是沒有辦法的,一定要一群,但是這一群,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我知道同學為難之處,我只寫信請他太太李淑真告訴同學,我替他加油,不會再多言什麼。因為以他的學貫中西,以他的認真,不可能對於奉元書院教的無所體會。
我覺得媒體人的專業,除了操作的專業,意理上的專業,比較難的是倫理,是面對私利跟公義之間的分寸。面對權力、有權力的人,跟權力機構時的態度,也是分寸。你可不可以把黑狗關起來?先要閑邪才能有那種浩然之氣吧?所以媒體不應該有王,不必有王,媒體不必是西方制衡下的第四權。我一個奉元子弟一個媒體人怎麼定位自己?就是千萬不要因為恐懼權力而依附權力,厭惡權力而盲目對抗權力,反而塑造另外一種權力。這是非常弔詭的,就像被綁架的人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很不幸,我在同儕間發現,在威權時代長大的我們,厭惡威權卻依附威權。就像自立這樣打著反威權旗號的人有那種行徑,一不小心就變成另外一種霸權。
我應徵公視時,總經理李永得問我為什麼要來?我說現在有大愛電視台,大愛叫做真小人,一切以上人為依歸,跟上人有關的新聞就是新聞,跟自己有關係的新聞是新聞,你不愛不要來,那是真小人。同樣的道理,人間衛視也是真小人,好消息也是真小人。我沒有貶抑的意思,他們擺明我的宗教放在我的新聞前面。其他媒體則都是偽君子,說自己公與義,都不是,都是私與利。他問那麼公視是真君子囉?不是。那你為什麼來?我說它可能成為真君子,但還沒看到。因為很多人為了媒體不公義,跑到公視來,結果不但不反省自己學藝不精,還以為自己很公共,別人都不公共,我講的就是現在的狀況。我現在所在的環境,一點都不是烏托邦, 一點都不是理想國,還是一樣,只不過披了一張皮,叫公共。舉個例子,你只要走進公共電視,大聲講我贊成核能,馬上會得到一大堆dirty look,只要說我反對同性戀,馬上被認為落伍,只要講經濟還是要適度開放,馬上被認為不愛台灣。這跟自立後來的自腐有一些幽微的關聯。
在我看來,公共電視真的應該解散重新來過,當然我也做不到,若做到了我要先失業。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現在的政治跟現在的媒體,都有一樣的問題,就是都是一缸餿水。多少清水進去都變餿水的時候,只能把所有水倒掉,把缸洗乾淨,重新注入清水。可能嗎?不可能。所以變成穿衣服補衣服,衣服愈補愈糟糕。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公視還沒有出現。有一位我很佩服的傳播學者馮建三,他質疑我們公共,他說你們知道公共跟公益有什麼不同嗎?非常好的問題。公共跟公益不一樣。老師常說好好色,公益有美名,美名就是好色。任何人都可以做公益,公共卻要有一點道德勇氣,而道德勇氣從何而來?要從每一天面對自己的閑邪存其誠而來。
老師一再講他是國破家亡妻離子散,我們只聽聽覺得對仗而已,不了解這八個字有多少血淚。我們想因為他生在末代帝王家,感觸特別深。但他講亡黨指日可待的時候,他有提到國不會亡。我們會不會有一天讓我們現在認同或所屬的這個國亡了?我開始覺得戒懼,真是可怕的感覺。經過這一番爬梳,我終於體會到老師為什麼那麼急切,因為老師老早就看到,只是我看不到。
最後我想跟各位分享,我們可不可以每個人都在自己的領域,在專業的知識,專業的技巧之外,加一個專業的倫理?不只是那個領域的倫理,而是回到奉元的倫理,回到天下為公的倫理。唯有如此,我們看到的政治群魔亂舞,媒體群魔亂舞,才可能有一天變成群龍無首,因為不必有首。各正性命就是我對自己的期許,也是對媒體人對政治人的期許。我永遠會提醒自己,權力跟名聲會如何害了這個本?我年輕時覺得當主播好有名,好多人認識。後來琢磨到一點:我什麼都不是的時候,有沒有辦法有一些作品或成果,贏得別人的肯定跟尊敬,而不是螢幕展示效果?就這樣轉了彎,不再做幕前的工作。我真的體會到老師常講無欲則剛,我不敢說我無欲,只能說寡慾。欲愈寡心愈靜,比較能隨著生命的起伏,體會出保持初心是可以做到的。
我們作媒體跟政治的共同點就是天下為公,追求天下為公是可行的。我還是會繼續鼓勵我的同學不要輕易被逼退,不要輕易地喪志,有一絲機會,就有一絲的成果。起碼他當行政院長的時候,他們夫妻說,他們沒有一天忘掉自己是老師的學生。我也很高興跟各位說,你們可以告訴人家,同門裡有一個叫江宜樺,現在的行政院長,他跟太太都是我們老師的學生,他們到目前為止都會提醒自己,不要忘掉自己是老師的學生。我誠心誠意的說,如果自己一路走來保留了一些什麼,保守了一些什麼,就是小小的慎獨功夫。終究已經年過五十,果然比較懂得要知天命了。隨著年齡增長,我會不斷保守這個功夫,慎獨的功夫。獨是誠,慎獨是誠之者,誠者天之道,慎獨是人之道。我們就是要一步一腳印往前走,還是要試著持續一個禮拜天天讀書,不要讓草長得太快,把路給掩埋了。
Q:媒體的自欺從依附政權走到了依附商業利益,該如何改變?我們很多東西學自西方,媒體運作也是,但是西方媒體有ethic code,我們好像沒有學到這個,我們的教育哪裡出了問題?我百思不解。為什麼不能制止墮落?只是誠的問題嗎?還是有別的因素?A:很多傳播學者在問,怎麼我們教的好好的學生,到了你們媒體都變壞了?這群學生都經過良好的訓練,也包括ethic code。我的觀察是,若沒有素富貴行乎富貴的修為,就很容易便宜行事的透過他認為的工具或管道遂行他認為的公義。例如我作主播會有名,就比較容易採訪到重要的人,就比較可能批判政策或影響政策,但這中間有幽微的部分,就是工具跟目的間的替換。如果沒有 耐寒的心,可能就沒有辦法。其他國家媒體有ethic code, 我會回答你,我們也有。公共電視最該有,也確實有。我們有個製播準則,但我必須說,那個節目製播準則是看了NHK,New York Times等等弄出來的,很漂亮。坦白講,那個製播準則每個字都看得懂,但都不會去做,因為每個字都跩文,只是文字的拼貼,而且非常量化。例如看了紐約時報說,他們的記者若得到15塊美元以上的饋贈,就不能收,否則會影響你的報導。15塊美元就是三百多塊,我們就把它改為一千塊。這是看得到的,其實看不到的最難。前陣子因為食安問題,我們有個同仁採訪手榨苦茶油,他收了餽贈,事後我知道那瓶油要九百塊。我的問題來了,我要不要記你過?我要不要拿出製播準則說你不對?我究竟該怎麼做才不自欺?憑良心講我處理得不好。我已經給了他最低的評價,也準備調動他的職務。結果我憂讒畏譏,限縮了我的道德準則,沒有直接記他過,只用節目的預算買了等值的禮品寄給受訪者。這麼做是不好的,不對的。不是我殺你一刀,你捅我一刀,就是公平正義。所以操作的過程很幽微,又很明顯,你到底怎麼畫每一條線?我在世新教過三學期的新聞倫理,後來不上了,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每學期第一堂課問學生,將來要從事媒體工作的有多少?都不到二分之一,要從事新聞工作的更只有三兩個。他們大部分要從事公關、廣告,或其他行業,所以他只是要文憑。第二個原因,請問你幾年級?四年級。如果你等到四年級才來上新聞倫理,因為必修,我要不要當掉你?我當掉你是因為你不夠符合新聞倫理,還是因為你不夠用功?還是因為你已經在工作心有旁騖,將來也不想做新聞?我只請世新把它改為大二必修課,後來改了,但我已經不教了。如果倫理是大四時的必修,匆匆忙忙去拿個分數,不可能落實,不可能內化。我的觀察是,西方走過依法而治跟法治兩個階段。依法而治是Rule by law,惡法亦法,台灣以前也有,威權時代的違警罰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最後走到法治Rule of law,它的前提還是制衡,因為它有司法獨立,有行政司法還有立法的調查權監督權,還有媒體,所以媒體才叫第四權。我們沒有,我們向來沒有走過這一段。我套一句胡佛老師的感慨,他是服膺五權憲法的,他認為五權不是國父拼湊出來的,現在經過幾次憲改,我們其實已經是另外一個國家了。胡佛老師的感慨跟我的兩個印象很像,一個是我看《北京法源寺》裡面寫康有為永遠走在時代前端,當你說他先進的時候他很先進,可是時代浪頭過去他就變得落伍。我覺得老師也有類似的喟嘆,胡佛也是這樣。當年還沒有解嚴時,我們上他的中國憲法與政府,一班八十個人上完課,就看到他自動跟兩個穿得乾乾淨淨的人走了,幹嘛呢?警總的人請他去喝咖啡。當年他有他的堅持,可是他主張的內閣制,現在大家認為落伍了。他講過我們早就是另外一個國家,自己不承認。他曾經在台大演講講到民粹,我們問他怎麼會變成現在這個狀況?因為我們只學到民主政治的操作手法叫選舉,選舉就有權力的交換,當選人進入公職之後,權力的交換會變成金錢的交換,於是形成政治化的社會體系。結果只見西方民主皮毛之流弊,未見其精髓及碩果。胡佛老師有一個很精準的說法可以參考,他說我們不斷選舉,不斷選舉,選舉就變成一個漩渦,選不上也能變成somebody,影響力就會更強。現在台灣一個選舉兩種解讀,對綠的人來說是在選國家,對藍的人來說是在選政府。每一次選舉究竟是要在體制內(In the system)改變,還是根本要推翻你這個體制(Beyond the system),這裡面有太多牽扯,所以沒辦法回歸到本質。我們的教育究竟在教什麼?我問我自己,父母、學校、老師這邊,對我到底代表了什麼?我們心中嚮往的大人在哪裡?嚮往的大學在哪裡?以前進台大很光榮,覺得接近宇宙的精神,覺得在吸取宇宙的精神,不知現在台大學生是否還是如此?感覺現在形而下的事情愈來愈重要。林懷民說現在的用語都不是正常的用語。你們看報紙看電視就會知道。我對語言沒有任何偏好,但是看到大大的標題說什麼東西 「落漆」或是「踹共」,我會納悶這為什麼會變標題呢?我們為什麼要用不正常的語言來傳播呢?為什麼不用正確的國語,漂亮的語言,優雅的語言,有人文素養的語言來傳播呢?如果我們天天用這樣的東西思考,出來的就是那樣的概念。你看什麼書,用什麼語言思考,會影響到你說出來的話。這是個不正常的社會,不正常的國家,因為沒有人拿優雅拿人文自我期許,拿它作自我肯定的標竿。老師一輩子和而不流,但那好難喔,我們做得到嗎?以前在新聞系上課,有學生問我對台灣的媒體有信心嗎?我說我對明天很悲觀,但是對後天很樂觀,只是不知道要多少個明天才能到後天?典範的轉移跟大突破什麼時候會來?只能點滴在心頭一步一腳印。
Q:您說淺談慎獨,我說您今天真是深談,用心在談,講得太好了,尤其是誠這個字。很多人認為要把我們傳統的東西拿出來跟西方對抗,在我看來中西是互通的,沒有對抗的問題,對抗是因為我們不了解它,不知道它的真心。任何專業固然有專業上的知識,可是最重要在它的倫理,很可惜我們近代引進西方東西、西方學術的時候,只引進西方的術,沒有引進它的倫理。台灣很多學會只管會內的選舉,沒有人 願意討論正事,早上選舉完了,下午的研討就鳥獸散。台灣最大的問題是,學者對學術沒有興趣,對權力有興趣。有一次錢賓四老師講,我們歷史學家在一起只能談電影明星,而且我學的東西跟你學的東西愈近,我們愈不會談那個學術,好像學術是軍事機密。簡單來說,學術只是敲門磚,每個系可以有路線鬥爭,不該有權力鬥爭,但現在每個系都有權力鬥爭,這最可怕的事情,學者沒有真心,沒有誠字。中國最重要的一個字就是誠字,西方也一樣。美國歷史學會有個Standard for Professional Conduct,從1890年代成立學會以後,每隔幾年修一次,最近十多年連修了四五次,修到最後這一次的版本,從頭到尾最重要的一個字就是Honesty,因為美國的歷史學界也出現了問題,有人也是抄襲,抄得非常巧妙,可是還是抄襲,抄襲的人還得到布希總統獎。所以學會就放棄了一件事。以前學會會受理揭發抄襲,有個委員會會處理這些指控,後來這個部門不敢再做這個事了,因為現實情況是抄襲得愈厲害的人,愈有權力的人,他愈得獎,所以不應該再做這個事情,應該回過頭來教育學生,教育會員,喚起大家對誠字的認識。寫歷史是這樣,寫新聞也一樣,最重要是誠字。有制度沒有用,最重要是人心,心靈改革是騙人的,最重要的是我們發自心靈的真誠。您講的跟西方現在講的完全相符,我覺得我們學會未來不只要強調傳統儒家思想多麼美好,而是要強調我們找到了Universal Truth。所以我們講課可以連結西方的情況一起講。您講的全是真話,這才是最令人感動的。我想請教一個問題,您可以不答。您這樣的行事風格跟作法,在您的單位為什麼能活到現在?在我的經驗是活不下去的,最後都是要走的。
A:我當時選跑環境線,先有了戰功,這決定了後來的日子。我形容我在中視十五年,前五年是中視忍受我,後五年是我忍受中視,最後五年是大家相安無事。頭五年我把當年所有可以幫他們得到的榮譽都得到了,或許是祖上積德,當時有那樣的靈動選了環境線,我還是很努力在環境線自得其樂。但自得其樂的同時有沒有一點好好色?有。誰都希望有一些自我成就或自我完成。後五年大概中視覺得好吧,都已經這樣了,也就不必除我而後快了。最後五年往自己臉上貼金的說法是受到打壓啦,於是我就沉潛,也做了不少開拓。後來不讓我碰政治議題,但 我還是會跑到,它終究還是會找上來,這很妙。有一天我代班,去清泉崗看IDF試飛,好死不死試飛失敗,我也沒有多做什麼,只是很清楚的拍到了李登輝張著嘴說「奈A阿內?」當天回來時國民黨文工會還告訴三台說,飛機偏離跑道沒有飛起來,黃沙滾滾的畫面不能用,我跟攝影記者說開什麼玩笑,我們拍得這麼好,可以看到它的輪子怎麼樣怎麼樣,我們要用慢動作,攝影就點頭如搗蒜,你轉過去拍到的「奈A阿內?」的畫面也要放進去,我們統統不用講話,直接用畫面說故事,攝影就說好好好。然好很巧妙的,做完時剛好 是播出前一秒鐘,邊喊來不及了來不及了,交完帶子我們就溜走了。據說經理摔門說要辦人,當天李四端在台視晚間新聞就播了,第二天中央日報 也登了,我們組長就跟經理說,晚上人家李四端播啦,第二天中央日報也有啦,經理拍桌大罵:因為我們先犯規,他們才犯規的。後來就記過吧, 我就想,你可以記我功,也可以記我過。我跟你就是退兩步進三步。
後來到了公共電視,還得說是運氣好。它現在是假公共,但終究名字還在。虎皮還在,就可以當真老虎。其實處得不愉快,有時候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就真的傷痕累累。它只能容許一種聲音,就是現在民粹社會標舉的正確,上綱到跟國民黨有關的都是可惡的,跟漢族理念的外省人有關的也是可惡的。
問我怎麼活到現在?我還是得說有一些運氣。大概祖先給了我一點道德勇氣,從小爸媽也這樣教我,加上老師的一些提點。現在不必搞革命,就可以輕鬆的把幽微的東西放在作品裡,讓看得懂的人看懂。
Q:我們的主管其實不是壞人,我們應該激發他的良心,當然很重要的一定要有戰功,所以他非要你不可。任何一個領袖,要有弄臣也必須要有諍臣,也必須要有能臣。沒有能臣沒有諍臣,就不能養活他的弄臣。所以我們如果真的有一些事情做得好,他也非得容忍我們不可,因為各級領袖都很聰明,如果屬下東西做不好,光拍馬屁是不能長久的,必須有人能做事。我記得有一次請虞校長跟孫校長吃飯,我很真誠地站起來敬禮,感謝他們容忍我這麼久。一九八五年剛好是整個要轉型的時候,他們要我作系主任,我就請教老師,我說我不能做這個工作呀,他們要把我當傀儡呀。老師把我臭罵一頓,說:「光會讀書不做事可以嗎?該做事了。他把你當傀儡,你不會把他當靠山啊?」整個就轉過來了。還有一句話老師沒講,就是假戲可以真做,就是剛剛您講的。不管公共是假戲也好,真戲也好,我就根據這個名字來做真戲,他也不能對我們怎麼樣,當然中間還有很多彈性作法可以把事情化解。所以我很佩服你。
A:我今天很感動,因為我也是新聞工作退休,做了二十年。我想講幾個對比。從新聞機構還有新聞機構老闆的歷史故事中,我看到很多皺摺及反摺,像當時兩大報的王老闆,其實他是阿兵哥出身,沒什麼學歷,也沒有養成,但他憑著霸氣跟純真,還有國民黨中常委這個位子,保護了一群真正做事,真正寫文章的人。那時有一晚有一個新聞事件很忙,出報很趕,老闆也很急,從十一樓下來說怎麼了?我的長官是掌門人,他就把筆一拍說:「我編還是你編?你來編好了!」老闆轉了一圈,馬上跟他鞠躬說:「我失禮了,你編。」當時我非常感動,不管中國時報怎麼批評我們,我看到他以謙卑的心保護著一群台灣的文人,讓社會上的良心有機會茁壯起來。可是現在的老闆拿新聞去換錢,他要記者跟受訪者說,如果你不要登,我就登你的同業,因為你的同業給了我錢。那個錢不是新聞記者放在口袋裡,是要往上繳的。這是蘋果來了之後才有的變化。
現在講一個蘋果的故事。蘋果剛來的時候,要採訪你這個餐廳,在你休息的時間,請你做整桌菜,他們拍拍拍,錢他全付,還付你採訪費。除了你的時間我買,你做菜的所有材料我也買。然後再派一組記者,在不同的時間去試吃,就像一般食客一樣,這樣兩方平衡報導,他們是這樣做。蘋果的老闆大家不認同,可是他能做得這麼到位,這是另一種霸權,用這麼細膩的商業手法,讓所有的年輕人只看蘋果日報,把老老實實一行一行寫文章的全部打垮,把四十五歲以上中華民國最精英的一群人全趕走,用兩萬三萬找小朋友來當記者,手機費跟採訪的油錢都不夠。 現在所有人也不看報紙了,小孩子連耐心看一行字的能力跟情緒都沒有,神經系統都錯亂了。美國也列出十大快速消失的產業,包括報紙,然後就是電子媒體。現在電子媒體的問題就是學藝不精,包括攝影編導還有主播,全部荒腔走板,標題也亂七八糟。電視讓客廳成為很重要的教室,每個家庭都可以開的一個教室,這麼重要的電視業,卻交給一群學藝不精的人在經營,還唯利是圖。原本我們要譴責的人可能反而保護了這個社會的生機,現在大家欽佩或歌頌的人反而對社會是不利的。例如賈伯斯告訴大家,每個人都是媒體,但從此沒有人替我們揀選新聞,製作精緻講究的東西,於是這個世界隨時都可以讓每個人神經騷動。
Q:我想以老師的一句話做個總結,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思想拿什麼普照於世界,要以中國的思維處理世界問題,這樣才不會變成老二。意思是一切跟著西方走,西方走了十步,我們只跟五步,永遠追不上,永遠是老二。除非有自己的思維,能對我們社會的問題提出根本的解決方法,才能跟別人並駕齊驅。什麼事都照抄,永遠抄得不夠快。
A:最後的小回應。老師常說好名者必作偽,我這個媒體人也從好名走向面對自己的好名,再到宣稱自己不好名這整個過程。還是那句話:天天要閑邪存其誠。